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海南《特区时报》
郭 琳
1988年4月，海南挂牌建省，海南经济特区成立。这是中国第五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的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8年来迅速的发展，对内地人的生活以至于心灵，形成一股股冲击。人们对特区从起初的不甚关心逐渐变得心心念念。记得有一年《珠海特区报》在西安招人，风声传到陕西日报社，符合条件者无人前往。但后来《西安晚报》以及其它报的记者去了，传回消息说条件不错，引得不少人心动。待到海南特区成立以及一大批人奔向海南的传闻日盛，终于鼓荡起内地青年知识分子图新求变却也矛盾重重的心潮。
杨捷
这年的3月27日下午，我遇到了杨捷。
杨捷原是《延安报》记者。我1982年在延安记者站驻站时认识了他。他话语不多，我俩也就是几面之交。他那阵儿被借调到《陕西日报》，好像是做记协的一个什么项目。
他带我到二楼一间大办公室。他宿、办都在这里。
他说他应聘了《特区时报》。这个报纸当时我第一次听说。他告诉我这是一家民办报纸，海南大特区有特殊政策，允许企业办报。这张报就是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的。办报伊始，亮出新的新闻理念，并在《人民日报》打出广告，面向全国招聘采编人员。他看到这广告后发去了自己的简历和主要作品。他的作品里有几篇内参，曾得到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批示。《特区时报》看中了这一点，想让他去重点采写内参。他请假去海口在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报社决定调他过去。但他家属不愿去，一时僵住了。
他鼓动我去，说以我的学历、职称、经历和能力完全胜任那里的工作，他也愿意推荐，让我准备一下业务简历，他帮我发过去。
他没有讳言他这么做对他有利的方面。他说他与陕西日报社领导谈过，如果《陕西日报》有一个记者被《特区时报》聘上，他就以《特区时报》记者的身份对调到《陕西日报》来。
这样一个对调过程的可行性及其难度，我完全不懂。但他所讲的《特区时报》的新闻理念和愿景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兴趣点是四个字：民办报纸。
民办报纸
“民办”区别于“官办”，我所在的党报无疑是“官办”的，确切地说是“公办”，就是公家所办——党和政府所办。
其实这里的“办”不是一个正确的表述。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营”。营者，经营也，即筹划与管理。经营与资金来源、产权归属密不可分。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经营者当然是出资者。股份公司出现之后，出资者即产权所有者亦即股东不必是经营者，出现了所谓的“经理人”，但股东终究是决策者，掌控着企业的发展方向。
1949年以前，中国的报纸绝大多数是私营，或是私人出资，或是私人企业出资。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变。
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迅即对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进行调整与充实，建立起一个公营新闻事业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以《人民目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新华通讯社系统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电台系统。
……截至1950年，全国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基本上都建立了党委机关报（后于1954年随大行政区一起撤销）。与此同时，许多（地）市乃至县的党委机关报也纷纷创建，其中不少是原在本地出版的解放区报纸。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机关报组成的党报系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营新闻事业的主干。此外，还有社会团体、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人民军队、少数民族和专业部门的报纸，《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等。据统计，1950年全国各类铅印报纸有 382种，1951年增至475种。经过 1952年的整顿和 1953年的调整，至1954年10月，全国共有报纸248种。其中国营报纸230种。公私合营报纸4种，私营报纸5种。……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报业的特点是：党报与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与私营报纸并存，其中党报、国营报纸占绝对优势。
该书记述了这一变化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与改造工作，由没收国民党以及其他反动势力主办的新闻机构转为改造私营新闻事业。
据1950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
对于这些私营新闻机构，党和政府最初根据公私兼顾的政策，在经济上予以扶持。……
