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杂志联手董宇辉 2小时直播销售额破1600万元
直播间
期刊、报纸和图书，是文学的重要载体。作为文学作品的具体呈现者和传播者，报刊与出版社的状况，直接反映出文学的发展态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期刊和出版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未来如何“解压”与“破局”，寻找一条柳暗花明的新路，成为文学和出版行业从业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人民文学》1月23日晚在“与辉同行”直播间的亮相和热销，为期刊出版行业的转型发展打开了新的可能。连日来，业界持续关注这一热点话题，文学“破圈”、双向奔赴、新媒体传播、融合发展等成为大家热议的关键词。
推动文学追随时代的步伐
今天的文学，需要走出路径依赖，主动去寻找那些失散的读者，拥抱那些愿意为文学驻足的旧友新知。《人民文学》的这次直播，正是一次跳出固有传播思维的成功尝试。
这次活动让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当代》杂志社社长李红强首先想到的，是《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直播中所说的“寻亲”的比喻。“中国作协这种文学‘破圈’、关注当下的开放意识非常好，‘寻亲’这个说法很接地气。”《人民文学》是老牌杂志，自有其独特的魅力，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那么多人愿意购买尚未出版的全年12期杂志，这种文学记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董宇辉的表现也是一个重要变量，“他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一贯体现出很高的水平，能够感染人和打动人”。
“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原本就是一体：好内容是一切的基础，理论上来说，好的内容是能够跨越时间的，但没有营销、没有传播，时间也会把内容湮没。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营销和传播，去抢读者的时间和眼球。”李红强谈到，今天的读者并没有减少，分散在各种阅读形式中的读者，反而是成倍甚至成几何级数增加了；文学的传播，凭借各种形式和载体，也更加广泛了。出版人要做的，就是要承认现实、拥抱趋势，在牢牢维护好优质的内容和创作者这一核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下的各种传播手段，把优质内容和作者的效应发挥到最大。“我们始终相信，优秀的作者和他笔下杰出的内容，仍有撞击和感动人心的力量，我们要尽己所能，为这种力量疏通渠道、搭建桥梁。”
“文字加上想象力，是人类最浪漫的表达。”除《人民文学》和《北极村童话》《额尔古纳河右岸》外，“与辉同行”还在1月9日的首播和1月25日的直播中，推荐了作家李娟的散文作品《冬牧场》《我的阿勒泰》。两部作品均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董宇辉在直播中贡献了很多对作品的精彩解读，切中了当下读者的情绪价值需求，不仅是在帮文学作品寻找老读者，也是在推动优质作品不断遇见新朋友。这也正是文学‘破圈’的意义所在。”花城出版社社长、《花城》杂志主编张懿谈到，当直播带货成为一种常见的购买渠道时，出版方更要注重去寻找那些在风格调性上与文学作品相契合的呈现与对话方式。她表示，此次直播是传统媒介与直播平台这一新兴渠道和直播带货这一新兴生活方式的有效合作，也促使文学从业者思考，大数据时代，应该如何在图书期刊的征订、销售、发行模式上更新换代，以更好适应读者需求。
“直播次日一早，我们在《花城》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了介绍和宣传当下重要文学期刊的推文，强调了文学期刊坚守文学阵地和依然在场的重要意义，希望唤起大家更多的关注热情。”张懿介绍说，作为一个拥有45年积淀的文学品牌，“花城”也在不断努力创新文学传播方式，如在2023年3月成立花城文学院，在打造文学传播场域、构建文学交流平台、服务全民阅读、展现湾区文化等维度上持续发力，以期推动文学追随时代步伐，产生更大传播力和影响力。
文学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当文学通过新兴媒介与渠道向大众挥手时，读者和观众所给予的热情，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这次直播以其独特的方式，呈现了文学的稀有品质，显示出新媒体传播对于文学推广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阅读与欣赏，在今天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小众’行为，成为专业圈子与象牙塔内的现象。但这场直播，让我们又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万人空巷排队购书的场景。”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全程观看了《人民文学》在“与辉同行”的直播，在她看来，“文学是离生活最远的，它是我们超越现实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又是离生活最近的，因为她源于现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在很多书店和文化休闲空间里，我们会看到，精美的图书常常会和杯盏、壁挂、玩偶等生活用品摆放在一起，寓意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次直播引起的滚烫效应，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学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场直播胜在嘉宾们言语间如水般流淌的对文学的热爱，胜在董宇辉发自内心又富于修辞的表达，它是一场温馨的寻亲之旅，引发了记忆，勾连起向往，让读者和观众产生了很好的共情。”王晓乐说，无论是文学期刊还是图书出版，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传播都是一道必答题。“在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做传播，怎样满足广大读者内心的渴望？如何才能重新激活每个人对文学的感受力？这些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直播的成功，说明纯文学期刊还是有很多读者的，《人民文学》也找到了通往他们的有效途径。《人民文学》不仅自己打了个漂亮仗，也给行业带来了红利——渠道商们开始主动来找内容，而在此之前，很多直播间根本不接文学期刊这个品类。”《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从更为实际的角度，分析了这次直播带来的正向作用。“这场直播很可能会成为整个文学出版传播行业的转折点，很多期刊接下来都会更重视通过新渠道来加强影响力，从传统的邮发转向网络销售。”
