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报之父访谈录– 方法论是传媒人的必修课
叙事人：席文举
访谈人：任露露 高山 李蝶
访谈时间：2023年9⽉10⽇
访谈地点：成都市锦江区天涯石南街2号可取小座
叙事人简介：
席文举，男，1943年生，四川阆中人。196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1987年起任《四川日报》副总编；1991年获全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荣誉；199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1995年起兼任《华西都市报》总编辑，总结了一套报纸市场化的理论和方法，使《华西都市报》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报纸市场化的领头羊。1998年被推选为中国都市报研究会会长。2001年获中国报业协会颁发的中国报业创新奖；2008年，中国传媒大会年会授予“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传媒突出贡献奖”；2009年，中国传媒大会年会授予“共和国60年传媒影响力人物奖”。2019年，荣获“100位改革开放文化产业领军人物”称号。
著有《新闻批评心理学》《报纸策划艺术》《敲门发行学》《倾力打造“川菜王国”》《傻瓜看世界》《席文举文集》《策划传媒》《思维方法库》《传媒方法论》《教育改革方法论》 等。
一、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1943年，我出生于阆中凉水乡崇山观村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毕业的时候，家里非常困难，父母都在生病，没有劳动力，我就急于想参加工作挣钱。五十年代，家里如果有一个人有工作，这家人就了不起了，就比较富裕了。农民是没有钱的，所以我就想早点参加工作。我报考的志愿是卫校。为什么报考卫校呢？父母亲身体不好，再一个，卫校就是中专，因为高中毕业还要读大学，那什么时候才能工作啊，我就坚决不报考高中。
我是学校的第一名，老师动员我考高中，动员之后我还是不报高中。我填了卫校志愿，结果录取通知书还是高中，肯定就是班主任老师改了我的志愿。班主任叫李家言，当时我心里是恨他的，因为我不能马上工作，家里却越来越困难：高一的时候父亲去世，高三的时候母亲去世，家破人亡，我的弟弟就只有抱给别人了。后来我高中毕业考了大学，大学出来工作，工慢慢做出了成就，而这个成就，完全是因为我读了大学，学习了高等数学。这时候，才觉得李老师把我的志愿改得非常对，不是他，我就没有今天，不是他，我就去读卫校去了。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贵人。后来一直想联系他但没联系上，前年阆中电视台采访我，节目播出来以后，有人跟我说知道李家言老师在哪里。他调回老家忠县，去那里教书去了。我今后一定要去看望他。
二、一个中学生改变了大学生的命运
读四川大学数学系完全是因为我有色盲，很多系都没有资格考。四川大学是我的第九志愿，结果那年招生招得很少，1962年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高等学校压缩招生。实际上我应该去北大的，结果呢北大招得少，我们那年，六个考生收一个人，所以我招到了四川大学数学系。现在看来我学数学是学对了，因为我把一整套科学思维方法都掌握了。
1968年8月的一天，我和四川大学数学系的五六个同学，一起从成都坐火车来到了自贡。自贡是一个不大的山城，街道沿着一条叫釜溪河的河展开。大家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几个同学都去市分配办公室打探消息，得到的情况和我们估计的差不多，都是去教书。大家都不想去教书，因为这就变成了一辈子的“臭老九”。在“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社会舆论环境下，我们都想去当工人，但是谁都没有办法改变命运，所以就天天住在招待所里耍，无可奈何地等待不知道的未来。
空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认识的成都公共汽车修理厂的工人杨正文。杨师傅是我这些年认识的一个工人朋友，听说我分配到自贡，就说，小席，你应该找人去活动活动。我说，我除了老家农村的那个乡以外，就没有任何亲戚朋友，自贡都没有去过，哪里找得到人活动。他很关心地说，他认识四川大学物理系四年级一个学生，云南人，这个同学有个女朋友是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正在自贡市化工厂实习，可以委托她在自贡活动活动。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我想，她一个化学系三年级的实习生，才临时去那里一个月，有什么办法活动。根本就没寄什么希望。
在自贡耍了几天以后，有同学给我建议，你可以去问问她。反正没有事情干，试一试多个机会。
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张家坝化工厂走去。它位于郊区，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拢。我在一个车间找到她。她知道我的来意，很热情，不由我多说，就说我们进城去找他。我问她：他是谁?她说是自贡四中一个高二的学生，叫潘名举。我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一个18岁的中学生，能够帮我一个大五的毕业生分配的忙吗？可我不好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否定人家，只有跟着她又急急忙忙往城里走。
我们走到目的地市委大院，天已经麻麻黑了。经她一路介绍，原来这个潘名举是个人物。他因为出身盐工，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真正的“红五类”,“文化大革命”时成了学生领袖，一结合就当上了市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了。副主任也只是挂个名，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兼任了一个职务：自贡市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这是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一把手，分配的事情由他说了算。
我们在机关食堂见到潘名举，潘名举正端着碗吃饭。食堂里已经没有人了。他站着吃，我们也就站着说。女同学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不想去教书，请他帮个忙。潘名举说话简单，问，那你想去哪里?他一下把我问住了。我不熟悉这里有些什么单位，半天找不到话说，想起前几天听说有人分配去自贡日报了，就问那里还需不需要人。
潘名举说，人家是中文系的，你一个数学系的，理由不充足。我本来就内向，不会说话，他这么一将军，就更找不到话说了，“嗯”了半天，才找了一个勉强的理由：我在大学三年级当学习委员的时候，也办过一份油印小报，叫《小数学家》，组织全班同学写稿，一个月出一期，用蜡纸刻写，用油印机印30份，全班同学一人一份。可以算是“报纸”吗?我不知道是问人家，还是问自己。
