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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三部曲”作者席文举纵论教育改革方法论

席文举纵论教育改革方法论

 

近年来,中国“都市报之父”席文举推出了方法论三部曲:《思维方法库》(南方出版社出版)、《传媒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教育改革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传媒界、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近《世界华文媒体》记者就有关的问题采访了作者。这里将访谈的内容摘录于下。

 

为什么要写作“方法论三部曲”

 

问:席总编,你长期做报纸编辑工作,怎么退休之后写起思维方法的书,而且一气就写了三本?

答:都市报成功以后,新闻界很多人都向我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怎么就创造了别人没有创造出来的都市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后出了几本书,《华西都市报办报思路》、《黑马雄风》、《报纸策划艺术》、《席文举新闻策划》、《敲门发行学》等等。这些书看过了,10年20年过去了,还是不断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不断和反复的询问,终于把我问醒了。我明白了,他们问的是:“你的创造性点子是如何想出来的”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哲学所說的思维方法。都市报整个一套理论,包括若干操作方法,要追根到底,都来源于哲学的科学方法论。

华西都市报成功以后,全国新闻界、新闻理论界、新闻教育界对席文举的创造性做了大规模的报道和研究,但是始终没有走到数学思维方法这个源头和终点。明明看见“他从数学王国走来”,就不懂得数学王国给他带来了什么?所以,中国新闻队伍的科学思维方法库,完全处于一个贫穷落后的状况。为什么他们都说不出个子曰,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思维科学。创新靠什么?靠的是思维方法。没有科学思维方法和方法论,你创什么新。

我在四川日报工作的历史,十分有趣。改革开放以后,四川日报跟着全国报纸搞改革,每一个改革举措都派席文举担纲,我都能把它办火,火到都是《新闻界》杂志读者调查的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先是评论栏目《巴蜀小议》,后是昨日短新闻集锦《天府快讯》,后来是文化专刊《天府周末》。可是当我接受新的任务离开之后,后继者都难以为继,不仅无法维持原来的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的优势,而且质量不断下降,甚至到只有关门的地步。华西都市报在我离开以后,质量同样下降。席文举领导的前8年,华西都市报有40多个报道上央视的焦点访谈;席文举离开以后呢,一个焦点访谈也没有。焦点访谈就是当今中国的舆论主旋律。我办华西都市报,报纸发行量从0增加到六七十万份,我离开之后,后来者将发行量从六七十万份降到几万份。碧峰峡老总魏学大在我离开第二年就发出一声感叹:可惜一张生龙活虎的报纸,就这么垮了。《天府早报》总编辑黄远流说:四川日报没有人能办出席文举那样的报纸。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我有一个现代化的思维方法库,在需要科学方法的时候,我有创新的方法,在需要方法论的时候,我有创新的笛卡尔方法论。

举两个例子。

1999年底,四川雅安冒出来一个新景区碧峰峡。景区开业新闻发布会之后,接着是元旦和春节两个旅游旺季。三次旅游宣传热潮,中央媒体和省市媒体,包括华西都市报,上百人次的记者采访,做出来的报道全都是碧峰峡的风景新闻。两个多月之后我去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从他们的闲谈之中,发现他们创造的是一种资本与旅游资源合作开发的新模式,马上使用模型法,对碧峰峡模式做大型系列报道,很快就成为四川省委省政府西部大开发的典型,全国旅游体制改革学习的榜样,国务院因此拍板修改了几十年不符合实际的风景区管理政策。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视察碧峰峡。美国经济报纸《华尔街日报》做一个版的报道。这个例子说明,要占领新闻的制高点,必须掌握科学方法,不然你就会经常错失良机。科学方法是培养新闻敏感的基本功。

1990年代,中国搞市场经济,广告都到市场化报纸去了,全国的党报经济都处于困境,都决定办一张市场化报纸。全国省报办出来的都是清一色的晚报,个个失败。我到全国晚报学习了一遍,决定批判晚报。你怎么还要批判它呢?其实晚报就是一张半市场化报纸,只有少部分内容受读者欢迎。我就使用笛卡尔方法论,批判和取消晚报不受读者欢迎的那部分内容,再嫁接畅销报刊上的畅销内容,也就是批判一部分,学习一部分,批判+建设,就构成每一篇报道都让读者喜欢的都市报。我在《传媒方法论》一书中“都市报对晚报的批判性思维”一节,就讲的这件事情。

我对晚报的批判和建设的方法论思维,很快就产生结果了。一两年之后,全国大面积学习模仿华西都市报。这是中国传媒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国报纸学习一家报纸都获得成功的现象。1995以前,中国的日报发行量几十年一直在两千多万份徘徊,2000年,中国的日报发行量就增加到九千多万接近一个亿,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实现了一个中国梦。

市场上什么最火就模仿什么,那是弱者的选择,不是智者的战略。什么火就怀疑什么,寻找它的问题和不足,研究避免和解决的办法;把它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迈步更上一层楼了。笛卡尔方法论这个“批判+建设”的程序套路,在各个领域都大有可为。

科学思维方法和方法论,这对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不熟悉的陌生名词。但是,它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学问。大家对它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它长期被学校教育弃之门外。中国的新闻教育,长期只重视知识教育,不重视方法教育。都以为会写就可以把新闻工作搞好。正因为如此,我在退休以后,下功夫写了两本科学思维方法的书。第一本书《思维方法库》,讲述一个个遇到问题使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思维方法库是一个人的智慧银行。第二本书《传媒方法论》,对笛卡尔方法论体系做了系统的归纳和阐释。

其实,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教育,也不只是传媒和文科,理工科同样缺乏方法论的教育。所以,我又写了第三本书《教育改革方法论》,阐述整个教育存在的忽视方法论教育的问题。新中国70年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只重视传授知识,忽视方法智慧的教育。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在于训练“建立科学的科学”的笛卡尔方法论的基本功。

 

笛卡尔方法论就是数学方法论

 

问:你又不是学教育的,搞的又是新闻工作,对教育改革有多少研究?

