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而坚贞的灵魂 — 怀念王唯真
作者：卫元理
1986年王唯真与作者(右）在黄帝陵古柏前。
王唯真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前辈，成绩卓著的党的新闻战士和资深记者。对于他的溘然长逝，我感到深深的悲痛和无比的怀念。
在沉痛之余，我想起了二十多年来我们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亦师亦友的情谊，平常相互往来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片断场景。它们显得那么亲切和可贵，时时温暖着我的心。
现在，凭着依稀的记忆，断断续续地把它们写下来，以表达我对这位延安时期新华社老战士的敬佩和缅怀之情，并遥寄我的哀思。
一
最早知道王唯真的名字，是在1962年初。当时，他是新华社派驻巴西的特派记者。那时巴西号称美国的后院，尚未与我国建交，在里约热内卢还驻有台湾的“大使”。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斗争尖锐，充满风险。要在这样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开展工作，广交朋友，站稳脚跟，为新华社的报道工作开辟一条新路，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呵！那时我刚进新华社工作几年，虽然不认识他，但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
1964年，在美国的策动下，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右翼势力上台。4月3日，王唯真与其他8名从事新闻和外贸工作的中国人员被巴西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王唯真与他的战友们同巴西反动派和美蔣特务进行了英勇斗争。虽然受到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和一系列精神折磨，但他们九颗红心坚贞不屈。他们在法庭辩论中充分揭露了反动军政府的栽赃陷害，战胜了台湾特务的策反活动，并用绝食斗争粉碎了当局企图将他们分散关押和递解台湾的阴谋，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在狱中，王唯真画了一幅毛主席肖像在九人中传递，互相鼓励，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忠诚。记得当时报纸上曾登出了一幅外国记者拍摄的照片：法庭上，王唯真身带伤痛，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正气凛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唯真（右）和一同被无理逮捕的中国人在巴西法庭（外电）。
巴西事件是让当时国际社会震惊的重大事件。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除抗议和谴责巴西政变当局肆意践踏国际法准则，对我国公民进行政治迫害外，还寻找一切途径积极开展营救活动。4月5日，朱穆之同志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的名义，致电巴西新闻协会主席摩西，呼吁他帮助新华社记者和翻译获得自由。4月10日，新华社和中国记协分别致电世界各有关新闻团体和新闻界友好人士，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声援。4月24日，新华总社成立了以邓岗为主任的营救委员会，积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救援工作。当时，我们身在北京的总社同志，也十分系念王唯真、鞠庆东等同志的安危，不断打听巴西事件的发展变化和营救情况，终日心悬悬地，祈盼他们渡过难关，平安归来。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在祖国人民和国际正义力量，包括巴西著名律师平托等的声援和鼎力相助下，王唯真等9位同志终于获释出狱，于1965年4月21日胜利回到了祖国首都北京。在机场上，他们受到了李先念副总理和有关部门领导与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我在总社摄影部工作，看到记者拍回的一张现场照片，王唯真等受到英雄般的盛大欢迊，他的身躯被新华社的群众高高抛起，脸上满是阳光和幸福的笑容，周围是鲜花和欢乐的海洋，气氛热烈，场面感人。随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理周恩来先后接见了他们。
4月27日，总社在大礼堂举行全社大会，热烈欢迎王唯真、鞠庆东同志从巴西胜利归来。我参加了欢迎大会，坐在台下静听着他们的发言。也就是在这个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唯真本人。他当时还带着伤痛，但始终面带微笑，身躯挺拔，目光坚定。他的朴素、谦逊、刚毅而乐观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使我心折。
