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历史新阶段与外国侨民工作比较研究
丘 立 本
中国社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中国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世界上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还寥寥无几，曾几何时，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天不同程度地开展这项工作的国家已多达70余国，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移民输出国也有传统的移民输入国.。 这些国家国情不一，移民情况各异，各国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但加强侨民工作的趋势却是相同的。 为什么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会出现在这种现象呢？这种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信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造成的，而其直接的原因则是在此背景下国际移民历史进入了新阶段，产生许多新的特点，出现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
胡锦涛同志在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多掌握一些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要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利用中掌握发展全局。”[1]
本着“多掌握一些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的精神，本文拟就下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1）国际移民历史的回顾；（2）现阶段国际移的新特点；（3）新时代、新机遇与新挑战；（4）各国侨务工作的开展与比较（5）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几点启示。
一 国际移民历史的回顾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因自然环境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发展，战乱的发生，国家和帝国的建立等等而不断地流动和迁移。不过，数以千万计的大规模远距离的人口迁移现象却是在中世纪之后才发生的。
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1）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00-1800）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征服了美洲大陆大片土地，建立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殖民大帝国。随后葡萄牙占领巴西全境，建立了面积等于其本土93倍的西半球殖民地。荷兰、法国也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了新尼德兰，新法兰西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17世纪也大批侵入北美洲，到18世纪30年代已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2]
为巩固和扩大其殖民地，掠夺当地资源，为欧洲日益增长的重商主义经济提供原料，欧洲殖民者除了派遣武装人员、行政官吏，传教士外还需要大量从事生产的劳动力。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被迫卖身给殖民地商人或农场主的欧洲契约奴和罪犯。18世纪中叶以前，白人契约奴约占北美殖民地移民的半数, 到18世纪下半叶才逐渐为非洲黑奴所取代。据估计，到1850年为止，运往美洲的黑奴总数多达1500万，为欧洲白人移民的4-5倍。[3]
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明朝下半叶至清下半叶。（明弘治十三年至清嘉庆五年）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在明末清初约有10万，到清道光年间增至100万。对中国海外移民来说，这是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中国海外移民主要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朝贡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市场密切相联系的。但到后一阶段显然已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72年西班牙将马尼拉作为西属菲律宾首府，1619年荷兰在巴达维亚建立荷属东印度统治中心，1819年英国占有新加坡并在此设立自由港，欧洲殖民者以这些战略要地为据点招募和掠夺中国沿海的劳动力，大大加速了中国人口的外流。
（2） 欧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800-1914）
这一时期工业化的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美洲；资本主义完成了从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的过度后紧接着在十九世纪末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度，国际移民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盛况。
最先大规模移民的是最早进入工业化高潮的英国。1800-1860年间移居美国移民中66%来自英国。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北欧国家。1880年后,南欧和东欧掀起更大的移民潮。这些“新移民”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新高潮的主要成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移民年均达到150万。
据美国社会学家Massey 统计，1846-1924年间，总共有4800万移民离开欧洲，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其中英国向外移民占1900英国人口的41%，其它欧洲国家依次是挪威36%, 葡萄牙30%, 意大利29%, 西班牙23%, 瑞典22%, 丹麦14%, 瑞士13%, 芬兰13%, 奥匈帝国10%, 德国8%, 比利时3%, 俄罗斯-波兰2%, 法国1%。 这些数字清楚说明大规模向外移民是欧洲工业化时期的普遍现象，它源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的不发展。[4]
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目的地非常集中，85%前往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其中单只美国就吸收了总数的60%. [5]
这一时期亚洲也出现大量人口国际迁移的现象。19世纪中叶黑人奴隶制取消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契约劳工制。契约劳工主要被输送到欧洲人的殖民地。列强在40个国家内推行过契约劳工制，从1834年到1941年最终在荷属殖民地废除为止，涉及人数多达3700万。中国移民20世纪前多为契约劳工，此后才为自由劳工所取[6]
（3）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战后初期的国际移民（1914-1960）
这一时期发生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和1937-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大战使欧洲向外移民高潮中断。战后移民虽一度有所回升，但其规模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
正常的经济移民停止了, 但政治性移民却是增加了。一战期间，德国曾限制波兰工人离开德国并以武力征集比利时和俄国占领区的大量劳工。法国、英国也从欧洲及其殖民地和中国征集了近50万劳工为其军事后援，其中中国劳工就有10万。二战过程中德国从其占领的国家强行征集了750万外国劳工，其中 180万为战俘。德国垮台前夕，其工业的四分之一是由外国劳工生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因政治原因的人口迁移空前增加：270万（欧洲 150万，亚洲120万）因战争期间被德、意、日强行迁移的苦役劳工返回祖国； 680万日本士兵和平民从日占区被遣返回国；1200万德国士兵和平民被遣回德国；15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因重新划定国界而迁至苏联，同时又有50万人从苏联迁到波兰；印度与巴基期坦分治后，双方各有 720万人口交换，造成 1440万人口的国际移民。1951-1956又有 150万印人从巴迁回印度，同时又有115万巴人从印度迁回巴基期坦；此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约 100万西方殖民者被迫回国。[7]
（4）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960-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6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发生深刻变化。
国际移民再也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定居地而是真正具有全球的规模。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多了，全球移民的供应地也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代，国际移民是将人们从人口稠密而工业化进程迅速的国家带到人口稀少而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后工业时代的移民却是将人们从人口稠密而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引到人口稠密的后工业化社会。
自60年代以来，欧洲向外移民在世界移民中所占分额越来越小，亚洲和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向外移民中的分额却显着增加。同时。除了美洲和大洋洲等传统的移民接受国外，整个欧洲现在都在吸收大量外来的移民，尤其是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瑞典、和荷兰。他们在战后初期是从南欧的招聘劳工的，后来转而主动从中东和北非大量招募“客籍劳工”。
70年代后，那些长期输出劳工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也已不再大量输出人口，开始吸收大量外来移民。
1973年，随着石油价格的迅速增长，波斯湾许多产油国由于石油收入大增，劳工的短缺，也开始吸收外来劳工而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
到了80年代，除日本之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开始大量吸收外来劳工移民。
这一时期，传统移民接纳国的移民模式也经历深刻的变化，接受国大都采取限制政策，非法移民的数量因而日益增多。
总之、与工业化时期的状况相比，后工业时期国际移民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
一是当代大部分移民来自资本少，劳力多，就业率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失衡现象远比欧洲工业化时期移民输出国严重得多，其向外移民的压力也大得多；
二是当代移民接纳国大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而土地短缺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资本的集中和科技的进步已把许多本地劳动力排除在制造业之外，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这些国家由于出生率低和老龄化现象严重，仍需大量外来移民的补充，但对于当代发达国家来说，外来移民在经济中地位的作用已大不如前。在工业化时期，外来移民被视为发展制造业和建立民族国家所必需的重要力量，在后工业化时期，外来移民除了少数高级人才外，一般只能从事3D工作；
三是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在财富、收入、实力、发展和文化等的差距远比工业化时期大。[8]
