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王唯真一次引人注目的宴请
作者:徐熊
徐熊近影。
1982年，王唯真同志在新华社为华裔美国客人举办了一次隆重、热烈而亲切的宴请，引人注目。因为，它是在文革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举行的。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云雾刚刚拨开，晨曦初初露面，灿烂阳光还未充分放射，而余悸尚存之际；主持宴请的王唯真其人，又是这样一位曾让国内外瞩目、也曾一度被两派红卫兵“保护”和“炮轰”的焦点人物。但是，席间宾主亲如一家的气氛非常温馨而愉快，令人感动。
为什么会这样？这得从头说起。
意外信息从天而降
1980年的秋天，一个电话告知：我的堂妹由美国来京讲学，要见我。我疑窦顿生：我哪来的美国亲戚？经了解才知道是我三叔的女儿——化学家徐莉初博士，她早就随父母从台湾迁居美国，这次是应我国一家医科大学的邀请来京讲学的。
1982年徐莉初博士原本准备再陪同父母来华访问，她的父亲徐直民是旧中国曾用“庚子赔款”送到比利时的留学生，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甘肃兰州大学任教育长，在徐州筹办江苏大学，并任校长；在此前后还在中央政治大学、河南大学等校任教授。可是台联来电话通知我：徐莉初父女俩有事不能来华，改由徐莉初的胞兄徐之戎带我的三婶来；因为我在新华社工作，台联还通知新华社外事局，请新华社负责人出面设宴招待。于是，我同台联一起陪他们参观，并和家人一同参加了这次宴请。
记得那次我放下电话后立即与时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方言、外事局局长丁仰炎商量，他俩一致认为由王唯真出面宴请最好：王唯真是早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的老归侨，文革结束后任新华社侨联主席，对海外华人华侨比较了解，对中国的侨务政策也很清楚。王唯真欣然同意了，并提议请社侨联副主席李勉之也参加。
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精神令人动容
宴会在新华社餐厅二楼进行，充满亲如一家的温馨。宾主双方自我介绍后，方言问我三婶：“在美国语言交流是否有障碍？”三婶说：“我一点也没感到，因为我年轻时，已在南京考上金陵女子大学了，那时要求英文的水平不低。”
徐之戎说：“徐熊大哥带家母和我逛北京大街时，我们看到了‘欧美同学会’的招牌，感到很亲切。因为家父和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欧美上的大学。”
“我们在国内也都感到很亲切，因为我本人就是华侨……”王唯真说到这里，方言忙插话说：“他就是以新华社侨联主席身份接待你们的。”我补充一句：“他还是新华社代社长。”三婶和徐之戎齐声说：“谢谢您！”
王唯真问徐之戎：“到美国多长时间了？”
徐之戎说：“过去我在巴西时间较长，由于巴西局势动荡，我们在那里感到不安全，才搬到美国，与我的父母住到一起。”
听说他在巴西生活过，我很惊讶，宴请也为此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起“九颗红心”之一的王唯真在巴西狱中的英勇斗争，也谈起文革中处在“空前混乱”的状况下，某些人在巴西事件上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很不道德的做法。
是谁首先谈起1964巴西反动当局无理拘捕新华社王唯真、贸促会王耀庭等九人，谈起王唯真在巴西狱中的坚强、乐观，现在已经弄不清。只记得大家畅谈着九位中国人在巴西监狱里面临着生死考验，在敌人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以绝食抗议将他们分散关押和递解台湾的阴谋。在这场国际斗争中，王唯真始终没有忘记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这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现出中华民族面对强权和邪恶时所秉持的凛然大义。
大家还谈到巴西当局违反国际法的行径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各国主持正义的法律界人士，许多对华友好团体和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纷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巴西反动当局的这一暴行；各国新闻界、贸易界不少机构和个人也都表示抗议和声援；巴西律师协会主席苏布拉尔·平托主动提出作九人的辩护律师。中国红十字会也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关系，先争取他们在狱中与家属通信（虽然巴西反动当局限定每封信只能写25个字），后又争取到让家属分两批赴巴西探监。在世界人民的声援和国内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这“九颗红心”，终于在1965年4月回到了祖国人民的怀抱。作为新华社培养多年的驻外记者，王唯真也成为了中国新闻界的骄傲。
王唯真等九同志的事迹，不仅使两位客人为之动容，就连新华社参加宴请的人们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激动且不能自已。
在极端困难中主持新华社大局
席间，话题转到王唯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有人提到北京西单十字路口的标语牌，那里是“文革”时期北京“打派仗”最激烈的“战场”。一度，在这个路口东北侧竖立着几丈高的巨牌，上面写着：“王唯真是大叛徒！”在相对的另一面，也竖立着同样大小的巨牌，上面写着：“王唯真是革命好干部！”
我的三婶急忙问：“为什么？”
“因为王唯真当代理社长，一派拥护，一派就反对。”李勉之回答：“那时社领导和各编辑部领导已全部被打倒，王唯真独力支撑，困难可想而知。”
“那么，是谁任命他为代理社长的？”徐之戎问。