不久，国内部赵奇、袁木等同志采写的长篇报道《九颗红心向祖国》在报上连载（发表时署名郑志，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单行本），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反响。我每篇必读，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过程和细节。他们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女，用自己的英雄行为和坚贞不屈的精神，谱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正气歌，使千百万读者受到了教育。
二
不久，“文革”风暴骤起，神州大地卷入无穷的灾难之中。各种名目繁多的战斗组织，打着所谓“造反”的旗号，到处煽风点火，揪斗干部。新华社的形势也同全国一样，处于动乱和无组织的状态中，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瘫痪，科、组以上干部纷纷被罢官和批斗，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在这样严峻的关头，形势的潮流把王唯真推上了前台。1967年1月王唯真被任命为副社长，继而担任第一副社长、代社长，先是主要抓宣传报道工作，接下来主持新华社的全面工作。后来才知道，王唯真的任命，是在毛泽东主席那里决定的。
当时国内局势动荡，情况瞬息万变，上层斗争十分激烈。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王唯真心里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力挽狂澜。在几次请辞都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只好凭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高度责任感，挑起重担，排除一切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竭力做好本职工作。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很多同志都为王唯真捏着一把汗。王唯真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不小心便可能会被摔得粉身碎骨。但他仍然坚守岗位、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宣传报道业务的正常开展，保护新华社的干部队伍，保护国家机密和新华社的珍贵历史图片与文字档案资料，付出了诸多心血，避免了重大损失。由于日夜操劳，加上“造反派”的围攻，王唯真长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甚至通宵不眠，有一次竟忙得三天三夜未能休息，至使他本来就单薄瘦弱的体质，日益下降，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一次，香港分社发来十几幅传真照片，报道香港工人在抗暴运动中遭到警察毒打和逮捕的事件，需要发稿。我挑选了几幅，有些吃不准，便去请他审批。时间已是午夜，王唯真的办公室依然灯光通明，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他认真地审阅了我送上的照片之后，抽下一张，换上了另外一张，说“这张主题突出”，然后抬眼看着我。他的目光依然有神，但声音是沙哑的，面容苍白憔悴，显然身心处于极度疲惫之中。我不禁为他担心，身体透支过度，会不会很快垮下来。这是“文革”时期我与他仅有的一次直接接触。那时，王唯真的处境可真难啊，“造反派”要坚决打倒他，处处刁难、纠纏他，在1967年12月4日夜里，甚至发生了绑架王唯真的事件。鉴于新华社秩序混乱将会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害，王唯真于12月6日在人大会堂开会时，向周总理建议实行军管，终于在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的文件。
1970年底，由于受到诬陷和株连，王唯真被中央文件错误点名定性，并受到长期审查、批斗和关押。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他虽然悲愤莫名，但始终心地坦然、从容面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违心讲话，表现了光明磊落的襟怀和高尚品格。在接受审查期间，他写出了《文革和我》、《真伪之辩》、《我的申诉》等长篇文稿，回顾了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对“文革”时期主持新华社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做了剖析；特别是对陈伯达、王力代表中央领导新华社时在宣传工作上的错误，他讲明事实，分析原因，勇于承担责任，决不推诿，并澄清了一些流言蜚语，拨开迷雾，回归真相，为组织和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革”史料。
1982年，应王唯真同志的多次申诉，新华社党组对1978年给王唯真做的审查结论进行了复查，针对不实事求是的地方做了部分纠正，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后，王唯真才得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担任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直至1988年3月离休。