我不善言谈，潘名举也不善言谈；我穿一身补巴衣服，他衣服上的巴要少些。因为都是穷学生。我们只站着说了几分钟，他就说，你明天早晨8点，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吧。我和女同学只能告辞了。走的时候，女同学热情地向他表示感谢。
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三个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没有哪个喝哪个一口水。我心里一直打鼓：他是帮忙还是不帮忙？
回到招待所，同学们一听我今天的经过，就笑得合不拢嘴。他们说，你这个笨蛋，至少应该买一提兜水果送去。他们知道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四川大学最穷的赤脚大学生，享受学校最高助学金，从来没有买过水果吃。他们说，你还不懂得社会。
我一晚上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晨，我8点准时来到分配办公室。一问潘主任，办公室的人说，他已经出去开会了。我一听，完了，昨天他说的完全是推口话。
我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不知所措。办公室的人看我不走，问我是谁?我报上我的名字。他马上一拍桌子：你就是席文举？他拉开抽屉，从中取出一张纸来，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一张毕业生分配通知书。分配单位明明白白地写着：席文举分配到自贡日报。主任潘名举签字。
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一再向办公室那位干部鞠躬致谢。我一路在想，四川大学化学系三年级的这个女生，真行!怎么才来了个多月，就认识了这么一个至关重要的中学生!我想，这世界真奇怪，一个18岁的中学生，决定了一个24岁大学生的命运。
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时候，中学生潘名举同样下乡了。后来他招工进了地质勘探队。
三、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
我在《自贡日报》工作了一年半，然后就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待了一年多。有天突然通知我，调我到《四川日报》。当时《四川日报》到《自贡日报》选人，要选工农兵中的优秀知识分子。但是推荐的几个人都不满意，他们怀疑《自贡日报》不愿意放人，就把报社所有人的档案拿来看，一看见我的档案就不放了，就直接挑席文举了。因为我在《自贡日报》写了很多东西，很高产。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很刻苦，只要有事就去采访。其他人都有家，我是个没家的人，就没日没夜地干。这样我就调到了《四川日报》。
《四川日报》新来的大多是大学生，报社就办了个培训班。培训班结束，有的人分到成都，有的分去当编辑，我就被分到偏远山区，在内江、宜宾、川南地区采访。跑这些地区就是跑农村。四川有二三十个地区，每个地区有两三个记者。那个时候通讯落后，写的稿件从邮局寄回报社，到编辑手里也要两三天。第一年下来，记者部统计，我的上稿率最高。
1972年国庆节的时候，省委书记刘兴元抓了个典型成都无缝钢管厂。那个时候好像是中国最大的钢管厂，要把它作为重大典型，做系列报道，派出20多个人采访报道。先由最能干的两个记者负责写第一篇通讯，全面综合介绍这个典型。头一篇打响之后，再陆陆续续推出相关报道。我们许多人都只是分工跑素材，给领头写稿的记者提供素材，完全就是个配角。但是一周过去了，第一个炮弹还没打响，省里都催了。记者部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那天部主任李策就在那看稿子，我坐很远的地方，看他边吸烟边看稿件。看了半天，烟头都堆很高了，还是不满意。然后他招呼我说，“小席，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说，“这稿子不行，你把它改一下！”我没有想到，他叫我改《四川日报》最出名的记者的稿子。我觉得很为难，人家是名记者嘛。但是他叫我改，我也不敢说不。他不由分说，像下命令说：“明天下午这个时候交稿”。我当时看了一下稿子，确实不行。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抓的典型，这稿子至少得像个样子嘛。我觉得素材不够，但是不能去找人家要素材，马上骑着自行车又跑到钢管厂去跑素材，一直忙到后半夜。第二天，我睡了个懒觉起来，就开始在那儿改，改到下午五点去交稿。交过去我也很忐忑，就在那里等他看。他看完了之后，说“还可以”。他的一个“还可以”就过关了，实际上那个稿子他已经很满意了。但我把那个标题改了，改为“炉火正红”。钢管厂嘛，就是很多炼钢的炉火，烧得红红的，炉火正红。这篇稿子过后，李策对我的看法从此就变了。他以前在记者培训班的时候讲过：大学生变成一个成熟的记者，要十年。但是第二年有一次记者会上，他就说，“席文举已经成熟了”。后来我虽然也是一个驻站记者，但是经常派我去完成机动记者的任务，一会儿到乐山，一会儿到遂宁去采访，有重大报道就派席文举去。当时机动记者只有几个，很少的，就是要比较能干的，基本都是年纪大的，年轻的记者都不机动，都是驻站记者。
因为我写稿子很快，用稿率高，很多人就觉得席文举好像知道上面（指省委省政府）在想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四川日报》的记者在第一线都是摸瞎的，不知道该搞什么报道。我完全是第一线有什么我抓什么，抓出来的恰恰都是重要的新闻。比如有一次省政府叫要抓抗旱，我的抗旱稿子就已经到编辑手里，明天就可以刊登出来，所以觉得席文举好像知道省委在想什么一样。本来，那一次是我听说资中县罗泉镇供销社抓供销工作做得好，我就去采访。到了区上，就听区委说现在旱情严重，区上正在抗旱。我马上改变计划，去抓抗旱的稿子，当天晚上就发出去，第二天就出来了，发在头版头条。这个说穿了就是要有新闻敏感。那个时候的通讯比现在落后得多，记者在基层跑，哪里知道省委省政府在想什么啊。罗泉镇，我最近才知道这是刀郎（原名罗林）出生的地方。
1974年，国庆十五周年，总编辑李半黎看到《人民日报》隆重推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五周年的报道，就赶忙通知部主任来开会，布置要做迎接国庆十五周年的报道。工业部主任马上说：“昨天收到席文举一篇通讯《盐海新涛》，自贡市发现一个新的盐矿，写得好，可以作为迎接十五周年报道。”李半黎马上说：“赶快拿来，我看看”。他看完就在稿纸上批示：这篇通讯写得生动活泼，波澜起伏，评价很高，然后亲自题写标题字。这就解决了迎接建国15周年报道的燃眉之急。
《四川日报》对面不是有个三中嘛，一个记者的爱人就在三中教书，第二年春节后开学，课本发下来，初三语文课本就有《盐海新涛》那篇通讯。语文课本将这篇通讯作为通讯的范文，课文后面的题目就是“分析这篇通讯的写作特点”，还有几个名词解释。编辑部就传开了。那个时候《四川日报》的文章进语文课本的，只有一个，就是许川1958年写的通讯《红光公社大放红光》，写的是毛主席视察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的，是个重大主题。《四川日报》对席文举的认识就变了。
