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彩虹的消逝——董鼎山的意义

当地时间12月19日上午，美籍华裔作家、评论家董鼎山先生因心脏病在纽约一家康复中心猝然去世，享年93岁。

早在今年初，董鼎山就撰写了带有遗嘱意味的文章《纽约客闲话之随感录：向读者告别！》，他将此文发给了自己所熟知的多家报刊，2月21日，该文发表在美国的《侨报周末》上。而在他最享声誉的祖国，该文却遇到了“阻碍”，因为国人对他有更多的情感而不愿接受告别，比如多年负责为其专栏约稿的《新民晚报》资深编辑殷健灵，此前也收到了该文却拖延不想刊登。殷健灵期待老先生能一如既往，并多次写信鼓励他重新写作。最终，董鼎山还是在岁末的寒冷中辞别人世。

　　时代传奇：纽约客的中国心

对于年轻读者来说，董鼎山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作为作家，他没有小说、诗歌或戏剧文学作品传世；作为学者，他没有学术著作留下，更没有创建自己的理论或学说；作为精通中英文的翻译家，他没有像其胞弟董乐山一样潜心译著。

董鼎山与董乐山均在中国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兄弟两人却一直疏离不睦，所走的也是完全不通的两条道路。弟弟董乐山身在中国，1957年即被打成“右派”，命途多舛，却翻译完成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午的黑暗》、《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名著。而居住纽约的董鼎山，翻译条件相对优越，却似乎对翻译没有特别兴趣，他更沉浸于写作的嗜好。

旅居纽约的董鼎山曾经红遍中国，成为国人所熟知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这更多借助时代使然、传媒身份使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刚刚进入改革开放，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脑的普及，各方面的信息闭塞，交流障碍，传输不畅。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打开窗户，迎接八面来风。正是在此时刻，旅居纽约的董鼎山成了最佳人选。作为前纽约市立大学资深教授，董鼎山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侨报》等有丰富的专栏写作经验，此时在北京的《读书》杂志创办伊始，主编力邀其加盟，在当时倡导“读书无禁区”的《读书》杂志，可谓“一花独放”、“惊世骇俗”。董鼎山在此开设的《纽约通讯》专栏，以自由放任的文笔，书写美国文坛的人事种种，成为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当代文学现状，成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回看董鼎山的作品，多是为报刊所撰写的专栏文章。客观地看，其文笔随意，缺少深入的学术研究，也没有试图构建自己的写作系统，基本是靠兴趣的率性为文。通过对海外文坛诸多作家作品的观感评说，传达新的信息和风向。对于某些特别感兴趣的作家往往倾注更多笔墨，比如他从各种角度写过海明威，从海明威写作特点、个人经历、做人特点，不同批评家眼中的评介，以及海明威的初恋、性取向等有数十篇，海外出版界每有海明威研究新的传记均会撰文介绍。董鼎山喜欢轻松的话题，文章多有“文坛八卦”特点，野史秘闻，掌故轶事，五味杂陈。他对著名作家鲜为人知的幕后生活尤其津津乐道，比如“福克纳的黄昏恋”、“纳博科夫的童女恋”、“詹姆斯的性心理”、“戈尔丁的抄袭？”、“艾滋病与同性恋的创作”等等。这些文章传递了大量欧美文学界、出版界的信息，加之顺手拈来的点评分析，让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读书人眼界大开。此后，董鼎山的专栏在中国多有结集——《天下真小》、《诊断美国》、《纽约客书林漫步》、《西窗漫记》、《第三种读书》、《纽约文化扫描》、《董鼎山文集》(二册)、《自己的视角》、《纽约客闲话》、《美国梦的另一面》等。其风头与影响，至今少人与之匹敌。

董鼎山的文章不追求专业严谨，虽缺少学理，却文风活泼质朴，潇洒自由。成为那个特殊时期中美文学交流的使者，被誉为“美国文学大使”当属实至名归，极大影响了“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

　　一道彩虹的清醒谢幕

董鼎山热爱写作，除了早期有过少量的文学创作，其主要成就和影响就是专栏文章。虽不属于创作，却也沉迷其间，多产自娱，且一生笔耕不辍。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痴迷写作了一生的老作家，董鼎山有着对自己的清醒定位和自知之明。他在试图封笔的宣言《纽约客闲话之随感录：向读者告别！》中，表示自己将“结束将近80年的写作癖好(而不说写作生涯)”，“癖好”一词生动而准确地表明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也是颇具自醒意义的人生诀别。文中称93岁的自己不良于行，85岁的老妻又患骨癌，两位老人拒绝入住养老院，而是选择“坐以待毙”。今年5月8日，董鼎山挚爱的妻子瑞典人蓓琪去世。他在太太临终病床前，答应了她一定继续写作和继续发表作品。果然，他兑现诺言，重新拿起了笔，6月份发表了《自杀企图失败后的悲哀》，文中写道：“我对去世爱妻蓓琪病床边的最后承诺是：我一定会继续写作下去。因她知道写作是我一生兴趣。现在我只能红着脸向读者道歉，因为我要履行在自杀企图失败后的诺言。”此后他还发表了《愿您活到100岁》等文章，坦率直言——人若活到100岁，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在《纽约客闲话之随感录：向读者告别！》中，他坦承因为衰老，他“对报章、杂志、书本、时事、电视、电影等也渐渐失去兴趣，单靠一台电脑与亲友保持联系。但电脑如有失灵，不能与人交流，就心急不堪。这是老年的悲哀，无法拭去。”他心满意足地说，“我已活得够长命，惟一怕的是跨过最后一关的一刹那。我是个无神论者，现在则好奇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此后，就是他对成就自己写作事业的各地的编辑以及相关人员的特别感谢。

虽是耄耋老翁，董鼎山思维一直清醒。他清楚自己一生的写作和追求，从不称自己是“著名作家”，对自我的价值始终有着深刻的自知之明。

在新时期的中美文学历史上，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充当了窗口与桥梁的作用。在新时期对中国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作家中，比如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等等，很多人都是从董鼎山的文章中才第一次接触到。那时最早的译名也与现在不同，比如纳博科夫被译为“纳布考夫”、《洛丽塔》被译为《洛丽泰》，波兰大诗人米沃什称为“米洛兹”，他与米沃什不期而遇一起用早餐，可能是中国内地读者看到的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布罗斯基语)的最早文字记录。

董鼎山以自己的勤奋，让中国读者较早见识了一批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和作品。虽然只是只言片语的介绍，却像一道彩虹飞架在太平洋两岸，让中外文学的理解变得更加畅达。他本人也以其自得其乐的写作“嗜好”，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坛风景。

董鼎山，(1922—2015)1922年出生于宁波，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时即开始为柯灵所编刊物撰稿。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在新闻界任职二年。1947年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曾任报刊编辑、纽约市立大学教授，1989年退休。著书有《纽约客书林漫步》、《西窗漫记》等多种，中英文作品散见于中美报刊。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弟弟董乐山是著名英语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