三
我与王唯真同志有较多的接触，是在1980年后。那年，新闻研究部（后改名为新闻研究所）成立，急需干部。我便申请调到了新闻研究部，负责新华社史料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王唯真和夫人陈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华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延安清凉山上的老战士，自然是我重点“抢救”的对象之一。他们对我提供了延安时期新华社工作、生活和有关人物的大量情况及线索。多次接触，我也加深了对王唯真的了解。
王唯真出生于一个福建籍的华侨家庭，自小在菲律宾读书。父亲王雨亭早年在印尼、菲律宾等地办报，传播民主、平等、爱国思想，曾两次被殖民地当局逮捕和关押，是著名爱国报人，在南洋华侨中很有声望，同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十分熟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因在菲律宾宣传抗战被诬告为共产党而被捕，从此跟定了共产党。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接受了党的任务，在南洋各地做华侨的统战工作，曾介绍了一大批华侨子弟奔赴延安，参加到抗日战争的行列。
革命家庭的熏陶，对于王唯真的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初中时，他便参加到抗日救国运动中，组织抗日讲演，上街募捐，抵制日货等。1938年10月末，15岁的王唯真从菲律宾回国，来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因到达香港当天，华南战事爆发，日寇占领广州，北上的路受阻，直到翌年5月，他才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连贯同志安排，随南洋华侨司机服务团的车队，绕道越南海防，进入广西凭祥，经贵州、重庆、西安辗转奔赴延安。
他从安吴堡青训班被分配到延安“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戏剧班”工作。这个班同时叫延安“青年剧团”（即现在“青年艺术剧院”的前身）。他在剧团参加演出，并兼做美术工作，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调《解放日报》美术科工作，11月随同吴文焘同志调到新华社任翻译科英译组翻译，半年后转到广播科做编辑工作。
王唯真画作：《画地图》（在延安《解放日报》美术科画战争形势图）
延安时期的清凉山，是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的集中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宣传机构，如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等，都设在那里。王唯真在清凉山度过了六年难忘的岁月。他在《解放日报》期间，为报刊读者绘制了不少简明的战争形势图；转到新华社后，先是翻译新华社电台抄收到的外国通讯社所发英文电讯，后来转为编发国际新闻稿件，成为新华社最早的国际编辑之一。当时新华社的编辑部门，只有一个广播科，仅有三人，科长李伍抓全面，陈笑雨负责编发国内稿件，王唯真负责编发国际稿件。在他们中，王唯真年龄最小、资历最浅。但他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加强调查研究，独立观察和分析国际事件及其发展动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际问题的述评和专论，获得好评。
王唯真回忆延安画作：《翻电报》
1946年夏，为适应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在组织上进行了大改组。《解放日报》的主要编辑部门和人员并入新华社，大大加强了新华社的编辑力量。王唯真被编入国际新闻部。期间，为了揭露蔣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王唯真接受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委托，撰写了一篇《告侨胞书》，并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叶华同志分别用广州话、闽南话和国语三种口语播出。这是延安台第一次向华侨广播，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唯真回忆延安画作：《编号》
同年11月下旬，鉴于胡宗南军队即将大举进犯延安，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组织第一次疏散，编辑人员大部分撤退到瓦窑堡附近的史家畔战备点，只留下四分之一的同志在清凉山坚持工作。国际部留下了吴冷西和王唯真，包下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每天发稿的全部国际新闻，工作十分紧张。1947年2月，因爱人临产，王唯真经组织上安排到瓦窑堡照顾护理，从而离开了长期战斗和生活过的清凉山。