答:我没有学过教育,但是,因为我学的是数学,数学恰恰荟萃了绝大部分的哲学方法,数学是人类思维的体操,哲学家笛卡尔就是从数学方法中归纳总结出“建立科学的科学”的笛卡尔方法论。我不仅懂得方法论,而且在实践中大量和反复使用方法论,目睹大量的人不懂得方法论给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的问题,对于方法论教育的重要性感同身受。偏偏教育的核心是方法论的教育,就是人们常说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对于方法论的了解,我不比学教育的差。恰恰相反,那些学教育的因为没学高等数学,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的重要意义,缺乏方法论这个提高人类智力最佳途径的教育,反而不懂得学校如何提高学生的智力。新中国70年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来看一看诺贝尔奖获奖情况。世界上排名前20名的大学占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90%以上。仅哈佛大学就151个诺贝尔奖,哥伦比亚大学101个,剑桥大学91个,芝加哥大学89个。亚洲,日本在本世纪的前19年就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有9个诺贝尔奖,连香港都有一个,而且是大陆的学生跑到香港,从小学读到大学。日本获诺贝尔奖的,除了3所国立大学外,还有7所地方大学。

中国这些年来对教育十分重视。不仅资金投入巨大,教师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学校校园更是修得越来越漂亮。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可是,不论怎么改来改去,都收不到不断培养出创新人才的效果。眼看一个屠幼幼获奖被视为0的突破,哪知道转瞬即逝,昙花一现,再也看不到像日本那样连年拿奖的苗头和希望。

 

西方的创新能力为什么那么强

 

问:你在书中说西方的创新能力强,是不是有点太迷信西方?

答:我不是迷信,而是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我写作《教育改革方法论》,就是想为把中国的教育搞上去出一把力。中国培养不出高质量的创新人才,完全就是因为没有对学生进行方法论的教育。

我在《教育改革方法论》的书中,采用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法。我们自身找不准中国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原因,不妨反过来,去研究西方的创新能力为什么那么强。从创新能力强的人身上寻找创新能力差的人的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极其缓慢,主要是创新能力不足。人类创新能力的爆发,是16世纪以来出现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革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多的创新运动。过去5000年的创新成果,与这500年相比,最多只能算是一个零头。一批批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工业生产中,于是引起了工业革命。很明显,是科学技术大革命推动产生了工业革命。那么,科学技术大革命又是怎么来的呢?是什么在推动呢?西方发生的科学技术大革命,其实是思维大革命推动出来的。没有思维方法的大革命,就没有那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和新技术的创造,也就没有科学技术大革命了。

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西方发生的科学技术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但是,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伴随西方科学技术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还有一场思维大革命。而且,这三大革命是你推我拥,紧紧交织,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真正走在最前面的,是思维大革命。十六世纪以来,欧洲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冲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思想桎梏,大胆否定过去的旧的思维方法,走上探索新的思维方法的道路。他们使用一个又一个新的思维方法,解开了长期以来不能明白的自然现象。一批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就在这些新的思维方法的运用中诞生。科学家们使用的这一个个新的科学思维方法,就形成了一股科学思维的潮流。西方的哲学家们,很快抓住人类思维史上的这一场变革,分析研究,得出结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维大革命,命名为“现代思维运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艾伦.考尔斯教授(Alan Charles Kors)就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他的《现代思维的诞生》系列讲座,以“17、18世纪欧洲思想史”为主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人类的思维方法和思想体系是如何走向理性和科学道路的。他在《现代思维的诞生》系列讲座中说:“牛顿引起的反响,绝不只是科学的、物理学的、天文学的。他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法,比如人类怎么去认识世界?”

所以,西方几百年来发生的这三场大革命,是科学技术大革命推动工业革命,思维大革命推动科学技术大革命。三大革命的源头,是思维大革命。是思维大革命推动产生了后面的科学技术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思维大革命,在中世纪强大的宗教神学顽固统治8个世纪的欧洲,不可能凭空冒出来一个科学技术大革命。

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我们一定要把历史读懂。中国人只知道西方发生了科学技术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不知道还发生了一场思维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为什么比西方落后,不仅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落后,更是思维方法的落后。如果读不懂西方这几百年的发展史,读不懂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只是在科学技术上追赶,那就是没有抓住根本,只是看到了有形的东西。其实,无形的思维才是动力的源泉。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比西方更为落后。

西方现代思维之所以诞生,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R.笛卡尔(1596-1650)。笛卡尔的两本著作《方法论》和《第一哲学沉思集》,用批判性思维,引导人们质疑当时统治欧洲经院哲学在内的所有理论。他主张要用三段式演绎法的逻辑推理,重新检验那些理论是不是真知,确定了再相信。他呼唤重新构建人类对自然界的所有知识,使其建立在物质运动的规律上。他否认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有关联,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寻找真正的真理,建立一个绝对正确的科学体系。

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出的寻找真理的5个要点是——

第一,遇到书本上介绍的知识,他决不盲目接受。不管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它是不是“真正的”真理。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笛卡尔主张用批判性思维对人类过去的知识进行审视,重新用科学的演绎法,即从一些已经清楚明白的公理原理出发来推演证明,看到底是不是正确。正确的才坚持,错误的则推翻重建。

第二,演绎法从公理化方法开始。这个推理的起点——公理,一定要是通过观察、实验证明了的公理,是自明的直观公理。不能用像“上帝是神圣的”这种无法证明的东西作为前提来演绎推理。

笛卡尔自己首先做出了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使用代数的方法的来解决几何问题,创立直角坐标系,从而建起了解析几何学。

第三,研究复杂的问题,就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

第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

第五,各种问题分析解决之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

笛卡尔的另一部书《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更加详细地阐述了方法论的4条原则。一,方法论的起点——普遍怀疑。二,认识事物的两种形式——直观和演绎。三,方法论的次序——由简入繁。四,论证结论的方法——分析与综合。