到了1975年3月份，就通知我明天赶快回来上夜班。我说我不愿意上夜班，我就当记者，当驻站记者也愿意。电话说，“你赶快回来，你要当接班人了。”我只当了三年的记者，就被四川日报领导决定，由我去夜班值班签大样，担任值班总编辑的工作。报纸版面怎么安排，标题怎么敲定，都由你签字决定。席文举，一个编辑都没当过一天的人，去当报纸值班总编辑，这个事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没有的。当时没给我职务，但给了我任务和权力，实际上是培养我，这个真是叫“坐火箭”。
《四川日报》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他们两个敢于做出这样的决定，来自于编辑部各方面的信息。而记者部主任李策，就是一个主要推手。是他向领导反复宣传席文举如何如何。席文举只是一个驻站记者，编辑部的人都不认识，我的故事都是李策到处说的。李策不是一般的人。他两口子都留学美国，抗美援朝的时候，朝鲜停战谈判不是谈了两三年嘛，他就是翻译团的一个翻译。他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新华社的名记者，写了很多出名的消息通讯。后来他因为“胡风案”受牵连，从总社降到四川分社，又从四川分社降到《四川日报》，就成了编委加记者部主任。
四、《四川日报》新闻改革的突击手
改革开放以后，《四川日报》也在改革。很简单，就是《人民日报》干什么它就干什么。《人民日报》办了个言论专栏，叫《今日谈》，办得比较好，读者都喜欢看。《四川日报》也办一个《今日谈》，叫《巴蜀小议》，派我去。为什么派我去？实际上他们总认为席文举能做好这些事情。四川日报要招考编辑记者，就派我去出题。省长要作抗洪救灾报告，叫《四川日报》派人去起草，四川日报也派我去。
我从没写过评论，就写过新闻报道，最多写个通讯、消息。但我一下就办好了《巴蜀小议》，好到什么程度？ 1，《新闻界》杂志读者调查是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2，小议在全国全省好新闻评奖中获奖；3，重庆出版社主动上门出书；4，人大新闻系把《巴蜀小议》一书发给每个学生一本作为评论写作参考书。因为读者喜欢看，所以有的时候就一天三篇评论。那是有史以来四川日报历史上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巴蜀小议》每篇两三百字，针砭时弊，抨击歪风邪气。许多读者来信说，《巴蜀小议》思想水平和文字功力都很高，他们拿到报纸最先看《巴蜀小议》。
两年之后，人民日报又推出一个短新闻集锦栏目。四川日报又调我去创办《天府快讯》。因为党报的新闻多数时间滞后，《天府快讯》必须是全省各地的昨日新闻。于是，我每天晚上8点钟，准时坐在电话机旁，接收全省各地通讯员的电话发稿。《天府快讯》办出来之后，很快又获得当年读者调查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成都晚报》看到《天府快讯》这么火，就感到压力，叫我写篇经验介绍。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快中求新以新取胜——谈谈《天府快讯》的取材”的文章。
1984年之后，全国报纸出现了周末版热。周末版内容新，可读性强，生活味浓，深受读者欢迎。这个时候，我又受命去创办《天府周末》。我是一个自觉遵守新闻纪律的人，同时又追求报道的可读性，是一个努力把两者统一起来的理想主义者。我努力在《天府周末》实现这个理想，以《周末专访》《巴蜀之谜》《社会百态》《小人物外史》等为骨干栏目，配以文化、体育、社会方方面面的题材，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喝彩。《天府周末》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肯定，全国周末版座谈会通知我们去介绍经验。我在华西都市报提出“办一张党和人民都喜欢的报纸”，其实就是我创办《天府周末》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
《巴蜀小议》《天府快讯》《天府周末》，四川日报这三个新闻改革的举措，都取得了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的效果。但是我一离开，那个地方就垮了。《巴蜀小议》根本就办不下去了，《天府快讯》也关门不办了，只有《天府周末》现在还有，但是已经没有原来的样子了。我就凭这三个成了《四川日报》的副总编。先是1985年进入编委，然后1987年当上副总编辑。那个时候省委组织部叫各个单位推选专家。《四川日报》就推荐席文举。所以1991年，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就给我颁发了。我是《四川日报》第一个被叫专家的。然后就是中国新闻界评奖，第一届范长江新闻奖，《四川日报》也推荐席文举。评委会叫我们每人写一篇新闻工作的体会，我就写了一篇《读者的赞赏是最高奖励》。
五、《华西都市报》成为全国报纸学习模仿的榜样
1994年，四川日报要办一个跟《成都晚报》相抗衡的报纸，又派我去。实际上那个时候，办好一张赚钱的报纸是没有多少信心的，因为当时都认为《成都晚报》就是很好的报纸。它自己宣传也很厉害，说它是晚报四强，其他几强包括上海的《新民晚报》、南京的《扬子晚报》，还有天津的《今晚报》。《成都晚报》还当了全国晚报协会的副会长。读者都看《成都晚报》，不看《四川日报》。《成都晚报》还故意把它的报纸贴到四川日报门口的报栏里头，报栏前就好多人都涌起看，旁边的《四川日报》就没人看，形成鲜明对比。那个时候全国都省报没饭吃了，都没广告嘛。1993年，全国的报纸中，八家广告上亿的报纸全都是晚报。所以省报马上都办一张晚报争广告。但是当时中国每个城市都已经有了一张红火的晚报，市场已经被它们占了，不要说去争夺市场，就是晚报这个名字都不让你取。最早出现两张晚报的城市，马上向新闻出版总署提意见：怎么又来一张晚报？他们提出，一个城市只能批一张晚报。新闻出版总署没有办法，只好叫第二张晚报换个名字。他们挖空心思，才想出了“都市报”这个报名。西安的《三秦晚报》就被改名为《三秦都市报》。四川日报本来申报的报名是“华西晚报”，结果批下来就成了“华西都市报”。事情还没有开始，报纸名字的竞争已经在硝烟弥漫的火药味中败下阵来。哪个去办呢？又是席文举。我那个时候也是没办法，只有去办嘛。我把全国的晚报都走了一遍，北京、天津、南京……一直走到海南，走了二十多张报纸，所有的晚报基本都学习了一遍。全国所有的都市报都是模仿学习晚报，只有我批判晚报。可以说新闻界不会有哪个人会这样去想。他们觉得晚报就是最好的报纸，你怎么还要批判它呢？不仅没有人批判，《成都晚报》还说，《华西都市报》要赶上《成都晚报》，起码要十年。我那个时候已经53岁了，再过十年都63岁了，所以《成都晚报》根本不相信《华西都市报》会超过它。
90年代，全国省报办市场化报纸，都办成了晚报，结果都失败，都赚不到钱；唯有华西都市报不按晚报办，反而获得成功。其实我的成功就是方法论的成功。为什么是方法论的成功？首先你要有批判性思维，要否定它的一部分。别人都不否定，都是全盘照搬。我是批判性的学习，批判它的一部分，学习一部分。批判和学习结合起来。比如《成都晚报》有一个学生作文专栏，一周大概登两回，每到这一天，报纸要多销三万份。我一想，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学，但是我同时又对它批判。学生的问题其实是每个家庭都关心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只是学生作文，而是凡是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我都囊括进来，所以我就来了一个《校园内外》。我们的学生作文还要发奖，晚报不发奖我们要发奖。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给学生、家长和老师的问题解答。《校园内外》推出后就非常受欢迎。重庆的读者给我写信说，这是一张成都的报纸，为什么我们远在重庆还要订这份报纸？因为你们有《校园内外》，他们重庆的报纸就没得。所以这个《校园内外》版就充分体现了我的批判性思维加建设性思维的方法论。