二 21世纪国际移民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国际人口的流动是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产物，它与商品、资金、信息在特定地域的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的流动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国际移民体系”。（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9] 在观察21世纪国际移民特点和发展趋势时，应首先注意到这一结构性的特点。
（1）国际五大接纳移民体系的形成
美国社会家Massey指出，到21世纪初，国际人口迁移已明显形成下列五大接纳移民体系：
1．北美移民体系 这是最古老的也是至今仍大量吸收移民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吸收的外来人口的数量为加拿大的5-6倍，虽然按移民与移民输入国人口比，加拿大由于本国人口稀少其相对值比美国大。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所吸收的永久性移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多。2000年这一年，美国外来移民已接近30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1%。过去这个体系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现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地区移民约占45%，亚洲移民占36%，欧洲移民已降至13%，非洲、中东和大洋洲移民为数甚少。
2． 欧洲移民体系 欧洲原是移民主要输出地，其移民输入体系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形成的。1970年前主要是洲内人口流动即从南欧向西欧流动，70年代后南欧各国也成为移民输入国。这个体系目前1/3移民来自中东；30%来自非洲，18%来自东欧、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它国家，10%左右来自亚洲，来自美洲的很少。
欧洲移民体系的形成是国际移民史上的新现象，即首次大规模移民从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向人口稠密地区迁移，遂使人口稠密的欧洲成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
3．波斯湾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和当地劳工严重短缺形成的。开始时主要招募中东周边国家的劳工，80年代转而招募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的穆斯林，随后又招募越南、韩国、菲律宾等国的非穆斯林劳工。由于输入国不愿意同族、同文、同教的移民介入当地的政治，目前这个体系移民多为临时工，其中80%以上来自亚洲，只有13%来自中东各国。
4．亚太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的特点是多中心。目前已形成澳大利亚、日本、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国与地区四个移民接纳中心。其中澳大利亚的移民过去以欧洲白人为主而现在则以亚太移民为主。日本从70年代起开始在吸收亚洲移民的同时也大量接纳美洲日裔劳工。80-90年代亚洲东部的韩国、台湾、东南部的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也随着亚洲经济“奇迹”的出现先后由移民输出地变成为移民输入地。就亚太整个体系而言，来自亚洲的移民占81%，来自美洲和大洋洲的约占7%，来自中东的只占4%。
5．拉美南角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中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是古老的移民接纳国，主要接纳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移民，1800-1970年间进入拉丁美洲的1380万移民中大约3/4定居于巴西和阿根廷。二战后来自欧洲的移民锐减，目前以阿根廷为中心的拉美南角移民体系的特点是移民流量少，洲际移民不多，主要来自阿根廷周围国家。据统计87%的移民来自拉美，6%来自欧洲，7%来自亚洲。[10]
除了以上五大移民体系外Massey认为，值得注意的还有南非移民体系，本文作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因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移民体系也是不可忽视的。我国国际移民广泛分布在上述五大移民体系之中，二战前的老移民主要分布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而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则多前往北美、欧洲和澳洲。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移民政策的不同，也需要了解同属发达国家的北美和欧洲移民政策的差异，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移民体系，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是极不相同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可能会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而不得不输入劳动力，形成新的移民体系。这虽是本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但也值得认真考虑。[11]
2） 国际移民数量的增长与非法移民问题的日趋严重
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资料指出，近40年来国际移民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1965年全球国际移民只有7500万，2000年增至17500万，2005年的最新估计移民总数已达1亿9200万。约为世界总人口的3%，全球每35人中有1人为移民。(参见表一) 虽然国际移民在全球总人口中年占比例很小，但其增长速度却比全球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快。预计到2050年可达到2亿3000万人。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国际移民以1985-1990年的速度即年均2.59%的速度增长，那么2050年其数量很可达到5亿3900万，为现在的3倍以上。[12 ]
国际移民人数将大为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全球化拉大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深了南北之间的鸿沟。2000年全球GDP为30万亿美元（30 trillion）, 按总人口60亿算，人均收入为5000美元，但实际上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相差甚大,瑞士人均收入38000美元，而埃塞俄比亚才100美元。1975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8 倍，低收入国家的41倍，而到了200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6 倍，低收入国家的66倍，许多贫困国家、自然灾害和战乱，寻求个人的安全和出路必然要千方百计向发达国家移民。[13 ]
表一 ：国际移民地区分布与发展趋势（1990－2005）
| 主要地区 | 国际移民人数（百万） | 增加数
（百万） |
国际移民分布比例 | ||
| 1990 | 2005 | 1990－2005 | 1990 | 2005 | |
| 全世界 | 154.8 | 190.6 | 35.8 | 100.0 | 100.0 |
| 较发达地区 | 82.4 | 115.4 | 33.0 | 53.2 | 60.5 |
| 较不发达地区 | 72.5 | 75.2 | 2.8 | 46.8 | 39.5 |
| 最不发达地区 | 11.0 | 10.5 | -0.5 | 7.1 | 5.5 |
| 非洲 | 16.4 | 17.1 | 0.7 | 10.6 | 9.0 |
| 亚洲 | 49.8 | 53.3 | 3.5 | 32.2 | 28.0 |
| 拉美与加勒比 | 7.0 | 6.6 | -0.3 | 4.5 | 3.5 |
| 北美洲 | 27.6 | 44.5 | 16.9 | 17.8 | 23.3 |
| 欧洲 | 49.4 | 64.1 | 14.7 | 31.9 | 33.6 |
| 大洋洲 | 4.8 | 5.0 | 0.3 | 3.1 | 2.6 |
资料来源：《人口监测》2006，第4页。
经济发达国家生育率大幅下降，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极度缺乏而发展中国家人口正处于高增长期，劳动力大量过剩。现在，全球每年人口增加8300万，其中8200万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每年大约230万移民到达西方国家，占西方国家人口增长的2/3。有学者指出1800年欧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0%而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8%，现在欧洲和非洲人口大体相当，但到2050年，欧洲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将降到7%而非洲的比例则将升至20%，高出生率必然带来移民的压力。[14]
交通与信息业的革命为跨国移民提供了愈来愈便利的条件。不但来往增多而且运费便宜，现在合法移民只要花上2500美元便可到达世界各地，非法移民也只要花1-2万美元便可达到目的地。[15]
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官方与民间网络的发展也为人口跨国迁移提供了渠道和机制。移民网络的形成扩大了移民信息来源，降低了移居成本和风险，使整个移民的过程获得内在的动力。而移民产业的兴起更促进移民数量的增加。[16]
随着移民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边界管制并对外来移民加以限制。25年前只有6%的国家制定限制移民的政策， 如今这类国家已增至40%。现在只有5-6个国家采取鼓励永久性移民的政策（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以色列和英国）而这些国家对外来移民接纳也是有所选择的，他们极力吸收高科技专业人才和熟练劳动力而严格限制非熟练劳动力、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的进入。各国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和对移民的限制，导致非法移民的日趋增多。据欧盟估计，1990年欧洲非法移民约200万，2001年增至300万，现在每年以50万的速度增长。美国情报部门预测，2000-2015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有4500万人进入劳动市场，其中将有不少人因无法在国内就业而流向国外，在各类国际移民中增加最快的将是非法移民。该预测指出，20年前进入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只占移民总数的20%，如今已占了新移民的1/3至1/2。现在美国每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逮捕的非法入境者多达150万。2000年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总数已多达900万至1100万，几乎是原先估计的两倍。[17] 如何应对非法移民日益增长的问题成了国际性的难题。
（3）移民模式复杂化与界线的模糊 ,流动方式多样化与跨国社群的形成
英国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认为，21世纪是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的时代，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飞速发展使得资金、商品、信息、文化产物以及人员有可能通过政府间的官方网络、跨国公司、各种非政府民间跨国机构甚至跨国犯罪集团频繁流动。在这一背景下，不仅移民人数大增，移民模式也更加多样化。不同类别移民间的界线也日趋模糊。政府虽极力鼓励某种移民入境同时限制某种移民入境，但发现很难加以区别，无法有效实施其政策；