近年来，《钟山》杂志举办了多场读者活动，主动寻找读者、了解读者。读者的踊跃报名与热情参与，让《钟山》杂志副主编贠淑红感受到大家对文学、对刊物那份持久的热忱和钟爱。“这场直播让我们看见，在新媒体时代，在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传统文学期刊一直都在；也让我们深思，当下文学刊物怎样才能更好抵达更多读者，留住更多读者。”贠淑红表示，新的传播语境下，互联网正成为文学刊物非常重要的传播渠道和工具。“但大流量一定是以质量为根基，《人民文学》多年来推出的大量优质作品和大刊口碑，是这次‘出圈’的根本保证。文学期刊要保持住‘顶流’的地位，除外界助力之外，更需要持续地修炼内功，发掘新的写作与文学表达，刊载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为读者提供高品质的精神享受，不辜负读者的期待。”
勇敢去探索“破局”的可能
《人民文学》的直播活动虽已落下帷幕，但杂志的销量还在继续攀升，相关话题的讨论也依然热度不减。比起直播活动刚结束时的激动，越来越多的讨论者开始冷静下来，对事件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文学期刊与读者能够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双向奔赴”，着实令人振奋，但如何让这种“奔赴”具有更普遍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这同样是大家持续关注的问题。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芙蓉》杂志社社长、主编陈新文谈到，“与辉同行”在文学类图书方面的带货成绩，证明了新媒体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原创文学出版想要产生更大影响，想要最大限度地转化产品、形成“破圈”效应，就必须要充分发挥直播阵地优势，整合优质资源，想办法拓展销售渠道。“出版社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长效机制，在坚持‘出作家出精品’、内容为王的前提下，培养和铸就一批可长期宣传、常规拓展的销售队伍、直播队伍，打造复合出版团队，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传统出版焕发出新的生机。”陈新文表示，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芙蓉》杂志将进一步梳理资源、强化书刊互动，打造新媒体矩阵和品牌活动矩阵，促进出版转型升级。
积极“破局”、着力拓展销售渠道的还有《上海文学》。细心的读者最近发现，《上海文学》微信推送的结尾处多了一排有关刊物线下销售的内容——在上海许多别具特色的书店里，读者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这本有着70年历史的杂志了。过去由于销售渠道等多种原因，优质的文学作品和内容无法与更多的读者见面。但如今杂志摆上了实体店的书架、开通了小红书的杂志号，读者可以很便捷地与文学“相遇”，感受一份文学刊物带来的精神滋养与情感共鸣。
“文学和读者要‘双向奔赴’，这里的‘双向’，实际上需要我们花很大精力去解决。”李红强表示，“双向”不是迎合，不是牺牲文学性去照顾想象中读者的口味，而是运用各种方式，让优质内容走到大众之中。“至于走入的方式，我们的经验是‘一书一案’：首先把作品内容的共情点和价值提炼出来、渲染出去；其次是调动网络读者，如小红书、抖音、豆瓣等平台博主自发的阅读感悟或评价文章；其三是‘董宇辉们’的视频或言说；其四是作品的转化，如影视、话剧等；其五是请作者和读者分享交流，在内容这个大‘雨伞’下，共同体会书中的烟雨风情。”
谈及如何让《人民文学》的成功模式变得可持续，季亚娅也提供了自己的另一点思考。“杂志社、出版社和直播渠道商合作，磨合必不可少，图书杂志的成本、定价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进而影响到读者的接受度。大家还是要抱团取暖，文学期刊行业要联合起来，进一步扩大增加与渠道商的谈判权。同时也可以听取一些读者的建议，自己做直播，开一个各种期刊联合起来的直播间，每家轮换与读者互动，慢慢积累流量。”
无论如何，正如《天涯》杂志主编林森所谈到的，《人民文学》直播的成功，其意义不在于它的“可复制性”，而在它的“启示性”：“这让所有的文学期刊都意识到，在发行量和影响力受到冲击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学仍然存在着‘破局’的可能。各家刊物都不能再当鸵鸟，而是要跨出一步，勇敢地去探索与当下新兴传媒方式相结合的可能性。”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人民文学》此次成功收获了大量关注和热度，进一步彰显了文学的价值与尊严。最为可贵的，是这份关注中所包含的无限敬意与真诚，足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新的窗口已经被打开，在这扑面而来的崭新时代，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理应敞开胸襟，拥抱机遇、迎接新变，共绘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繁荣盛景。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2月5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