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真: 我一生难忘的恩师
作者:李建玲
李建玲在越南的留影
2006年6月3日当我听到邮递员叫我收信时,怎么也想不到这封北京来信竟然是王唯真同志的讣告,悲痛的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双眼。他老人家是我的恩师,比我的家人还要亲,怎么就走了?如果过去没有碰到他,也许我就没有今天。
我从懂事起就听妈妈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践踏了我的家乡——广东南海九江,他们进村后见人就抓、就杀,我妈妈的堂弟一家躲不及,就被鬼子杀害了。当时妈妈背着我,跟着奶奶、姑姑、婶婶等一家人外出逃难,路经龙江、石岐、澳门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香港。但不久香港又沦陷了,在香港的日本鬼子仍然到处抓人、杀人,我们全家又被迫逃向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投靠我爷爷,他在那里为香港冯登记大老板开的铺子“诚兴”打工,我父亲也是为这家香港老板在越南河内的铺子“正兴”打工。
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而广州湾是法国租界,它们之间可以通航,爷爷就打发我们母女几人乘轮船去越南投靠我父亲。岂料刚到越南不久的1944年,河内这家做桐油生意的“正兴”主管,强说一直红火的生意亏本,让我父亲涂改帐目欺骗老板,父亲不肯干,被下毒害死。我妈妈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去餐馆打工。刚读二年级的我被迫停学,白天去太古药房做童工,晚上自学。经济条件刚好一点我就去读四年级,不久又不得不停学去做包茶叶工,晚上参加华侨学校校长李其牧举办的夜校读古文、数学和越南语。再后来,白天转去河内的上海服装店当学徒,直至1954年10月河内解放,成立了华联会,我参加了那里的工作。
1956年春节刚过,经《新越华报》社的朋友介绍,我到新华社河内分社工作,主要是帮助王唯真社长带他的女儿小红,每天接送她上幼稚园。因为分社离在市中心的幼稚园比较远,王社长夫妇工作忙,不能保证每天按时接送。在小红随胡志明主席去中国访问的专机回北京后,王社长见我家境困难,就让我留在分社做后勤工作,每天早上让我去老挝驻越南报社取稿,有时让我和司机一同去机场送照片寄回北京,并吩咐司机返回时教我开车,告诉我要大胆些,学做多面手。
李建玲和小红在河内。
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领导,为了给国家节约开支,分社配有一辆轿车,若不是外出工作,他从不开车;星期天上街或去医院看病,他都是骑自行车前往。我刚到分社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带着我在分社转了一遍,并亲自把每个屋角的保卫灯都关掉,让我知道分社要节约用电。他对周围的人都和善可亲、关爱有加,分社的几位翻译、司机和服务员无不夸赞他的为人;他与《新越华报》和越南《人民报》的工作人员也都相处得很好。他工作经常忙到深夜,但他定出来学习越南文的时间从不中断;空闲时,他经常讲述过去在延安抗日时期的艰苦岁月和工作情况,我们听了非常感动。
1956年底,周恩来总理到越南访问,召集我们华侨青年谈话,告诉我们要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做好中越友好的桥梁。当时因为我读书不多,对自己是否能担当得起如此重任真是想都不敢想。就在这时,王唯真同志对我说:“你也可以当中越文翻译啊,你懂越南文,越语又说得流利,平时多练习翻译些报纸上的新闻就行。”他让我有空就翻译一段报纸内容,然后请分社的专职翻译梁桂英等人指点我如何提高。
那个年代,中国正在帮助越南大规模搞建设,有一百多个在建项目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由于人才奇缺,只好从应届高中毕业生里选拔培训。王唯真同志得知这个消息后,鼓励并推荐我去投考。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没想到竟然考上了!读了半年翻译专业班,毕业后任“三八”纺织厂实习团翻译赴上海,从此走上了专业翻译的道路,并有机会给越南轻工业部吴明鸾部长当了翻译。
2003年李建玲赴京旅游与陈萍和小红合影。 王唯真摄
我结婚后回到祖国,去信北京告诉了王唯真和陈萍夫妇。从那以后每年元旦他们都会给我寄来贺年卡,并总是来信欢迎我去北京游览。但因为工作忙,家务事又多,总也没能成行。2003年底,我跟旅游团去北京,很大的心愿就是想见见王唯真夫妇和小红。因为日程安排紧,北京又太大,王唯真夫妇和小红担心我路不熟,亲自乘的士去旅游团驻地看我,请我吃了北京烤鸭,并合影留念。临别时我们相约2008年北京再见,怎料王唯真他老人家突然故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我原是一个失学的穷孩子,能彻底改变人生的道路,是得益于王唯真同志的帮助与鼓励,他的一言一行都教育和启发着我,我这辈子忘不了他。记得我当翻译出发去上海前,妈妈曾对我说:“你今生遇到了大贵人呢!”
作者简介:1961年任越南“三八”纺织厂翻译,1965年任越南轻工部吴明鸾部长翻译,参与轻工部在数个基建项目、代乳粉项目和巢丝、味精、香料、糖果、面条、饼干等工厂与中国的洽谈。1967年结婚后随丈夫回到中国广西婆家,历任工厂仓库保管员、边贸局翻译,中国在越南投资公司翻译。 2007年底写于广西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