过去单向性移民和永久性移民占居多数，现在由于信息发达，交通方便，旅费便宜，双向往返性移民和多向环回性移民(repeated and circulatory migration)日益增多，临时性移民(temporary migration)的比重日见增大，“再移民”的现象也十分普遍。移民与其家庭的联系也日趋密切, 越来越多的移民家庭，通过各种网络联系和生活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成员频繁交往，形成所谓 “跨国家庭”与“跨国社会”（transnational community）。并产生强烈的跨国主义意识（transnationism）。过去，国际人口迁移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他们或者成为永久居民，逐步汇入主流社会或者只是暂时的劳工和侨民与母国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主权和权力都没有受到怀疑。但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随着跨国社会的普遍出现和跨国主义意识的增强，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多层公民权(multi-layered citizenship) 双重国籍(dual national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国家主权问题受到严峻的挑战。
此外，移民的成分和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妇女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全球国际移民的比重高达47.5%。国际移民走向也已不限于南北之间，在南南之间尤其是低收入和中收入的南南国家之间移民现象也十分频繁。不少国家既是移民输出国又是移民输入国和移民过境国。[18]
国际移民模式的复杂化与类别的模糊化，人口流动方式的多样化和跨国现象的普遍化虽然对国家主权构成严峻挑战，但也为移民和主权国家提供许多前所有的新的机遇。
三 新世纪、新机遇、新挑战
国际移民模式的重大变化使得发达国家有可能迅速获取劳动力和科技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力和人才的输出提供某种程度的补偿，为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提供新的可能。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个人可以通过现代媒体迅速了解到国外就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出路，而国家则可以通过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了解，输出国内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目前全球每年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量约为 3000 – 3500万人, 比20世纪80年代初增长 50% ，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例如2001年菲律宾输出劳工86.66万人,其中陆上劳工66.16万人,海上劳工20.5万人,海外移民存量增至741万人，约为该国总人口的10%。印度以中东为主要目的地，输出劳工人数在300万人以上。大量劳工的输出不仅程度不同地缓解了这些国家国内的失业问题,还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19 ]
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给移民输出国带来最明显的好处是巨额侨汇。现代电子通讯技术使得海外移民得以将其部分收入通过银行或私人机构迅速汇回家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移民平均每年汇款8-10次,每次汇款约250美元，仅2000年一年，该地区侨汇件数多达8000万件，侨汇总额达到200亿美元。[20] 1970年国际侨汇总额还不到20亿美元，1999年其数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增长了50倍。世界银行2006年度全球经济预测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经由官方渠道输送的侨汇总数已超过2320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获得1670亿美元，为各种来源的发展援助两倍多，而经由非官方渠道汇出的侨汇估计至少为上述数字的50%。使得侨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外来资本。该报告说，印度是侨汇最大的接受国，共获得217亿美元，其次是中国213亿美元，墨西哥181亿美元，法国127亿美元，菲律宾116亿美元。而侨汇在一些小国的GDP中占有很大比重：汤加（31%），摩尔多瓦（27.1%）， 莱索托（25.8%）海地(24.8%)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2.5%)。（参见图1）报告说,侨汇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稳定的外汇来源。（参见图2）侨汇数量的激增大大改善了移民家庭的生活，减少许多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其中乌干达减11%的贫困人口,孟加拉国(6%),加纳(5%) [21 ]。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资料，目前侨汇收入已超过外来国家发展支助金和私人投资总和的已有36个国家，超过最主要输出产品收入的有28个国家。如侨汇超过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斯里兰卡的荼叶收入，超过摩洛哥的旅游收入。对这些国家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促进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22]
据拉美的经验,国际移民除大大增加侨汇(Tranfer of remittance) 外，还促进了交通（Transpotation）、电讯（Telecommunication）、旅游（Tourism）和商业（Trade）发展即拉美学者Manuel Orozco所谓 “5Ts”。[ 23]
图1 2006年10大侨汇接受国 [24]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 based on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200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 and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data.
图2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侨汇与资本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 based on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7 and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2006.
科技人才的流失（brain drain）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头痛的问题。2000 年，每10名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中有6名来自发展中国家。80年代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对高科技人才外流采取过严格的限制政策，但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80年代后，由于交通的日渐便利，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日趋普及，定居海外的高科技人员开始通过短期回国讲学，建立IT网络联系等方式参与国内的科研、教学与建设工作，为国服务，“人才流失”逐渐转为“人才流入”（brain gain）形成正常的“人才流动”（brain circulation）并为人力资本的营运开辟出新的途径。[25]
印度IT产业的飞速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90年代以前大量科技人才流向欧美，曾使印度深感忧虑和无奈，但后来事态证明，这种人才一时的“流失” 在全球化新条件下，可以转变为人才的“储备”和“获得”。今天，印度最大的20家软件公司中有19家是由侨居海外的印度专业人士所拥有或经营的，2002年，他们为印度提供了40万个软件产业就业岗位，创造了产值超过60亿美元的软件产品和服务收入。[26]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对输出国吸收国外科学技术，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前所罕见的独特的作用。
这样，从上世纪80年代后，海外移民对其移民输出国的意义便日益显露出来，人们对国际移民的整个看法，也随之发生深刻了的变化。
原先,人们对国际移民的看法多为负面,认为大量劳动力外流说明政府无能,养活不了自己的百姓,不得不让百姓出外谋生,任人剥削,而技术人才的流出更是国家的莫大损失；现在人们多从正面看待对外移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利用国际劳动市场解决就业问题一种机遇,可以带来侨汇，引来外资，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减轻国家的负担，而技术人员出国也不全是“人才的流失”可以转化为 人才的“流动”“储备”达到“人才的获得”从而提高移民输出国的科技水平。
原先，人们大都看不起移民，认为他们是竞争的失败者，在国内混不下去才不得不外出谋生，现在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因为他们不仅能带来侨汇,在家乡办理福利事业,还能引来外资和技术,发挥中介人的作用.例如1990至2001的11年间菲律宾海外侨民寄回的侨汇达480亿美元,为71个省捐献了10亿比索，用以发展福利事业,还引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对国家做了贡献,为此,菲律宾总统出来为他们正名,说他们是菲律宾的民族 “英雄”。墨西哥总统也将每年汇回近百亿侨汇的墨西哥移民称为现代“英雄”。[27]
原先，政府把海外侨民的存在看成沉重的负担，不保护不行，想保护又无能为力，现在政府把海外侨民的存在看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在国力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尽力加以保护，积极加以开发和利用。
于是如何保护，如何开发，如何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就成了摆在移民输出国面前的重大任务，成了时代对他们提出的严峻的挑战。
要保护，要开发，要利用，就必须建立必要的行政机构，开展调研工作，了解海外侨民的实情，制定方针政策，通过护侨法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建立全球性侨民组织，召开世界性的侨民集会，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侨民与母国的联系，增强侨民向心力和凝聚力等等，于是出现了上面看到的竞相开展侨务工作的热闹场面。
应当指出的是，联合国有关移民问题的机构，国际移民组织（IOM）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银行，以及其它许多国际移民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对上述场面的出现，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它们组织‘移民与发展’，‘移民与脱贫’、‘侨民对母国贡献’等专题研究项目，举办研讨会，发表个案研究、出版专着，直接参与侨务工作，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侨务的重视。例如，从90年代中起,国际移民组织(IOM)与孟加拉国政府合作,促其建立 “侨民福利与海外就业部”并为提高该新建部门的施政能力而开展多项培训活动。2003年10月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国际移民政策研究（IMP）、等在伦敦举办“移民侨汇国际会议”探讨侨汇与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重视侨务工作，加强与侨民的联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8]
四 外国侨务工作的开展与比较
2005年初，笔者曾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约有20多个国家开展侨民工作。[29]最新的资料表明，目前已建立官方机构并积极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已多达70多个，还有一些国家正在筹划之中，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移民输出国也有传统的移民输出国.，看来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形势下，开展侨民工作已是大势所趋了。那种认为只有中国才有侨务部门的特殊论想法已经过时了。现在的事情是放眼世界，尽量搜集资料，多多了解各国开展侨务工作的情况并进行初步比较研究，探明哪些是各国侨务工作的共同做法或普遍规律，哪些是不同类别国家的做法或特殊规律，多中获得启示与借鉴。
（一） 外国侨务工作的普遍做法