这时，方言、李勉之和我七嘴八舌做了解释：让他主持新华社工作，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主席拍板同意的。但在那个混乱的局面下，没有权威、公理、正义的事太平常了。拿西单路口来说，就曾多次发生“王唯真”是不是“大叛徒”的辩论。据说西方记者把这一切拍照下来，在国外媒体上大肆炒作，巴西国家律师协会主席苏布拉尔·平托先生得知后非常愤怒，立即给我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发了电报，他在电文中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王唯真先生决不是叛徒！”不光新华社群众，就连不少外地来京的人都反对“王唯真是大叛徒”的言论，他们认为这是出于个人或小团体目的而损害国家和民族声誉的不道德行为。
王唯真当时就是在不少人成天捣乱、闹事的状况下工作的，局面多么难撑哦！这时我的女儿也忍不住插话说：“在我们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就曾发生过绑架王唯真的事件。”
大家接过话茬叙述了当时的情况。那是1967年12月4日夜晚，新华社一群男女调用“战备”车，开到皇亭子宿舍大院：一辆大卡车停在宿舍大院门外，另一辆吉普车开到王唯真家所在的19号楼门前。从车內跳出一批人，留下少数人在附近放哨，其他人直奔第三层王唯真家，在连连踢破两道门冲进室内后，把王唯真强拉硬拽，头朝下地拖下楼去，准备拉上吉普车带走。
王唯真的爱人陈萍看情况危急，便在阳台上呼救。四周邻居闻讯后纷纷拿起洗脸盆之类的物品一面敲打、一面呼叫，声音传遍了全院。这时候已有不少人闻讯跑出家门，放掉吉普车轮胎的气，救下了王唯真。这时候，绑架者见群众越来越多，有的吓得跑到大院门口的卡车上逃走；有的刚爬上吉普车就被群众揪下来围住质问。
让大家谈兴最盛的，是王唯真无辜被当成新华社“5.16”黑后台。那是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因为不知何时，天外就会飞来个大帽子扣上你的脑袋。据说上边让抓“5·16”（文革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5·16”），新华社马上就有几个无辜的人被抓。在逼供信中，有的人迫不得已就来个搅浑水，“招供”出几十个“5·16”分子。军管小组又追问：“你们的后台是谁？”于是主持新华社工作的王唯真就被供为“黑后台”，在劫难逃了。新华社为此就人为地制造出了所谓的“5·16”组织，包括王唯真在内的很多人遭隔离审查。另一位被逼无奈的人实在不愿乱招供，就反戈一击，“供出”了逼他的军代表甄文君是“5·16”，此事作为笑料被传得沸沸扬扬。
王唯真感慨地说：“这些往事毕竟是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发生的，现在都过去了，我们不去计较它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变坏事为好事，把以后的工作做好，才是当务之急。”大家还回顾了王唯真在新华社主持工作时解散了“牛鬼蛇神队”，保护了新华社被打倒的一大批干部；在摄影部群众的配合下，保住了新华社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竭尽全力维护了新华社工作的正常开展，出色地完成了那段艰难的历史使命。
王唯真事迹传到国外
听到这里，美国来宾被深深感动了。我的三婶连连称赞说：“王先生的事迹实在感人。我能在这次访问中认识王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徐之戎激动地说：“我很荣幸与王先生同在巴西生活、工作过；但是我很惭愧，在巴西经商，竟不知道王先生受屈和英勇斗争的事。今天我终于清楚地了解了这件事，对王先生热爱祖国，为祖国争光的精神感佩之至。”接着，他又谈到文化大革命：“在国外，大家都听说‘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一次我们感性地知道了它真实的一面。特别是，王先生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忍辱负重，实在叫人钦佩。”
王唯真主持的宴请在社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副社长、新闻研究所顾问缪海稜对我说：“王唯真同志这次宴请反响非常好。首先主客双方都到过巴西，谈起来自然、亲切；其次，王唯真在‘文革’中担任代社长，谈起那时的情况是权威的，对客人来讲，他们也会感到真实、可信，知道中国人在那么恶劣的状况下坚持工作，是多么难能可贵！下一次你叔父如果来，仍要由王唯真主持，我也想出席作陪。”
我后来得知，徐之戎回美国后到处对人讲王唯真的事迹。1991年，我访美时曾在洛杉矶我三叔家居住，几乎每一个同我聊天的人都问及“王唯真”或“新华社代理社长”的情况。甚至2006年夏天，我的由美来京经商的另一位堂弟徐复初，在见到我时还问起：“那位接待我母亲和哥哥的新华社代理社长，身体和生活情况还好吗？”我告诉他：“王唯真于最近去世了。”他难过地说：“哎呀，我还想访问他呢！”
作者简历：新华社高级记者、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所务委员。1927年生于江苏滨海县，1944年参加工作。采访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写过大量军事通讯和报告文学；采访过中央政治时事活动，从事国际报道和新闻研究工作；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导师，主持或编辑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国外分卷、《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国实用新闻大辞典》、《中国名人录·中国卷》（香港）、《中华人物辞海》等多部书，作品不少被选入大、中学教材，并被收录进各类媒体中。
2010年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