我们还有一个副刊，叫做《街坊》。《扬子晚报》认为他们的报纸是通俗报纸，但是副刊要高雅，所以副刊就办成高雅的。我学《扬子晚报》这样办吗？不学。我们的副刊依然要用市民的语言写市民的生活，非常受欢迎，第一年下来，《街坊》就成为最受欢迎的栏目。
整个来讲，《华西都市报》这张报纸的定位就是一张通俗报。大众化，可读性强，而且每一篇报纸都要让读者喜欢。晚报有部分内容，特别是政治报道、经济报道，读者还是不喜欢，所以我把晚报不受欢迎的那一套全部丢掉，做成每一篇报道都受读者喜欢。这个目的也达到了。第一年结束后，春节到成都市委开团拜会，市委书记的司机送我上去时专门对我说：席总编，你的报纸真好看，我每天从头版头条读到最后一版最后一条，中缝和广告全部都要读完。
90年代，《四川日报》前前后后投资了好几份报纸。除了《华西都市报》，还办了《旅游文化报》《棋牌报》《天府早报》《金融投资报》《城市购物导报》《新经济时报》，几乎全盘失败，只有《华西都市报》一个成功了。成功了又是巨大的成功，失败都失败得没有底底，失败的报纸加起来将近一个亿的投资，光是《天府早报》，有一年就亏损4500万。《华西都市报》是投资230万，20多个亿的利润。这个投入与产出，是其他都市报都做不到的。其他都市报学《华西都市报》，也很难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办报既需要方法，也需要方法论。但是仅仅学这个是不行的，要学高等数学才能够真正掌握。比如说裂变式思维，我用过很多次裂变式思维。我到《扬子晚报》去的时候，《扬子晚报》周正荣说，他把机关报的优势嫁接到晚报上，就是这句话启发了我。都市报的版面、结构，我就是嫁接各种畅销报刊的优势，从嫁接1个优势到嫁接许多个优势，这就是裂变式思维。
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阮光荣，在华西都市报创刊一年多就发现华西都市报的典型，为了向全国新闻界推荐，他专门写了一篇介绍华西都市报嫁接各种报刊优势的文章，标题就是：“汇各报的精华，创自己的新路”。
1995年8月的一天，府南河工程指挥部召开新闻座谈会，说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动员10万居民大搬迁，舆论宣传要帮助他们，不要出现一个钉子户。他一边讲，我就一边想，10万居民大搬迁，几十万亲朋好友受到牵连和波及，宣传要有巨大的冲击力，干脆就动员百万市民大参与吧! 你看，10万裂变为100万这不是数字游戏吗？但它恰恰是反应事物的本质。初等数学是常量数学，而高等数学是变量数学，研究的是数字的变化，数字变化就是变大变小。1分为2，1分为3，也可以1分为n，这就是裂变式思维。n变成1就是聚合式思维，这种是科学的方法，使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深刻，就不那么机械。成都市政府和府南河工程指挥部，对华西都市报府南河工程百万市民大参与系列报道十分满意，就将系列报道收集起来，送给了联合国环卫组织。他们送给联合国环卫组织的，不是市委机关报成都晚报的报道，而是华西都市报。联合国环卫组织看了材料之后，大为惊叹：百万市民大参与？！全世界没有哪个大城市的河流改造工程有这么吸引人！就破例授予了府南河工程“人居奖”。
六、追它个水落石出
华西都市报创刊要推出重头栏目“新闻追踪”，需要一个重大典型打头炮。1994年底，“上海轻纺博览会”在四川展览馆开幕。此时，《华西都市报》还在试刊阶段，尚未正式创刊。我们的记者前去采访时发现，此博览会假冒伪劣产品不少。大批假冒伪劣品居然堂而皇之以博览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在西南最大的展览馆粉墨登场，实在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典型。于是，在成都市各家报纸发表了上海轻博会开展的正面报道两天之后，12月22日，《华西都市报》发表了独家新闻——《上海“轻博会”：劣质品大荟萃》，后来几天《华西都市报》更是持续追踪。上海轻博会主办者看到我们接连几天的批评，招架不住了。本应在1月3日才结束的博览会，29日一夜之间已人去楼空，主办者逃得无影无踪。主办者逃之夭夭，我们的怀疑更加加重，马上与上海《文汇报》联系，请他们派记者继续追踪报道下去。1995年1月1日的《华西都市报》创刊号，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批评上海轻博会的报道，还配发了一篇评论《追它个水落石出》。连创刊的发刊词都放在下面的次要位置。
《文汇报》每天一篇关于上海轻博会假冒伪劣的连续报道，将上海广大市民维护上海声誉的心，弄得七上八下，心急如焚。连续三天的报道，又使《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等开始没有一点声音的报纸，怎么也坐不住了，都向四川日报提出火速供稿的要求。《新民晚报》本来是向他们的对口报纸《成都晚报》提出了供稿的要求。谁知一联系，才知道他们没有搞这个报道，才马上转而向四川日报。很快，上海轻博会追踪报道的影响，又从报纸扩大到电视。上海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也决定紧紧跟上，派出记者马上到成都采访《华西都市报》。那些天来，《华西都市报》在上海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华西都市报》和《文汇报》联手追踪的精彩场面，迅速吸引了全国的媒体。开始是《光明日报》等一批中央新闻单位挥戈上阵。接着是新华社向全国发出晚报专电《“上海轻博会”在蓉翻船》，随后《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南方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数十家新闻媒介都先后亮出打假旗帜，群起响应。元月12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给四川电视台打来电话，希望在电视上也搞联合报道，并请四川电视台予以协助，当晚就派3名记者飞抵成都。后来中央电视台分别在《午间新闻》《晚间新闻》《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等栏目中，对“上海轻博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追踪报道，直到整个事件结束。
全国传媒的蜂拥整合，又反过来推动成都和四川的电台、电视台、报纸，纷纷参战。我们最初的打算，只是想整合一张文汇报，结果一把火点燃上海新闻界，连珠炮似的把整个上海的传媒和全国的传媒都整合过来了。1+1的整合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变成了全国传媒的连锁大整合。人家都说，华西都市报是创刊就轰动。
整合法是哲学总结出来的重要的科学方法之一。整合法就是把一些零散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集约整合，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新的整体，实现1+1>2，1+1>10，甚至1+1>100的系统整合功能。