1， 建立和健全侨务机构，加强政府相关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建立和健全侨务机构，是顺利开展侨务工作重要保证。许多过去不设侨务机构的国家，近年来纷纷建立侨务机构，一些已有侨务机构的国家则扩大和健全机构，提高档次，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作，还有一些国家成立了海外移民事务部，制定政策和计划，统管侨民和外籍移民的事务。
（1）过去未设侨务机构的国家，近几年来先后在其外交部属下设立侨务机构，例如：
匈牙利政府原先只在总理府内设一名书记主管侨民事务，1992年正式建立“匈牙利海外少数民族事务办公室”（Government Office for Hungarian Minorities Abroad 简称GOHMA）。[30]
罗马尼亚2003年设立主持海外罗马尼亚人事务的国务秘书（State Secretariat for Romanians Abroad）[31]
保加利亚设立政府“保侨事务处（State Agency for Bulgarians Abroad）[32]
塞尔维亚设立“侨民司”（Serbia Directorate for Diasporas）[33]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也建立侨务机构。[34]
巴西设立“海外侨民事务国务副秘书（Vic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ationals Abroad in Brazil）[35]
智利设立“智利海外社区事务司 ”（the Directorate for Chilean Communities Abroad）[36]
（2）过去已有侨务机构的，现在进一步提升级别，例如：
希腊政府1983年设立希腊侨务司（General Secretariat for Greeks Abroad,[GSGA]） 作为外交部的组成部分，由一位司长主持工作，该司目前为政府内具有独立预算的实体，在司办公室下设有侨民联络处、文化教育处、经济社会政策处、计划研究与发展处以及财政与行政处，有工作人员约100人, 主管一切涉侨事务。[37]
意大利向来重视侨务工作，其外交部设有‘海外意大利人与移民政策司’，下置五个处，共有公务员149人，其中外交官16人，2001全司经费预算为6600美元。2001年 6月贝鲁斯科尼上台后，为了加强侨民工作，特建立侨民部，任命一位内阁部长，专门管理海外意大利人的事务。[38]
葡萄牙外交部原先设有侨民司，2002年将外交部更名为“外交与侨民部”（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Portuguese Communities Abroad）[39]
马里外交部改称 “外交与海外马里人事务部”(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 and for Malians abroad)。[40]
黎巴嫩政府在本世纪初也将其外交部易名为“外交与侨民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Emigrants）。[41]
（3）一些国家组建部级机构，如：
l印度国大党长期执政，对侨民工作未给与应有的重视，引起侨民的不满。2004年该党重新执政后，改弦更张，积极落实“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建议，并于2004年6月成立了“印度侨民事务部”（ministry of NRI affairs），同年9月，因考虑到服务对象除印侨外还有大量外籍印人，更名为“海外印人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任命Jagdish Tytlero 为部长。主管印度海外侨民和外籍印人事务。[42]
巴基斯坦也建立“劳动、人力和海外巴侨部”。[43]
孟加拉国海外移民与侨民工作原先是由其劳动就业部负责的，2001年在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推动下设立了独立的“侨民福利与海外就业部”（Ministry of Expatraites’Welfare and Overseas Employment of GoB）。[44]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2002年建立“叙利亚海外人员部”（Ministry of Expatriates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45]
塞内加尔设立“塞内加尔侨民部”（Ministry for Senegalese Abroad）[46]
阿尔及利亚1996年建立负责海外侨民社区事务的部长（Delegate Minister in charge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broad ）据说该部2002年起已归政府首脑管辖.[47]
埃及于1996年将人力部改为人力与对外移民部。
海地设立 “海地侨民部”（Ministry of Haitians Living Abroad）[48]
（4）一些国家未设侨务机构，但由最高当局统管侨务，如：
墨西哥总统福克2001年在总统府设立了 “海外墨西哥人办公室”,(Presidential Office for Mexicans Abroad) 加强对墨西哥海外移民的联系,制定维护海外侨民利益的新措施和引进资金建设侨乡的具体规划。[49]
菲律宾在劳工与就业部之下设立“海外劳工福利署”，“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 “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菲律宾根据自己劳工移民占多数的情况，没有另外建立侨务部门，但成立“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CFO]）由副总统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领导和协调政府各部门开展海外菲律宾人的工作。[50]
此外，日本、韩国、秘鲁、乌拉圭、突尼斯、危地马拉、土耳其等也都设立相应的侨务机构。以色列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建立专门募集犹太人入境的机构，但犹太人立国后对世界各地同胞的工作也引起人们的关注。[51]
各国政府在开展侨务工作中深感建立政府涉侨部门间的协调机构的重要。如：
2000年2月波兰政府在外交部副部长的主持下成立协调政府有关波兰侨民与海外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由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内政部和总理办公室代表等8名委员组成，外交部侨务司司长为委员会秘书，主管一切有关海外波兰人的事务。委员会每4个月召开一次会，向总理呈交年度工作报告并受国会两院的监督。[52]
1997年埃及政府也由人力与对外移民部、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等13 个 政府部门组成“移民工作高级委员会”。委员会每3个月开一次会，由人力与对外移民部长主持，协调各部门的涉侨工作。[53]
爱尔兰政府最近也建立 ‘海外移民工作部际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Emigration）以汇总相关信息，协调海外移民的工作。[54]
2, 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全面深入掌握侨情是制定确实可行的侨务政策的先决条件,不少国家纷纷加大投入，组织专业科研力量对海外侨民的历史与现状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建立资料库。
2000年8月瓦杰帕伊政府宣布成立“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责成其组织专家对海外印度人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该委员会动员了印度国内各研究机构、涉外部门，驻外使领馆和侨民组织的力量，向外交部提交了 “关于印度海外裔群的报告”（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详细反映了世界各地印度侨民、外籍印人的情况和他们对印度政府的期望。委员会根据各方意见分别就文化、教育、传媒、经济、卫生、科技、慈善事业、领事工作、双重身份、政府侨务部门的组建等问题向印度议会和政府提出数十条建议，目前印度政府各有关部门正就这些建议进行深入研究和落实。[55]
2002年孟加拉国政府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聘请专家主持海外侨民的调查研究,完成题为《海外裔群联系的制度化》的报告，着重反映孟加拉国移民在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56]
埃及人力与对外移民部和意大利政府合作并获意大利资助建立“统一移民信息体系”（IMIS）[57]
2002年，爱尔兰外交部聘请专家完成题为《对现存信息资料的研究和对爱尔兰海外移民状况与侨民社会的分析》报告并任命一专门小组制定了大力表彰海外爱尔兰人业绩，关心海外爱尔兰弱势群体，对移民实行三服侨务的新政策，得到政府和议会的认可。[58]
澳大利亚是世界主要的传统移民输入国，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地出生人口却大量外流。目前海外移民已达100万，多为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为此，2002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拨出112万美元的研究费，聘请专家主持“澳大利亚国际移民新范式”的课题研究;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等单位也聘请专家完成“关于澳大利亚海外裔群的规模、性质与相关政策的研究报告”, 提出“澳大利亚人才流动”与“澳大利亚海外裔群”的新概念以及相关的侨民政策，引起国会和政府当局的重视。[59]
2003 年,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弦主持的“韩侨基金会”（Overseas Korean Foundation）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对世界各地的韩人的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讨，出版《世界经济中的海外韩人》。[60]
2003-2005年，智利对全球智利人进行人口普查，此外，哥伦比亚、乌拉圭、马里、科特迪瓦、突尼斯、萨尔瓦多等国也通过领事馆其它手段设法了解本国侨民的情况，建立海外侨民资料库。[61 ]
上述调研报告均着重考察全球化加速时期海外移民社会的变化，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研究如何善待移民的问题。研究报告所用数据多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资料翔实，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受到各国议会的重视并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3 制订具体政策与行动计划，将侨民工作逐步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
许多国家在深入研究情况之后先后制订行动计划并付之实施，力图将侨务工作纳入国家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2005年，巴基斯坦制订了一项计划，鼓励专家顾问短期回国服务以传授科学知识和技术。[62 ]
乌拉圭在2003年南美洲会议上提出一项关于海外侨民发展战略文件，并制定了政府的侨民工作纲要。（Programa de Vinculacion con los Uruguayos Residentes en el Exterior） [ 63]
哥伦比亚政府在总统府的监督下正在实施 “Colombia Nos Une Programme，该纲领包含许多工作，涉及侨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条款。[64 ]
萨尔瓦多正在执行“萨尔瓦多侨民工作规划”（Programme Salvadorenos en el exterior）该规划包含了经济整合、领事服务、与市民社会联系、人权、家庭团聚、侨汇支乡、交通往来以及社会与人道救助等八方面的侨务政策。[65 ]
委内瑞拉的侨民工作计划包括海外移民的人口普查（Censo de los Venezolanos en el Exterior,2005）[66]
突尼斯政府在总统府的支持下通过了2005-2009年侨民工作计划。[67]
阿尔及利亚2005年也开始实施海外族群的工作纲要。[68]
2001年贝宁政府在总统的支持下实施“海外贝宁人国家政策计划”（National Policy for Beninese Abroad）[69]
乌克兰制订了“2010年侨民工作计划”以提高海外侨民的知名度，争取在2010年前大大改进政府与侨民间的合作。[70]
爱沙尼亚正在实施其政府制定的侨民工作纲要，目前已建立了移民基金会和海外移民理事会。[71]
2005 年芬兰首次制订“2006-2011政府关于海外芬兰人政策纲要”（ Government Policy Programme for Expatriate Finns）[72]
4 通过立法，确保政策的连续性，维护海外移民的利益
许多国家为了侨务工作有法可依并保证侨务政策不因政权更迭而变化，在国会设置侨民议席，建立专门机构，并通过立法，在海外组织侨民代表机构,反映民情,确保侨民的利益.