漫长的岁月过去了。1986年10月，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落成。新华社派出了以缪海稜同志为首的，由当年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一批老同志组成代表团，参加揭幕典礼。他们有赵棣生、高向明、李蕴辉、莫艾、林宁、陈适五、彭志义、刘金恒等，王唯真和陈萍同志也在其中，我有幸作为秘书随团前往。
离别延安四十年，魂牵梦绕清凉山。在延河之滨，嘉岭塔下，老同志们欢声笑语，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在昔日的窑洞前，王唯真感慨万千地告诉我，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新华社的编辑和翻译人员挤在一孔土窑洞内办公，广播科的三位同志与副社长吴文焘同在一个木桌旁，夜里共用一盏小煤油灯工作。遇到灯坏了，或煤油一时供应不上的情况，只好点上麻子油灯芯草取亮。寒冬的深夜，延安的气温有时降到零下近30度，窑洞里的一盆木炭火不足保温，握笔写稿，手指常常被冻僵。狂风把窗纸吹破时，就用纸片涂上浆糊补上，有时浆糊结冰，纸片粘不上，只好任由寒风、冷气往里灌。工作结束后还要参加摇马达劳动。衣服短缺，一年仅发半套（领上衣不领裤子，领裤子不领上衣）。夏天在河里洗澡前，先洗衣服，把它晾在石头上，洗完澡再把衣服半干半湿地穿上。冬季洗澡、洗衣服的条件更差，身上、头上长滿虱子，抓不胜抓。手脚的冻疮，由它自生自愈。馒头只有会餐时才能吃到，菜的量很少，种类更少，夏天有时去挖些野菜来调剂口味，冬天连这些“野味”也没有。这一切，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相反地都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精神上感到很富足、很愉快。因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大家是来打日本、救中国的，愿意为祖国、为真理而战斗和献身！
王唯真还谈到了清凉山精神。他说，革命青年来自五湖四海，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培育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自觉地为宣传真理而斗争；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生活上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自强不息。这些，形成了宝贵的“清凉山精神”。它们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体现，是延安精神在新闻工作中的反映。王唯真动情地说，延安清凉山是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优秀新闻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清凉山精神要继承和发扬光大，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丢。我们边走边谈，从他激越的声调和飞扬的神采中，我看到了一个在党的新闻岗位上拼搏多年的老战士的伟大情怀。
王唯真和陈萍是1944年在清凉山结婚的。在王唯真家里，我曾看到一张延安时期发黄的照片，画面上，王唯真与陈萍亲密地并肩站立，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背景是绵延不断的黄土高原。王唯真告诉我，这是1942年拍的，摄影者郑景康，是八路军总部的一位摄影记者。当时，郑刚从王家坪出来，正巧碰见了恋爱中的王唯真和陈萍。郑景康与王唯真熟悉，很喜爱这位活泼的华侨青年，便用相机中剩下的最后一张胶片，为他们拍下了这张合影。要知道，在那艰苦奋斗的年月，照相机在抗日根据地极为少见，摄影的机会十分难得。这是王唯真在延安时期留下的唯一照片。他十分珍惜，前些年新华社征集史料时才捐献了出来。
王唯真对于社史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也使我感动。过去由于长期战争，环境动荡变迁，新华社留存下来的资料甚少，特别是中央苏区时期几乎是一片空白。新闻研究部成立后，设有社史研究室，专门负责新华社史料的抢救、搜集和研究工作。初期仅有我一人，困难可想而知。幸运的是，新华社的许多老同志纷纷伸出了热情之手，提供帮助和支持，王唯真就是其中之一。
卫元理（左一）与前来办公室的王唯真亲切握手交谈。
记得1980年我第一次去王唯真家访问时，他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新华社的历史，指出抢救史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社史工作要抓紧，史料是基础，当前首先是要抢救史料。趁一些老同志还健在，要组织他们写回忆录，对年纪太大或不能提笔的，可以口述，帮助记录整理，尽一切可能把他们亲身经历的活资料保存下来，否则，就来不及了。
当时，他热情地推荐了延安时期担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焘同志，还带我去吴老家中拜访。吴文焘在延安时曾在中宣部工作， 1941年秋从解放日报社调新华社任副社长，协助社长博古主持新华社日常工作。他作为新华社领导人，经常参加《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统一编委会，了解情况较多。吴的专长是国际问题和对外报道，对新华社的业务建设和对外宣传多有建树。吴文焘同志应我的请求，很快写出了长篇回忆录《清凉山怀旧——纪念新华通讯社建社五十周年》，于1981年在《人民日报》和《新闻业务》上同时发表。这篇文章记述二战时期新华社的事迹甚详。他还详细介绍了抗战胜利后他率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先遣队离开延安，长途跋涉，创建东北总分社，以及后来他去欧洲建立布拉格分社的经过。这些文章和材料，为后人研究新华社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王唯真回忆延安画作：《种南瓜》