对于私营新闻机构的宣传报道活动，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但不得反对或者损害人民的利益。……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私营报纸自身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办报业务难以适应新的形式。党和政府要求新闻工作联系实际，对工作和社会生活有指导作用。一般私营报纸缺乏这方面的素质，不熟悉新的办报方式，因而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较差。……其次，在新中国的读者心目中，党报的威信远远高于私营报纸。私营报纸在采访活动和获得新闻方面的条件较差，获得广告也比较困难，使许多私营报纸在经济上难以维持。……1950年6月底，全国私营报纸已由3月份的58家减至43家，11月底减至.39家；12月底减至34家，1951 年4月底减至31家，8月下旬只剩下25家。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党和政府又转而采取合并改组、公私合营等措施，对私营报纸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2年底，私营报纸除停办者外，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此后，人民政府又逐渐退还私股，进一步将公私合营报纸改造成公营报纸。
这就是说：1952年底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已没有了私营（或者说“民营”）报纸，所有报纸都由党政机关主要是党委机关主办，而且绝大多数是机关报，像《陕西日报》就是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报，也就是“党报”，主管上级是陕西省委宣传部。这里的“党”一度是广义的，包括民主党派，如《光明日报》就曾是民盟主办的。至于改革开放前有无政府部门办的公开发行的报纸，我手头没有确切的资料，不好说。
八十年代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党报不存在经营问题，经费来源是财政拨款，不登广告创收。
中国当代报业，除去澳台部分之外，是滥觞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非执政党的党报。50年代以后的现代当代中国报纸，完全是以政治宣传为使命的党的新闻工具。在经济意义上，直到80年代，中国的报业几乎完全是计划经济的典型行业，根本不存在市场竞争，也不存在利润导向。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改革开放以后，党报逐步转型，财政拨款逐年减少。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总编辑张光在一次会上讲：省上已不给《陕西日报》拨款，我们做到自收自支了。
也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报纸上的广告开始有了，多了。到1996年，陕西日报社全年广告收入突破3000万元；1998年，达到6100万元（陕西日报社70周年社庆丛书《<陕西日报>史》）第164页）。
后来，记者们联系来的广告有了奖励，又发展为提成。广告部主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每年的记者会上，专门讲组织广告的事。不过在八十年代初这事儿不算太迫切，当时市场还是党报当家，甚至是独家。省会城市西安除《陕西日报》外就是一份《西安日报》，省内十个地市获取信息主要靠《陕西日报》。《陕西日报》每天早上5点前开印，邮局在报社旁边设有一个机构，印出的第一批报纸立即装车，当天就能送到咸阳、渭南等邻近的地、市，读者下午拿到。榆林、延安、汉中、安康几个远一些的地市，送到已是晚上，第二天上午到读者手里。我驻延安记者站时就是这样，没有看到过当天的报纸。这几个远一些的地、市当时也办有报纸，但都是四开小报，信息量小。在这样没什么竞争的情况下，读者选择余地小，加上各级党委往往下发通知要求下级订阅党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党报发行量还是稳步上升的，1988年《陕西日报》订阅数竟达到33万份，远超了盈亏点（《陕西省志（第70卷）·报刊志》第285页）。
《特区时报》
1988年12月，随着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特区时报》试刊号出刊，赫然标明：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
创刊号上刊出了名誉社长、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学会会长胡绩伟所写的代创刊词《我希望……》，文中写道：
我在几个会上鼓吹大企业家办大报，就是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办全国性、综合性的大报，这将是新闻体制改革的一个大突破。《特区时报》正是大企业集团办的报，是“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的、我国特区第一张跨省的大型综合性的大报。它是五个特区的报，是全国开放城市和开发区的报，也是全国人民关心的报。
这似乎是民营报纸的重出江湖。
昙花一现
但《特区时报》试刊号上的主办单位名称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是一个被误解的昙花一现。
误解在于：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不是私营企业，而是一个全资国企。
国企不是都能办报的，确切地讲，不能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一般企业内部办的报纸俗称企业报，不能公开发行，不是正式出版物，只能在企业内部传阅。
例外情况是：一些体量足够大的国企，可以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但也要有从内部转为公开的一个过程，譬如《攀钢日报》与攀枝花市委机关报《攀枝花日报》明显不同。