法国宪法规定法国海外公民有参政权。根据1983年83-499号法令,法国上议院留给法国海外侨民12个席位,从‘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中选举产生。 ‘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 The Higher council of Frenchmen abroad CSFE) 创建于1948年，1982年以来，其章程做了多次修改，目前该理事会由法国外交部长任主席，150位理事从法国海外领馆区登记的侨民中选举产生，20位理事由外交部委任，还有一位代表安道尔共和国(Andorra )的法籍人士也由外交部长指派。高级理事会选出的12名上议院院员作为海外法国人的正式代表。
‘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 建立文教、财经、社保、法制和欧盟事务5个常设委员会, 对有关法国侨民问题特别是对涉侨的立法问题向议会和政府提出建议和忠告。
‘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由3位副会长和其它25位成员组成的执委会每年召集两至三次会议。‘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选派其代表参与政府一系列涉及侨民利益的委员会和海外代理机构的工作，如参与海外法语教学、侨民健康保险、全国社会保障、就业与职业培训、社会经济与法制等委员会的工作。
法国目前在世界各地设223个使领馆区，各使领馆区由居住在该区的高级理事会理事、当地侨社代表和法国官员组成顾问委员会对该地区侨民的教育、就业、培训、安全等问题提出建议和忠告[73]
意大利议会1985年发布205号法令,在海外组建 ‘意侨委员会’(committees of Italians)以 加强侨民社团与领馆的联系，保护侨民的利益并增进侨民与所在国的关系.法令规定,委员会在侨民3000-100,000人的领馆区,由12名委员组成, 10万人以上领馆区由24个委员组成。委员任期5年，从居住在领馆区并向领馆登记的意大利侨民选出。在此基础之上，1989年根据368号法令，成立了“意大利侨民总委员会”（Geneal Council of Italians Abroad CGIE）。总委员会由94个团体成员组成，其中65个成员由海外侨民组织推举，29个成员由政府指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由外交部长主持，就意大利海外移民社会的问题向政府提供谘询，并向国会提供年度报告。为了更广泛了解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的愿望和要求，法令认可在某些地区，也可选举非意大利籍的意大利人后裔为总委员会委员，但不得超过该区当选总委员会委员的半数。
2000年10月意大利议会通过决议，决定给海外意大利人在上议院保留6个席位，下议院保留12个席位。1992年议会又通过新的公民法（Citizenship law）.该法第11条，允许已获得外国公民权的意大利公民保持其意大利公民权。[74]
葡萄牙根据1996年一项法令成立了 ‘葡萄牙海外社团理事会’(Council of Portuguese Communities) 作为政府在制定有关葡萄牙海外侨民政策和处理一切涉侨事务的谘询机构。理事会的100位理事，由世界各地葡萄牙领馆区登记的葡侨中选举产生，任期4年。若干无表决权的涉侨部门、议会侨民代表以及其它官员和专家也参加理事会工作。理事会选举常务理事15人，常务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理事会每4年召开一次，反映侨民的意见并提出政策建议。[75]
西班牙根据1987年1339号皇家法令，成立海外 ‘西班牙居民委员会’（The Councils of Spanish residents）和‘海外移民总委员会’(The General Council for Emigration)。‘西班牙居民委员会’在少于5 万侨民的领馆区由侨民选出7名委员，在5万-10万侨民领馆区选出11名委员，在10万以上侨民的领馆区选出21名委员组成。目前西班牙移民已在31个国家里成立这类委员会。西班牙最大的海外居民社群在阿根廷和法国。‘海外移民总委员会’是全国性的海外移民谘询机构，附属于劳动与社会事务部的海外移民司。总委员会58成员中43位成员由上述的海外西班牙居民委员会选出，其它15人由相关单位委任，其中雇主机构2人，工会组织6人，自治协会3人，司法部，经济财政部，内政部，和教育文化部各1人。总委员会的主席由劳动与社会事务部长在征得委员们的同意后加以委任，两位副主席由外交部和社会事务所部的高级官员担任。法令规定，总委员会的任务为：一，研究有关侨民问题；二，提出有关对外移民的政策建议；三，汇总相关职能部门有关对外移民活动的情报；四，对有关公民权利 ，劳工权益，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的法律、皇家法规、管理条例草案提出意见。[76]
希腊议会建有 ‘希腊侨民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ian Committee for expatriate Greeks),由各政党联合组成,该委员会为长设的谘询机构,议会每年予以独立的预算,以深入了解侨民的情况和意见.[77]
1995年克罗地亚议会为其侨民保留12个席位，任期4 年。[78]
波兰国会目前没有代表侨民的议员，但上下议院都设有专门委员会维护侨民利益。前者为‘上议院对外移民与海外波兰人委员会’（The Senate Emigration and Poles Abroad Committee）.主要开展国际交流向国家争取有关侨民工作的经费，后者为‘下院海外波兰人联络委员会’(The Sejm Committee on liaison with Poles abroad)主要开展民间交往，加强与侨民联系，争取侨民的权益。[79]
1998年土耳其也建立 ‘海外国民高级理事会’（High Council for Nationals living Abroad）及其下属机构 ‘海外国民协调委员会’(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ationals living Abroad)‘作为议会和政府开展侨务工作的机构。此外，塞浦路斯、圣马力诺、等立法机构也都设有类似的侨务谘询机构。[80]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截至1997年已有乌拉圭、巴拿马、秘鲁和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西和墨西哥等10个国家的议会先后通过有关双重国籍的立法，以图维护海外移民的利益。[81]
危地马拉与中美洲国家，拉美许多国家与西班牙还分别签订双边的双重国籍法。[82]
印度国会在2004年12月通过 “双重公民权”法。该法律目前只涉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6个国家。[83]
l菲律宾在上世纪80年初已通过立法将海外劳务输出逐步纳入法制轨道，1995年国会又通过共和国第8042法令即“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法”（Migrant Workers and Overseas Filipinos Act），加强立法力度，保证移民的权益。上面提到的有关保护菲律宾侨民的机构如“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就是根据这项法律成立的。2003年8月菲律宾国会通过了共和国第9225号法令即关于双重国籍的法令，该法令已由阿罗约总统签字生效。[84]
5， 召开世界性移民代表会议，组织全球性移民民间机构，加强移民与母国联系
现代科技通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移民间得以建立紧密联系，许多国家的侨务部门遂召开全球性移民代表会议，成立全球性的移民机构，加强全球各地移民与母国的联系。
1995年在希腊侨务司[GSGA]推动下建立了‘世界海外希腊人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Hellene Abroad希腊文简称[SAE]）。该会为希腊侨民无党派的独立谘询机构，由世界各地希腊移民组织的代表组成，总部设在希腊的色拉罗尼基 （Thessaloniki）。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85]
‘世界意大利人大会’(Confederazione degli Italiani nel Mondo-C.I.M是海外意大利人最大的民间组织，代表5大洲29个国家1900多个侨民协会4百万成员。总部设在罗马。2000年12月，意大利政府在罗马召开了“海外意大利人大会”（Conference of Italians abroad）。与会者海有外意大利人社区代表676人，国内各地代表169人和记者与观察员380人。意大利总统亲自出席大会并致开幕辞。会议着重探讨海外意大利人如何在科技和经济方面为母国作出贡献。[86]
1997年,移居世界各地的芬兰人成立了 “海外芬兰人议会”(The Finnish Expatriate Parliament)作为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该机构向所有海外芬兰人组织开放,目前已有32个国家的405个海外芬兰人组织参加这个 “议会”。[87]
2000年5月19-20日，匈牙利召开“全球匈牙利侨民代表大会”，邀请28个国家的匈牙利侨民组织代表200多人就‘经济全球化’‘民族政治展望与海外匈牙利的前途’，及‘欧洲背景下的匈牙利经济’等专题展开讨论。[88]
1991年10月俄罗斯曾召开过首届“世界俄罗斯同胞大会”（the First World Congress of Compatriots ）。2004年10月“俄罗斯同胞国际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Russian Compatriots）在莫斯科召开，来自22个国家的俄罗斯侨民代表推选出理事会执行委员，并邀请莫斯科市长Yury Luzhkov 为名誉主席。[89]
