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笺心》精选了作者近九年来创作的百余首代表之作，以古典诗词为主，兼收藏头诗与现代诗。诗集中，既有对爱情细腻而真挚的描绘，也有对友情长久而纯粹的礼赞；既有思乡之情的深切表达，也有对山川自然的清新咏叹。作品在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眷恋，以及对心灵世界的敏锐洞察，充分体现了作者情感的深度与艺术的美感。

加拿大出版社表示，《水墨笺心》的出版，不仅是对中华传统诗词在海外的一次精彩呈现，更是推动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出版社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部诗集，让加拿大乃至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感受到东方诗意的独特力量，体悟汉语文学所蕴含的文化智慧与哲理之美。这既是对原创文学的支持，也是促进文化互鉴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

目前，《水墨笺心》已在加拿大及中国多地同步上市。该诗集的面世，不仅标志着谷剑云文学创作的重要里程碑，也为加拿大出版社在推动多元文化出版、展示中华文学魅力方面再添一项成果。

谷剑云是加拿大中文记者和编辑协会创会会长，世界洪门致公文化研究中心副主席兼秘书长，加拿大洪门致公总堂副主席。

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理事、《印华日报》总编辑李焯辉于 2025 年 8 月 13 日凌晨 2 时 42 分去世，享年91 岁。

李焯辉祖籍中国福建南安，1938 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作为印尼知名政治分析人士与资深媒体人，他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新闻事业，在业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曾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总编辑兼主笔、《印华日报》总编辑，更是新报（电子版）的创办人，他以深耕不辍的坚守推动着印尼华文媒体的发展进程。​

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李焯辉凭借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客观公正的报道风格赢得了业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尊敬。他的笔触不仅记录着时代变迁，更在字里行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为中印尼文化交流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作为杰出的媒体人和学者，他始终怀揣着对中华文化的赤诚热爱，成为中华文化在印尼传承发扬的积极推动者，让华夏文明的魅力在异国他乡绽放光彩。​

李焯辉的逝世，是印度尼西亚新闻界的重大损失，是中印尼文化交流事业的重大损失，更是华人社会的重大损失。他的敬业精神、学术追求与文化情怀，将永远为读者所铭记。​

李焯辉总编千古。​

特此讣告。​

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
2025 年 8 月 14 日​

引领与召唤

2002年，赖连金博士自日本回台湾创业，同时2000年在日本创办的中日双语的侨报《南华报》在日台两地发行，似一只候鸟，跨越海峡，传递着文化的讯息。直到2008年，举家迁返台湾后，《南华报》积极展开两岸三地非遗文化对话，让歌仔戏与昆曲在版面深情唱和，似两位老友的倾心交谈，诉说着传统文化的故事。

2010年以专注推出全球华人文学名作，余光中、郑愁予、白先勇、张爱玲等诸多名家的文字交错成光，如璀璨的星河，在纸上汇流，照亮两岸读者的心房，让他们的心灵在文字的海洋中得到滋养，似干涸的土地迎来甘霖。这不仅是一张报纸，更是一座精神的归所，让分隔在不同国度的华人，在文字中找到心灵的共鸣，如同找到了失散已久的亲人，身心相拥。

《南华报》社长赖连金博士

转型与创新

新世纪翻开新篇章，报社从神户扩展到台湾，并在2010年代正式迈入数字化时代。《南华报》顺应科技浪潮，不断创新发展。2012年，报社迁至台湾台中，站在新时代的浪尖之上，毅然迈向“全媒体”时代。从单纯的纸质刊物，拓展到网络平台，微信、APP、官方网站，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似春日里绽放的花朵，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经过两年的努力，南华报已成功构筑多元媒体平台的立体化组合，自从PC官网开台及微网营销以来，深获两岸中小企业的信任，快速发展中小企业的”互联网+”名片通的标准作业流程，积极将南华报打造为国际前沿的文化传媒。

2016年前后报社响应各类华语文学奖宣传推广，鼓励全球华文创作，让文学成为连接两岸三地的桥梁，这份报纸，以像素承载着铅字的灵魂，在荧幕的光辉里，重塑中华文化的光影，如一位技艺精湛的雕塑家，雕琢著文化的瑰宝，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在人工智能、区块链、VR等新科技如风暴般席卷的时代，《南华报》再次展翅高飞。

2020年，全球疫情肆虐，传统纸媒面临严峻挑战，而《南华报》却凭借多年来在网络积累的优势与实力，在这场危机中顺利轻松突围。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文化的长河中，闪耀着光芒。

多元贡献与文化传承

赖连金博士不仅在办报上成果斐然，还在多个领域为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24年7月1日担任台北宝成扶轮社社长，与国立台东大学发起成立“希望工程”项目，赖连金社长带领包括西门、信义、中兴、城西、金门、新起、传世、动力、光耀等扶轮社在内的18位代表，以联合服务计划的方式，捐赠支持台东大学师生，关怀台东教育发展。

若文化是躯体，信仰便是灵魂。赖连金先生以文化立身，以信仰立心。他以身作则，投身社会公益，建立媒体公益平台，让爱好写作书艺文化的人士交流，促成全球华文媒体与作家共同为振兴中华文化而努力，特别是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地信仰者在慈悲与智慧中找到共鸣。他支持道教文化的复兴，助力庙宇修缮，资助宗教典籍的整理与出版，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绽放新的光辉。

在他的努力之下新闻不仅是事实的记录，更是良知的呐喊。赖连金博士深知媒体的责任，他让《南华报》成为社会的镜鉴，政治的良心。他关怀台湾的民主进程，也关注社会的不公；他支持两岸和平交流，也坚守公正理性的立场。他关于办好媒体做正面引领的理念表述，被《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发布后，获得了全球点击率第一的高度认可。《南华报》的社论曾被日本学术界列为研究课题，足见其深远的影响力。在政治波澜起伏的浪潮里，他始终站在理性与人文的交汇点，以媒体人的担当，架起沟通的桥梁。

赖连金博士

文化的传播，需以仁爱为根基。赖连金博士不仅是文化的守望者，更是公益的践行者。除此之外，他也是一级健康管理师，自日本回台做预防保健的倡导，2002年迄今，在两岸三地公益演讲超过1200场次以上。医学以来，除了著书立说之外，也长期资助贫困学子，让知识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钥匙；他投身健康产业，将所得反馈社会；他倡导环保理念，推动绿色生活，让生态的诗意融入日常。他深信，文化若无爱的滋养，便只是一纸空文；而爱，唯有化作行动，因而他身兼数职，希望把余生贡献给社会。

继往与开来

回首眺望台中印刷厂的旧址，宛若轻柔地抚摸着一张张泛黄的报纸，那是时间遗落的信笺，也是历史沉淀的诗篇。油墨早已褪去色彩，但字迹仍清晰可辨，每一个字，都象是一叶小舟，在岁月的长河里悠悠飘荡，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和情感，似时光的使者，诉说着过去的传奇。

耳边传来创刊时的声音：“愿这份报纸成为跨越时空的船。”二十五年后，当我们缓缓拆开这张跨越时空的船票，发现背面印着所有读者的IP地址——从神户港到基隆港，从台湾大道到黄浦江畔，从海峡的彼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终究在文化的洋流里，同舟共济，如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前行，共同守护着中华文化的根脉。

《南华报》是时光的剪影，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它是文化的信物，传递着民族的精神；它是无数游子的乡愁，承载着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似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全球华人紧紧相连。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份文化的坚守与文明的传承精神，在《南华报》和赖连金博士的引领与召唤下，向着中华文化与文明更加灿烂的明天奋勇前行。

1988年4月，海南挂牌建省，海南经济特区成立。这是中国第五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的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8年来迅速的发展，对内地人的生活以至于心灵，形成一股股冲击。人们对特区从起初的不甚关心逐渐变得心心念念。记得有一年《珠海特区报》在西安招人，风声传到陕西日报社，符合条件者无人前往。但后来《西安晚报》以及其它报的记者去了，传回消息说条件不错，引得不少人心动。待到海南特区成立以及一大批人奔向海南的传闻日盛，终于鼓荡起内地青年知识分子图新求变却也矛盾重重的心潮。

杨捷

这年的3月27日下午，我遇到了杨捷。

杨捷原是《延安报》记者。我1982年在延安记者站驻站时认识了他。他话语不多，我俩也就是几面之交。他那阵儿被借调到《陕西日报》，好像是做记协的一个什么项目。

他带我到二楼一间大办公室。他宿、办都在这里。

他说他应聘了《特区时报》。这个报纸当时我第一次听说。他告诉我这是一家民办报纸，海南大特区有特殊政策，允许企业办报。这张报就是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的。办报伊始，亮出新的新闻理念，并在《人民日报》打出广告，面向全国招聘采编人员。他看到这广告后发去了自己的简历和主要作品。他的作品里有几篇内参，曾得到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批示。《特区时报》看中了这一点，想让他去重点采写内参。他请假去海口在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报社决定调他过去。但他家属不愿去，一时僵住了。

他鼓动我去，说以我的学历、职称、经历和能力完全胜任那里的工作，他也愿意推荐，让我准备一下业务简历，他帮我发过去。

他没有讳言他这么做对他有利的方面。他说他与陕西日报社领导谈过，如果《陕西日报》有一个记者被《特区时报》聘上，他就以《特区时报》记者的身份对调到《陕西日报》来。

这样一个对调过程的可行性及其难度，我完全不懂。但他所讲的《特区时报》的新闻理念和愿景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兴趣点是四个字：民办报纸。

民办报纸

“民办”区别于“官办”，我所在的党报无疑是“官办”的，确切地说是“公办”，就是公家所办——党和政府所办。

其实这里的“办”不是一个正确的表述。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营”。营者，经营也，即筹划与管理。经营与资金来源、产权归属密不可分。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经营者当然是出资者。股份公司出现之后，出资者即产权所有者亦即股东不必是经营者，出现了所谓的“经理人”，但股东终究是决策者，掌控着企业的发展方向。

1949年以前，中国的报纸绝大多数是私营，或是私人出资，或是私人企业出资。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变。

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迅即对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进行调整与充实，建立起一个公营新闻事业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以《人民目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新华通讯社系统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电台系统。

……截至1950年，全国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基本上都建立了党委机关报（后于1954年随大行政区一起撤销）。与此同时，许多（地）市乃至县的党委机关报也纷纷创建，其中不少是原在本地出版的解放区报纸。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机关报组成的党报系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营新闻事业的主干。此外，还有社会团体、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人民军队、少数民族和专业部门的报纸，《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等。据统计，1950年全国各类铅印报纸有 382种，1951年增至475种。经过 1952年的整顿和 1953年的调整，至1954年10月，全国共有报纸248种。其中国营报纸230种。公私合营报纸4种，私营报纸5种。……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报业的特点是：党报与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与私营报纸并存，其中党报、国营报纸占绝对优势。

该书记述了这一变化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与改造工作，由没收国民党以及其他反动势力主办的新闻机构转为改造私营新闻事业。

