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 ——致2017’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大会组织者志愿者
From the love of wisdom to the wisdom of love
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
——致2017’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大会组织者志愿者
钱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编者按：
我们选择十月一日，郑重发布钱宏先生写于三个月前的这篇《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致2017’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大会组织者、志愿者》，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既然我们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习近平，2017.9.29），那么，就相应地有一些属于我们当代中国人应当明白的一些新常识，这些新常识就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等于当代中国人要复古！
当代中国人，一定要记得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箴言，并从这里出发：
超越已死的先辈们传递给我们个人、家族“出人头地－光宗耀邦”的基因和梦魇！
引领世界：从“永续和平—生態文明—全球共生”出发，达到“全球共生—生態文明—永续和平”的目标！
当代中国梦，就是共生梦！
全人类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大家都来帮忙，一切皆有可能！
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大会组织者、志愿者们：
今天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日”，值此佳期，我想跟大家说一点中国公民的想法，希望不要太打搅你们。
我想说一个题目，叫《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那么你们一定会问，什么是智慧之爱？什么是爱之智慧？
是的，智慧之爱，就是古希腊人说philosophy，即“爱智慧”的意思，这里除了爱（philo）智慧（sophos，包括很多美味的汁），其实，它还有利欲（源自人们对迈锡尼时代菲利士人的看法）与统治（源自波斯人）的意味，所以，爱智慧，意味着从我出发，把“自我”作为主体，通过智慧的方式，包括逻辑的、话语的、政治的、制度的、武断的、暴力的种种工具手段，将他者（Other，他/她、它、祂）作为客体来进行整体统一的规范、征服、支配。
那么，爱之智慧，则是把你、我、他（含她、它、祂）互为主体的共在关系和共生过程，看作是第一位的规范，即以爱（philo），去规范智慧（sophos）及其工具手段、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亦即以“他者的规范”，以普惠共生（GSP Symbiosism*）价值观为逻辑、话语、政治、制度、文化、人性、利益导航！
我们不妨把philosophy倒过来，变成“sophophily”，以强调智慧是为了爱，而非爱为了智慧。
爱之智慧，就是共生智慧。
我们把这个富有爱之智慧的新哲学命名为中文的“共生”。这里，共生之“共”，讲的就是包容共享共赢、是平等平衡“一视为仨，存同求异”，也叫“道不同，亦相为谋”；共生之“生”，讲的是“天地之大德”，是“天道、地道、人道”，也叫别开生面的“自组织灵动力”。
我们不妨用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中文“共生”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活方式”（pattern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所以，共生哲学，讲的是从而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有无相生”、“天人和合”与“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的永恒创生的故事。
我们相信，在这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当今世界，综合人类自组织灵动力学（dynamics）智慧与平衡恊同学（Synergetics）智慧的共生思维方式、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Symbiosism），将为古特雷斯秘书长表达的“联合国改革”新希望、新思路提供精神支持。可以说，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是继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之后，为当今世界重新树立的一个普惠价值观（GSP Values）。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本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慢慢道来。
199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1995年起，把每年的6月17日定为“全球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荒漠化，是指主要由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引起的，在干旱、半干旱和干旱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官网上特别指出：每年的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旨在提高公众对全球防治荒漠化工作的认识，但是，“荒漠化，不是指现有沙漠的扩张。”
这是一句非同小可的话！我想，联合国大会是要提醒世人，包括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沙尘暴，不在荒漠化定义之中。众所周知，沙尘暴虽然短期内会对一个区域，甚至一个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但从全球气候、地表运动、海洋生物繁衍来看，却是地球生態循环的自然现象，是地球净化空气和保持陆地海洋生物平衡与多样性的必要机制保障！
联合国官网还说，这一独特的日子是要提醒大家，通过解决问题，增强社会参与和各级政府通力合作，我们能达到土地退化合理状态（即当地土地资源仍保持在支撑生态系统发展，保证食物安全的状态）。
从“爱之智慧”看，其实人类在这种自然机制面前，只能是限制自身文明或人化自然的足迹，适应大自然母亲全球平衡调配运动，才是人类的本分。那么，“增强社会参与和各级政府通力合作”，达成“当地土地资源仍保持在支撑生态系统发展，保证食物安全的状态”，就是人类本分。
为什么要提出“守住人类本分”？事实证明，联合国在1975年以3337号决议提出“向荒漠化进行斗争”的口号，并于1977年8月29日至9月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荒漠化问题会议，产生过一项全球共同行动的综合的和协调一致的方案；制定了防治荒漠化的行动计划；数十亿美元投入了治沙行动，各种抗旱防荒漠化的行动计划随之产生。然而，自那时以来，全球荒漠化问题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本加厉，更加严重了。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到3600万平方公里，占到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相当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的总和。全世界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有100多个，约9亿人。