1989年在政府支持下波兰侨民成立了 “波兰协会”(Polonai Association),1990年该协会由“波兰人海外社区协会”(Polish Community Association)所取代.2001年4月28-5月3日，“第二届海外波兰人社区大会”在波兰举行,来自全球的320名代表就海外波兰人的教育、公民权以及波兰国家的前途展开热烈讨论，决定在6 个月内建立‘世界波兰海外移民协会’（World Council of Polonia）作为全球性波兰海外移民最高机构，总部设在加拿大。与会者要求波兰国会下院修改公民权条款，以便利外籍波兰人入境。[90]
2002年5 月在亚美尼亚首都召开了第二届亚美尼亚海外侨民大 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两千多侨民代表，聚集一堂，讨论和通过一系列加强海外侨民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联系的决议。[91]
1997年，贝宁召开首届贝宁海外移民会议。[92]
2004年10月，叙利亚在总统的支持下召开“叙利亚海外移民大会”[93]
2005年10月墨西哥召开第二届“国家与海外族群关系大会”。[94]
黎巴嫩海外移民在政府积极支持下成立“世界黎巴嫩人文化联合会”( World Lebanese Cultural Union, WLCU)；[95]
日本政府通过“日系与海外日人协会”（Association of Nikkei and Japanese Abroad）每年在东京召开海外日本人会议。1975年至2001年已先后召开过各种侨民会议42次。日本政府还每两年组织一次泛美洲会议，邀集美洲各国日本移民社区代表参加。[96]
6， 组织海外移民月,移民周、移民日活动,表彰有特殊贡献的海外人士，增强海外移民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海外移民多因经济或政治宗教原因而背井离乡。他们在海外的艰辛岁月，鲜为人知，他们的成就也常为国人所忽略。为改变这种的状况，加强海外移民的归属感，争取他们对母国建设事业的支持，一些国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移民月和侨民日活动，大力表彰海外移民的业绩，大张旗鼓地宣传侨务政策，收到良好的效果。
1988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签署276号告示(Proclamation No,276)， 宣布每年12月为“菲侨月”(month of Overseas Filipinos), 在此期间举办各种活动, 表彰菲侨的业绩,肯定菲律宾海外劳工对国家的贡献，宣布海外劳工为“菲律宾英雄”，并向有特殊贡献的海外菲律宾移民个人和私人机构颁发总统奖赏。1991年以来颁发总统奖赏的做法已制度化，到2003年为止，已有35个国家的156个菲律宾移民个人和机构受到总统的奖赏。[97]
2003年印度政府根据“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的建议，将每年的1月9日即圣雄甘地从南非返回印度的这一天定为海外印度人日，(（PRAVASI BHARATIYA DIVAS），至今已举办了3届。每届都召开全球印人代表大会，表彰一批海外有特殊贡献的海外印度人，举办学术研讨会，商品交易会、投资促进会和电影节等活动。今年的海外印度人日活动，虽不幸遇上了南亚海啸，仍有61个国家的近2000印度移民代表参加。印度总统在大会上号召海外印人成立海外基金会，集资1 亿美元支持政府的基础工程和海啸预警设备的建设。印度总理许诺将扩大实施双重公民身分法的范围，而海外印人事务部部长则答应在迪拜设立机构，处理中东印度劳工的申诉。大会决定今后海外印度人日的活动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中间一年举办海外印人经济会议，共商印度经济发展问题。[98]
2000年3月,黎巴嫩政府部长会议决定每年4月的第2 个周末为世界黎巴嫩侨民日,号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以增进全球黎巴嫩人的凝聚力，为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重建国家而共同奋斗。[99]
2001年4月“第二届海外波兰人社区大会”也决定每年5月2 日为波兰侨民日， 号召世界各地波兰移民在这一天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增强全球波兰人之间的团结。[100]
埃塞俄比亚2005 年1月举办年度埃塞俄比亚侨民日。[101]
萨尔瓦多立法机关通过举办“移民周”的决议。[102]
7, 由议会出面，召开外籍移民议员会议，开展院外活动，维护国家利益
海外移民成为所在国国会议员者虽属少数，但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些发达国家的议会利用西方国家院外活动的合法性，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
2000年，由意大利议会上下议院议长联合发起，召开“意大利裔国会议员会议”。欧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27国中，共有意大利裔的国会上下议员349人。此次会议邀请到其中的166人，包括法国国会议长、秘鲁国会副议长等要员。会议一致同意建立“世界意大利裔议员协会”，通过外籍国会议员的活动增进居住国与意大利的联系，并在居住国建立国会游说团，开展院外活动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美国意大利裔议员在美国国会中劝说美国支持意大利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103]
希腊、法国、葡萄牙、黎巴嫩和印度等国议会也和本族裔的外国国会议员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的游说活动，对某项涉及本国利益的议案施加影响。
8, 发挥海外移民网络的作用，争取侨汇、侨资，引进科技人才
一般说来，经济比较落后又有大量劳工输出的国家，其工作重点在于争取侨汇，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重点在于引进侨资，经济发达的国家则重点放在于引进技术和人才。而一些大国既争取侨汇，引进侨资又大力吸收技术和人才。
墨西哥为了解决非法移民的汇款问题，其驻美国的领事馆向当地的墨西哥人，（不论其是否合法）发放一种证件（matriculas consulares）以证明持证人为墨西哥人。此证件原为帮助警察识别涉案人的身份，但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被美国银行作为开设账户的凭证。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墨西哥的侨汇已从1990年的30亿美元增至2001 年的99亿美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104]
为了鼓励侨民将侨汇投资于国家建设事业,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实施了一项称为 “3合1”的计划,即侨民每汇回1美元现金投资于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便各拿出1 美元以促其成。目前该计划已在萨卡特卡州顺利实施。该州政府和美洲发展银行还为投资于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就业机会的归侨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财务方面的支持。墨西哥政府的上述做法已为许多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所效法。[105]
菲律宾有741万人在海外生活和工作，其中大约305万为短期海外劳工，162万为非法移民，只有274万为永久居民，因此，菲律宾政府不仅重视劳工的保护也重视争取侨汇的工作。与墨西哥的做法略为不同，菲律宾发行一种专为移民使用的汇款卡以保证合法与非法移民都能顺利将汇款送回家里。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2001年菲律宾侨汇高达到84亿美国美元。对菲律宾国内经济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起了重要的作用。[106]
印度是个大国，2200多万海外移民分布在五大洲的110外国家。印度既重视争取侨汇又重视吸收海外高科技人才。印度向海湾地区移民350万，其中劳工占80%，每年寄回侨汇50多个亿美元，约占2000年印度侨汇总额的一半，印度IT产业的年产值也近100亿美元，近年来又努力引进侨资，2005年第三届海外印度人日的中心议题即是如何大力引进侨资问题，印度力图引进数以千亿美元的外资投入基础建设工程。[107]
9,大力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动
加强民族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对维系海外移民与母国的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各国政府根据各自民族的特点大力开展民族文化工作，以保证民族优良传统得以传承。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海外移民的法文教育。在海外法国教学中心（AEFE）的主持下，法国在全球125个国家设立400多个法国子弟学校，（从学前教育到高等院校和大学的入学考试）这些学校和一般法语学校不同，得到法国教育部的正式批准和承认，根据法国国内同样的教学大纲和教育准则，达到国内同等的水准。学校的师资大都由国内派出。AEFE还对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远离法文学校的侨民子弟可通过法国教育部主办的公共教育设施“国家远程教育工作中心”获得正规的法文教育，中心委派学校教师给予辅导。“远程教学中心”所收学生不限于法国侨民，加入当地国籍的法裔学生也可入学。目前已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0学生完成其学业。法国海外移民子弟接受其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的熏陶对他们回国升学和工作大有益处，保持本民族的优传统的做法受到居住国人民的尊重。[108]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黎巴嫩、印度等国家也都十分重视加强民族教育，弘扬民族文化问题。他们大力支助海外侨民的教育事业，提供奖学金给海外学子回国深造，组织夏令营，开展民族传统节日的活动，派出文艺团体到移民区演出，许多国家还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侨民媒体维持侨民的的利益，宣传母国的成就，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建立了500家电台。700家报纸和许多电视台。[109]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宝来坞电影深受世界各地印侨民的喜爱，对海外印度青年了解印度生活方式产生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以上列举的9方面的侨务活动，概括起来是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提高政府自身开展侨务工作的能力（建立机构、政策和措施、法律保障、经费和效率等等）；
