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瑞：我与《大公报》的四十载文字缘

东瑞

报上读《我与大公报》专栏，才知《大公报》已经创办逾一世纪，经历三到四代人的时间；到邮局寄信，猛然看到墙上张贴着《大公报》发行纪念邮票的海报，一时感触万千，回忆的河水迅速倒流。其他方面我真不敢说，如果说起与《大公报》的文字缘，我倒是有点小资格。

如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算起，与大公报的文字缘分，已逾四十年。

1972年，我和妻子刚刚踏上香港这块福地，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工作无着，心情彷徨；于是业余写稿，聊以自慰，也换点稿费，弥补家用。我很希望以文字的突破来改变命运，花了好几年，日以继夜地拼命，陆陆续续写成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出洋前后》。1978年大着胆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将整部书稿寄到大公报小说版，出乎意料地很快收到编辑部即将连载的回复，令我惊喜万分。小说连载了十个月。由于该书内容写的是华人落番的血泪史，淡化政治，带有历史的普遍性，先后获得两岸三地出版界的接纳，出版了香港版、中国大陆版和台湾版三种版本。大陆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还请老作家艾芜写序；台湾版前几年由金门文化局李锡隆写序后出版。这一切，如果不是先在《大公报》小说版连载的影响力，很难办到。一家有那么长报龄和档次的老报纸，向一个初到贵境、毫无名气的陌生小作者伸出温暖的大手，给予关爱和支持，我无法不感动和感恩；此一件事，从此鼓励了我在文字创作走上不归路，一走就是半个世纪，《大公报》不愧为我漫漫文学长路上的引路人。它也让我感悟到一张历史名报对于文学开拓、新人培育的重要。

那之后，《大公报》成了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报纸。八十年代，我在三联书店工作，书籍需要评介，我有不少评介图书的稿件就投给《大公报》的“读书与出版”副刊刊出；后来评论版约我写稿，我说我不擅写政论，他说可以写文化评论，这文化的涵盖特别广，我生怕批评得罪人或被人对号入座，当时就用了“上官泰芙”这个比较特别的笔名，引起种种猜测。在该版一写十几年，还从中选萃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出版了一本《香港文化浅谈》的小书，在2007年与2010年印行了两次。

 

在评论版撰写告一段落后，与《大公报》的缘分没有中止，我开始又在每周一次的“文学”周刊、天天见报的“大公园”副刊投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纸质报纸发生骨牌效应，许多晚报停刊，存活的，报纸上的小说版或副刊也陆陆续续消失，原有五家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副刊或周刊都陆续遭砍杀，只有《大公报》的“文学”版突围而出，坚持了下来，一直到前几年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文学版的几位编辑一直刊用我的小小说和散文，而且不时放在显目的位置，令我受宠若惊。我很喜欢该版的编排，严肃活泼兼具，因此也常常把自己较为满意、感觉写得较好的小小说投过去，这些小小说后来也成为我参赛、结集成书的重要稿源。几任编辑认稿不认人，依然不因为我无甚大名气而计较，用稿率几乎百分之百，实在令我感动不已。

 

这样，蓦然回首，世事沧桑，我在不同版面以文字结缘大公报，不知不觉竟接近半世纪了。这几十年中，大公报馆地址，也从湾仔轩尼诗道的国华大厦搬到香港北角健康东街39号的柯达大厦，再搬到香港仔田湾海傍道7号兴伟中心。记得在轩尼诗道是和新晚报同一座楼，交稿的时候，还见过老总严庆澍（名作家阮朗）。我的稿件也从原稿纸上用手书写“进化”到计算机打字、电邮发稿。

在《大公报》创刊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回顾昔日岁月如过电影，幕幕动心。那些年，我给很多报纸的副刊写稿，没有一家让我这样坚持，也许《大公报》也派发到港九部分地区屋邨的关系，不少朋友常常取阅，常常打电话或发讯息来告知读到我文章。至于好几位有文字来往的编辑，无论年岁多少，我都很钦佩尊敬。谁说编辑只是园丁，他们还是无私的文友和师长呢。

《大公报》天津旧址

七十年代香港《大公报》旧址（香港轩尼诗道342号国华大厦）

(本文曾于2022年6月30日发表于《大公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