笛卡尔的理性思维方法,因为总结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马斯经院哲学正反两方面使用演绎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包括怀疑思维、提出问题、假设法、批判性思维、建设性思维、公理化方法、观察与实验、抽象与概括、归纳法、演绎法、化繁为简由浅入深法、化归法、分析法、综合法等一整套思维方法,是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现代思维的诞生】评价说:笛卡尔《方法论》哲学像电光一样激活了一代人的思维,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牛顿是第一个使用笛卡尔方法论建立起万有引力理论的科学家。他从研究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行星绕着太阳转的轨迹为什么是椭圆而不是圆等等,提出了万有引力的设想,然后采用演绎推理方法,论证了万有引力的科学,找到了计算万有引力的公式。

1730年代,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伏尔泰,写了一封信向法国人推荐笛卡尔和牛顿。他在信中说:“笛卡尔给我们指明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而牛顿沿着这条道路走到了终点。”

牛顿成功使用笛卡尔方法论的示范效应,推动了一大批科学家使用笛卡尔的方法论来研究学问。正因为一个接一个的科学家使用笛卡尔的方法论,打开了一个个科学技术的大门,逐步建立和形成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地理学、地球科学等等,于是,一个完整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体系就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技术大革命出现了。紧随其后的,是一整套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文艺学、伦理学、美学等等,也应运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方法论是最重要的人人都应该学习掌握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因为它是经过几个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们反复运用,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整个科学史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没有哪一个方法论能与笛卡尔方法论比肩。

后人对笛卡尔做过各种各样的评价,最中肯最科学的评价是:笛卡尔为科学家们总结出了“建立科学的科学”。

 

巴罗教授培养牛顿的启示

 

问:西方的创新能力强,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吗?

答:当然。西方学校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是给学生灌输多少知识,而是让学生懂得知识是怎么来的,掌握用旧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过程、方法和能力。我在《教育改革方法论》书中举出了一个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剑桥大学如何把并不聪明的牛顿,培养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了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书中介绍了牛顿的生平。牛顿父亲是个小农场主,在牛顿出生以前三个月就已经去世, 3岁时母亲改嫁给一位牧师,是外祖母把他抚养长大。牛顿的教育,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完成的。家庭的不幸使牛顿孤僻内向,学习成绩不好,一度还是班级里倒数第二。1661年,牛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学校奖学金考试就名落孙山。他的老师巴罗博士找到他,给他分析为什么落选的原因。巴罗老师说:因为你的几何基础知识太贫乏,无论怎样用功也是不行的。而《几何原本》恰恰是使用三段式演绎法的样本,从中可以学会一步一步严密的逻辑推理,那是应该好好掌握的思维方法。巴罗老师的一席话对牛顿的震动很大。牛顿过去就学过《几何原本》,那时他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没有超出常识范围,那些定理他都背得;可是,他并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证明这些定理的方法,也就是看重知识而忽略了产生知识的方法。现在,牛顿又重新把《几何原本》拿出来,从头到尾对每一步三段式演绎法推理做了深入钻研,从此懂得了演绎法的操作和运用。

艾伦.考尔斯教授在《现代思维的诞生》(8)《牛顿的发现和发现牛顿》的讲座中说:“牛顿所在的三一学院,深受笛卡尔主义的影响。年轻的牛顿在那里学习了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其它数学理论。尽管牛顿后来推翻了笛卡尔的物理学,但在早期是受了笛卡尔学说(指笛卡尔方法论)的启蒙。也就是说,在巴罗老师的教育和指导下,牛顿也掌握了笛卡尔方法论。

正因为如此,牛顿1665年发明二项式定理,次年发现万有引力、微积分,并开始光谱和望远镜研究。23-24岁发现了计算重力的公式,提出了成为现代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三定律,创立了微积分,为现代光学奠定了基础,还解决了大量的数列计算问题。1667年当选为三一学院院士。紧接着,完成了最伟大的辉煌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写作。

仔细梳理一下牛顿的年表,就可以发现,牛顿在短短的大学学习的三四年时间,就学习和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演绎法,和建立科学的科学——笛卡尔方法论。正因为如此,也就在这几年之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创造。

从这个年表还可以看出,三一学院的教学工作,无论是老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紧紧围绕科学方法和方法论来进行。我们的学校不懂得这一点,完全只重视知识的教育,甚至大搞难题的教育,不做方法和方法论的教育,完全就是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背道而驰。

你看,牛顿在大学学习思维方法,就钻研了人类两个思维方法大师的思维方法,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总结的三段式演绎法,一个是笛卡尔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科学的科学”方法论;同时,他又研究了两个使用思维方法的样板,一个是欧几里得使用演绎法的样板《几何原本》,一个是笛卡尔使用坐标系的方法研究几何的《笛卡尔解析几何》,从而获得空前的成功。

牛顿的故事告诉我们:牛顿并不聪明。他出生农民家庭,家庭又多次发生变故,个性孤僻,成绩不好,大学奖学金考试名落孙山。但是,因为老师关于方法和方法论的引导和教育,使并不聪明的他变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

二,牛顿当时学习掌握的知识,远远没有现在一个大学生那么多,更没有现在中国学生做的那么多的难题;因为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革命还没有发生,现代科学的各门学科,根本就还没有诞生。但是,牛顿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能够超过。所以,方法与知识相比,方法是第一位的,并非要学习很多知识才能有所创造。

三,牛顿在学校老师的教导下,学生时代就学习和练就了两个基本功:一是使用演绎法的逻辑思维基本功,二是运用笛卡尔方法论的基本功。老师教导学生,关键的是教育方法和方法论。学生读书学习,关键的也是学习方法和方法论。学生掌握所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就行了。

 

为什么科学技术大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问:古代的中国各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为什么科学技术大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答:近两百年来,不少人提出“为什么科学技术大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问题,还有人为此写了书,书出了好多本。仔细阅读这些书,就会发现,许多人的论述都不得要领。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笛卡尔方法论,也不学习笛卡尔方法论,所以就无法建立起任何一门科学,更谈不上建立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科学技术大革命是由一系列科学组成的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对中国人来说,更是望尘莫及。