据1950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

对于这些私营新闻机构，党和政府最初根据公私兼顾的政策，在经济上予以扶持。……

对于私营新闻机构的宣传报道活动，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但不得反对或者损害人民的利益。……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私营报纸自身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办报业务难以适应新的形式。党和政府要求新闻工作联系实际，对工作和社会生活有指导作用。一般私营报纸缺乏这方面的素质，不熟悉新的办报方式，因而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较差。……其次，在新中国的读者心目中，党报的威信远远高于私营报纸。私营报纸在采访活动和获得新闻方面的条件较差，获得广告也比较困难，使许多私营报纸在经济上难以维持。……1950年6月底，全国私营报纸已由3月份的58家减至43家，11月底减至.39家；12月底减至34家，1951 年4月底减至31家，8月下旬只剩下25家。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党和政府又转而采取合并改组、公私合营等措施，对私营报纸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2年底，私营报纸除停办者外，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此后，人民政府又逐渐退还私股，进一步将公私合营报纸改造成公营报纸。

这就是说：1952年底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已没有了私营（或者说“民营”）报纸，所有报纸都由党政机关主要是党委机关主办，而且绝大多数是机关报，像《陕西日报》就是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报，也就是“党报”，主管上级是陕西省委宣传部。这里的“党”一度是广义的，包括民主党派，如《光明日报》就曾是民盟主办的。至于改革开放前有无政府部门办的公开发行的报纸，我手头没有确切的资料，不好说。

八十年代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党报不存在经营问题，经费来源是财政拨款，不登广告创收。

中国当代报业，除去澳台部分之外，是滥觞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非执政党的党报。50年代以后的现代当代中国报纸，完全是以政治宣传为使命的党的新闻工具。在经济意义上，直到80年代，中国的报业几乎完全是计划经济的典型行业，根本不存在市场竞争，也不存在利润导向。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改革开放以后，党报逐步转型，财政拨款逐年减少。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总编辑张光在一次会上讲：省上已不给《陕西日报》拨款，我们做到自收自支了。

也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报纸上的广告开始有了，多了。到1996年，陕西日报社全年广告收入突破3000万元；1998年，达到6100万元（陕西日报社70周年社庆丛书《<陕西日报>史》）第164页）。

后来，记者们联系来的广告有了奖励，又发展为提成。广告部主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每年的记者会上，专门讲组织广告的事。不过在八十年代初这事儿不算太迫切，当时市场还是党报当家，甚至是独家。省会城市西安除《陕西日报》外就是一份《西安日报》，省内十个地市获取信息主要靠《陕西日报》。《陕西日报》每天早上5点前开印，邮局在报社旁边设有一个机构，印出的第一批报纸立即装车，当天就能送到咸阳、渭南等邻近的地、市，读者下午拿到。榆林、延安、汉中、安康几个远一些的地市，送到已是晚上，第二天上午到读者手里。我驻延安记者站时就是这样，没有看到过当天的报纸。这几个远一些的地、市当时也办有报纸，但都是四开小报，信息量小。在这样没什么竞争的情况下，读者选择余地小，加上各级党委往往下发通知要求下级订阅党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党报发行量还是稳步上升的，1988年《陕西日报》订阅数竟达到33万份，远超了盈亏点（《陕西省志（第70卷）·报刊志》第285页）。

《特区时报》

1988年12月，随着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特区时报》试刊号出刊，赫然标明：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

创刊号上刊出了名誉社长、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学会会长胡绩伟所写的代创刊词《我希望……》，文中写道：

我在几个会上鼓吹大企业家办大报，就是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办全国性、综合性的大报，这将是新闻体制改革的一个大突破。《特区时报》正是大企业集团办的报，是“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主办的、我国特区第一张跨省的大型综合性的大报。它是五个特区的报，是全国开放城市和开发区的报，也是全国人民关心的报。

这似乎是民营报纸的重出江湖。

昙花一现

但《特区时报》试刊号上的主办单位名称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是一个被误解的昙花一现。

误解在于：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不是私营企业，而是一个全资国企。

国企不是都能办报的，确切地讲，不能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一般企业内部办的报纸俗称企业报，不能公开发行，不是正式出版物，只能在企业内部传阅。

例外情况是：一些体量足够大的国企，可以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但也要有从内部转为公开的一个过程，譬如《攀钢日报》与攀枝花市委机关报《攀枝花日报》明显不同。

我当年在《特区时报》的同事、后来在英国莱斯特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勾芍人说，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攀枝花市委机关报《攀技花日报》作记者时，《攀钢日报》还是一家企业内部报纸，后来才改为公开发行。

勾芍人1989年进《特区时报》，时间比我早。据他所知，《特区时报》创刊号出来后，关于主管单位，引起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关于企业是不是有资格作为省级报纸的主管单位等问题。

一个月后，1989年1月29日，《特区时报》试刊第二期面世，主办单位隐去了，只打了个“中国•特区时报社出版”。

报社的主管单位后来相继变更为海南省政府的厅级部门：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海南省计划厅等，最后停刊前的主管单位是海南省文体厅。

勾芍人

八十年代中期，勾芍人就兼有了专业记者和诗人作家两栖身份。他以行云流水式的散文文笔写新闻通讯、特写，展示出独特的写作技巧和风格。他参加了轰动全国的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和全国其他记者一道，以系列报道揭开了中国人长江漂流的第一页，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并不缺乏征服大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尤其是他随队采写的长江补漂独家系列报道，生动而精彩，先后刊登于《攀枝花日报》、《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幸福》杂志等，并被选入《最后的伟大征服》（作家出版社，北京，1987年）一书。

1988年，他先从四川《攀枝花日报》调档到《海南日报》社主管的《海南特区报》，参与《海南特区报》创刊，并和同是诗人兼作家的李忆敏共同主编《明星》副刊。《明星》副刊颇具特色的内容与版面编排，令读者眼前一亮，他1988年12月到上海组织创刊号文章时，其携带的《海南特区报》试刊报纸，受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青年报》等报业同行的高度赞赏和对组稿工作的大力支持。

而与《海南特区报》报名容易混淆的《特区时报》创刊时，作为一张国家许可的、以中国五大特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报纸，内容主打新闻和理论。理论版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文章为主，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一度被称为海南的《世界经济导报》。但也正因此，《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后，差点儿祸及《特区时报》，最后还是导致理论版停刊。

没有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版，《特区时报》何去何从？经过一番思考，报社决定创办副刊部。一段时间，社长伍思俊每天上班时和司机开车接勾芍人一起到海府路140号报社编辑部上班，将这个人才挖了过来。

勾芍人到《特区时报》后，主持副刊部。他不负众望。其编辑的副刊在全国报纸副刊中异军突起，因理论版停刊而流失的一部分读者因此又拿起了《特区时报》。

我到《特区时报》时，勾芍人正是副刊部主编。他主编的数个副刊尤其是《蓝海洋》文学副刊和《蓝海洋》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副刊，以其整版刊登高质量、高规格文学作品、不加任何广告的内容和港澳台风格版式，吸引了一批国内外一流作家如林默涵、刘心武、李国文、叶延滨、雁翼、柯原、杨山、丁芒、钟鸣、刘自立、吴思敬、田流（新加坡）、尤今（新加坡）、罗门和蓉子（台湾）、东瑞（香港）、蓝海文（香港）等支持稿件，其副刊特色，令人耳目一新，一时名扬遐迩。勾芍人还到部队基层组稿，分别编发了三个整版的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战士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报纸受到部队官兵喜爱。

讲真，《特区时报》初创期间相当高光——且不说发刊词是著名报人胡绩伟所撰，编辑部也人才济济：当时二十余人的编采队伍里，有硕士三人，博士两人，高学历人才所占比例之高，不光在海南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亦为罕见。一度，担纲该报评论员的是两位博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博士荣剑和中国思想史博士李晓东。

如此的励志环境， 就不难理解勾芍人嗣后会做出留英十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决定了。

勾芍人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东西方政治传播（中国、前苏联与欧美媒体）的比较，属于比较政治传播研究。在论文中，勾芍人对东西方政治传播涉及的媒体职业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媒体政策、经营模式及媒体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比较分析。

他在博士论文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闻事业，区别于前苏联的新闻传播模式，这一“中国特色”，为西方比较政治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作为核心的媒体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提供了重要的修正实例和中国范本。

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对这一核心理论在演进中的“新发现”和理论“新贡献”。

2003年6月，在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时，勾芍人论文中的比较政治传播理论构建，得到了外校答辩考官、时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教授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的高度认可。

科林·斯帕克斯是欧洲著名的政治传播学学者，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传媒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媒体、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期刊的创刊主编之一。

荣剑

30多年后，当年也在《特区时报》的荣剑已是国内外著名的独立学者。2024年，在西安，他对我说：“西方判断一个人学术成就的大小有一个标准，是看他有没有一部千页以上的著作，我就来凑个热闹，搞它一部。”

他这话是开玩笑。

1989年夏季，这个只差答辩就能带上博士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博士生，丢了党籍，成了“未遂”博士。但人们不会忘记，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一篇篇被《新华文摘》转载的重磅文章就曾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1989年）2月，《开放时代》杂志第一期全文登载了荣剑、范恒山撰写的《论所有制的开放》。文章认为，国有企业乃至所有公有制企业如何尽快适应改革开放的步伐，激发出强大高效的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的改革是社会变革的前提。所有制问题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于是，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10年后的今天仍然信守着公有制不可动摇，作为公有制高级形式的国家所有制不可动摇，改革决不能改革所有制的传统观念。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因为所有制的开放才使得其运行和发展具有广泛的可调性、兼容性、适应性和应变力，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所有制。反观社会主义传统的公有制则表现出超稳定性、排异性。这种矛盾、固化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开放—高效率、封闭—低效率的事实清楚表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就必须具备开放的本性。开放的所有制，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开放是一种生产力现象，而不是私有制的专利。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开放本质上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如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开放性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一样，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开放性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不从传统的封闭所有制观念中走出来，就不可能建立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生产力就得不到完全地释放；没有所有制的开放，就不可能建立起开放型的经济系统和经济运行机制，就不可能持续地稳固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这是最早直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有制问题的文章之一，由于其敏感的话题、超前的思考、锐利的目光，特别是敢于面对和解决改革开放中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的勇气，文章一经刊发即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关注和热议。有思想史研究者评述，这篇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反思的文章，成为次年在“姓资姓社”论争中被“左倾”回潮思想批判的靶点，继而又成为“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中被包容肯定的一种思想观念，还成为后来实行“股份制”、“混合制”等开放性的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分的先声探索。