王唯真回忆延安画作：《帮厨》
王唯真在此期间也先后写出了《在清凉山成长》、《延安广播的萌芽时期》等文章，回顾了抗战时期他在新华社英译组和广播科工作的情况，介绍了在艰苦的烽火岁月里老一辈新华人的革命精神和战斗风貌，文笔简练、饱含深情。王唯真喜欢美术，经常用画笔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保留下来一册速写画集，是用铅笔或水彩笔勾勒，纸张先后不同，纸质粗糙，现见到的约50余幅，有《翻电报》、窑洞播音《告侨胞书》、开会《检讨》、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服务 帮厨》、《种南瓜》等内容，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是新华社工作人员在战争年代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历经战火，弥足珍贵，已被新华社拍成照片保存在社史资料中。
在我们的交往中，还有几件事令人难忘：有一年春节，他带了水果兴致勃勃地来我家串门拜年，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了许久。他提到张纪之同志（“文革”中任新华社军管小组组长）曾主动打电话约他到家里，为当年对他审查中的一些错误作法和带来的伤害，向他道歉，态度是真诚的。我们还谈到了巴西事件，谈到了平托律师。他说：“我在巴西狱中的情况，中央是清楚的，我有关部门曾截获蒋帮特务从巴西发给台湾的情报，称‘对王唯真三次策反失败’。”他还提到，1974年中巴两国建交谈判时，巴西政府代表曾郑重表示，当年的巴西事件（巴西国内叫“九人事件”），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并向我国政府道歉。谈到这些情况时，王唯真语调轻松，十分欣慰。
还有一次，吴文焘同志离休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花落红土 —— 一个女演员的坎坷人生》出版后，王唯真打电话约我去他家聚会。那天，我来到王唯真家，吴文焘同志早已等在那里。吴老拿出书来，在扉页上签字后，各送我们一本。当时，吴老已是84岁高龄，仍精神矍铄，我们相见甚欢，畅谈许久。后来，我们三人和陈萍同志坐在沙发上，由唯真同志的孩子王枫给我们拍了合影照片。岁月悠悠，斯人何在？如今，这张照片还保留在我的相册中，成为两代新华人的友谊见证。
四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艰苦的环境过早地侵蚀了王唯真的健康，延安时期他得过淋巴结核和肺病，巴西监狱和“文革”期间的折磨，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疾患，1977年又发现肠癌，接连动过两次大手术。但他坦然面对，积极研究中医原理，因而久病成医。有一个时期，他身上常带着一副耳针测诊仪，有暇就给同志们诊病。我不懂中医，对耳针测诊疾病有所怀疑。他就热情地用耳针测诊仪为我诊断，并讲解耳针原理。他的耐心和赤诚，以及时时显露出来的温情，使我感动。
通过长期的交往，我感觉到王唯真的正直、坦诚和宽厚。他的心如水晶般透明，胸无城府，豪爽热情。他又是性情中人，容易激动，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光辉的一生。他追求真理，历经坎坷，饱受磨难，却无怨无悔，在风雨中奋然前行。炼狱的烈火，锻炼了革命者的意志，照见了灵魂的美丽和坚贞。他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新华社的骄傲。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2004年10月，我再次来到延安古城，参加延安新闻纪念馆揭幕典礼。重登清凉山，浑厚莽苍的黄土高原，高低错落的窑洞，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有感于前辈们的奋斗足迹，我用旧体格律写了几首绝句，现抄录如下：
誓扫寇氛不顾家，願拚热血酬中华。
电波飞越万千里，频报捷音到海涯。
星沉月暗野茫茫，窑洞灯昏笔作枪。
延水悠悠流日夜，至今犹忆好文章。
求真务实树新风，改版殊勋史册中。
唤起工农千百万，欣当报纸主人翁。
丰碑耸翠忆前贤，烽火征程创业艰。
峥嵘岁月弹指过，江山日丽写新篇。
斗换星移，沧海桑田。历史的星光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暗淡 。王唯真及其一代新华人的业绩和风范，将长存新华社史册，成为光荣的标记和永远的追怀！
作者简介：重庆人，1938年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1959年秋进入新华社，历任总社摄影部发稿助理、新闻研究所新闻史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
写于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