先说一说中国人痛失指纹学的故事。指纹法最早起源于中国。我国七世纪就在解除婚约的证书上按五个指印。千多年之后的1859年,英国在孟加拉当警官的威廉.拉尔舍,看见在孟加拉经商的中国商人用大拇指在文件上盖手印,随即被纸上的指纹产生了疑问。中国人看见按手印的事情一千多年,见惯不惊,英国人却怀疑起来:为什么指纹能够鉴别身份?这个英国警官懂得笛卡尔方法论,遇到问题就怀疑一切,并且去研究为什么。他于是从1859年开始,收集了几千个指印,并在孟加拉的监狱里用指纹做罪犯鉴定试验,对这个自己不解的迷惑开始了认真的研究。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与威廉.拉尔舍同时代的医生亨利.福尔茨,1879年在日本讲学时,看到日本的史前陶瓷碎片上,有陶胚还没有干硬时留下的指印,于是研究起指纹来。1886年福尔茨回到英国,便建议英国警察局采用指纹法鉴定罪犯。

1892年7月,阿根廷内科契阿镇的郊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个青年妇女法朗西丝卡杀害了她的两个私生子女。警察局逮捕了她的男友,男友坚决不承认。案情毫无进展。内科契阿警察局阿尔伐雷兹警长搜索了孩子住的茅屋,发现门上有一个血污的拇指印。他捉住法朗西丝卡的手,将她的大拇指按在一个印泥盒里,再捺在一张纸上。他把纸印与木头上的拇指印做比较,清晰地看到两者一模一样。法朗西丝卡在放大镜下看这两个指纹完全一样,瑟缩着说:“是我用石头把孩子砸死的……”于是,拉.普拉塔警察局成了研究指纹学的大本营。领头人胡安.沃塞蒂希不仅潜心研究,大力传播,还不断实践,有时一天之内就用指纹法鉴别证明了二十三个罪犯的身份。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几年的研究,他的《人体测量学和指纹学使用法概论》终于出版。指纹学从此诞生了,一连串的鉴别制度就出来了。西方各国从此确定指纹鉴别法。

中国人发明了指纹法,使用指纹法1000多年,也没有人想起要研究建立一门指纹学。欧美一旦发现指纹法,就穷追不舍,好多人马不停蹄参与研究。指纹学诞生的过程,参与者都是沿着笛卡尔方法论的研究路线前进。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人不懂得“建立科学的科学”。

指纹法只是一个“术”,指纹学乃是“道”。从“术”上升到“道”,需要的是“建立科学的科学”。没有这门“建立科学的科学”,历经一千年也只会“涛声依旧”,停止不动。欧美从发现指纹法到建立指纹学,也就是三四十年的时间。三四十年胜过一千年,靠的是笛卡尔方法论。

中国人因为没有“建立科学的科学”,没有从“术”上升到“道”的,岂止一个指纹学!现在政法大学学习的刑事侦探学,就是西方在17、18世纪,即现代思维运动的同一个时期,总结形成的。主要运用的是三段式演绎法的逻辑推理。中国古代就有包公、狄仁杰之类的办案侦探人物,家喻户晓。时间比西方早几个世纪。书籍、戏剧,都有不少的记载。但是,中国人面对那么多的破案的案例,就是总结不出刑事侦探学。为什么?因为没有“建立科学的科学”。

就是现在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四大发明,也只是四个技术,不是四门科学。这四个技术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非常有限。火药主要做了民间娱乐的烟花和爆竹,没有像西方那样迅速拿来充当了国家强大的暴力工具;指南针还曾经几度失传,用途基本上是看风水,没有像西方那样充当资本向外开疆拓土的助推器。只有印刷术作用发挥得好一些。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笛卡尔那一套建立科学的方法,四大发明就不能从“术”发展成为科学。

 

缺乏方法论教育的现实很残酷

 

问:不学习方法论,就不能创新吗?

答:西方人为什么创新能力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制胜的思维法宝,一个是演绎法,一个是笛卡尔方法论。笛卡尔方法论是建立科学的科学,所以他们能够建立起一门又一门的自然科学;演绎法是证明真理是不是真正的真理的方法,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经过演绎法的证明才成为科学的。离开了演绎法,科学家就创造发明不出任何科学。

三段论演绎法的基本形式是三段式,包括——

1,大前提:已知的一条公理;

2,小前提:与大前提有关的一个事实;

3,结论:是从一般已知的原理(或假设)推出的,对于特殊场合或个别事实做出的判断。

三段论演绎法最经典的例子:

大前提:人皆会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必死。

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经典文章《晏子使楚》,说的是齐国臣相晏婴访问楚国,楚王捆绑几个齐国人,说他们在楚国盗窃,想在晏子面前侮辱齐国。晏婴说,你们知道,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南就是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北就变成枳了,两者形状相像,其实味道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水土不同。现在这个人在齐国不偷,到了楚国就偷,不正说明楚国的水土使人善偷吗?

晏子在这里使用的是标准的三段式演绎法。可中国的语文教材“晏子使楚”又怎么样呢?我在网上查了几个《晏子使楚》的语文教案,都强调是晏子的外交语言艺术,只字不提三段式演绎推理。比如,苏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教案《晏子使楚》[整理版]中说:“晏子使楚[教学目标] 1、能流利地朗读课文,复述晏子使楚的故事。2、学习晏子机智勇敢,不辱使命,维护国家尊严的精神。[重点难点] 1、重点:掌握重要的文言实词、虚词。2、难点:语言艺术特点。”又比如,人教课标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晏子使楚》教案教学设计中说:“教学重点 精读晏子与楚王针锋相对的话,了解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晏子是怎样反驳的,理解句子中含着的意思,体会晏子超人的智慧和善辩的口才,以及维护齐国尊严的思想品质。”还有一篇小学语文《晏子使楚》教案中说:“1、理解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学习简单的推理。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创造性地复述课文。3、了解故事内容,理解宴子出使楚国时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和维护齐国尊严的思想品质。”还有一篇教案提出的作业指导是:“根据‘阅读思考’第2题的提示,想象晏子的心理活动,进一步展示晏子机智地识破楚王的伎俩,巧妙应付,维护了齐国尊严的品质。”另外一篇自称为“小学语文公开课优秀教案《晏子使楚》教学设计”说:“四、教学重点:体会晏子语言的巧妙,并从他机智的回答中体会人物的特点。五、教学难点:体会晏子能言善辩的才能和维护国家尊严的精神。”总而言之,就是不提三段式演绎法。