——李国伟编：《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略》第二卷第167-168页

（1989年）3月末，《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证》一书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总括了国内思想理论界围绕“新权威主义”，展开对改革开放的主导路径和理论纲领进行论争的系列文章。这场论争起源于1986年，高峰至1988年，由于时值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又与国家现行制度和民众生活方式，以及改革开放愿景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这场论争备受体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整个80年代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诚如该书的序言所说：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政府？历史将证明，未来会回答，但留给现在的只有沉重的思索、艰难的选择。“新权威主义”主张者认为，变革过程必须保持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必须在新旧制度间寻找积极的中介与杠杆，通过重新肯定传统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与权威政治形态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渐进推进中国现代化。如果完全搬用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或民主政治体制均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严重脱序。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通过建立新权威，人为快速有效地移用到中国，以取代现行的旧体制。“新权威主义”是后发展国家的旧体制走向解体蜕变，而新型的民主政体又无法运作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这种权威政治由于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变革导向，而不同于传统专制政治，同时它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制力量奠定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以成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也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批判者认为，“新权威主义”忽视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高度一元化、统驭型的特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构成了经济自由发展的致命性障碍的事实。假如中国改革的进退全系于政治集权之上，这种体制形成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深刻矛盾，随时都将可能中断经济改革的进程。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首先破除这种政治垄断，进行政治分权，而不是政治集权。中国早期改革中出现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现象，正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太小，经济与政治改革不协调所致。“新权威主义”把民主混同于无政府状态，把民主权威和集权权威混淆不分。现代中国需要的权威是现代民主法治权威，而不是传统集权权威。中国整合社会必须扩大民主参与，在公民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整合社会。“新权威主义”还否认了实践民主的重要性。民主政治贵在实践。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任何制度对于人们来说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而在于敢不敢运用。据载，邓小平在1989年3月听取关于新权威主义思潮的汇报后明确表态说：“我就是这个主张。”参加论争的正方代表人物之一的萧功秦发表过《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等文章，反方代表人物之一的荣剑发表过《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新权威主义：中国的误区》等文章，双方都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路径提出了自己的理性思考。2012年8月18日，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出版，邀请了当年参加过“新权威主义”（以后又称“新保守主义”）论争的部分学者专家们座谈，各位发言的基本思想依然如故，双方论辩的观点甚至更加对立。

——李国伟编：《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略》第二卷第173-174页

今天，重读荣剑三十多年前的观点和论述，尤其是“新权威主义”部分，击节之余，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2024年5月，我与李国伟（左）、荣剑（中）在西安。

世纪批判三书

荣剑如今正在写作的“世纪批判三书”哪里是凑热闹之作？实在是他厚积四十多年学养而喷薄发之的鸿篇巨著！

看一下他的写作构想吧：

“世纪批判”……是对法国大革命以来左翼思想及其运动、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及其教训的批判与反思。这是一部“批判的思想史”——以批判的视野重新审视当代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左翼、革命和改革的思想史叙事，尤其是对那些按照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所构造的革命史观、帝国史观、国家史观和领袖史观进行毫不妥协的理论斗争。

“世纪批判三书”将围绕三个重大主题展开：左翼、革命和改革。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第二部：世纪的神话——革命共同体批判；第三部：世纪的梦幻——改革共同体批判。三书总字数估计约二百万字。

——荣剑：《建构批判的思想史——<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序言》

他道出了这部书在他心中真正的分量：

这是一项浩大的理论工程，我有生之年如果能够如期完成，此生足矣，毫无遗憾。

——荣剑：《建构批判的思想史——<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序言》

目前他已完成了第一部。

第一部篇幅超出预想，分上下两卷。上卷以中国左翼运动的历史演变及其命运和中国新左派的主要理论为批判对象，下卷将重点考察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法国的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问题、德国的魏玛共和国与“施米特问题”、英国的“新左派问题”和美国的左右两党之争问题。

仅第一部我读到的一些内容，其史料的丰富、理论的深刻、论述的严谨、结论的震撼，就我目前的理论水平和理解能力，颇感“烧脑”！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特区时报》由海南省科技厅主管期间，为我档案的事，我曾托我的大学同学、时任《海南日报》副总编辑的廉振孝问过科技厅厅长，那厅长回答是他们不大管报社的事。

对报纸的主管责任当然更多的是对报道方针的把握，具体体现在对一些报道的要求上。

科技厅属于政府部门，它没有把握宣传口径的任务。也不愿担这个责任。

倒是党委下属的宣传部真是在“主管”。

《陕西日报》陕西省委的机关报，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具体管理者是宣传部的新闻处。几乎每一天，新闻处都会给报社打来电话，传达新闻报道口径、对具体事件的报道要求、对报上刊出的某篇报道提出意见，等等。

这背后有一个产权归属的因素在起作用。

五十到八十年代中国的报业绝大多数是党委的机关报，它们本身就是党的资产与财富，是党的机器与工具。党对其加以严管是题中之义。

八十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投资环境进一步宽松，一部分非全民所有制的资金便进入报业，出现了一批没有政府编制、没有财政拨款的报刊。

……报纸既是信息媒介、新闻媒介，又是市场媒介、商品媒介，它可以同时兼具新闻通报、政治传单与商业海报、市场招贴两方面的功能。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既可以靠零售或征订报费得到收入，同时又能够向广告客户收取巨额费用，其所谓双向销售。能够在销售某一产品的同时赚取两份收入，这样神奇的商品如果不令业主发财，那才是怪事。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第20页

但这批资金刚刚进入便遇上了顶头风。

它们很快便“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电影《地道战》台词）了。

由《海南日报》主管的《海南特区报》的启动资金，是浙江一家企业给的，20万元。后来这事再没人提了。

《特区时报》初创时，海南科技工业园（集团）总公司出了钱，但它不能有主办权，甚至不能是主管单位。

出钱的，不得出现在台前，必须隐身。

后来被有关部门指定的主管上级，如海南省科技厅，与其主管的《特区时报》没有产权归属关系，没有注入资金的责任和冲动，所以它并不深度介入。

《特区时报》一直走的是企业经营的路子：自筹经费，独力支撑，直到无法延续。

其实《特区时报》是一个事业单位，但无人拨给包括人员工资（俗称“人头费”）在内的事业费。

这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变格。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主格是有财政保障。

八十年代中期多数党报如陕西日报社就选择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模式。应该说选择这种模式的党报的领导者还是有想法的。他们不这么做，也有财政提供的保证；做了，结果要好许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逐步扭转经营亏损局面。1983年初，经申请，陕西省财政厅同意对陕西日报社实行盈亏包干经济责任制。……1984年,报社首次实现扭亏为盈。1985年，尽管纸张涨价，邮局发行费提高，仍实现利润157万元。比1984年增长4.49倍，向国家缴纳税金14万多元，缴纳能源基金51.7万元。

——《陕西省志（第70卷）·报刊志》第284-285页

只是要看到，这样老资格的报社毕竟有几十年积累，包括办公房屋办公设施印刷机器等设备都是原有的。

而八十代中后期这样性质的报社均是从头开创，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背后资金是否雄厚和自己经营的实绩了。

这其中又有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省级党报办的子报，譬如《河南日报》下属的《大河报》、《四川日报》下属的《华西都市报》、《陕西日报》下属的《三秦都市报》等。由于它们本身便是省级党报的下一级单位，省级党报主管、出资、出总编副总编一应干部，领导关系明确。这一类报纸基本都办在省会，在自我设计和定位时都突出晚报身份，如《华西都市报》即定位于“新型城市晚报”；《生活时报》也自称是“北京第二家晚报”。只是由于新闻出版署规定新办的综合性城市报不得叫“晚报”，所以不得不采用“都市报”这个读者并不熟悉的名字。这一类报社在经济上有一定独立性，收支独立核算。但由于依托着省级党报，有办公用房等一系列“光”可借，经济上不算紧张。

第二类是党政机关下属部门派生出的协会之类、社会团体主办的报纸。譬如中央党校，九十年代初已允许各部门创收，科研部就成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与科研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市场经济研究会曾主办了一期党的十三大精神宣讲培训班，有千余人参加，收到十余万元培训费，这笔钱就留在了研究会。后来科研部要办《中国市场经济报》，市场经济研究会拿出10万元钱。他们又找了深圳两个企业、四川三个企业，五家企业各给了20万。后来深圳市委又给了20万元。这份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主办的报纸就正式出刊了。

它的创办资金显然不属“公有制”性质，可以说是“集资”——众人拾柴；但多数集资方没有“占股”、“分红”的要求。

当年成功辅导我高考作文的崔佩亭老师，与我当年的中学英语老师齐春子夫妇俩先后被打为右派，贬至西安做中学教师。崔老师七十年代末平反重返中央党校，1993年任中央党校科研部常务副主任。《中国市场经济报》创办之初，崔老师出任报社常务副社长。

1995年作者与崔佩亭老师（右）在西安。

第三类是在不改变报纸隶属关系的前提下，企业入主注资，像《华商报》。其前身是陕西省侨联下属的《侨声报》，由于读者对象相对狭窄，经费有限，几近停刊。1994年，隶属于省侨联的陕西华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接手注资《侨声报》，广延人才进入。1995年元月，该报以新的报名《华商报》面世。其时舆论环境相对较为宽松，《华商报》的社会热点报道盛极一时，引得读者青睐。它又自办发行，一时间送（售）报员身穿印有“华商报”字样的黄马甲穿梭于大街小巷，成为古城西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几年之间，《华商报》名声大噪，经济效益直线上升。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曹鹏博士在博士论文《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中也谈到几个例子，并表达了他的隐忧——

……在外国资金之外，仅国内非全民所有制资金背景的报利就有至少十家以上。其中有最早内部实行股份制的《金华日报）；也有私人性质的广东《经济快报》（据称是由中山一位商人投资3000万元创办，后被《羊城晚报》收编为《新快报》）；还有是私人创办，后来收购亏损的有正式刊号报纸而“买壳上市”的《成都商报》；还有由商业性公司作为投资行为而扶持的西安《华商报》；更典型的是北京的中经报联，也即《中国经营报》与《精品购物指南》，据了解是办报者集资创办的，实际上也带有私人所有性质，但是他们出于现实考虑表示“不界定资本归属”；还有另一家从《中国轻工报》分蘖出来的《购物导报》，也是靠员工集资起家，因此同样产权关系微妙。

从管理部门角度，对类似情况是了解的，但是并没有细究或出面发表意见。这也就是“黑猫白猫”理论指导下的结果，因为这些报纸办得都比较成功，而且也没有在成功之后叫真“要说法”，因此，管理当局也就没必要表态。当然，这种状态只能是过渡性的、暂时的，因为随着报业的发展壮大，产权关系最终还是直接影响到市场的前景的。

报业集团

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厅字[1996]37号），要求压缩行业报刊，逐步取消省市行业报刊。199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调整中央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1999年11月11日，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嗣后，经过一番整顿，一些报刊停办，一些报刊转换了归属，如原陕西国防工办主办的《军工报》被划归陕西人民出版社，先改名《新经济报》，又改名为《阳光报》。原文化厅主办的《文化艺术报》也划归陕西人民出版社管辖。

报业似乎在收缩。

其实不然。按新闻出版署所言，这做法重在治散治滥；取消内部刊号，重点针对的是法制、公安以及行业小报、企业报，以优化新闻媒体结构，引导有实力的党报对一些基础薄弱、生存困难的小报小刊实行兼并。

与此同时，国内报界出现了一个大动作：1996年1月，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了广州日报社进行报业集团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面世。