我当年在《特区时报》的同事、后来在英国莱斯特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勾芍人说，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攀枝花市委机关报《攀技花日报》作记者时，《攀钢日报》还是一家企业内部报纸，后来才改为公开发行。
勾芍人1989年进《特区时报》，时间比我早。据他所知，《特区时报》创刊号出来后，关于主管单位，引起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关于企业是不是有资格作为省级报纸的主管单位等问题。
一个月后，1989年1月29日，《特区时报》试刊第二期面世，主办单位隐去了，只打了个“中国•特区时报社出版”。
报社的主管单位后来相继变更为海南省政府的厅级部门：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海南省计划厅等，最后停刊前的主管单位是海南省文体厅。
勾芍人
八十年代中期，勾芍人就兼有了专业记者和诗人作家两栖身份。他以行云流水式的散文文笔写新闻，展示出独特的写作技巧和风格。他参加了轰动全国的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和全国其他记者一道，以系列报道揭开了中国人长江漂流的第一页，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并不缺乏征服大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尤其是他随队采写的长江补漂独家系列报道，生动而精彩，先后刊登于《攀枝花日报》、《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幸福》杂志等，并被选入《最后的伟大征服》（作家出版社，北京，1987年）一书。
1988年，他先从四川《攀枝花日报》调档到《海南日报》社主管的《海南特区报》，参与《海南特区报》创刊，并和同是诗人兼作家的李忆敏共同主编《明星》副刊。《明星》副刊颇具特色的内容与版面编排，令读者眼前一亮，他1988年12月到上海组织创刊号文章时，其携带的《海南特区报》试刊报纸，受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青年报》等报业同行的高度赞赏和对组稿工作的大力支持。
而与《海南特区报》报名容易混淆的《特区时报》创刊时，作为一张国家许可的、以中国五大特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报纸，内容主打新闻和理论。理论版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文章为主，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一度被称为海南的《世界经济导报》。但也正因此，《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后，差点儿祸及《特区时报》，最后还是导致理论版停刊。
没有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版，《特区时报》何去何从？经过一番思考，报社决定创办副刊部。一段时间，社长伍思俊每天上班时和司机开车接勾芍人一起到海府路140号报社编辑部上班，将这个人才挖了过来。
勾芍人到《特区时报》后，主持副刊部。他不负众望。其编辑的副刊在全国报纸副刊中异军突起，因理论版停刊而流失的一部分读者因此又拿起了《特区时报》。
我到《特区时报》时，勾芍人正是副刊部主编。他主编的数个副刊尤其是《蓝海洋》文学副刊和《蓝海洋》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副刊，以其整版刊登高质量、高规格文学作品、不加任何广告的内容和港澳台风格版式，吸引了一批国内外一流作家如林默涵、刘心武、李国文、叶延滨、雁翼、柯原、杨山、丁芒、钟鸣、刘自立、吴思敬、田流（新加坡）、尤今（新加坡）、罗门和蓉子（台湾）、东瑞（香港）、蓝海文（香港）等支持稿件，其副刊特色，令人耳目一新，一时名扬遐迩。勾芍人还到部队基层组稿，分别编发了三个整版的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战士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报纸受到部队官兵喜爱。
讲真，《特区时报》初创期间相当高光——且不说发刊词是著名报人胡绩伟所撰，编辑部也人才济济：当时二十余人的编采队伍里，有硕士三人，博士两人，高学历人才所占比例之高，不光在海南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亦为罕见。一度，担纲该报评论员的是两位博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博士荣剑和中国思想史博士李晓东。
如此的励志环境， 就不难理解勾芍人嗣后会做出留英十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决定了。
勾芍人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东西方政治传播（中国、前苏联与欧美媒体）的比较，属于比较政治传播研究。在论文中，勾芍人对东西方政治传播涉及的媒体职业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媒体政策、经营模式及媒体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比较分析。
他在博士论文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闻事业，区别于前苏联的新闻传播模式，这一“中国特色”，为西方比较政治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作为核心的媒体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提供了重要的修正实例和中国范本。
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对这一核心理论在演进中的“新发现”和理论“新贡献”。