我搜索了近10篇这样的语文教案,终于有一篇提及演绎法的语文教案出现了。百度文库中有一篇《晏子使楚》的教案说:“从课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晏子外交语言的艺术,主要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逻辑严密的三段式推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比喻、类比等反驳方式和语言艺术。”这里虽然提及了三段式演绎法,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落脚的重点还是“外交语言的艺术”,演绎法只是作为一个论据当陪衬而已。很多教案重点都集中在如何当好外交官和外交官的语言艺术。其实,晏子征服楚王的,最重要的恰恰是他的三段式演绎推理的逻辑力量,语言艺术虽然也有作用,也可以锦上添花,那绝对是次要的。假若没有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开始的三段式推理,再“艺术”的辞藻也不能征服楚王。

晏子使楚的艺术魅力到底在哪里?不在外交语言的艺术,而在三段式推理的逻辑力量。那一步一境(推理意境)的严密逻辑,不得不让楚王心服口服,找不出半个字的反驳理由。这才是晏子使楚的艺术真谛。什么语言在这个三段式逻辑推理面前都相形失色。

我们学校教材里还有一些涉及思维方法内容的课文,比如,“田忌赛马”使用的是对弈法,“曹冲称象”和“草船借箭”使用的是化归法,“司马光砸缸”使用的是逆向思维,等等。但是,课文后面的解读,都是语文知识的解读,没有方法的解读。本来可以是一堂很好的方法课,结果变成了语文知识课,方法智慧被束之高阁。例如化归法,它是笛卡尔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将一个未知的问题化为一个已知的问题,或者一个复杂的问题化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而到达解决问题的目的。《草船借箭》,诸葛亮通过搭草船的办法向曹操借箭,将制造20万支箭的问题转化为一个气象问题得以解决,是化归法的一个经典,可以借此很好地讲解化归法。可是语文课本里都是突出故事性趣味性,不讲方法智慧。只是笼而统之说诸葛亮很聪明。怎么聪明呢?无论是教材还是老师,都没有做出解读,只是在那里啧啧称赞:好聪明!真聪明!因为编教材的和讲课的老师,都不知道这就是化归法。

正因为学校里不讲方法和方法论,所以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中国人很少使用方法论。《教育改革方法论》书中举的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医生给病人治未病。《黄帝内经》提出的治未病,是中华民族一种非常好的思维方法。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中的一个经典。可是中国人在使用的时候,只是局限在医生对病人的一对一的健康管理上。结果是,1970年代中国人没有三高,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全民大吃大喝,2010年代,中国人大面积的三高就出现了。与此相反,日本人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就看到了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可能会出现各种病症,于是启动经济改革的时候,就全面铺开进行全民营养法的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就对全国海量的民众治未病。结果是,日本不仅没有出现全民三高,而且人均寿命世界第一。日本是将给个人治未病,裂变为给全民治未病,用了一个将“1”裂变为“ n”的裂变法。中国的卫生部不懂得当然也不会使用裂变法,自然只有眼睁睁看着全民从没有三高变成全民三高。卫生部为什么不会使用裂变式思维方法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个裂变式思维。不仅他们不知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野的很多,看见野的的人很多,基本上都无动于衷。城管面对野的,就不断打击,有时候打得鸡飞狗跳。美国的野的很少。但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罗宾·蔡斯看见野的,就想如何利用这些野的。她想起了母校同学们交流的互联网+的办法,于是使用笛卡尔方法论,建立起共享野的公司,模仿她的共享野的公司很快应运而生。罗宾·蔡斯懂得“建立科学的科学”,后来干脆建立起共享经济学,写出来的《共享经济》一书畅销全世界。

有的人说中国人的思维被制度被领导所压制。可是,面对野的,没有人压制你去想共享经济!美国的优步滴滴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完全允许。所以,即使政府没有压制你的思维,你都想不出来。共享经济的领军与跟班,这就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现实差距。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因为中国人不懂笛卡尔方法论。

中国人不懂得方法和方法论的事情,比比皆是。新中国之前的两千年是这样,新中国70年也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学校不教方法论。

 

素质教育的口号牵强附会

 

问:电视里的老师讲课,经常强调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能不能培养创新能力?

答:这些年来的教育改革,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素质教育。有人评价:黄全愈的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贡献。还有人说,只有素质教育能救中国。

为了研究素质教育,我专门买了一本长江出版传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

我翻来覆去仔细阅读《素质教育在美国》,觉得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很成问题——

第一,素质教育的概念不科学,不准确,太模糊。造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所依据的材料太少。书中讲述了旅美学者黄全愈自己的孩子矿矿,从小学到中学的几次作业和课外活动。矿矿上小学二年级时,老师要求他们到图书馆借阅了十几本书,完成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份研究报告《蓝鲸》。这个过程能够促使孩子动脑,促进孩子思维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的发展。到了五年级,矿矿写的一篇研究卡通画和漫画的文章,可以称得上非常专业化了。四个小标题,就卡通画和漫画的发展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卡通画家和漫画家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的动机,以及卡通画和漫画创作时的感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见解。老师要求研究的参考资料至少应来自三个不同的出处。矿矿明白了所谓不同的出处并不是指来自三个不同的图书馆。到了中学,美国孩子已经开始了真正的科学研究。矿矿在七年级时独立完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科学研究,自然科学课的老师要求孩子们自选个课题,用两个半月的时间独立完成研究过程,课题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动物到植物,从心理学到行为科学,选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新,不能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矿矿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富有想象力的课题:测试小老鼠的决策能力。黄全愈叙述了这些事情之后,大发感慨:美国人从小学就开始学做研究、写论文,七年级的学生就能够写出非常正规的研究论文了,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能不强吗?他们的科技素养、学术水平能不高吗?!