报业集团的诞生以及报业经济新体制的形成，是建国以来中国新闻事业最重大的转折性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新闻事业最重大的改革之一。但是，不知何故，没有谁把报业集团与新闻改革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以往改革都是围绕着新闻报道，而报业集团却是经营管理，所以按照传统观念，这只是市场层面的推陈出新，与大家所提的新闻改革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闻业的经营管理本身的变革，就是新闻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层面的改革，新闻改革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向属于宣传系统的事业单位——报社，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形势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以集团公司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寻找新的、更好的位置。从执政党市一级组织的机关报到以党报为龙头的大都市报业集团公司，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名称更换，而是事实上，进入9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出现报业集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历史潮流与新闻业规律所至，也是经济环境与市场形势所造就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第1-2页

中国报业集团的出现当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后近20年，中国的报业总资本增值至少上百倍，在国内经济领域是最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行业之一。具体到某些发展迅速的报纸，其扩张的幅度可能更大。以《经济日报》为例，1989年广告收入为2000万元左右，到1995年已达到7320万元，1997年达到8300万元，如此高速的增长，在全社会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大都市报业开始起飞，获利之多，已经使很多大型企业相形见绌。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第80-81页

资本增长之后必然要扩张；具备巨额资金的报业经济，必然要求企业化运作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形式。

这同时也能发展壮大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增强党报的实力，扩大党报的影响。

关于中国报业集团的组建和运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光春曾指出，在建立报业集团的过程中有几个原则不能改变：1.党对报纸的领导不能变。主要在考虑报业集团领导体制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党对报纸的领导，更不能放弃领导。2. 党委机关报的性质不能变。这一点等于给它定位了，定性了，不管报业集团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党委的机关报。3.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指导不能变。4.“政治家办报”的思想不能变。5.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不能变。6. 三个服务的方向不能变。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7.两个效益统一的原则不能变。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社会效益为主。8.新闻宣传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也不能变。……（《中国报刊月报》1996年第8期第6页）

——曹鹏：《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第85-86页

报业集团与非报业集团报社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其一，报业集团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人力资源、基本建设、高新科技产业开发等方面的政策照顾。徐光春指出：“我们不能给报社下达上交利税指标这一点必须明确。”（《中国报刊月报》1996年第8期第5页）而一般报社却缺少相应的政策。其二，报业集团扩张、兼并师出有名，甚至为筹建报业集团就必须创办新刊；而非报业集团报社则受刊号冻结的制约，即便想开发新的媒体也无计可施。其三，报业集团跨行业经营更加理直气壮。其四，由报业集团规划基建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有更好的立项理由。其五，人才优势更突出。其六，知名度与可信度大大提高。

因此，它在中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产生极大影响。报业集团的组建将优化报业结构，对内解决报业实际问题，满足自身需求，加大对报业学术科研的投入，对外将扩张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勾芍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指出：“‘新闻媒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晚报和都市报的兴起反映了市场与读者的迫切需求；而新闻传媒集团的建立则是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里程碑。”

前景很美好，理想很丰满。

中国的报业集团出现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其实绩是否丰厚本人没有调研，无法以确切的数字证实。但近三十年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的兴盛并因此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冲击，是可见的事实。一些在或不在报业集团内的报纸相继停刊也是实情。至于报业集团的经营情况，我了解不多，我只知道：到了21世纪，一些挂着报业集团的报社又开始拿政府补贴——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广告少了许多。记者联系的广告不光没有了提成，如果广告中出现错字，还要扣记者的工资，于是，送上门的广告，记者也会推掉，让客户去广告部联系。广告客户的流失使报社明显减少了一大块收入。发行上则又照搬八、九十年代的办法，找各级党委向下摊派。

报业集团还俨然成了事业企业两头跨的单位，既参照公务员制度按级别给仍用公车的高管发放车辆等补贴，又打破事业单位薪金级别的限制，高管开始拿年金，收入大增；记者编辑却被取消职称补贴，按工龄定资，按“工分”取酬。原有的事业编制人员生老病死出现了一批空额，但新招进者则“顺理成章”地以企业编制待之。于是空下的事业编制名额成了稀缺资源，确切地说成了个别领导者手上的利器——将谁转为事业编制成为他对某人的恩赐，某人必以重金或……以报之！

现实有些“骨感”。

但愿播撒下的龙种收获的不是跳蚤。

作者简介：

郭琳，1982年元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做《陕西日报》记者近十年。1991年入《特区时报》。后到珠海。本文节选自即将完成的书稿《亲历与回望——一位党报记者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八章。

“希望工程”专案旨在缩短偏乡学童教育资源的差距，并深化城乡教育连结。台东西区扶轮社前社长李英铭先生听闻此善举后感动不已，迅速响应，以个人名义捐赠新台币3万元，共同协助专案的推行。扶轮社奉行“以服务为宗旨”的精神，合计捐赠金额达33万元，为台东偏乡教育注入更多能量。

赖连金社长毕业于台东县鹿野国小，国中，并于北上完成高等教育，留学日本国立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所，取得教育学博士。现为世界华文大眾传播媒体协会副主席、国际中文记者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民国资深记者协会理事长、中华民国全民健康管理协会理事长等。赖社长曾出版多部着作，包括中文版本的《健康存摺细胞力》、日文版本的《天道思想与儒教》、《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发》等，在健康管理及教育推广等方面深具专业。

赖社长同时是创刊即将届满25周年的《南华报新闻社》创办人，《南华报》以“振兴中华文化、传承华人薪火”为宗旨，致力于推广传统文化、发挥媒体影响力，赖社长将这份媒体人的热忱延续至公益领域，不仅希望透过自身的力量回馈社会，同时拋砖引玉，带动更多人关心偏乡教育，以实际行动回馈家乡及社会。

台东大学郑宪宗校长致词表示，美国时间的此刻，仍是11月28日下半夜的感恩节；台东大学能够获得这么多善心人士的关注，给予如此贵重的心意与礼物，真的令人非常感恩。“希望工程”将专款专用于支持师生团队前往台东各级学校协助课业辅导、阅读推广及人格教育，这项计画的推行不仅是一笔捐赠，更是对下一代未来的深刻承诺。郑校长特别代表学校感谢扶轮社对偏乡教育的支持，并期待未来有更多社会资源投入此类公益项目。

近日，《诗刊》主编李少君微信约稿女大学生事件在自媒体引起一些争论。非圈内人士（非专业媒体编辑）站在非专业编辑立场，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对主编亲自向作者约稿，尤其是向女性约稿表示异议。

作为1985年就开始从事报纸副刊编辑的编者认为，此事既正常也不正常。

正常是指读者对编辑的编辑业务总是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见，五花八门，举不胜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学复苏时期，读者和作者的异议，局限于私下发发牢骚，无伤大雅而已，加上有各种渠道和编辑沟通，认识，相逢一笑泯恩仇；而在“人人都是小喇叭”的自媒体时代，读者的私下意见，有了更大的表达空间，一不小心就可能引起群体对抗，社会不和谐。

不正常之处在于，今天的读者心态、认知和过去的读者有所不同。过去的读者仅仅是发发言，表达一下个人看法而已，对编辑部的编辑方针、稿件处理方法、编辑人格基本尊重，这叫“术业有专攻”，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而今天的读者似乎参与感更强，有“自媒体”小喇叭加持， 煞有介事，口吐芬芳，上纲上线，仿佛战神附体，语不惊人死不休，使社会充满暴戾之气，誓把一切“专业权威”踏上一只脚。这种以非“圈内”和“专业”身份要给“圈内”和“专业”立规矩，指手画脚，外行人冒充内行人的言行，贻害社会久也，实在是没有自知之明之举。在当今中文基础写作能力日渐趋下，初中生质疑大学生，非物理专业人质疑导弹专家，常识和逻辑混乱的自媒体泛滥时代，这不是读者之福，而是读者的莫大悲哀。殊不知，约稿，不仅仅是编辑部每一个编辑 (记住，主编也是编辑）都可以约稿，记者部，通联部等媒体机构各部门，也都可以约稿，并且这是工作任务之一。有些时候，宣传部门，市领导，省领导也可以为编辑部约稿，编辑的朋友，编辑朋友的朋友也可以代表编辑热心约稿。对于编辑而言，稿件多多益善，来稿渠道的多样性，增加编辑的选择性。约稿，只是一种形式，关键是把好“质量”关，执行各自编辑部的方针。作为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的诗人李少君不可能不知。不同的编辑部和不同的媒体（包括文学媒体《诗刊》），有不同的编辑方针和规矩，外人不得干预和指手画脚（干预和指手画脚也没有用，正如一句江湖流行语：然并卵），这正是媒体独立性的体现。在西方，编辑和媒体的公权与编辑权，政府都不可以质疑。

如果自媒体大字报“小喇叭”能够虚心向专业人士（中国有摆弄汉语方块字、1百万以上沉默的大多数：专业记者和编辑）请教，多学一些编辑常识和编辑部规矩，少一些肤浅、浮躁，定能在文字领域日益精进，进入“术业有专攻”的高层次境界。而对编辑部的意见，最简单的方法是以“读者投书”方式直接向编辑部表达看法，效果可能更好，至少可以相互沟通且获得回复或解释。要不然，除起到个人发泄、制造噪音、误导无辜群众目的外，对了解事实真相、获知编辑方针的作用，不大。