2003年6月，在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时，勾芍人论文中的比较政治传播理论构建，得到了外校答辩考官、时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教授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的高度认可。
科林·斯帕克斯是欧洲著名的政治传播学学者，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传媒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媒体、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期刊的创刊主编之一。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特区时报》由海南省科技厅主管期间，为我档案的事，我曾托我的大学同学、时任《海南日报》副总编辑的廉振孝问过科技厅厅长，那厅长回答是他们不大管报社的事。
对报纸的主管责任当然更多的是对报道方针的把握，具体体现在对一些报道的要求上。
科技厅属于政府部门，它没有把握宣传口径的任务。也不愿担这个责任。
倒是党委下属的宣传部真是在“主管”。
《陕西日报》陕西省委的机关报，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具体管理者是宣传部的新闻处。几乎每一天，新闻处都会给报社打来电话，传达新闻报道口径、对具体事件的报道要求、对报上刊出的某篇报道提出意见，等等。
这背后有一个产权归属的因素在起作用。
五十到八十年代中国的报业绝大多数是党委的机关报，它们本身就是党的资产与财富，是党的机器与工具。党对其加以严管是题中之义。
八十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投资环境进一步宽松，一部分非全民所有制的资金便进入报业，出现了一批没有政府编制、没有财政拨款的报刊。
……报纸既是信息媒介、新闻媒介，又是市场媒介、商品媒介，它可以同时兼具新闻通报、政治传单与商业海报、市场招贴两方面的功能。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既可以靠零售或征订报费得到收入，同时又能够向广告客户收取巨额费用，其所谓双向销售。能够在销售某一产品的同时赚取两份收入，这样神奇的商品如果不令业主发财，那才是怪事。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第20页
但这批资金刚刚进入便遇上了顶头风。
它们很快便“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电影《地道战》台词）了。
由《海南日报》主管的《海南特区报》的启动资金，是浙江一家企业给的，20万元。后来这事再没人提了。
《特区时报》初创时，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出了钱，但它不能有主办权，甚至不能是主管单位。
出钱的，不得出现在台前，必须隐身。
后来被有关部门指定的主管上级，如海南省科技厅，与其主管的《特区时报》没有产权归属关系，没有注入资金的责任和冲动，所以它并不深度介入。
《特区时报》一直走的是企业经营的路子：自筹经费，独力支撑，直到无法延续。
其实《特区时报》是一个事业单位，但无人拨给包括人员工资（俗称“人头费”）在内的事业费。
这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变格。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主格是有财政保障。
八十年代中期多数党报如陕西日报社就选择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模式。应该说选择这种模式的党报的领导者还是有想法的。他们不这么做，也有财政提供的保证；做了，结果要好许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逐步扭转经营亏损局面。1983年初，经申请，陕西省财政厅同意对陕西日报社实行盈亏包干经济责任制。……1984年,报社首次实现扭亏为盈。1985年，尽管纸张涨价，邮局发行费提高，仍实现利润157万元。比1984年增长4.49倍，向国家缴纳税金14万多元，缴纳能源基金51.7万元。
——《陕西省志（第70卷）·报刊志》第284-285页
只是要看到，这样老资格的报社毕竟有几十年积累，包括办公房屋办公设施印刷机器等设备都是原有的。
而八十代中后期这样性质的报社均是从头开创，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背后资金是否雄厚和自己经营的实绩了。
这其中又有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省级党报办的子报，譬如《河南日报》下属的《大河报》、《四川日报》下属的《华西都市报》、《陕西日报》下属的《三秦都市报》等。由于它们本身便是省级党报的下一级单位，省级党报主管、出资、出总编副总编一应干部，领导关系明确。这一类报纸基本都办在省会，在自我设计和定位时都突出晚报身份，如《华西都市报》即定位于“新型城市晚报”；《生活时报》也自称是“北京第二家晚报”。只是由于新闻出版署规定新办的综合性城市报不得叫“晚报”，所以不得不采用“都市报”这个读者并不熟悉的名字。这一类报社在经济上有一定独立性，收支独立核算。但由于依托着省级党报，有办公用房等一系列“光”可借，经济上不算紧张。
第二类是党政机关下属部门派生出的协会之类、社会团体主办的报纸。譬如中央党校，九十年代初已允许各部门创收，科研部就成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与科研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市场经济研究会曾主办了一期党的十三大精神宣讲培训班，有千余人参加，收到十余万元培训费，这笔钱就留在了研究会。后来科研部要办《中国市场经济报》，市场经济研究会拿出10万元钱。他们又找了深圳两个企业、四川三个企业，五家企业各给了20万。后来深圳市委又给了20万元。这份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主办的报纸就正式出刊了。
