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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国家孩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南方许多省市的福利院数千婴幼儿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了解这一情况后,紧急向中央报告,调集奶粉和肉类。时任内蒙古主要领导的乌兰夫提出了建议,由草原人民领养这些孤儿和弃婴。于是,在周恩来总理和习仲勋秘书长的安排下,数千孩子踏上了北进的列车。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千里大营救的行动。

内蒙古人民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孩子,乌兰夫和他的夫人云丽文就抚养了这样一位孤儿。

云丽文女士和她抚养的南方孤儿东东

 

作者:云 杉

 

近日,我在看电视剧《国家孩子》的时候,一件陈年往事非常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我的小妹妹,就是我父母收养的南方孤儿。

记得是1959年夏天,我正在院子里玩,母亲忽然走到我面前蹲下,拉着我的手说,你不是一直说别人都有弟弟妹妹,只有你没有吗?现在你也有小妹妹了。

我懵懵懂懂地来到我的房间,看见我的姨母也在。房间里新加了一张婴儿床,床上躺着一个很小的婴儿。

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断地说,你看,小妹妹多可爱呀!

我那时是第一次看见婴儿,非常好奇,还有些紧张。说实话,眼前的小娃娃真说不上多可爱,她又瘦又小,好像一只刚出生的猫仔,而且脸上还长着很多红色的疹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先天带来的湿疹。

母亲接着说:这是你的小妹妹,你要对她好,长大了也要照顾她。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郑重其事,这样的话从来没有对我的哥哥、姐姐说过。因为年纪的缘故,我没有感到这个妹妹的不同寻常之处,只知道我也有妹妹了。

现在想起来,我母亲还是考虑很周到的,因为我一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现在有了一个更小、更需要呵护的小妹妹,怕我心里不平衡,先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

说来也怪,我小的时候不是很听话的,我和哥哥、姐姐有时也吵闹,但是我们都对这个小妹妹非常关照,以至后来,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父亲给这个小妹妹起名“乌兰奥德”,汉文翻译过来就是红星的意思,但是我们都喜欢叫她的小名“东东”。后来她的名字也几经转换,但不知为什么,这个“东东”,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名字,因为承载了太多的儿时记忆。

东东在父母的呵护下很快恢复了健康,活泼可爱。只是她的湿疹一直没有痊愈,满脸都是红色的小疹子,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又疼又痒,小孩子就会整夜地哭闹。只要听到妹妹的哭声,无论多晚多累,母亲都会到我们的房间里,把她抱起来安抚。为了不吵到我们,母亲就把她抱到走廊的另外一头,来回走动。只要我半夜醒来,看见走廊的灯亮着,就知道母亲又在哄妹妹睡觉了。

妹妹的湿疹总是不见好转,成了母亲的心病。为了防止小孩子把脸抓破,我母亲缝制了纱布手套,套在东东的小手上,可是这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后来一位老中医开了一副中药,要长期服用。中药又苦又涩,妹妹不愿意喝,总是又哭又闹, 后来我母亲想了一个办法,把苹果刮成泥,和中药拌在一起,用小勺子喂给她吃,居然很管用,妹妹不再抗拒了。

天天看见妹妹这样吃药,时间一长,我就好奇起来了,觉得黑黑的中药和苹果泥拌在一起吃,大概很美味。有一天我见四下无人,就把放在桌上的半碗中药和苹果泥如法炮制地吃掉了,觉得味道还不错。姨母给妹妹喂药的时候,发现药不见了,十分纳闷,好几天都听见她自言自语:没看见家里有耗子呀?耗子也喝中药吗?