整合法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华西都市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整合。可以说中国任何报纸和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做到这么紧密都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和中央电视台联手做了很多事情。首先，华西都市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整合，是我们想去整合它，不是他要整合我们。一开始是记者杜恩湖提出来的，他向我建议，华西都市报是搞明星啊电视节目的，那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也应该去报道噻！我说，这个点子好，就你去。他就去中央电视台搞春节晚会的报道。后来我们就发了一系列的春节晚会消息。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没意识到春节晚会是个新闻，我们是第一家去采访的，所以也没有阻拦。到了第二年，几个都市报都去采访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第三年他就不让采访了，他们自己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今年的春节晚会有哪些安排。
那时候中央电视台实际上是不清楚《华西都市报》。杜恩湖就说，“席总编，中央电视台的办公室报纸都没得，我们给他送一张华西都市报。”我说好，你这个主意好。《华西都市报》就给中央电视台送了20份报纸，而且必须天天寄。其实杜恩湖主要是想笼络一下中央电视台，让人家知道《华西都市报》，他就好去采访。但我的意思是想把中央电视台整合起来。这个效果太好了，他们看了《华西都市报》以后，觉得这个新闻好，马上就来做焦点访谈。《华西都市报》4年就20多个焦点访谈。这一下就把《华西都市报》宣传出去了，也就是说《华西都市报》在全国的影响是中央电视台宣传出去的。后来有一张报纸也采取这个办法，但是人家看了没得半年，就说你们不要寄报纸了，报纸不好看。
我们当年策划的李波反暴利，影响就更大了。1996年的时候，成都市物价所的同志请《华西都市报》帮助解决一些商家的暴利问题，我们就策划了一次以让李波假扮消费者去消费从而揭露暴利的办法。李波发现一个，报纸揭露一个，物价所罚款一个。暴利经营和价格欺诈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30分》都专程来采访李波反暴利。一次，白岩松就跟着李波一起去一家餐馆消费，想暗中拍摄李波行动的全过程。央视记者的一台微型摄像机，是装在一个隐蔽的提包里，随手放在桌子上。服务小姐不知究竟，当她与李波就价格问题发生争执时，记者录下了争执的全过程。最后，这位小姐似乎有所醒悟，马上问同她争吵的李波：“你们是不是反暴利的?”李波未置可否，叫小姐去把经理请出来。这位经理是个女的，面对李波的质问，她仍然拒不承认。当中央电视台记者出示了有关证件以后，这位女经理马上傻了眼，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从餐馆一出来，白岩松发出感叹：李波反暴利的影响太大了！
后来这件事影响大到连日本日中新闻社记者都打来电话核实李波反暴利的情况。《南方周末》《中国消费者报》《今晚报》《晨报》等数十家海内外报纸在重要版面刊发了李波反暴利的消息。1997年，李波不仅上了央视新闻，315晚会还把他请去亮相，授予“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十大新闻人物”。
我们那个“陈道蓉之死”追踪报道也做了焦点访谈。1996年，成都一个叫陈道蓉的村民在一家个体诊所治腋臭。在没有起码的抢救设备和抢救措施的情况下，医生临时让一个18岁的学徒贸然施行手术，结果导致陈道蓉猝然死亡。事情发生后，陈道蓉家属多次向诊所讨说法未果。金牛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也站在了卫生所这边，认为学徒不是医务人员，未经登记注册，所以陈道蓉之死“不在医疗事故处理范围内”。此事披露后，人人瞠目结舌，一些编辑还是说，卫生局都出了文件，那肯定就是这么回事。我说我不相信，我的直觉思维感到，他们在引用文件的时候，一定做了手脚。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文件不为被医死了的老百姓说话。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个证题方法——反证法。反证法是数学里经常采用的论证方法。反证法又有许多方法，其中之一是例举法，你只要找到一个例子，说明这个结论不成立，就断定这个定理不成立。我就叫记者去卫生厅把有关文件找来查对。我把两本足足好几公分厚、16开本、精装的卫生部文件，堆在桌子上，逐字逐句地研究，终于抓到了破绽。原来是卫生部的文件，被金牛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斩头去尾，断章取义了。我们马上就发了组合式报道，将卫生部文件内容和“鉴定通知”一起，同时公开发表，让广大读者一起对比着看，看看陈道蓉之死到底属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的范围。我专门做了一个总标题：“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接着区卫生局、市卫生局、省卫生局发表讲话，说这件事属于一级医疗事故。最后终于水落石出，中央电视台还做了焦点访谈！
除此之外，《华西都市报》的许多有影响的新闻追踪，为广大读者所称颂。如：大音棚打人事件、假郭燕、解救三陪小姐等，都成了新闻追踪的经典作品，在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七、报业史上空前绝后的版面买卖
“特别报道”是我在《华西都市报》的第二年推出的。《华西都市报》第一年只有8个版，第二年16个版，第三年24个版，不断扩版。第二次扩版时，我是受到地摊报的启发推出了“特别报道”，每天一个长篇故事的专版。那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为啥地摊报那么受欢迎，纸都发黄还在那看，说穿了就是讲了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就是好看。那我们能不能开个版面讲长篇故事，他们讲文学故事，我们就讲新闻故事。没有想到，“特别报道”一出世就火了。
我们那个“特别报道”讲得确实好，全国都喜欢。我们当时还培养了一批讲故事的作者。华西都市报有个作者，叫九九，他现在是知名作家了，他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当年他在特别报道写的《魂断台北》就是我出的标题。他从一个家庭悲剧反映海峡两岸分裂的悲剧，故事曲折动人。一位导演还想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华西都市报》“特别报道”的推出，迅速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写纪实文学的作者。我们每个月对特稿评奖，前三名发给奖金，年终还要对全年的好稿评一次奖，极大地稳定了作者队伍，从而形成了一支遍布全国各地400多人的特稿作者队伍。央视编辑记者也愿意为本报供稿。因为他们在做最火的时事报道、深度报道、评论节目的时候，发挥的是视频的作用，还有大量的素材可以变成文字，用情节与故事来展开。于是央视一批著名主持人、记者、制片人拿起笔来，为华西都市报写“特别报道”。比如央视《讲述》节目的策划人翁德林，就为华西贡献了很多好稿。所以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重大新闻，《华西都市报》总是以特稿的形式率先进行详细深入全面的独家报道，形成强者愈来愈强的马太效应。