附李少君诗歌和他帮助过的来自底层、籍籍无名、后被大众认识的男诗人之诗歌作品：

傍晚

李少君

傍晚，吃饭了
我出去喊仍在林子里散步的老父亲

夜色正一点一点地渗透
黑暗如墨汁在宣纸上蔓延
我每喊一声，夜色就被推开推远一点点
喊声一停，夜色又聚集围拢了过来

我喊父亲的声音
在林子里久久回响
又在风中如波纹般荡漾开来

父亲的应答声
使夜色明亮了一下

我怕我来不及把爱说给你听

榆木

现在，和那些花说说话

把还没来得及对你说的话

说给那些花听。我爱你

既不热闹也不狂野，如月光

皎洁而安详

现在，那些花在房间里

就像你在我身边一样

完成我们独处的时光

而我，既不悲伤也不炫耀

如夜色，深沉而厚重

现在，有凌晨、夜色和月光

有些人只在人群里看一眼

就认定了是今生，一直在等待的人

而我，既不纠缠也不表白

只想悄悄爱你

如今夜，静静地

写下这首诗歌

时间太短爱太长

离别终究是再也不见

正因如此，我怕我来不及

把爱说给你听

乌鸦也可以是神圣的

曹兵

一群乌鸦飞起，落下
一群乌鸦落下，飞起

它们的脚下，是荒芜一片的春天
它们的脚下，是我爷爷躺了几十年的坟头

我只是看着，没有靠近它们一点点
这不祥之物，竟敢聚众造反

直到它们走得一干二净，我才发现
太阳如此火辣，直视人间

我冰寒的体内，有一只豹子
蠢蠢欲动——

​落单的羊

李松山

那只波尔山羊溜出羊群，

走向未知的田野。

河滩让它厌倦？

而救赎

并非一根简单的皮鞭。

它也许会遇到

一片鲜嫩的马唐草和苜蓿。

给它自由，也许它更无所适从

正如我，站在原地

漫步了很久。

​低处飞行

王计兵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

低处的飞行也是飞

也有风声如鸟鸣

​有车轮如流星

包装上贴着的订单

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

是公文也如神符

从三百六十行里

赶出一个新就业

从二十四节气里

赶出一个小哥节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

赶出六十一分钟

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

像黑白有致的琴键

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

这低在大地的声音

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

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

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

割草机走过

江非

把那些草齐刷刷斩断

草叶像水花向两边飞溅

身后留下整齐泛白的截面

一条笔直的朝圣之路

似乎是揭开一道蒙蔽已久的黑幕

告诉人们，那些藏身者

是如何精于隐藏，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在你平时踩上去的那些草叶下

有一些生活者，一些喑默者

就在那里建立它们的家园，呼吸

甚至触及更深，让人一睹那地下世界

根是如何在编织神秘细密的网

液体如何被小心保存

那些柔软细长的活物，如何以

软弱之躯，征服漫长的婴儿行程

多么的粗暴！一片净地的亵渎者

直到它停下，回到它的出发地

静静地趴在那里，几只小鸟落在上面

直到下一次，草叶又疯狂长起

它嗅到了新草的气息，又突然爬起来

半张着吞吐的嘴，推动着周围的空气

搅着局走来，揭示一个隐秘繁荣的世界

让古老的星球露出它的第一层衬里

支撑点

马泽平

我的孩子还生活在羊水中

很少醒来

也只吸收微量养分

但已经有了胎动，在早晨或者夜晚

我的孩子会隔着妈妈的肚皮

用拳头和小脚丫

向我宣告自己的存在

教我对每一天都充满更多的渴望

我的孩子就是我的

闹钟，遥控器，水平仪

提醒我

要在这苍茫的雪途中走下去

我们彼此信赖

—— 我给了孩子生命

孩子也一天天的，把我残缺的人生

塑造得完整

附：

李少君二三事

林森

我们很少能够遇到像李少君那么热情的人，他总是在别人忽略或不屑为之的地方，倾注着他的满腔热情。他当了多年的杂志编辑，现在也还当着，总会有年轻的写作者，不断地被他发现、提携，走入读者的视野。我跟他相识，也是因为文学。那时，我还是海南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的学生，在那个网络论坛还很火热的年代，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在网上书写、连载小说。有一回，学校里有一个文学社组织的文学讲座，主讲者就是《天涯》的主编李少君，黑压压的一片人头里，我几乎快挤不进那个教室。我更没想到，他会在讲座当中提到我，提到了他在网上看到我一个长篇小说时候的惊喜，他说他看到了海南文学的希望。讲座之后，我跟他打了招呼，留了联系方式。之后，和一些年轻的诗人一起，慢慢地跟他熟悉了起来。

那时的海南大学，聚集着一群声名显赫的诗歌英雄，耿占春、多多、徐敬亚等，都陆续来到海南大学。身边都是一些喜欢诗歌的朋友，自然也被这些氛围所鼓动，我们编辑了自己的刊物，叫《本纪》。朋友们都是穷学生，谁也买不起电脑，每一行字都是在学校食堂三楼的网吧里敲击出来的，想把作品汇编、排版，要么上网吧，要么跟有电脑的同学套近乎，借用几个小时。我们当时排版，只会用最简单的Word，排好后，有时也没钱打印。凑够钱印出来后，学校里的文学爱好者开始传阅《本纪》，这些打印的刊物传着传着，就半路被截，再也回不到我们的手上。那是真正属于文学的纯快乐。这些文字，自然也被李少君看到，他说：“以后，你们把《本纪》编好，想打印，就到天涯杂志社找我。”我们便一期一期地编着刊物，到天涯杂志社找到他，他没多说，把我们带去文印室，跟编务交代之后，我们便看到一张张纸从打印机里刷出来，压抑着内心的兴奋——他帮我们解决了一群穷学生编辑刊物最大的难题。《本纪》的最后一期，是诗歌专号，这些诗歌也被他几乎全部选用，收入了海南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编的诗歌民刊《海拔》的创刊号。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天涯杂志社公私分明，当时我们打印《本纪》的每一张纸，背后都是他付了打印费。他不愿直接给钱支持，而是以这种悄悄的方式，支持一群年轻人的文学热情，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我们有些脆弱的尊严。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是因为看中我们的所谓“文学才华”，才有那么多热情，他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充满热情的人。他有好几年，在海南一所学校兼职授课，班上的人毕业了，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学生介绍工作。后来，我也到《天涯》担任编辑，有一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找到编辑部，问需不需要实习生？　我带着那大学生到李少君的办公室，他说：“很遗憾，我们最近不需要实习生……不过，不知道你对广播电台的工作感不感兴趣，我帮你问问！”他立即掏出手机，联系起来，没一会，那大学生离开之时，竟真的就有了一个去处。当时的我，有点目瞪口呆，我知道他是一个热情之人，但我真没想到，他的热情也可以洒向一个只是突然找上门来的陌生年轻人。我比他年轻十多岁，我也尽量在编辑工作中，去帮助那些更年轻的写作者，可我发现，他总是比我更早发现、挖掘出更多的年轻人，那是一种真正的编辑特质。

2007年下半年，我得到一个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机会，那时在一个网站的工作资历尚浅，要去北京，唯一的选择就是辞掉工作，坐着超慢的火车，摇摇晃晃几十个小时到北京。我当时比大学时还落魄，因为已经毕业，家里不可能再给任何支持。学习期间，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全班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李少君也带着海南的青年作家代表团抵京。到酒店遇上后，他拉着我，低声问：“你还有没有生活费？　没有的话，我先给你一点？”我脸皮薄，连连说：“还有，还有。”后来，我还是在会议返程之前，找到了他，说：“李老师，你还是借我一点。”他说：“要多少？”我说：“有多少？”他哈哈大笑：“不能我有多少就给你多少吧！”后来我回到海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把钱还给他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可我没忘，我当然记得他看出我的窘迫困顿，便立即在寒冬里主动伸出的援手。

我后来也成为《天涯》的编辑，看到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保有真正的激情。他总是编辑部约稿、编稿最积极的那个人，每天也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他写过一首叫《旧年》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下班了，他带关门

就像把旧年关在了门后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

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种暗示倒掉茶杯里的水就像将旧事洗净和同事说再见

似乎是和故人告别顺便翻一遍旧台历

有点像重温过去的三百六十天

然后再将台历扔进字纸篓里就像将过去的一切彻底丢弃不仅仅辞别旧年是这样的，他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编辑的时光。这当然也成了我后来的生活，每当同事先离开，空荡荡的编辑部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这首诗；我总是在稿子的翻阅中，想到韩少功、蒋子丹、李少君、王雁翎等编辑部前辈也曾在同样一个空间里，在与一行行文字、一个个标点的较劲中，留下他们的体温和热情——那就是关于文学、关于职业精神的最好传承。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他去海南省文联担任专职副主席，自然不能再在隶属于作协的《天涯》任职，可他把工作的热情带到了省文联。那短短的几年里，省文联的美术、音乐、影视等活动轰轰烈烈，他总是那个在四处张罗着的人。可我也隐隐有些替他担忧，虽说所有的艺术门类是相通的，可习惯了当编辑和作家的人，面对着各种繁杂和琐碎，总是有些力不从心、心生疲惫的吧？　如果可以选择，或许他更愿意面对着一堆堆稿子、一期期《天涯》，而不是职务更高的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吧？　很多人可能并不明白也不会相信，一辈子从事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其实是最大的幸福。去做别的，当然也能做得很好，可我总觉得，那是对他编辑能力、文学热情的最大浪费——我，还有海南的很多作家，总会不时谈到，或许，他总还是有机会，重新当一个与文学打交道的编辑的吧。

后来，就是他北上了。

在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文学。韩少功1996年主持改版《天涯》之时，李少君的关系还在《海南日报》，收入要高得多，可后来他选择到工资低得多的《天涯》当编辑。韩少功在《我与<天涯>》中说：“（李少君）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作家和学者们有较为广泛的交往……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系，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刚听说他要去《诗刊》，很多海南的朋友都不理解，毕竟，他的家庭、他所有人际都在海南，在事业上也正顺风顺水。人到中年之际，只身北上，一切未知，这个决定比他当年放弃高收入到《天涯》要困难得多。可我知道，他肯定会选择北上，因为我知道，他跟我是一类人，把诗歌、文学看得比任何事都要重。刚去文联之时，有一回他悄悄问我，说有人找他推荐人去干一份工，工资至少是我在《天涯》的五六倍，问我要不要去？　他说，他也知道，挖自己人不好，可这份收入可能对我生活更有帮助，他把主动权交给我。我沉默不到五秒，回说：“我，还是留在《天涯》吧。”他也像是松了口气——我知道，他也担心我真的选择离开《天涯》，放弃文学。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样的选择的——在有些人眼中，没有真正的热爱，只有利益的衡量。他北上履新之前，海南的诗人们给他送行，大家都在感慨的一句话是：李老师离开后，海南不会那么热闹了。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一是失落，是说他离开之后，就少了一个真正热心组织各种文学活动的人了；二是期待，期待他把韩少功所言的“急公好义”，带到《诗刊》，带到中国诗歌这个更大的文学现场。这两者，后来都得到了印证。我们后来在微信上，看到他把《诗刊》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看到他继续以他的编辑敏感，发掘更多的年轻诗人。他到北京之后，偶尔回来海南，只要有机会，基本上都跟海南的诗人见见面、聊聊天，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他各种忙碌的身影。

有时到北京出差，抽得出时间，我也会去团结湖畔的《诗刊》编辑部串串门，聊一聊海南的事，也聊一聊北京的事。《诗刊》平台高，也有更多的目光盯着，各种声音甚至杂音也多，可谈及这一类事情，他总是显得很淡然，他应对的方法最简单也最有效：好好做事。他帮助年轻人、发掘年轻写作者的热情一直不减。在北京的不少场合里，我碰到一些年轻的诗人，聊起来，知道我来自海南、来自《天涯》，话题总会不自觉地谈到李少君，几乎每个人都会说一句“我很感谢李老师”之类——作为“为他人做嫁衣”的老编辑，他确实让很多初出道的年轻写作者受惠良多。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李少君当年在海南大学的那个讲座，没有顺口提及我在网络上连载的那篇小说，讲座之后，我肯定也像往常一样，避开热闹的人群，悄悄离开；如果那样，我肯定拥有另一种人生。可，人生又哪里是能假设的呢，所有的事情堆积，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唯有对文学真诚之心、唯有对他人真正的热忱，可以恒久不变。

（林森，著名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生活周刊 2020-06-01

诶，李少君呀

马泽平

马泽平，1985年生于宁夏同心，图书出版人，现居北京。

说说李少君向某高校女大学生约稿的事情。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说约稿。约稿的意思就是出版社或者杂志社向特定的作者发出写作邀请，邀请该作者为本社的特定的选题、栏目撰写文章。

出版社也好，杂志社也罢，一般只向特定人群约稿。所谓特定人群一般是专业内的教授、专家、学者。比如一个出版社，要策划某个重大选题，约稿的对象一般都会是莫言、贾平凹、余华这样的著名作家，原因并不复杂，写过选题策划的朋友都应该清楚，策划方案中会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个方面。