东东转眼到了快上小学的年龄,母亲已经早早替她办好了幼儿园的学前班,按照计划,1966年的九月,我妹妹就应该正式入学了。但事情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变化。

1966年春天,我父亲去北京开会,我母亲随行。因为离我妹妹上学的时间还有好几个月,我母亲就把我妹妹带在身边,这样方便照顾。但是他们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文化革命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我父亲反党叛国。最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父亲于1973年恢复工作,周恩来还特意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首提“单刀赴会”的评价。这些历史过往知道的人很多,我就不再追叙,我只讲一下和我妹妹有关的事。

在我父亲受审查期间,他和我母亲基本是与世隔绝的,先是北京,后是湖南,都是荒山野岭和军事禁区。我们是1972年前后去湖南看望父母的。谈话之间,母亲非常歉疚地说,东东没上过学,将来不知道怎么办。我惊奇地看了一眼东东,几年不见,她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不但很懂事,而且温雅大方,哪里像个文盲了?

但是妹妹却自豪地告诉我,她早就读完了小学课本,是妈妈教的,现在正在托警卫战士买初中课本呢。

没有想到,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还是给了妹妹以尽可能的基础教育。

在湖南的十几天里,我发现妹妹喜欢读文艺作品,但是她只有一本小说,就是《欧阳海之歌》。这是我妹妹从换防的战士宿舍里捡来的,已经读了好几年,磨得破损卷边了,但是我妹妹还是喜欢看,特别是下午闲暇的时候,她会在窗前的阳光下细细阅读,其乐无穷的样子。

其实我父母那里还是有不少书籍的。我母亲一直有个习惯,就是随同我父亲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一只装满书籍材料的皮箱。但都是马列经典和理论方面的书,没有文艺作品。

六年前我母亲离开居所的时候,也带了这样一只皮箱,可能是走得匆忙,无意卷进了一本俄文版的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集,插图很精美。

有一天我妹妹又在翻看这些插图了,一面轻轻叹着气。这一幕被我父亲看见了,他对我妹妹招招手说:‘’过来,爸爸给你翻译。”

我从堂屋路过,看见我妹妹皱着眉头,满脸不悦地听着。我父亲正好说到:“两只鸟哇哇叫着飞起来,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

我不识时务地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也太不文艺了!

我母亲听见了,觉得我说的对,立即让我把父亲的翻译变成文学化的文字,一笔一划地誊写在我妹妹的小学生练习本上,供我妹妹阅读。当时我真想给自己一巴掌,懊恼自己的多嘴。

所幸的是我哥哥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于是我们在湖南最后几天,都是和父亲在这样的讨论中度过的:“这是什么样的鸟?是快乐地叫,还是悲伤的?雾蒙蒙是什么天气?早晨还是黄昏?”等等。

我回到北京后,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我妹妹的情况,我第二次去湖南的时候,手里只提了一只很大的旅行包,全是中外名著,是朋友们送给我妹妹的。

父母回到北京后,我妹妹才第一次进入学校。那时侯她已经十三、四岁了。所幸,她很努力,也多亏了我父母给予她六年的基础教育,她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后来进入了大学。

我父亲去世后,我妹妹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那时侯我母亲已经是重病在身。我母亲把她和父亲的全部积蓄2万人民币全部交给了她,作为父母对她最后的祝福。

直到母亲去世,我妹妹都不知道她和这个家庭毫无血缘关系。但是她得到了我父母给予的、比亲生子女更多的关爱。

今年三月,建国七十周年前夕,北京召开了乌兰夫民族工作国际交流会,向国际友人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和经验。我当时发言说,乌兰夫提出让草原人民领养南方孤儿,当然有对蒙古民族性格的深刻了解,比如心胸博大、爱护幼小、具有深厚的母爱等等。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也只有十二年,中国的各民族之间在旧时代反动统治者压迫和挑唆下形成的、持续了几百年的仇视、隔膜、争斗、歧视已经基本被消除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的奇迹。所以,乌兰夫完全有把握、有信心以家庭领养的方式,让这些南方孤儿度过难关、健康成长。

后来我也想到了一个小小的因素(也只能是猜想,已经无从查证了):我妹妹是1959年被我父母收养的,是内蒙古大规模接受孤儿的前一年,这种家庭抚养的方式,会不会多少给我父亲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