全国报刊风涌而起的“特稿大战”，许多报纸的稿源无法保证，缺少独家的特稿资源，于是一些报纸就搞拿来主义，直接从华西都市报上拿过来刊登就是了。于是，特别报道的侵权现象大量出现了。南京一家报纸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信手拈来”50多篇。东北一家报纸也如法炮制，你发什么我就发什么，既不花钱，又不费事，效果还好得很。面对这种情况，《华西都市报》被迫奋起自卫，宣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侵权就要打官司。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年，我们和几家侵权严重的报纸对簿公堂。几家报社在各自赔偿十几万元之后，不得不在《新闻出版报》的报眼位置刊登道歉申明。侵权行为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惩罚，但是依然屡禁不止。
特别报道的市场侵权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开始我是把它当成一件坏事。慢慢觉得，这说明我创造的特别报道，真有一个极其旺盛的读者市场。我要想办法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它想转载，但是一转载就侵犯知识产权。那怎么才能不侵犯知识产权呢？只有一个办法，它购买我的知识产权。我对特稿市场认真分析之后，觉得用统筹法来解决这个市场矛盾，是最好的方案。
所谓统筹法，就是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对各种参与的元素，比如资金、人力、时间等等，进行统一筹划，合理安排，既节约时间、人力和资金，又能够取得最好的效益，尽量少走和不走弯路。我可以用统筹法对特稿市场的买卖双方进行统筹。由特稿生产的最佳单位——华西都市报出任卖方，那些想刊登特稿又缺乏稿源的报社做买方。华西都市报为他们的好稿找到了一个广阔的读者市场，可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买方解决了读者如饥似渴的需要，又不用花太高的代价就拿到稿件。买卖双方都可以在这一场市场统筹中获益。我们的特稿放到全国任何其他地区的报纸上，也是吸引读者的好版面。这么好的版面只在《华西都市报》上刊登一次，划不来，干脆把它卖到全国的报纸去。如果有几家报纸同时刊登，几家报纸共同承担稿费，既可以大幅度提高作者的稿费，也能降低每家报纸的成本，还扩大了《华西都市报》的影响，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我开始试着向外地一些报纸做特别报道的宣传和推销。1998年，江苏徐州的《彭城晚报》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客户。迅即，《华商报》《沈阳晚报》《青岛生活导报》等5家报纸相继加入。《华商报》购买“特别报道”时，刚刚创刊不久，很想找一个“特别武器”打开西安市场。没想到，这一招一用就灵，发行和广告节节攀升，最终成了陕西省的第一大报。但是这导致了当地《三秦都市报》和《西安晚报》的不满。《三秦都市报》对我说，我们都是都市报，为何卖给他们，不卖给我们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城市有三家报纸要买转载权的情况。
类似的情况，江苏也有发生。江苏共有６家报纸入网。因为《扬子晚报》发行到江苏省各地，给他们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而“特别报道”给了他们与《扬子晚报》抗衡的一个重要手段。其间还发生了两家报纸争抢的故事。镇江市的《京江晚报》先买了《特别报道》，《丹阳日报》看到《特别报道》很吸引读者，就以高于《京江晚报》的价格来买，工作人员不知底细就同意给卖了。最后两家报纸找我们，双方都只准我们卖给他一家，相持不下。我提出一家轮流一天的方案，他们也不接受。做了差不多几个月的工作才平息下去。
最有意思的是，东北有一家发行量颇大的《长春晚报》，在赔偿了１７万元“侵权费”，并公开登了道歉申明后，向本报主动提出购买“特别报道”版面，我们当即表示欢迎。就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最严重的“侵权者”摇身一变成了我们最大的客户。而且，他们一买就是几年，成了我们最密切的合作伙伴。
截至2001年底，全国各地有30多家报纸购买了《特别报道》版面。中国和世界的报业市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版面买卖，就在我的统筹法的思维运动中宣告成功。《华西都市报》卖《特别报道》版的策划，把30多家报纸搞成一个特稿网络，近20年没有衰落。华西都市报就这一个版面，每家报纸每年给10万，每年就有300万的额外利润。发一篇稿件，全国同时几千万人阅读。比新华社稿件还牛，新华社的长篇稿件很多还没有落地30多家报纸。所以新华社的记者也给《特别报道》写稿，这样效果还更好些。这个策划全国唯一，史无前例，后无来者。有的报纸也想学《华西都市报》，搞一个版卖给其他报纸，都没有获得成功。因为他们版面的质量远远达不到华西都市报特稿版的水平。
八、倾力打造“川菜王国”
还有人给我起过一个外号——“川菜王国的国王”。这其实是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倾力打造川菜王国》，有力地推动了川菜产业的发展。
我关于“川菜王国”的想法，就是“川菜走向世界”。这个想法其实是想了很多年的，至少是五六年以上。
几次出国以后，我发现到处都是川菜馆。但是那些地方的人只知道川菜，不知道四川。再一打听，才知道美国各个地方的川菜馆，差不多都是台湾人办的。大陆去台湾的四川人很多，五十年代台湾人走向世界，台湾人也把川菜带到了全世界。但是它就是五十年代台湾川菜的味道，根本没法和九十年代四川人做的川菜相比。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四川人虽然没有把川菜推向全世界，但是四川人把川菜推向了全国餐饮市场。所以，四川人还是有到外面去推广川菜的能力的。所以我总觉得在川菜这个产业上，可以干一番事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就想四川有啥子产品可以全球化。我认为，川菜完全具备这一基础。
正构思川菜王国的时候，我与四川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吴信训一起吃了一顿饭。他给我讲述了四川富顺人陈建民用川菜征服日本的故事。１９５２年，富顺厨师陈建民从香港到日本旅游，外务次长尝到他做的川菜后非常惊奇，就一定要把他留下。结果他就把川菜餐饮做大了，他的麻婆豆腐闻名全日本。３０多年来，他以推广川菜为己任，在日本办了中国料理学院，写了许多川菜的书，桃李满天下，他也成了电视烹调明星，家喻户晓。日本出的中餐菜谱，封面就是麻婆豆腐。陈建民的故事更为我的思维添砖加瓦，火上加油，四川人为全世界的人煮饭的川菜王国的雏形就在脑子里勾画出来。