二是给予海外侨保护和一定的权益，在侨民中建立广泛的联系和信任（人身安全、劳动权等合法权利以及参与本国政治的某种权利等等）
三是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各国的需要，获得侨民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多方的支持和贡献。
前两项工作做得越好，侨民的贡献也就越大。这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也可以说是各国侨民工作的最普遍的规律。
（二）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侨务工作差异
以上列举9方面的的工作是近30年来各国开展侨务工作的带普遍性的做法。进一步仔细研究时人们不难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对待侨务工作的态度、目的、重点、方法、手段、措施等等均有明显的不同。下面我们将这些国家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分类略加比较。
2005年2 月2-3日，国际移民组织（IOM）曾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中心话题是如何将移民引导到发展政策主流议程上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将近100个国家，40个政府间和非政府的组织的代表。会上，IOM发表了该组织关于各国侨民工作的问卷调查报告作为会议的背景材料，这份问卷调查报告和会议代表的发言为我们进行比较提供了重要依据。[110]
（A）首先从地区上看：
1）非洲国家对侨民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非洲多数国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先后独立的，独立后由于内部纷争不断，政局动荡，根本无暇顾及侨民问题。本世纪以来，随着非洲局势日趋稳定，非洲各国政府开始着手建立机构，面向侨民，力图开发海外智力和财力资源。2001年，在IOM的帮助下，非洲成立了名为“发展非洲移民战略”的机构Migr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strategy (MIDA)。该机构鼓励非洲各国政府、非洲各国海外移民社群和民间团体为改变非洲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共同努力。[1111 为此，一些非洲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马里、佛得角等国政府先后成立了独立负责侨民工作的部级机构。在此次IOM的问卷调查中，非洲国家答卷率最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洲对此项工作的积极性。
2）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侨民工作较有基础。因为这些国家在地理上接近经济发达的美国，移民侨汇最多，移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与作用表现得较为充分，最早引起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注意。据美洲发展银行最新的数字：200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侨汇收入已超过450亿美元，是世界侨汇增长最快，数量最多的地区。因此这个地区各国对侨民工作向来比较重视，且积累了一些经验。
3）亚洲地区呈现出多样化。 由于石油涨价，中东地区产油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已成为世界重要的新的移民输入地。他们主要任务是招来并控制外来移民，本国公民外出的很少，不存在侨民工作问题；中东其他非产石国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等则成了主要移民输出国，他们的移民多为临时性的劳工，其流量远比存量大，如菲律宾海外移民总量中永久居民约为移民总量的1/3，其余2/3为合法或非法劳工。又如孟加拉国，300多万海外移民中约118万为移居国的永久居民，其它为临时性劳工移民，主要分布在中东各地。这类流量大而存量小的发展中国家，侨汇随着劳工流量的增大而增加，政府对侨民的工作也日见重视。如菲律宾政府就在劳工与就业部统辖之下设立“海外劳工福利署”，“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 “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机构，孟加拉国成立“侨民福利与海外就业部”。印度也成立了“海外印人事务部”，专门负责侨务工。
4） 欧洲主要对付外来移民，对自身侨民不太关心。欧洲经济发达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后，都已越过了向外移民的高峰期，成为移民净输入国。欧洲各国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对付入境移民的问题上而对于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并不关心。当然，欧洲内部也有所不同，南欧、东欧国家比西欧国家积极。因为南欧国家目前向外移民的流量虽已大为缩小，但昔日移民及其后裔的存量却很大，例如意大利1861-1965年间累计对外移民2750万，目前移民及其后裔多达5000-6000万人；葡萄牙国外移民及其后裔约430万，希腊海外侨民多达670万。对这些海外移民存量很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东欧巨变后，大量移民流向西欧和美国，也存在如何利用海外人力、财力资源问题。西欧的爱尔兰和北欧的芬兰的情况与其他西北欧略为不同。爱尔兰现有人口357万，侨民300万，而爱尔兰血统的人据说有5000多万，随着近年来爱尔兰经济的高速发展，爱尔兰政府将其侨民和血统人视为自己的重要资源加以开发。芬兰对外移民比其他北欧国家晚，其移民远未融入移居国，仍与母国保持较为密切联系，在移民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侨民工作的长期规划[112]。
5） 澳洲近年来也出现开展侨民工作的呼声。澳大利亚是国际移民的主要输入地， 但目前已有近100万澳大利亚移民在世界各地，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资源，要求政府开展侨民工作，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对他们的权益予以保障。
（B）其次从经济水平看
地区的差异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反映,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迫切希望海外移民能提供侨汇。
（C）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侨务工作的目的也不同
大体上说，发展中国家侨务工作的目的主要借助于侨民的力量发展本国经济，消除贫困。而发达国家侨务工作则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扩大本国影响。
（D）目的不同，政策的着重点也不同
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还处在国际移民的高峰期内，他们的移民多为临时性的劳工，其侨务工作的重点在于保护外出劳工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利，争取更多的侨汇，例如菲律宾。移民数量不大但人才流失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则着重于如何通过侨务工作变“智力流失”为“智力获得”以减少损失；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除侨汇外还着力引进侨资和侨智。而发达国家则着重给予侨民参政的权利以满足其侨民参与本国政治的愿望，扩大本国的影影响。
五 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启示
了解外国侨务工作开展的新动向，对我们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不无帮助，但在借鉴他们的具体作法时，尚需了解其出台具体背景并结合我国国情。这里仅从宏观角度，谈谈他们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 ：把握时代特点，放眼世界，侨务工作必有大的突破.