一般情况下，默认出版著名作家作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大。

比如余华的《文城》一经出版就售出60余万册，这个数字是普通作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的。具体到诗歌当中，余秀华的诗集销量达到30余万册，同样是诗人，作为普通诗人的我，全渠道折腾，销量不会超过3000册。这就是差距，残酷而真实的差距。

假如你是出版社或者杂志社社长（编辑），你会如何选择？

所以，一般情况下，普通作者并没有收到约稿的机会。

所以，李少君代表刊物向普通作者约稿，这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作者来说，是好事，既意味着普通作者的写作努力得到了发现和认可，也意味着该普通作者作品中具有相当大的挖掘潜质。

我看了一下相关推文下面的评论，争议的核心在于该普通作者是女性，且是在校大学生。

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女大学生究竟该不该被刊物或者整个社会忽略？如果不戴有色眼镜看待问题的话，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女大学生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也需要关注和扶持。可能稍微有些常识的朋友都会发现，近几年，各个刊物都在挖掘和培养90后乃至00后作家、诗人，目的何在？写作人才梯队化建设的需要。

不发现和培育新人，写作队伍就会断层。

然后我们聊聊另一个无厘头的问题，作为一个主编向女大学生约稿，究竟有没有猫腻？

看留言，很多不明真相的诗友的倾向是有猫腻。理由是李少君没有向男诗人约稿，也没有向留言中的一部分人约稿。那么，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李少君向男诗人约稿还少么？

我来北京以前，曾听家乡诗人刘岳提起过这样一件小事。若干年以前，李少君曾在博客上选过他的一组诗，刊发在《天涯》杂志上。聊及李少君，刘岳用他那浓重的固原口音说了句：“那是个好人”。和我同为80后的刘岳至今寂寂无名（他的诗歌很好），若干年前更算不得有什么声名，男性，也没什么钱财权势，倒是老爱往山沟沟里跑，鼓捣一些铜钱瓦罐之类的东西。他和李少君不熟，没有电话，至今也没有微信，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刘岳性格偏执而倔强，他对很多人事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我判断他的话大抵是可信的。

当然，个案不能作为依据，我们再说说其他人。

很多朋友都应该清楚诗人榆木，他有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号——矿工诗人。可能是以前长期在井下劳作的原因，榆木长得五大三粗，男性，也没什么特殊背景（出身农村，矿工）。但当李少君老师得知我在为榆木出版个人诗集时，就时不时发信息或者打电话问问进度。最终在榆木的诗集出版以后，中国诗歌网专门做了一期推文。

说完榆木再说说诗人曹兵，曹兵是农民，长我几岁，也是个大老粗。李少君老师问及榆木的相关情况时，我也顺便向他介绍过曹兵的生活和写作情况。李老师当即要我整理了一组曹兵的诗作给他。

在一些挑剔的人看来，可能这三个普通男性诗人的例子还不够。那么，我再说几个名字，李松山，普通吧？来自河南的放羊小伙。王计兵，没啥特殊背景吧？来自江苏的一个普通外卖员。他们都是经由《诗刊》推出，进而走向全国，属于彻彻底底文学照亮生活的例子。

有心的朋友，应该会从今年《诗刊》改版中看到更多具体事例。比如《诗刊》连续几期头条诗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一线劳动者，有女矿工，也有农民。

当然，以上这些事例，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我补充一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例吧。

我也被李少君老师约过稿，尽管我户口簿上是农转非，但事实上是正儿八经的农家弟子，祖上三代都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去过我家的诗友都知道，我家里种地，也养羊。

挺奇怪的，与很多人臆想中的不同，我这样的普通小作者，也被李少君盯上了。

再补充一点，我曾在公众号上发过一篇文章，出于印象流，在写到余秀华诗集销量时，我用了网络上可查询到的10万册说法。文章发出以后的第二天早晨，李少君老师看到了那篇推文，他用手机拍了手边《摇摇晃晃的人间》的版权页，提醒我修改数据。我也是从这件事上才知道自己之前的印象流是错误的，余秀华的诗集准确销量是33万余册（该数据仅为《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不含其他诗集）。

李少君老师帮助并提携过的像刘岳、榆木、曹兵、李松山、王计兵以及我这样的普通作者，还有很多。现任《天涯》杂志主编林森曾在某活动现场，向大家讲起初到海南，李少君老师借给他钱当生活费，帮他找工作的事迹。这些事情并不难查证。

他帮助过的普通男诗人还有江非、符力、马骥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证这部分人在成为今天的自己以前，是否有什么特殊背景。

在某公众平台下面的推文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留言比较简单，只几个字：诶，李少君呀……

我之所以关注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是因为他曾数次向我打听过投稿和投青春诗会方面的事情，还让我看过他的“诗”。说良心话，很一般，非常一般，投稿格式都不对。

那么，他的留言就耐人寻味了，会不会是因为屡次投稿不中而心生怨恨？

诶，李少君呀。你为什么就不能每做一件帮助他人的“小事”就满世界宣扬呢？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开头说的事情，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刊物主编（编辑），向普通作者约稿，都是一件好事情，是提供平台让普通作者和名家同台竞技的好事情。

如果按照约稿的本质定义，一味追求经济和社会效益，只向特定人群约稿，大家猜猜普通作者被发现的机会是更多还是更少。

所以，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评判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情况，探究事情的本质。

对一个人物，最好的评判者往往是时间这个裁判官，不到最后，真相往往是被遮蔽的。

有些表面上打着“替天行道”大旗的所谓正义之士，往往都是既不自己做事，也不愿意看到他人做事的草莽恶棍。

连婴儿都残杀的李逵，也被称为义士；整个胸膛都盛不下滔天野心的岳不群，也有一个君子剑的雅号。

一些真正的恶人，往往看起来都像是好人。

而真正的好人，却未必得到正面的评价。但，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在历史中留下痕迹。时间会给每一个人，一个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泥流 2024-03-27

李少君约稿为何引发风波

郑正西

近日，《诗刊》主编李少君因去年一次私下加在校女生余冰燕微信，向她约稿，几家自媒体发文，引来不少读者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样约稿不规范、不妥当、不必要。与此相反，马XX发文《诶，李少君呀》则认为，“李少君代表刊物向普通作者约稿，这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作者来说，是好事，既意味着普通作者的写作努力得到了发现和认可，也意味着该普通作者作品中具有相当大的挖掘潜质。”同样引来不少读者评论，也是异口同声，一致赞扬李少君这样的约稿。

李少君约稿同一件事，在诗坛为何引发不同的群众舆论：一方予以否定，有的言语不堪入耳；另一方则赞不绝口，似乎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诗坛出了个李少君”。

其实原因很简单。持否定意见者，多是多年投稿无门的穷诗人。持赞扬意见者都是发表、获奖的受益者，以及享受过李少君约稿的人。

如果我们放弃双方的个人利益不谈，用主编约稿的工作范围来评论李少君这次向余冰燕私下约稿到底对不对，我的意见如下。

约稿多见于刊物各栏目的责任编辑，而且是在从邮箱来稿中选不出本栏目所需要的作品时。约稿可为本栏目起到“锦上添花”作用。主编在什么情况下亲自约稿呢？我同意马XX《诶，李少君呀》文章中写的：“约稿的意思就是出版社或者杂志社向特定的作者发出写作邀请，邀请该作者为本社的特定的选题、栏目撰写文章。

出版社也好，杂志社也罢，一般只向特定人群约稿。所谓特定人群一般是专业内的教授、专家、学者。”“所以，一般情况下，普通作者并没有收到约稿的机会。”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李少君主动向余冰燕约稿是这样的：
1、被约稿人余冰燕显然不具备“特定人群”条件，她不是“教授、专家、学者”，不是诗歌写得特别好又不愿意出山者。

2、李少君约稿是发在《诗刊》下半月刊的“校园”栏目，并非“头条诗人”、“每月诗星”。“双子星座”这些适合主编亲自约稿的一类栏目。即使“校园”栏目需要约稿，应该由栏目责任编辑去约。如果主编去为每个栏目约稿，有架空责任编辑之嫌，也不符合编辑部的工作责任制。

3、向作者约稿，要搞清目的。约稿的目的是让刊物锦上添花，而不是为了增加作者的荣誉，让作者镀金。请看李少君是这样告诉余冰燕的（据余冰燕自己发的与李少君微信对话截图）：

李少君：你的诗没有发表过吧？《诗刊》想发
余冰燕：李老师，我没有发表过哦。

你看，李少君并没有说是《诗刊》有什么选题、有什么活动，需要什么特定选题的诗作。他只问余冰燕是不是还没有在《诗刊》发过作品，所以特地向她约稿。这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向余冰燕约稿并非是《诗刊》特定选题需要，而是为了成全余冰燕尚未在国刊《诗刊》发过作品的美中不足（因为余冰燕已在《星星》、《扬子江》、《诗歌月刊》等多家大刊发过作品）。我就不信从邮箱来稿中选不出余冰燕水平的作品。

4、《诗刊》是囯刊。国刊主编亲自上门约稿，这是公务，不是交友私聊。从李少君约稿的语言表述，没有一个字体现出这是公务行为。他开门见山地告诉余冰燕：你在《诗刊》还没发过作品，《诗刊》想发你的诗。有谁见过主编这样约稿的？

5、《诗刊》发生的不可理解的差错有目共睹，主编应负主要责任。所以说，主编应当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才有可能去约稿，去发现新人。而且，主编不应一锤定音，约谁的稿，谁就是“星”。作为《诗刊》树的旗帜，应当集体决定。比如《诗刊》2019年2月号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曾推出女诗人薛依依，并称为“刚刚推出的新人，潜力巨大”。可是呢，刚升起就坠落了。

6、诗歌作品水平不差，从未上过《诗刊》的诗人何止是余冰燕，还有千千万万个余冰燕。如果主编这样私下加微信好友约稿值得肯定和发扬，请问，被李少君加了好友约了稿的人，他们今后随时随地可以从微信发稿给主编了，谁还去从邮箱投稿呢。时间一长，李少君的微信好友投稿圈越来越壮大，最后是什么局面？办好《诗刊》，到底是靠从邮箱选稿，还是靠主编约稿？

7、从余冰燕被主编上门约稿又牵出一个疑惑：从余冰燕被李少君约稿表现出的欣喜若狂，可知余冰燕是非常渴望在《诗刊》发作品的。她没有在《诗刊》发作品是她不向《诗刊》投稿，还是投过稿未采用，或是投过稿没人开邮箱呢？不得而知。要知道，她短短的写诗经历，已经在《星星》、《扬子江》、《诗歌月刊》、《诗探索》、《青年作家》、《山东文学》、《青春》这些大刊名刊发过作品，难道她从不从刊物邮箱投稿，全都是各家刊物上门向她约的稿？这似乎不太可能。她既然向这些刊物投稿，那么理应也向她最向往的《诗刊》投过稿。如果（我是说如果）余冰燕向《诗刊》投过稿未用，后来又由主编上门索稿，这就有点说不通了。