我以为,从几个事例抽象概括为“素质教育”,未免太牵强。抽象概括是一个思维方法,但概括一定要占有大量材料,从众多的具体现象中抽象出现象的本质属性;而且要切合实际,要准确,没有歧义。特别是作者最后的那一句反问:“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能不强吗?他们的科技素养、学术水平能不高吗?!”好像说服力很强;其实,根本就没有说服力。我们恰恰可以这样反问作者:“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能强吗?他们的科技素养、学术水平能高吗?!”因为作者并没有拿出矿矿如何训练思辨能力的例子,只笼而统之说是写论文。而训练思辨能力,那确实要苦练三段式演绎法的基本功,也就是逻辑思维训练的基本功。作者的这个反问,本来要达到无可辩驳的结果,其实本身就缺乏说服人的逻辑力量。而且可以肯定,如果去调查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每个都是经过严谨的数理逻辑的推理训练,而不是通过什么写出“非常正规的研究论文”那种模糊的训练方法培养出来的思辨能力。

第二,作者说,素质教育有人搜集了几十个定义。这个事实就说明,素质教育的概念模糊不清。一个科学的准确的概念,只能有一个定义。多几个定义,就会发生歧义。人家会问:到底是按照这个来定义,还是按照那个来定义?

第三,作者在书中解释素质教育,说是“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生动、可操作、可实施、活灵活现、神形兼备的实质:激发创新、解放个性、尊重人性、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善于发现、促发料研、学以致用、植根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素质教育如此包罗万象,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

第四,因为概念模糊不清,就难以拿出落到实处的措施。所以,尽管素质教育的口号很响亮,也喊了多少年,实际上没有哪个学校哪个教师能够落到实处,真正完成素质教育的任务。提不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无法落实,也就失去了这个概念和口号的意义。

综上所述,作者使用抽象概括的方法归纳出来的素质教育的概念,不能成立。作者仅凭几次课外作业,就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加以概括,拿出素质教育的概念和定义,说明作者根本就不懂得抽象概括的思维方法。作者应该读一读欧几里得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是人类最早提出概念和定义的科学,是如何建立概念、如何做出定义、如何逻辑推理的典范。人类的抽象概括方法,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前面说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不科学。其实,黄全愈的素质教育理论,就更成问题。凡是要建立一门科学,总要归纳总结出几条定理或者规律,并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出演绎论证。几个世纪以来,哲学界和理论界就走上了建立科学理论的科学道路,凡是没有使用公理化方法从理论上做严密论证的,都不认为是正确的理论。黄全愈整个《素质教育在美国》一本书,就没有拿出几个类似于“素质教育能够培养出精英人才”这样的命题,更没有从理论上使用公理化方法做过严密的论证。作者不经过严密的理论论证就拿出素质教育的理论,说明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才能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论。

说到这里,我们不仿使用假设演绎法做一个推理。假设三一学院巴罗教授在看到牛顿参加奖学金考试的试卷之后,发现牛顿考试失败的原因是不会使用演绎推理,就像矿矿的老师那样,布置牛顿去写很多高深的论文,训练牛顿的思辨能力。牛顿在中学时代确实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我们要问,如果这样训练牛顿,牛顿能攻克万有引力吗?回答是肯定的:不可能!不仅不可能,巴罗教授也绝不会这样做。那些攻克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没有一个是通过写作很多高深的论文来训练思辨能力的,他们拿下诺贝尔奖完全是通过步步严密的三段式演绎推理训练完成的。不进行演绎推理的逻辑思维训练,要想完成任何一个科技攻关项目,都是痴心妄想。通过高深的论文训练出很强的思辨能力,那只是作者的臆想而已。

如果再从实践的角度看,素质教育培养人才的理论就更成问题。作者举出的例子就是他的孩子矿矿。那么,我们要问:矿矿经过你说的那种素质教育,是不是就成了优秀人才呢?作者在书里并没有说出一个结果,也没有说出矿矿已经表现出来的要成为优秀人才的若干迹象。实践的结果到底如何,那就是最好的证明。作者没有拿出实践结果好坏的证明,其结论就难以说是正确的。大家都知道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者拿出了矿矿的例子,并没有拿出矿矿经过这样培训到底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结果都是未知的,怎么就得出结论了呢?何况,即使举出一两个或者几个例子,也不能就完全证明结论的正确。例举法举出一个例子可以否定一个结论的正确;要用例举法证明一个结论的正确,就要举出所有的例子才行。

理论理论,就是要以理服人。作者只是举出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例子,完全没有做到以理服人。作者为什么会犯这个最低级的错误?因为虽然他专门学教育研究教育,却没有学习哲学的方法论;而恰恰笛卡尔方法论是做理论研究的基本功。这是中国大学的教育专业学科结构的最大失误:不学习高等数学,不学习哲学方法论。凡是要研究教育,必须学习高等数学,学习笛卡尔方法论。

中国的教育既然想要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教育工作者首先得研究那些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是怎么获得的;他们创造性思维加工能力是怎么培养出来的;而这个问题早已被西方的哲学家研究清楚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艾伦.考尔斯教授(Alan Charles Kors)在他的《现代思维的诞生》系列讲座中,就系统讲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总结创造出一整套现代科学思维方法。这是一门思维科学,这门科学早已建立起来了。我们只需要学习运用就行了。我们不需要总结什么“素质教育”的新理论。科学家、哲学家已经有现成的科学的思维方法理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另起炉灶、另建极不科学又没有理论依据的什么素质教育理论呢!?