上述许多国家虽然侨务工作起步比较晚，但他们的起点都比较高。许多国家是站在当今世界的高度，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和国际人力资源争夺的角度研究和制定移民和侨民政策的。他们十分重视吸取当代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问题的科研成果，重视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例如印度、孟加拉国、爱尔兰、新西兰等国都在其侨情调研报告中辟出专章或专节探讨全球化进程对国际移民的影响，吸取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裔群问题（diasporas）、跨国主义(trasnationalism)以及国际移民理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ies）的最新科研成果，分析其它国家侨务工作的经验。如“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调查报告”着重介绍Robin Cohen等人关于全球裔群理论（Global Diaspora）,考察十多个国家的海外裔群状况并对这些国家侨务机构的效率做出评价。报告用了14页的篇幅研究中国侨务工作经验，分析中国侨务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112] 孟加拉国的调研报告“海外裔群联系的制度化”也用一定的篇幅介绍当前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向和一些国家的侨务工作经验，[113 ] 而新西兰的报告则着重借鉴南非的经验。[114 ] 此外，一些国家还曾派出专人到中国侨务部门来取经。相比之下，我国侨务工作虽然起步早，历史长，范围广，经验多，潜力大，成绩显著，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我们也有明显不足的地方。我们侨务工作者主要是从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文化的特质,以及华侨爱国主义传统诸方面思考、谋划、开展侨务工作的，我们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劳动分工格局、劳动市场变动缺乏了解，对国际移民模式的变化缺乏研究，对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和侨民问题的科研成果知之甚少，对其它国家移民的情况和他们的侨务政策也很少予以关注。这种情况妨碍我们从时代高度将侨务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更好地指导侨务实践；妨碍我们以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领域更好地与外国学者开展深层的对话；妨碍我们摆脱晚清以来形成的侨务观念, 跳出旧巢臼，到无限广阔的世界去捕捉侨务工作良机。这种情况应当设法尽早改变。我们应当开阔视野，放眼世界，从时代的高度来看待华侨华人问题，应当多多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动向，努力吸收国外的科研成果，广泛借鉴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我们尤其应当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并且在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而推动体制创新，把侨务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115]
启示二：认识客观规律，整合资源，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
国外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虽然侨务体制不同，工作对象和工作重点各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是将移民、侨民、归侨以及加入外国国籍的本国血统人看成是本国人口国际迁移不同阶段、不同流向的产物，予以统一把握。其二是认识到侨务工作的开展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单靠主管部门一家难以胜任，必须整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资源才能较好地完成任务。这两个共同点反映了现代人口国际迁移的客观现实和移民与侨民工作的共同规律。因为侨民的产生，除少数国家因战争或大国解体引起国界变动而导致本国原居民成为国外侨民外（如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主要是国际间移民造成的。如果移民不出国门，也就没有侨民、归侨和加入外籍原侨民等等的问题了，而要保护散居在异国他乡的千百万同胞并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没有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谈何容易。
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目前34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主要是鸦片战争至1949年第一次移民潮的产物，1949年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我国对外移民基本停止，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较大的改变。在对外移民基本间断的30多年间，我们的侨务工作因受到各种限制，主要透过归侨与海外亲友的关系开展的，重点放在政治上的统战方面。我国侨务部门既不隶属于外交部也不隶属劳动就业部门而是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实践证明，这种侨务体制、方针途径与方法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行之有效并取得了重大成绩的。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观念、体制和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例如，由于过去的侨务工作是在长达30多年对外移民基本间断的情况下通过归侨间接开展的，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为侨务工作与对外移民工作是无关的两码事，从事侨民工作的可以不研究对外移民问题，从事对外移民工作的可以不了解侨民的状况，把移民和侨民完全分隔开来，殊不知今日之侨民乃是昨日之移民及其后裔，没有对外移民也就没有侨民、归侨、侨眷、侨属等等服务对象，离开国际移民谈侨民，在认识上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深入探索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生存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从理论高度总结侨务工作经验。又如在实践上，基于上述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们把移民工作、侨务工作、劳务出口工作截然分开，由不同部门根据自己部门的任务、要求、标准行事，各搞一摊，甚少沟通，缺乏统一规划和领导，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此外在探讨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开发上，由于对移民与侨民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孤立地看待移民与侨民，思路受到很大限制，未能从移民与侨民、流量与存量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开发。显然，这些在相对封闭时期形成的过时的观念、体制和做法，都需要加以更新和改革。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努力探索客观规律，在更高层次上加强统一规划和领导，整合各部门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116]
启示三：以人为本，尊重移民的自主性，方能充分调动广大侨胞的积极性.
国际移民之所以逐渐受到各国的重视，主要因为人们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他们能给家乡、国家带来巨大利益，是宝贵的资源，为此，如何长期深度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一资源就成了当政者和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国际移民作为一种资源和其它资源有何不同？移民有没有自己的‘自主性’？能不能把他们仅仅看成可开发，
可利用的对象而不必尊重他们的“自主性”？许多国家在制定和执行移民政策时都遇到这个问题。所谓‘自主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移民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一是移民的自身的创造力。亿万移民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人地生疏的外国，为的是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节衣缩食把钱汇回家里为的是改善自己家庭的命运。亿万群众求生存，谋发展的行动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移民们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成家立业的，他们的成就和地位大都是在体制之外取得的，是在他们历尽千辛, 杀出一片天地后才被人们所承认的。决策者如果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不尊重他们的利益，忽视他们的首创精神，从根本上不懂得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必不能达到制定政策的预期目的。英国社会学家Stephen Castles曾反复举出战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实例说明这一点。[117 ]
我国侨务政策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始终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这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深刻理解并全面地加以贯彻。我们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统称为侨胞作为服务对象。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老移民及其后裔占了绝大多数，新移民是少数，二是参加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占居绝大多数，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是少数。因此，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侨务政策的精神，真正做到始终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并且把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非易事。应当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侨务工作者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接触面还是比较窄的，我们对改革开放后出去的新移民和改革开放前出去的老移民中仍然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那部分华侨与华人及其社团是比较熟悉，我们在他们中进行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听到的主要是这部分人的声音，而对于接受当地语言教育的第三四代华人就隔膜多了，但这部分人正是汇入主流社会的先锋，远在我们主张华人应汇入当地主流社会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远离故土，走到异国他乡，创建家业，繁衍后代，深深扎根于当地了。如何深入了解这部分人的历史和现状，仔细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切身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课题，因为这部分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体现了中国移民的自主精神，代表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某种发展趋势。比起新移民及老移民中保持中华文化较多的那分侨胞来，这部分人目前对于母国还没有前者那么“热心”，但由于他们已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他们在中国走向世界，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在促进中国和居住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我们应当时常考虑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尊重他们的自主精神。[ 118]
从外国的经验看，全球化不仅给了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利用、开发移民的新的可能性，也给了移民本身发挥“自主性”的空前机遇。我们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华侨华人的自主性，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侨胞，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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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参见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 —— 华人研究新探》（北京大学华侨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
[116 ] 参见丘立本：《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国际移民角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2004年第3期
[117]Castles, Stephen, ‘The Factor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CMD Working Paper #o3-09a 2003
[ 118]参见丘立本：：《经济全球化与华侨华人研究》，载《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总论卷》北京，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
[119]丘立本：《从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看华侨华人研究的意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