这就清楚地表明，人类只是考虑自身的发展，“向荒漠化进行斗争”，主权国家世界秩序框架内，继续“以人为本”的共同体（Community），搞利益平衡的思维方式，并不能解决“由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引起的，在干旱、半干旱和干旱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荒漠化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的问题是：怎么会出现荒漠化？毫无疑问，包括“向荒漠化进行斗争”的口号本身，正是人类“智慧之爱”的文明，恣意扩张导致地球陆地1/4面积的荒漠化现象。
基于此，我们认为，荒野问题、防治荒漠化问题，象气候问题、难民问题、粮食安全、维和问题，以及联合国第二委员会负责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体系、和外债的可持续性）、发展筹资、可持续发展、人类住区、消除贫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发展业务活动、信息和通信技术、海陆空运载工具促进发展等问题一样，属于生態政治及其三次全球化浪潮问题的一部分。
所谓生態政治，就是生態文明新时代的政治。需要说明的是，生態文明相对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而言，具有调节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内容与保护自然资源双重含义的历史递进关系意义的“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而不只是保护自然资源意义上的“生態文明”（Conservation culture），不只是“绿色”，因为每一种特定生产生活方式的文明，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灵魂，如农耕文明的灵魂，是“和谐（智慧）”（Harmonious），工商文明的灵魂，是“权利（智慧）”（Rights），而生態文明的灵魂，就是“共生（智慧）”（Symbiosism），用共生智慧、共生思维来调节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资源（含人自身）的生態文明，这里的调节，包括化解当代中国与世界日益严重的“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文明的冲突”五大冲突。唯其如此，才能称得上“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
所谓三次全球化浪潮，我指的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前提，并以殖民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础，并以自由贸易为标志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以及以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为基础，并以普惠配置资源为标志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如果说，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和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主要属于地缘政治，同时，在这种世界秩序下“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和“文明文化冲突”等五大冲突不可避免，而且伴随“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的出现，人类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打断骨头连着筋”，不共生即可能共死的共生体（Symbiosome），那么，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人类一定要找到能够化解“五大冲突”避免“三大极限”可能导致同归于尽的政治形態，以重建新的世界秩序。
为此，1648年至今，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主权国家世界秩序，将面临改变－－改变为以生態政治为纽带超主权全球共生世界秩序！
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按照中国“体用一源”的古代智慧，人类文化文明，历经“以神为本”、“以君（家国）为本”、“以人为本”、“以（通）货为本”四个阶段，皆以“智慧之爱”这依托，即日神文化与酒神文化（祭祀、庆典、小圈子饕餮），酒文化滥觞而行奢侈浪费之风，神、君、人、物、天地（地球）皆承受不了，以至于随时可能崩溃而同归于尽……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必须回归天地原德，经由“爱之智慧”引领，进入第五个阶段曰：“以球（大自然生生不息）为本”。
是的，共生，即Symbiosism，或者说“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即live and let live，Win-win-win的普惠价值，且let it be，亦即顺其自然，亦即“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就将可能成为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必然选项。
说到“以球为本”，大家很容易想到“环境”。那么，什么是环境？文明扩张的背后是什么？是文化，是人性，甚至是制度，而支撑“文化-人性-制度”的是人的思维方式，是价值取向，是人的意识！
按照量子力学与最新分子生物学的探索，正是人的意识（起心动念）和潜意识（环境、背景、量子场），包括佛教讲的“贪瞋痴慢疑恨欲”，导致了地球荒漠化现象，而现象即本质，诸法皆实相！
荒漠化问题，需要一种更新的国际机制来协调解决。为此，我谨代表全球共生研究院，冒昧在此向大会提出两项动议：
第一，既然包括防治荒漠化问题，环境气候问题、难民问题、粮食安全、维和问题、生化核武问题、跨国地质灾难问题、保护荒野问题等等，越出了主权国家范畴，而现行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建构的联合国事实上很难作为，那么，我们认为，应当在联合国六大机构之外，先成立一个具有足够代表性又能恊调主权国家的机构，来专门处理跨主权国家事务，这个机构，不妨命名为：全球共生理事会（UN Global Symbiosism Council，缩写GSC）。
有关GSC，请参看陆群《共生思想与联合国+》一文，收录在《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即拟将列入由北京出版集团与全球共生研究院合作出版的《相约共生丛书》。
第二，既然处理跨主权国家事务，如防治荒漠化问题，环境气候问题、难民问题、粮食安全、维和问题、跨国地质灾难问题等等，不能不用到大量专项资金，而这些专项资金，单纯依赖向联合国各主权国摊派事实证明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求其他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知名人士和各国公民募集又不够名正言顺，那么，我们认为，在联合国GSC尚未成形之前，先成立一个基于生態政治秩序需要的超主权大公益基金会，不妨命名为：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共生基金会（Global Eco-political Super sovereign Foundation，缩写GESF）。