因为我是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的成员，科技顾问团每年要开一次年会。2001年的一天，我们那个科技顾问团小组在一个川菜馆吃饭时，我又讲了川菜王国的想法。大家一听，觉得这个可以作为顾问团给省政府的一个提案。我们这个小组最近还没有提案，他们让我赶快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很有价值。我天天这么忙，哪里有时间来写。我回去就找了四个餐饮版的记者，让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写。写了一个多月，他们拿来给我看，哎呀，简直惨不忍睹。然后我又把华西都市报有点理论的三个笔杆子找来一起写。又给他们讲了一通我的想法。一两个月之后，他们写的我还是不满意，差得太远。我只有自己动笔了。后来我就在春节期间在家写了这篇文章。2002年2月25日，一直提倡以“短平快”新闻当家的《华西都市报》，发表了可能是中国报纸上最长的一篇文章，占了1－4版整版，3万多字。写文章的作者就是我，标题是《倾力打造“川菜王国”》。
文章这么长，读的人应该很少。恰恰相反，市场上很快就买不到当天的报纸了。中午复印报纸的人就排长队，下午就有人出十块钱买一张报纸。谁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掀起了一场有史以来四川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搅动过的川菜风云，牵动四川经济发展的大讨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冲击波，而且这场讨论还超越了时空和地区的界线，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媒体都席卷而来。台湾报纸刊登了《倾力打造“川菜王国”》的摘要。著名节目制作人、主持人凌峰先生看到文章后激动不已！凌峰原来以电视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出名，后来做《八千里路吃四方》的电视节目。“川菜王国”与他的“吃遍四方”的节目正好合拍！他立即携带摄制组马不停蹄地奔赴四川采访。
《倾力打造“川菜王国”》的影响是长期的。“川菜王国”的策划方案，就像向川菜产业下达了向全国和全世界餐饮市场大进军的进军令一样，他们马不停蹄地向全国和全世界餐饮市场疯狂进军了。川菜产业很快驶进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川菜在几年之间抢占了全国相当大的餐饮市场，占据了餐饮市场的半壁河山。
几个月以后，东南亚举行一个什么世界餐饮大赛。成都川菜行业因为沉浸在打造川菜王国的氛围中，群情激奋，推举了一批知名川菜菜品前去参赛，要去为川菜王国争夺荣誉。临行前，餐饮协会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请我去助阵。主持人宣布：“下面，请川菜王国的国王、华西都市报总编辑席文举讲话！”全场掌声雷动。我怀疑我听错了，怎么一下我变成了“川菜王国的国王”了？！
打造川菜王国，对整个中国餐饮界影响都很大。好多年之后，我在深圳，有个老板请我去吃饭，他说当天看到“川菜王国”后，就说一定要把这个留下来。他坐飞机到成都来，就为了买这个报纸。结果这张报纸当天中午就买不到了，后来复印的装订成册的手抄本几十种。
著名的成都公馆菜董事长黎华白和总经理李保均，写了一篇评论川菜王国的文章，说这是在川菜发展史及四川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黑马式的身影”。黎华白是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李保均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还是写了许多小说和散文的作家。他们既懂得写作方法，又是餐饮行业专家，为什么还认为川菜王国的文章是一匹“黑马”？那是因为，川菜王国的文章，仅仅只有写作知识加餐饮行业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科学方法才能完成。其实，他们所谓的那匹“黑马”，就是从思维方法库里跑出来的。我在《新闻的方法智慧》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思维方法库的淮海战役》，讲打造川菜王国一文如何使用几十个思维方法来为文章的主题添砖加瓦。
九、传媒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门主课——科学方法论
大学毕业以后，我鬼使神差进入新闻界。开始以为自己没有学过新闻，肯定比那些文科的学生差，所以很用功。可是慢慢发现不仅不是那么回事，而且常常具有他们不具备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我的思维方法比他们多得多。
四川日报的人都说我是奇才。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为什么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能做到？就是因为我学习了高等数学，使用数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解决新闻工作中各种各样的问题。
席文举在四川日报工作的历史，十分有趣。改革开放以后，四川日报跟着全国报纸搞改革，每一个改革举措都派席文举担纲，我都能把它办火，火到都是《新闻界》杂志读者调查的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先是《巴蜀小议》，后是《天府快讯》，后来的《天府周末》。可是当我接受新的任务离开之后，后继者都难以为继，不仅无法维持原来的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的形势，而且质量不断下降，甚至到只有关门的地步。
华西都市报在我离开以后，质量同样下降。席文举领导的前8年，华西都市报有40多个报道上央视的焦点访谈；席文举离开以后呢，一个焦点访谈也没有。焦点访谈就是当今中国的舆论主旋律。我办华西都市报，报纸发行量从0增加到六七十万份，我离开之后，后来者将发行量从六七十万份降到几万份。碧峰峡老总魏学大在我离开第二年就发出一声感叹：可惜一张生龙活虎的报纸，就这么垮了。天府早报总编辑黄远流说：四川日报没有人能办出席文举那样的报纸。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现代化的思维方法库。在需要科学方法的时候，我有创新的方法，在需要方法论的时候，我有创新的笛卡尔方法论。
科学思维方法，这对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不熟悉的陌生名词。但是，它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学问。大家对它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它长期被学校教育弃之门外。中国的新闻教育，长期只重视知识教育，不重视方法教育。都以为会写就可以把新闻工作搞好。谁知道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仅仅只有一些写作方法，不仅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而且解决不了主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处于编采领导和指挥岗位上的主编、主任、总编辑，他们担负的工作，就不只是会写，更重要的是会出点子,做决策。