我的以上诸条均说明，主编李少君有权向包括余冰燕在内的任何作者约稿，但一定要符合主编约稿的范围和职责。这和被约稿者是男是女无关，也与美丑无关。

马XX在文中说：“李少君代表刊物向普通作者约稿，这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作者来说，是好事，既意味着普通作者的写作努力得到了发现和认可，也意味着该普通作者作品中具有相当大的挖掘潜质。”此说很美，只是纸上谈兵。比如余冰燕，她在各大诗刊发了不少作品，也获过官方诗歌奖。向她约稿是让她锦上添花。要知道，还有多少多少作品水平和余冰燕相当，甚至比她好得多的普通作者，他们发表无门，获奖无门，李主编更应去为他们雪中送炭。

本来这一次只讨论李少君向余冰燕约稿对不对，而马XX的《诶，李少君呀》文章节外生枝，用诸多的人证物证说明，李少君一贯助人为乐，无私地帮助新人。这一点我不反对，我也知道李少君是诗歌界的“诗雷锋”，比如说马XX文中列举的林森、江非、符力，没有李少君的鼎力帮助就没有他们光彩的今天。但是，大家更加怀念《诗刊》的昨天，那个年代，只有从邮箱选稿，从一大麻袋的来稿中选稿，选出了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从麻袋里选出来的这些诗人，才会走得更远。

原文：读一首好诗 2024-03-29

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海天集》、《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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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都市报之父”席文举推出了方法论三部曲：《思维方法库》（南方出版社出版）、《传媒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教育改革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传媒界、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近《世界华文媒体》记者就有关的问题采访了作者。这里将访谈的内容摘录于下。

为什么要写作“方法论三部曲”

问：席总编，你长期做报纸编辑工作，怎么退休之后写起思维方法的书，而且一气就写了三本？

答：都市报成功以后，新闻界很多人都向我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怎么就创造了别人没有创造出来的都市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后出了几本书，《华西都市报办报思路》、《黑马雄风》、《报纸策划艺术》、《席文举新闻策划》、《敲门发行学》等等。这些书看过了，10年20年过去了，还是不断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不断和反复的询问，终于把我问醒了。我明白了，他们问的是：“你的创造性点子是如何想出来的”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哲学所說的思维方法。都市报整个一套理论,包括若干操作方法，要追根到底，都来源于哲学的科学方法论。

华西都市报成功以后，全国新闻界、新闻理论界、新闻教育界对席文举的创造性做了大规模的报道和研究，但是始终没有走到数学思维方法这个源头和终点。明明看见“他从数学王国走来”，就不懂得数学王国给他带来了什么？所以，中国新闻队伍的科学思维方法库，完全处于一个贫穷落后的状况。为什么他们都说不出个子曰，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思维科学。创新靠什么？靠的是思维方法。没有科学思维方法和方法论，你创什么新。

我在四川日报工作的历史，十分有趣。改革开放以后，四川日报跟着全国报纸搞改革，每一个改革举措都派席文举担纲，我都能把它办火，火到都是《新闻界》杂志读者调查的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先是评论栏目《巴蜀小议》，后是昨日短新闻集锦《天府快讯》，后来是文化专刊《天府周末》。可是当我接受新的任务离开之后，后继者都难以为继，不仅无法维持原来的最受读者欢迎第一名的优势，而且质量不断下降，甚至到只有关门的地步。华西都市报在我离开以后，质量同样下降。席文举领导的前8年，华西都市报有40多个报道上央视的焦点访谈；席文举离开以后呢，一个焦点访谈也没有。焦点访谈就是当今中国的舆论主旋律。我办华西都市报，报纸发行量从0增加到六七十万份，我离开之后，后来者将发行量从六七十万份降到几万份。碧峰峡老总魏学大在我离开第二年就发出一声感叹：可惜一张生龙活虎的报纸，就这么垮了。《天府早报》总编辑黄远流说：四川日报没有人能办出席文举那样的报纸。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我有一个现代化的思维方法库，在需要科学方法的时候，我有创新的方法，在需要方法论的时候，我有创新的笛卡尔方法论。

举两个例子。

1999年底，四川雅安冒出来一个新景区碧峰峡。景区开业新闻发布会之后，接着是元旦和春节两个旅游旺季。三次旅游宣传热潮，中央媒体和省市媒体，包括华西都市报，上百人次的记者采访，做出来的报道全都是碧峰峡的风景新闻。两个多月之后我去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从他们的闲谈之中，发现他们创造的是一种资本与旅游资源合作开发的新模式，马上使用模型法，对碧峰峡模式做大型系列报道，很快就成为四川省委省政府西部大开发的典型，全国旅游体制改革学习的榜样，国务院因此拍板修改了几十年不符合实际的风景区管理政策。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视察碧峰峡。美国经济报纸《华尔街日报》做一个版的报道。这个例子说明，要占领新闻的制高点，必须掌握科学方法，不然你就会经常错失良机。科学方法是培养新闻敏感的基本功。

1990年代，中国搞市场经济，广告都到市场化报纸去了，全国的党报经济都处于困境，都决定办一张市场化报纸。全国省报办出来的都是清一色的晚报，个个失败。我到全国晚报学习了一遍，决定批判晚报。你怎么还要批判它呢？其实晚报就是一张半市场化报纸，只有少部分内容受读者欢迎。我就使用笛卡尔方法论，批判和取消晚报不受读者欢迎的那部分内容，再嫁接畅销报刊上的畅销内容，也就是批判一部分，学习一部分，批判＋建设，就构成每一篇报道都让读者喜欢的都市报。我在《传媒方法论》一书中“都市报对晚报的批判性思维”一节，就讲的这件事情。

我对晚报的批判和建设的方法论思维，很快就产生结果了。一两年之后，全国大面积学习模仿华西都市报。这是中国传媒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国报纸学习一家报纸都获得成功的现象。1995以前，中国的日报发行量几十年一直在两千多万份徘徊，2000年，中国的日报发行量就增加到九千多万接近一个亿，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实现了一个中国梦。

市场上什么最火就模仿什么，那是弱者的选择，不是智者的战略。什么火就怀疑什么，寻找它的问题和不足，研究避免和解决的办法；把它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迈步更上一层楼了。笛卡尔方法论这个“批判＋建设”的程序套路，在各个领域都大有可为。

科学思维方法和方法论，这对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不熟悉的陌生名词。但是，它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学问。大家对它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它长期被学校教育弃之门外。中国的新闻教育，长期只重视知识教育，不重视方法教育。都以为会写就可以把新闻工作搞好。正因为如此，我在退休以后，下功夫写了两本科学思维方法的书。第一本书《思维方法库》，讲述一个个遇到问题使用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思维方法库是一个人的智慧银行。第二本书《传媒方法论》，对笛卡尔方法论体系做了系统的归纳和阐释。

其实，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教育，也不只是传媒和文科，理工科同样缺乏方法论的教育。所以，我又写了第三本书《教育改革方法论》，阐述整个教育存在的忽视方法论教育的问题。新中国70年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只重视传授知识，忽视方法智慧的教育。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在于训练“建立科学的科学”的笛卡尔方法论的基本功。

笛卡尔方法论就是数学方法论

问：你又不是学教育的，搞的又是新闻工作，对教育改革有多少研究？

答：我没有学过教育，但是，因为我学的是数学，数学恰恰荟萃了绝大部分的哲学方法，数学是人类思维的体操，哲学家笛卡尔就是从数学方法中归纳总结出“建立科学的科学”的笛卡尔方法论。我不仅懂得方法论，而且在实践中大量和反复使用方法论，目睹大量的人不懂得方法论给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的问题，对于方法论教育的重要性感同身受。偏偏教育的核心是方法论的教育，就是人们常说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对于方法论的了解，我不比学教育的差。恰恰相反，那些学教育的因为没学高等数学，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的重要意义，缺乏方法论这个提高人类智力最佳途径的教育，反而不懂得学校如何提高学生的智力。新中国70年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来看一看诺贝尔奖获奖情况。世界上排名前20名的大学占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90%以上。仅哈佛大学就151个诺贝尔奖，哥伦比亚大学101个，剑桥大学91个，芝加哥大学89个。亚洲，日本在本世纪的前19年就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有9个诺贝尔奖，连香港都有一个，而且是大陆的学生跑到香港，从小学读到大学。日本获诺贝尔奖的，除了3所国立大学外，还有7所地方大学。

中国这些年来对教育十分重视。不仅资金投入巨大，教师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学校校园更是修得越来越漂亮。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可是，不论怎么改来改去，都收不到不断培养出创新人才的效果。眼看一个屠幼幼获奖被视为0的突破，哪知道转瞬即逝，昙花一现，再也看不到像日本那样连年拿奖的苗头和希望。

西方的创新能力为什么那么强

问：你在书中说西方的创新能力强，是不是有点太迷信西方？

答：我不是迷信，而是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我写作《教育改革方法论》，就是想为把中国的教育搞上去出一把力。中国培养不出高质量的创新人才，完全就是因为没有对学生进行方法论的教育。

我在《教育改革方法论》的书中，采用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法。我们自身找不准中国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原因，不妨反过来，去研究西方的创新能力为什么那么强。从创新能力强的人身上寻找创新能力差的人的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极其缓慢，主要是创新能力不足。人类创新能力的爆发，是16世纪以来出现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革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多的创新运动。过去5000年的创新成果，与这500年相比，最多只能算是一个零头。一批批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工业生产中,于是引起了工业革命。很明显，是科学技术大革命推动产生了工业革命。那么，科学技术大革命又是怎么来的呢？是什么在推动呢？西方发生的科学技术大革命，其实是思维大革命推动出来的。没有思维方法的大革命，就没有那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和新技术的创造，也就没有科学技术大革命了。

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西方发生的科学技术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但是，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伴随西方科学技术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还有一场思维大革命。而且，这三大革命是你推我拥，紧紧交织，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真正走在最前面的，是思维大革命。十六世纪以来，欧洲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冲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思想桎梏，大胆否定过去的旧的思维方法，走上探索新的思维方法的道路。他们使用一个又一个新的思维方法，解开了长期以来不能明白的自然现象。一批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就在这些新的思维方法的运用中诞生。科学家们使用的这一个个新的科学思维方法，就形成了一股科学思维的潮流。西方的哲学家们，很快抓住人类思维史上的这一场变革，分析研究，得出结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维大革命，命名为“现代思维运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艾伦.考尔斯教授（Alan Charles Kors）就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他的《现代思维的诞生》系列讲座，以“17、18世纪欧洲思想史”为主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人类的思维方法和思想体系是如何走向理性和科学道路的。他在《现代思维的诞生》系列讲座中说：“牛顿引起的反响，绝不只是科学的、物理学的、天文学的。他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法，比如人类怎么去认识世界？”

所以，西方几百年来发生的这三场大革命，是科学技术大革命推动工业革命，思维大革命推动科学技术大革命。三大革命的源头，是思维大革命。是思维大革命推动产生了后面的科学技术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思维大革命，在中世纪强大的宗教神学顽固统治8个世纪的欧洲，不可能凭空冒出来一个科学技术大革命。