它的创办资金显然不属“公有制”性质，可以说是“集资”——众人拾柴；但多数集资方没有“占股”、“分红”的要求。
当年成功辅导我高考作文的崔佩亭老师，与我当年的中学英语老师齐春子夫妇俩先后被打为右派，贬至西安做中学教师。崔老师七十年代末平反重返中央党校，1993年任中央党校科研部常务副主任。《中国市场经济报》创办之初，崔老师出任报社常务副社长。
1995年作者与崔佩亭老师（右）在西安。
第三类是在不改变报纸隶属关系的前提下，企业入主注资，像《华商报》。其前身是陕西省侨联下属的《侨声报》，由于读者对象相对狭窄，经费有限，几近停刊。1994年，隶属于省侨联的陕西华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接手注资《侨声报》，广延人才进入。1995年元月，该报以新的报名《华商报》面世。其时舆论环境相对较为宽松，《华商报》的社会热点报道盛极一时，引得读者青睐。它又自办发行，一时间送（售）报员身穿印有“华商报”字样的黄马甲穿梭于大街小巷，成为古城西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几年之间，《华商报》名声大噪，经济效益直线上升。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曹鹏博士在博士论文《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中也谈到几个例子，并表达了他的隐忧——
……在外国资金之外，仅国内非全民所有制资金背景的报利就有至少十家以上。其中有最早内部实行股份制的《金华日报）；也有私人性质的广东《经济快报》（据称是由中山一位商人投资3000万元创办，后被《羊城晚报》收编为《新快报》）；还有是私人创办，后来收购亏损的有正式刊号报纸而“买壳上市”的《成都商报》；还有由商业性公司作为投资行为而扶持的西安《华商报》；更典型的是北京的中经报联，也即《中国经营报》与《精品购物指南》，据了解是办报者集资创办的，实际上也带有私人所有性质，但是他们出于现实考虑表示“不界定资本归属”；还有另一家从《中国轻工报》分蘖出来的《购物导报》，也是靠员工集资起家，因此同样产权关系微妙。
从管理部门角度，对类似情况是了解的，但是并没有细究或出面发表意见。这也就是“黑猫白猫”理论指导下的结果，因为这些报纸办得都比较成功，而且也没有在成功之后叫真“要说法”，因此，管理当局也就没必要表态。当然，这种状态只能是过渡性的、暂时的，因为随着报业的发展壮大，产权关系最终还是直接影响到市场的前景的。
报业集团
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厅字[1996]37号），要求压缩行业报刊，逐步取消省市行业报刊。199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调整中央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1999年11月11日，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嗣后，经过一番整顿，一些报刊停办，一些报刊转换了归属，如原陕西国防工办主办的《军工报》被划归陕西人民出版社，先改名《新经济报》，又改名为《阳光报》。原文化厅主办的《文化艺术报》也划归陕西人民出版社管辖。
报业似乎在收缩。
其实不然。按新闻出版署所言，这做法重在治散治滥；取消内部刊号，重点针对的是法制、公安以及行业小报、企业报，以优化新闻媒体结构，引导有实力的党报对一些基础薄弱、生存困难的小报小刊实行兼并。
与此同时，国内报界出现了一个大动作：1996年1月，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了广州日报社进行报业集团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面世。
报业集团的诞生以及报业经济新体制的形成，是建国以来中国新闻事业最重大的转折性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新闻事业最重大的改革之一。但是，不知何故，没有谁把报业集团与新闻改革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以往改革都是围绕着新闻报道，而报业集团却是经营管理，所以按照传统观念，这只是市场层面的推陈出新，与大家所提的新闻改革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闻业的经营管理本身的变革，就是新闻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层面的改革，新闻改革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向属于宣传系统的事业单位——报社，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形势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以集团公司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寻找新的、更好的位置。从执政党市一级组织的机关报到以党报为龙头的大都市报业集团公司，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名称更换，而是事实上，进入9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出现报业集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历史潮流与新闻业规律所至，也是经济环境与市场形势所造就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第1-2页