正因为如此，我在退休以后，下功夫写了三本科学思维方法的书。第一本书《思维方法库》，讲述一个个遇到问题使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思维方法库是一个人的智慧银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法论研究会主任王梓坤写的序言，标题是：方法库就是成功学。
第二本书《传媒方法论》，对传媒工作需要的方法论做了系统的归纳和阐释。这是我国第一部传媒方法论。刘斌杰写的序，第一句话就是：“读了席文举同志的书稿《传媒方法论》，十分高兴，因为她是难得一见的好书。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历史、理论、方法、实践（实验）这四大支柱构建起来的，而传媒学科却很少从哲学和数学高度上去构建方法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媒方法论》给中国传媒研究和教育填补了一个重大缺项，可点可赞，可喜可贺。”
其实，缺乏科学思维方法论的教育，也不只是传媒和文科，理工科同样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教育。所以，我又写了第三本书《教育改革方法论》，阐述整个教育存在的问题。新中国70年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只重视传授知识，忽视方法智慧的教育。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在于训练“建立科学的科学”的笛卡尔方法论的基本功。
出版社的编辑更有意思，她在书的扉页上，画龙点睛、提纲结领地推出两段醒目的论点：“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从以知识教育为中心，转轨到以方法教育为中心；以方法教育统帅知识教育。一个学生思维加工能力的强弱，不是决定于他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决定于他掌握了多少方法和方法论。” “思维方法库决定一个人的思维生产力和创造力。21世纪的竞争，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竞争，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思维方法库的竞争。学校教育必须为每一个学生打造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思维方法库。”
前进的社会，现实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思维方法库的考试。移动新媒体出现以后，传统媒体办的一个个APP，全都淹没在众多APP的汪洋大海之中，少有人问津。他们无论想了多少办法，客户端点击率始终很低。找不到点击率大幅度超越的办法，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一个响亮的口号：“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10年过去了，新闻界没有一个人写篇文章，阐述如何占领新媒体制高点。既不清楚新媒体制高点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占领制高点。没有方法论引路，连制高点的方向都弄不清楚。
我的思维方法书并没有惊醒传媒界和传媒人。因为许多传媒人重视新闻的写作，认为这是新闻人的基本功。
所以，我又写了第四本书《新闻的方法智慧》，说明一个问题：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做不出最好的新闻。我列举了一系列我指点和指挥的新闻报道。比如，新景区碧峰峡开业，媒体三次新闻采访高潮，记者上百人次的采访，做出来的全是风景新闻。两个月之后我去了，使用模型法做出碧峰峡模式系列报道，马上就成为四川省委省政府西部大开发的典型，全国旅游体制改革学习的榜样，国务院因此拍板修改了几十年不符合实际的风景区管理政策。国务院总理很快视察碧峰峡。美国经济报纸华尔街日报做一个版的报道。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证明，要占领新闻的制高点，必须掌握科学方法，不然你就会经常错失良机。遇到新闻如何才能站到新闻的制高点，就要学习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培养新闻敏感的基本功。
这一次，西南民族大学传媒学院专门安排采访我，我在这里就向西南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提出一个建议，为了培养出创新能力强的学生，建议你们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都应该开一门思维方法课，学习哲学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和方法论；同时开一门高等数学课，看看数学家们如何运用方法和方法论创造一门又一门的高等数学。文科学习高等数学，不是为了懂得高等数学知识，而是通过看一个又一个数学家们怎么运用方法论，创新一门又一门的高等数学。多看看别人怎么运用方法和方法论，慢慢地，自己也就会使用方法论。
我这里几次提到数学方法，其实，数学方法就是哲学方法。现代哲学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方法汇集起来，就形成了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中，绝大多数方法都是数学方法。数学方法占了哲学方法的大多数。所以，学习高等数学，就是为了学习科学方法和方法论。
学习科学方法和方法论，为每一个学生打造一个现代化思维方法库，使学生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这是学校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学生学习的一门主课。文理科学生都必须学好科学方法和方法论，传媒院系自然也不例外。如果你只有一张文凭，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思维方法库，面对现实问题时拿不出合适的方法，需要方法论的时候没有科学的方法论，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超越自己而无可奈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学生时代，就把科学方法论这座智慧高山拿下来呢！我在《教育改革方法论》一书中，专门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一个人在学生时代就应该“得到很好的基本理论、推理和数学的训练”。这就是科学大师对学校教育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