有关GESF，请参看钱宏《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一文，曾公开发表在2010年3月24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等众多媒体都有转载（凤凰网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0324/1958079.shtml）。
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只就GESF作一点说明。为了帮助国际社会适应“生態政治超主权时代”的涌现的各种新情况（比如“地球变暖”、“荒漠化”、“人权灾难”、“雾霾”、“核扩散”、“难民潮”）、新事物（比如“跨国传媒”、“移动互联网”、“超主权货币”）、新形势（比如“绿色和平运动”、“乐活运动”、“新经济运动”、“新乡村建设运动”、“全球共生运动”），确保中国导向“生態统领，体行共生”，为全球作出生態文明的表率，展现大国风范，重新唤起人类的希望，我们建议中国主动要求将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暨《京都议定书》下一次缔约方会议，放在中国的某一城市举行，比如台北市或有阿里山之门的台中市（意义“你懂的”）。
中国将在这一世界平台上倡议：将“气候政治”、“地缘政治”，转变为“生態政治”、“共生政治”。“世界防治荒漠化大会”、“世界气候大会”将不再是讨论各国“权利划分”，而是讨论“全球共生”问题。为此，“世界防治荒漠化会议”、“世界气候大会”、“防止核扩散会议”等等，将合并正式更名为：“全球共生大会”。并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即GESF（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将来合适时，再成立“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the Global eco-political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或上面说的UN GSC（全球共生理事会）。
从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的权利范式，到共生范式的主题转换，即是从权力到责任、从利益到义务的主题转换。因而，“全球共生大会”的参与主体，将不再单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是与其名称相匹配地分别以：地球公民、现行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各国及地区NGO组织、教科文卫体艺媒组织、跨国公司、跨国集团、地区结盟组织等，分别按一定比例派出与会代表。
同样，GESF的资金构成，亦将按地球公民、现行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非政府性组织、教科文卫体艺媒组织等参与主体的比例出资，比如无论什么国家民族的人，人均拿出1美元，每个国际组织、NGO按比例均拿出若干美元……由此类推。
GESF将用于：保护地球，空气、水、土地、植被、动物、人类，退居还“原”、退居还“林”，设立“自然保留地”（如世界仅存的几块净土，如西藏高原、东南亚雨林、非洲草原、西伯利亚、东欧森林、亚马逊雨林、南极洲、北极圈）、帮助有机使用高排放、无机开采高放射的国家或地区解决技术难题和人口迁徙、帮助南北纬20度范围内因海平面上升失去家园的人类、动植物安顿新的家园、人类经济活动价值参量体系研究……所有这一切，在“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将可望在“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框架内逐步加以解决。
“以球为本”，人类自觉回归自然，开启自然、社会与人良性循环（均衡制衡）全球共生新秩序，将由此开始。因为，按照最小阻力原则，从防治荒漠化、全球气候-生態问题切入，亦是爱之智慧的体现。同时，这项动议由在中国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参与者提出，既是当代中国人的担当，也是对中国综合国力的真诚检验：能制衡自己者，必是内心真正的强大者。其全球示范效应，依然是：改变现行诸如“霸权政治秩序”、“特权政治秩序”、“主体政治秩序”，势在必行，且完全可行。
正如我的一位好友来信中指出：只要人类不想走向全球毁灭同归于尽，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生化核武时代、发达国家老龄化时代、新兴国家崛起时代，霸权政治必然会让位给生態政治、共生政治。为此，我们在爱之智慧哲学和国际政治的领域讨论生態政治、共生政治问题以及新的国际秩序，乃至建立“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或“全球公共政府”（the Global Public Government），将无可回避。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基于希腊哲学的智慧之爱，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后世各种自由法权的乌托邦，具体说，即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生態危机。工商文明系统由于后发的民族国家、新兴国家加入和崛起，基于智慧之爱的“霸权政治秩序”、“主体政治秩序”（包括“朝贡政治秩序”）本身，已经完全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共通、共同、普世（Community）问题，即：因为人类文明不断拓展扩张对地球过度开发，而陷入环境污染（碳排、毒排、放射线）、物种灭绝、资源破坏、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恐怖袭击、战争恐怖、生化核武讹诈的险境，加上地缘政治带来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等“五大冲突”，严重威胁地球生灵的基本存在。
而基于爱之智慧的“全球共生大会”及GESF，能否作为国际社会从维护世界和平恊调机构的“联合国”，顺利过渡到生態统领共生为魂——创建一个共生世界的“全球公共政府”（简称“全球公府”）之雏形？值得期待。
爱之智慧，将明确提出一个时代命题，即：必须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
我们将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联合国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人民主权社会秩序之后，“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颁布又一个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以确立超主权、超人权地球公民秩序。
完成了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历史转变的共生哲学，将体现为：洞察万法实相的大智慧、关爱一切众生的大慈航、彰显普世幸福的大格局之普惠价值。
愿：天地人、你我他（她它祂），一起来，心手相握，各位其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
祝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谢谢主席先生！
陽子2017年6月15-17日草于复旦大学望道苑39号101A
*普惠共生，译作GSP Symbiosism，是借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和倡导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缩写GSP，表达非排他性共生体（Symbiosome）组织形態的原则与理念：普惠共生。中国古代最接近普惠共生思想的文化源流，是墨家“兼爱，交利，非攻”的思行。据此，表达非排他性的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的“普惠价值”，也译作：GSP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