研究美国的教育,首要的是要系统研究美国学校的教材。教材是课堂教学之本。教师是按照课本来做教学的。教师有超越课本的内容,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不多。不看教材,丢弃课本,不抓住本质,只看几个支离破碎的课外作业活动(那只是几个表象),就抽象概括为什么素质教育,完全就是舍本逐末,牵强附会。

 

建设和批判都不能少

 

问:我们的学校里未必就没有做过一些方法教育?

答:在现有学校的改革方案中,也有的学校提出了方法教育的内容。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从方法教育的内容看,还是有不小的误区。

清华大学的学生手册对学习的要求中,就提出了学习批判性思维。我要说,批判性思维是笛卡尔方法论中打头阵的重要方法,但这并不等于就是笛卡尔方法论。笛卡尔方法论是一个包括怀疑一切、提出问题、提出假说、准备公理和工具、证明结论等一系列方法的方法体系。批判性思维仅仅只是笛卡尔方法论的第一步,它的任务是发现旧事物身上存在的问题,接下来还应该运用假设法等方法做建设性思维,提出一个能够克服各种问题和不足的新理论,新事物,或者新的解决方案,然后论证解决方案的正确与科学。只懂得批判性思维,不懂得建设性思维,你提不出新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论证不了方案的正确,你又怎么完成“建立科学的科学”的任务呢?

所以,一个人要有创新能力,不仅要有批判性思维,更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思维。有一个发现弹性定律的著名物理学家胡克,他在牛顿之前就提出了万有引力的假说,而且提出的万有引力公式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很接近,只差一个系数。可是,他就是证明不了万有引力。他的关键,是没有完成笛卡尔方法论的第二步,即准备证明定理的工具——微积分。他最终与万有引力失之交臂。用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话来说,他无法像牛顿那样走到探寻万有引力的终点,而且离终点还差得很远。所以,仅仅只是学习批判性思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认认真真学习笛卡尔方法论体系的各种方法,才能算是完成创造性思维的教育。

清华大学为什么只是强调学习批判性思维一个方法,那是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中批判+建设的程序结构。建设性思维方法在建立新的科学中有批判性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你如果不把建设性思维学到手,你就可能像胡克那样饮恨万有引力宇宙场。

其实,真正最能体现创造性的,是建设性思维。常言道,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批判性思维是破,建设性思维是立。如果你破是破了,始终立不起来,破也是白破。过去有一个口号,我们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也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砸烂一个旧世界很容易,建设一个新世界很难;批判一个事物容易,构想出一个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很难。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个个都有批判性思维,它将旧王朝打个落花流水,可是建设起来的政权又是一个封建王朝。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建设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只是批判,没有建设,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了。

笛卡尔方法论体系实际上有两个板块,一个批判,一个建设。少哪一个都不行。你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么大一个大部头,那么多的推理,几乎就集中在万有引力的论证。万有引力是牛顿的精心建设,从书里很少看到批判性思维。因为在建立万有引力这门科学的道路上,牛顿之前就有不止一个人提出了万有引力的假说。牛顿的主要工作,是运用数学的逻辑推理完成万有引力的论证。也就是说,牛顿之前的科学家已经完成了批判性思维的任务。牛顿说过,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功的。建立一门科学,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工程,有时需要几代科学家的接力。后面的科学家有时候就不需要批判性思维,更需要建设性思维。

比如非欧几何学的建立。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得几何学建立之后,雄视科学界两千年,没有人能够动摇它的权威。像平行线公理:“通过不在直线上的一个点,不能引多于一条的直线,平行于原来的直线。”这条公理当然是正确的。现在中小学的数学课本里也是这么讲的。可是,偏偏到了17世纪,意大利冒出一个数学家萨凯里(1667-1733),说这个公理有问题,提出“有什么根据不能引多于一条的平行线呢?”说不定可能画出几条平行线呢?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故意刁难;但是从此以后,总是不断有数学家去琢磨和研究这个刁难的问题。这些数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批判性思维。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向前再迈出一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建设性思维。

两百多年以后,1826年,俄罗斯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公理:通过不在直线上的一点,至少可以引两条直线平行于已知直线。从这个新公理出发,他最后建立了一门崭新的非欧几何学。非欧几何学就是曲面几何学,在曲面上通过不在一条线上的一点,可以引两条线平行于已知线。曲面几何学、球面几何学等非欧几何学,扩大了人类的空间概念,在天文学、宇宙论、航天技术等4维空间和大于4维空间的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现在人类要进入航天航空领域,须臾也离不开非欧几何学。

非欧几何学是人类空间认识史上的一次革命。这个罗巴切夫斯基,就具有非凡的建设性思维。他没有使用批判性思维,而是越过了批判性思维这一步,直接进入建设性思维阶段。笛卡尔方法论的全过程,批判性思维是起点,建设性思维是终点。整个过程,前半部分是做批判性思维,后半部分是做建设性思维。如果没有建设性思维,就不可能走到建立新的科学的终点。

 

方法论教育的三大措施

 

问:我过去经常听老师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说明有些教师还是懂得方法论的。你怎么老是说他们不懂方法论呢?

答:是的。在学校教书的教师队伍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说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遗憾的是,仅仅只是挂在嘴边的一个例行公事的口头禅而已。第一,他们并不去这样做。比如,讲授晏子使楚的课文,并不讲晏子使用的三段式演绎法;第二,他们也并不知道有哪些科学方法,更不知道笛卡尔方法论。

这就是现在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没有将方法论教育落到实处。正因为如此,我在《教育改革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了落实方法论教育的三大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重新编一套方法和知识并重的教材。这是实施方法论教育的根本。教材是教学过程中真正的核心。既是教师执教的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没有教材或不依赖教材的课堂,教学就会失去方向,教学质量也就没有了根基。课本课本,课堂教与学的根本。中国的学校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站在世界前列的创新人才,首先必须编写出充分体现方法智慧、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大中小学的教材。

