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杨燕事件前后的王唯真
作者: 杨沙林
作者杨沙林
我的一奶同胞、我在北京唯一的亲姐姐杨燕,因长期患病引发心力衰竭,于2001年3月在北京铁路医院逝世,终年90岁。
她生前在新华社英文发稿组从事英文打字工作,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干部,1967年10月 ,因工作疏忽,不慎在打字时,把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一句话漏打了一个字,变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而且发了出去。本来发稿前是要经过校对才能发出的,因此错误不应在杨燕一人身上,但当时形势混乱,派性严重,有人说曾在纸篓里发现一张没错的原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详。
此事被陈伯达在新华社大礼堂宣布为“这是现行反革命”而定案,一夜之间,杨燕就被送进拘留所,关了七年。杨燕事件发生在文革开始后最混乱的年代,当时许多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前辈、老革命成了“敌人”、“走资派” ;新华社从社长到各部领导班子以及许多著名的老记者、老编辑几乎全被打倒在地,连我这个小人物也不例外。社长轮番上任,又轮番被打倒。记得当时最短命的一位代社长胡痴,只当了不到一个星期就下台了……新华社是党的耳目喉舌,不能一日不发稿,更不能一日群龙无首。
经历六十年代的人,大概不会忘记那篇《九颗红心向祖国》的通讯,不会忘记那位为了祖国尊严和荣誉在远离故乡的巴西狱中敢于与敌人殊死搏斗,历经残酷的绑架、策反等考验的新华社著名记者王唯真同志。他们九人大义凛然,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敌人做斗争,以及在巴西和世界人民正义力量的强烈声援下,终于获得了自由,于1965年4月回到北京。归来后的王唯真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视。
正是在新华社几乎所有领导被打倒时,王唯真临危受命于1967年任新华社代社长。杨燕事件发生后,他没有向陈伯达汇报,受到陈伯达的训斥。王唯真认为“这纯属工作中的失误,以前发生过,今后还会发生”。大概也是为了使杨燕不至受到过分的处罚吧,但他还是未能保住杨燕免遭横祸。为此,他一直于心不忍。
我永远忘不了在杨燕受难期间,我还在“黑帮队”接受审查时,新华社大院内多少好心的同志冒着被揪斗的风险,悄悄跑到我身边,伏在我耳畔轻声询问杨燕被捕后的情况,可惜我作为一个“反革命”的家属,不仅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连她被关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她)们对在当时新华社算是顶尖案件的人如此关怀,给我留下永世难忘的印象。
提起杨燕事件,不能不涉及文革,也可能会触及某些人的灵魂。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文革”,在宣传口径上要求尽可能淡化,很少能看到有人真实地写有关文革的作品。整人的自然不会去写,他们竭力表现自己的“忠诚” ;挨整的不敢写,他们不知明天会怎样。其中有些人还不断真诚地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或“罪行”,拼命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即使有人认识到运动的荒谬,也不会产生秉笔直书的念头和勇气……而我坚信,下一代人以及被害者的子孙后代应该知道这一切。这是活下来的人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该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样对未来的道路才能看得更清楚,使悲剧不再重演。
杨燕的孩子曾在他母亲“保外就医”释放出来时,听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同志说:“你们差一点就见不着了,军管会本来要把她处以极刑,很危险啊。”1974年4月上旬市公安局七处的同志还对他说:“杨燕差一点被枪毙!”经向办案人员核实后,孩子找到新华社领导,希望弄清军管时期为什么要把杨燕置于死地。
军管为什么要把杨燕处以极刑,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人诬陷“杨燕发生这样大的事故不是由于工作一时疏忽,而是因为杨燕内心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有刻骨仇恨故意制造的”。后来,听说公安局曾派人向发稿组调查核实“杨燕平时言谈话语中是否对毛主席有过不满的表示”,以便取得旁证时,一位名叫李获昌的印尼归侨对来人说:根据他和杨燕平时接触,杨燕为人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绝对不可能故意制造这一事故。他敢于挺身而出,实事求是地为杨燕作证,使我们深受感动。大概正是由于有他这类人的旁证,才使得杨燕免遭杀身之祸。
王唯真去家中探望杨燕。
杨燕出狱后,王唯真几乎每年春节总要去皇亭子宿舍探望杨燕,也常向我探听她的病情,解释他当时未能使杨燕免遭牢狱之灾的苦衷。我们对王唯真同志当时的艰难处境很理解,丝毫没有怨言和任何意见。每次王唯真同志走后,杨燕总是对我谈起王唯真同志探望她的情景。王唯真同志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却如此真诚地关怀一位遭受迫害的普通职工,我们感到由衷的敬意和感激。倒是那些推卸责任、为了派性不惜置人于死地的人,至今没有任何反悔的用心令人费解。
今年春节期间,王唯真又到皇亭子探望杨燕,当他得知杨燕已逝世,遂打电话向我询问她逝世的情况,深感不安和惋惜,几天后还特意送来他未来得及送给杨燕的一张他与杨燕的合影。
如今,杨燕已逝世一周年了,由于一些和她平日有来往、比较关心她的人可能也还不知道她逝世的消息,我认为有必要借《老年生活》一角概述杨燕的一生,也借此机会向以王唯真同志为首的所有曾经关怀、帮助过她的同志,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之情。
作者简介:1922年生, 祖籍广东中山。1942至1946年就读西北大学外语系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流火社”,并投身学生运动。1948年在冀东解放区中学任教导员和教师。1949年后,先后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英播部、新华社对外部、图书 馆工作。著有《用生命播音的人――忆齐越》、《情系七彩人生》,主编了大型画 册《献给祖国的声音》。
摘自作者2002年向《老年生活》投稿《哭杨燕》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