中国报业集团的出现当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后近20年，中国的报业总资本增值至少上百倍，在国内经济领域是最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行业之一。具体到某些发展迅速的报纸，其扩张的幅度可能更大。以《经济日报》为例，1989年广告收入为2000万元左右，到1995年已达到7320万元，1997年达到8300万元，如此高速的增长，在全社会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大都市报业开始起飞，获利之多，已经使很多大型企业相形见绌。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第80-81页
资本增长之后必然要扩张；具备巨额资金的报业经济，必然要求企业化运作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形式。
这同时也能发展壮大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增强党报的实力，扩大党报的影响。
关于中国报业集团的组建和运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光春曾指出，在建立报业集团的过程中有几个原则不能改变：1.党对报纸的领导不能变。主要在考虑报业集团领导体制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党对报纸的领导，更不能放弃领导。2. 党委机关报的性质不能变。这一点等于给它定位了，定性了，不管报业集团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党委的机关报。3.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指导不能变。4.“政治家办报”的思想不能变。5.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不能变。6. 三个服务的方向不能变。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7.两个效益统一的原则不能变。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社会效益为主。8.新闻宣传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也不能变。……（《中国报刊月报》1996年第8期第6页）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第85-86页
报业集团与非报业集团报社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其一，报业集团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人力资源、基本建设、高新科技产业开发等方面的政策照顾。徐光春指出：“我们不能给报社下达上交利税指标这一点必须明确。”（《中国报刊月报》1996年第8期第5页）而一般报社却缺少相应的政策。其二，报业集团扩张、兼并师出有名，甚至为筹建报业集团就必须创办新刊；而非报业集团报社则受刊号冻结的制约，即便想开发新的媒体也无计可施。其三，报业集团跨行业经营更加理直气壮。其四，由报业集团规划基建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有更好的立项理由。其五，人才优势更突出。其六，知名度与可信度大大提高。
因此，它在中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产生极大影响。报业集团的组建将优化报业结构，对内解决报业实际问题，满足自身需求，加大对报业学术科研的投入，对外将扩张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勾芍人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指出：“‘新闻媒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晚报和都市报的兴起反映了市场与读者的迫切需求；而新闻传媒集团的建立则是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里程碑。”
前景很美好，理想很丰满。
中国的报业集团出现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其实绩是否丰厚本人没有调研，无法以确切的数字证实。但近三十年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的兴盛并因此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冲击，是可见的事实。一些在或不在报业集团内的报纸相继停刊也是实情。至于报业集团的经营情况，我了解不多，我只知道：到了21世纪，一些挂着报业集团的报社又开始拿政府补贴——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广告少了许多。记者联系的广告不光没有了提成，如果广告中出现错字，还要扣记者的工资，于是，送上门的广告，记者也会推掉，让客户去广告部联系。广告客户的流失使报社明显减少了一大块收入。发行上则又照搬八、九十年代的办法，找各级党委向下摊派。
报业集团还俨然成了事业企业两头跨的单位，既参照公务员制度按级别给仍用公车的高管发放车辆等补贴，又打破事业单位薪金级别的限制，高管开始拿年金，收入大增；记者编辑却被取消职称补贴，按工龄定资，按“工分”取酬。原有的事业编制人员生老病死出现了一批空额，但新招进者则“顺理成章”地以企业编制待之。于是空下的事业编制名额成了稀缺资源，确切地说成了个别领导者手上的利器——将谁转为事业编制成为他对某人的恩赐，某人必以重金或……以报之！
现实有些“骨感”。
但愿播撒下的龙种收获的不是跳蚤。
作者简介：
郭琳，1982年元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做《陕西日报》记者近十年。1991年入《特区时报》。后到珠海。本文节选自即将完成的书稿《亲历与回望——一位党报记者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