为了体现培养创新能力的宗旨,大中小学的教材都要重新编写。方法和知识并重,用科学方法和方法论统帅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乃是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教材除了系统的阐述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之外,更要注重方法和方法论的解读,一方面使得学生在知其然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一方面培养学生使用方法和方法论的能力。

重新编写大中小学的课本,这就需要一支教材编写队伍。过去的教材都是以知识教育为中心。新的教材要将方法智慧融会贯通到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去,这就要在原来编写教材班子的基础上,吸收懂得方法论的人。如何把方法和方法论的内容水乳交融地贯穿到课文中去,又收到培养创新能力的效果,这本身就很考方法智慧。

首先要编写好小学的语文课本。因为小学没有专门的思维方法课,语文要承担方法和方法论教学的任务,就要对原来的教材做很大的调整。要结合课文的内容,把基本的哲学思维方法一一做介绍和解读,就要做一个统筹的规划安排,哪些方法在前,哪些在后,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孩子们第一次走进知识和科学的大门,好奇心、求知欲都很强,既是学习知识的大好时代,也是学习方法的黄金时代。教材要根据这个时候孩子的特点,让孩子们逐渐明白,科学方法是认识世界的绝妙工具。小学语文课学完,学生对思维方法和方法论,基本上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语文课相当于知识和方法的启蒙课。我们就按照哲学方法的体系,对方法做系统介绍。

小学数学课的教材比较好办,就在原来数学教材的基础上,加进方法的解读,也就是所以然的解读。这样一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就更进一步的加深。小学高年级的数学课,可以适当选择欧几里得几何学中浅显一点的内容,学习演绎法的逻辑推理。

中学阶段,就专门开设《科学思维方法》的课程,完成方法和方法论的全面系统的教育。《科学思维方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方法,二是方法论。科学方法部分,除了讲解每个思维方法的概念和基本知识,这个思维方法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还要把这个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取得重大成就的著名案例,一一介绍。笛卡尔方法论部分,一定要对笛卡尔方法论体系做系统阐述,同时对运用笛卡尔方法论“三步曲”的操作程序,一一解读。为了让学生对方法论有充分的理解,一定要把西方科学技术大革命中,科学家们如何运用笛卡尔方法论,建立一门又一门科学的事实,不厌其详地一一介绍。学生们学完这一部分,不仅对西方科学技术大革命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通过思维方法课的学习,科学家使用方法和方法论建立新科学的故事,让个个中学生都十分熟悉,就像现在熟悉成语典故、诗词名句一样。

中学其他课程的教材,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等,因为不直接担任方法的教育,所以就根据教学的不同内容,做“所以然”的方法解读,把方法和方法论的教育,贯彻到内容教学中去。

大学生的方法论教育教材,主要是高等数学。高等数学的教材,要编写出一本充分体系笛卡尔方法论的高等数学。大学生学习的其他专业课教材,自然都是对相应的内容做方法论的解读。

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是一个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材要一步一步将学生的方法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运用广泛的演绎法、分析法、证明方法、批判性思维、建设性思维,等等,要反复训练,熟能生巧。

重新编写大中小学的教材,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工程。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编纂《黄帝内经》,汉朝组织了3000人的庞大队伍,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们要以这种精神来编写大中小学的教材。

第二个措施,是培养一支方法论过硬的教师队伍

。教师相对教材来说,是一个更加活跃的因素。因为他直接面对学生,可以及时发现和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在学生的思维过程中起到启发、诱导和推动作用。比如,牛顿也读过欧几里得几何学,可是,巴罗教授却发现牛顿只记住了定理公式等结论,却不知道证明定理的演绎法;而偏偏演绎法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方法,不然就不能论证现实中遇到的其他问题。是巴罗教授发现和指出了牛顿忽视方法的问题,才使得牛顿走上学习方法的光明大道。如果没有巴罗教授的指引,牛顿可能永远无法攻克万有引力。

学生能不能培养成为创造性人才,教师的引领作用极其关键。如果教师都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学生怎么学得会笛卡尔方法论。中国的教育从以知识教育为主,转轨到以方法论教育为主,首先是教师要完成这个转轨。现在的教师队伍普遍没有学过方法论。教师只有一边学习一边教学,先热炒热卖,后逐步提高,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需要的方法论水平。不管是搞培训班,还是云教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种种办法,都要努力完成这个划时代的关系中华民族崛起的神圣任务。

第三个措施,是编辑出版一套方法论学习丛书。中国出版的方法论书籍很少。为了普及方法论,实现国民思维方法库的现代化,方便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学习方法论,改变中国方法书籍稀缺的落后现象,我们应该下功夫编辑出版一套方法论学习丛书,既可以作为学校学生学习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公务员、知识分子、企业职工和民众,学习方法和方法论的参考书。

哲学方法中的普适法,是学习笛卡尔方法论的基础,是哲学方法中各个领域普遍适用的经典方法。我们应该为每一个经典的科学思维方法,编辑一本学习参考教材,比如演绎法、归纳法、观察法、实验法、抽象与概括、分析法、综合法、发散思维、收敛思维、裂变式思维、聚合思维、逆向思维、假设法、公理化法、反证法、化归法、批判性思维、建设性思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统筹法、功能结构,等等。

二是科学技术大革命中,那些科学家们运用方法论,建立起一门又一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们运用方法论的过程和经验。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是运用笛卡尔“建立科学的科学”方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学习现代思维方法,许多人不知道更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那一套“建立科学的科学”。一些人虽然也学习过某一门学科,但是对于建立学科科学的规律并不了解。这一套丛书,对没有建立多少学科学问,又想建立学问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套非常好的学习教材。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也是学习现代思维方法和笛卡尔方法论的极好教材。

三是从1900年以来,那一个又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如何运用方法论的过程和经验。这是对一百多年来诺贝尔奖的一次总结和检阅,让中国人看看他们是如何运用笛卡尔方法论,攀登上一个个科学技术高峰的。从1901年到2023年,诺贝尔奖已经评选出了900多位。

通过这一套丛书,中国人对他们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方法论了如指掌,就会收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的效果,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就会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