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我们一定要把历史读懂。中国人只知道西方发生了科学技术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不知道还发生了一场思维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为什么比西方落后，不仅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落后，更是思维方法的落后。如果读不懂西方这几百年的发展史，读不懂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只是在科学技术上追赶，那就是没有抓住根本，只是看到了有形的东西。其实，无形的思维才是动力的源泉。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比西方更为落后。

西方现代思维之所以诞生，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R.笛卡尔（1596－1650）。笛卡尔的两本著作《方法论》和《第一哲学沉思集》，用批判性思维，引导人们质疑当时统治欧洲经院哲学在内的所有理论。他主张要用三段式演绎法的逻辑推理，重新检验那些理论是不是真知，确定了再相信。他呼唤重新构建人类对自然界的所有知识，使其建立在物质运动的规律上。他否认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有关联，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寻找真正的真理，建立一个绝对正确的科学体系。

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出的寻找真理的5个要点是——

第一，遇到书本上介绍的知识，他决不盲目接受。不管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它是不是“真正的”真理。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笛卡尔主张用批判性思维对人类过去的知识进行审视，重新用科学的演绎法，即从一些已经清楚明白的公理原理出发来推演证明，看到底是不是正确。正确的才坚持，错误的则推翻重建。

第二，演绎法从公理化方法开始。这个推理的起点——公理，一定要是通过观察、实验证明了的公理，是自明的直观公理。不能用像“上帝是神圣的”这种无法证明的东西作为前提来演绎推理。

笛卡尔自己首先做出了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使用代数的方法的来解决几何问题，创立直角坐标系，从而建起了解析几何学。

第三，研究复杂的问题，就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

第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

第五，各种问题分析解决之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

笛卡尔的另一部书《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更加详细地阐述了方法论的4条原则。一，方法论的起点——普遍怀疑。二，认识事物的两种形式——直观和演绎。三，方法论的次序——由简入繁。四，论证结论的方法——分析与综合。

笛卡尔的理性思维方法，因为总结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马斯经院哲学正反两方面使用演绎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包括怀疑思维、提出问题、假设法、批判性思维、建设性思维、公理化方法、观察与实验、抽象与概括、归纳法、演绎法、化繁为简由浅入深法、化归法、分析法、综合法等一整套思维方法，是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现代思维的诞生】评价说：笛卡尔《方法论》哲学像电光一样激活了一代人的思维，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牛顿是第一个使用笛卡尔方法论建立起万有引力理论的科学家。他从研究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行星绕着太阳转的轨迹为什么是椭圆而不是圆等等，提出了万有引力的设想，然后采用演绎推理方法，论证了万有引力的科学，找到了计算万有引力的公式。

1730年代，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伏尔泰，写了一封信向法国人推荐笛卡尔和牛顿。他在信中说：“笛卡尔给我们指明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而牛顿沿着这条道路走到了终点。”

牛顿成功使用笛卡尔方法论的示范效应，推动了一大批科学家使用笛卡尔的方法论来研究学问。正因为一个接一个的科学家使用笛卡尔的方法论，打开了一个个科学技术的大门，逐步建立和形成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地理学、地球科学等等，于是，一个完整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体系就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技术大革命出现了。紧随其后的，是一整套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文艺学、伦理学、美学等等，也应运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方法论是最重要的人人都应该学习掌握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因为它是经过几个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们反复运用，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整个科学史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没有哪一个方法论能与笛卡尔方法论比肩。

后人对笛卡尔做过各种各样的评价，最中肯最科学的评价是：笛卡尔为科学家们总结出了“建立科学的科学”。

巴罗教授培养牛顿的启示

问：西方的创新能力强，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吗？

答：当然。西方学校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是给学生灌输多少知识，而是让学生懂得知识是怎么来的，掌握用旧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过程、方法和能力。我在《教育改革方法论》书中举出了一个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剑桥大学如何把并不聪明的牛顿，培养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了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书中介绍了牛顿的生平。牛顿父亲是个小农场主，在牛顿出生以前三个月就已经去世， 3岁时母亲改嫁给一位牧师，是外祖母把他抚养长大。牛顿的教育，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完成的。家庭的不幸使牛顿孤僻内向，学习成绩不好，一度还是班级里倒数第二。1661年，牛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学校奖学金考试就名落孙山。他的老师巴罗博士找到他，给他分析为什么落选的原因。巴罗老师说：因为你的几何基础知识太贫乏，无论怎样用功也是不行的。而《几何原本》恰恰是使用三段式演绎法的样本，从中可以学会一步一步严密的逻辑推理，那是应该好好掌握的思维方法。巴罗老师的一席话对牛顿的震动很大。牛顿过去就学过《几何原本》，那时他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没有超出常识范围，那些定理他都背得；可是，他并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证明这些定理的方法，也就是看重知识而忽略了产生知识的方法。现在，牛顿又重新把《几何原本》拿出来，从头到尾对每一步三段式演绎法推理做了深入钻研，从此懂得了演绎法的操作和运用。

艾伦.考尔斯教授在《现代思维的诞生》（8）《牛顿的发现和发现牛顿》的讲座中说：“牛顿所在的三一学院，深受笛卡尔主义的影响。年轻的牛顿在那里学习了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其它数学理论。尽管牛顿后来推翻了笛卡尔的物理学，但在早期是受了笛卡尔学说（指笛卡尔方法论）的启蒙。也就是说，在巴罗老师的教育和指导下，牛顿也掌握了笛卡尔方法论。

正因为如此，牛顿1665年发明二项式定理，次年发现万有引力、微积分，并开始光谱和望远镜研究。23-24岁发现了计算重力的公式，提出了成为现代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三定律，创立了微积分，为现代光学奠定了基础，还解决了大量的数列计算问题。1667年当选为三一学院院士。紧接着，完成了最伟大的辉煌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写作。

仔细梳理一下牛顿的年表，就可以发现，牛顿在短短的大学学习的三四年时间，就学习和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演绎法，和建立科学的科学——笛卡尔方法论。正因为如此，也就在这几年之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创造。

从这个年表还可以看出，三一学院的教学工作，无论是老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紧紧围绕科学方法和方法论来进行。我们的学校不懂得这一点，完全只重视知识的教育，甚至大搞难题的教育，不做方法和方法论的教育，完全就是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背道而驰。

你看，牛顿在大学学习思维方法，就钻研了人类两个思维方法大师的思维方法，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总结的三段式演绎法，一个是笛卡尔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科学的科学”方法论；同时，他又研究了两个使用思维方法的样板，一个是欧几里得使用演绎法的样板《几何原本》，一个是笛卡尔使用坐标系的方法研究几何的《笛卡尔解析几何》，从而获得空前的成功。

牛顿的故事告诉我们：牛顿并不聪明。他出生农民家庭，家庭又多次发生变故，个性孤僻，成绩不好，大学奖学金考试名落孙山。但是，因为老师关于方法和方法论的引导和教育，使并不聪明的他变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

二，牛顿当时学习掌握的知识，远远没有现在一个大学生那么多，更没有现在中国学生做的那么多的难题；因为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革命还没有发生，现代科学的各门学科，根本就还没有诞生。但是，牛顿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能够超过。所以，方法与知识相比，方法是第一位的，并非要学习很多知识才能有所创造。

三，牛顿在学校老师的教导下，学生时代就学习和练就了两个基本功：一是使用演绎法的逻辑思维基本功，二是运用笛卡尔方法论的基本功。老师教导学生，关键的是教育方法和方法论。学生读书学习，关键的也是学习方法和方法论。学生掌握所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就行了。

为什么科学技术大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问：古代的中国各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为什么科学技术大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答：近两百年来，不少人提出“为什么科学技术大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问题，还有人为此写了书，书出了好多本。仔细阅读这些书，就会发现，许多人的论述都不得要领。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笛卡尔方法论，也不学习笛卡尔方法论，所以就无法建立起任何一门科学，更谈不上建立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科学技术大革命是由一系列科学组成的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对中国人来说，更是望尘莫及。

先说一说中国人痛失指纹学的故事。指纹法最早起源于中国。我国七世纪就在解除婚约的证书上按五个指印。千多年之后的1859年，英国在孟加拉当警官的威廉.拉尔舍，看见在孟加拉经商的中国商人用大拇指在文件上盖手印，随即被纸上的指纹产生了疑问。中国人看见按手印的事情一千多年，见惯不惊，英国人却怀疑起来：为什么指纹能够鉴别身份？这个英国警官懂得笛卡尔方法论，遇到问题就怀疑一切，并且去研究为什么。他于是从1859年开始，收集了几千个指印，并在孟加拉的监狱里用指纹做罪犯鉴定试验，对这个自己不解的迷惑开始了认真的研究。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与威廉．拉尔舍同时代的医生亨利．福尔茨，1879年在日本讲学时，看到日本的史前陶瓷碎片上，有陶胚还没有干硬时留下的指印，于是研究起指纹来。1886年福尔茨回到英国，便建议英国警察局采用指纹法鉴定罪犯。

1892年7月，阿根廷内科契阿镇的郊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个青年妇女法朗西丝卡杀害了她的两个私生子女。警察局逮捕了她的男友，男友坚决不承认。案情毫无进展。内科契阿警察局阿尔伐雷兹警长搜索了孩子住的茅屋，发现门上有一个血污的拇指印。他捉住法朗西丝卡的手，将她的大拇指按在一个印泥盒里，再捺在一张纸上。他把纸印与木头上的拇指印做比较，清晰地看到两者一模一样。法朗西丝卡在放大镜下看这两个指纹完全一样，瑟缩着说：“是我用石头把孩子砸死的……”于是，拉.普拉塔警察局成了研究指纹学的大本营。领头人胡安．沃塞蒂希不仅潜心研究，大力传播，还不断实践，有时一天之内就用指纹法鉴别证明了二十三个罪犯的身份。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几年的研究，他的《人体测量学和指纹学使用法概论》终于出版。指纹学从此诞生了，一连串的鉴别制度就出来了。西方各国从此确定指纹鉴别法。

中国人发明了指纹法，使用指纹法1000多年，也没有人想起要研究建立一门指纹学。欧美一旦发现指纹法，就穷追不舍，好多人马不停蹄参与研究。指纹学诞生的过程，参与者都是沿着笛卡尔方法论的研究路线前进。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人不懂得“建立科学的科学”。

指纹法只是一个“术”，指纹学乃是“道”。从“术”上升到“道”，需要的是“建立科学的科学”。没有这门“建立科学的科学”，历经一千年也只会“涛声依旧”，停止不动。欧美从发现指纹法到建立指纹学，也就是三四十年的时间。三四十年胜过一千年，靠的是笛卡尔方法论。

中国人因为没有“建立科学的科学”，没有从“术”上升到“道”的，岂止一个指纹学！现在政法大学学习的刑事侦探学，就是西方在17、18世纪，即现代思维运动的同一个时期，总结形成的。主要运用的是三段式演绎法的逻辑推理。中国古代就有包公、狄仁杰之类的办案侦探人物，家喻户晓。时间比西方早几个世纪。书籍、戏剧，都有不少的记载。但是，中国人面对那么多的破案的案例，就是总结不出刑事侦探学。为什么？因为没有“建立科学的科学”。

就是现在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四大发明，也只是四个技术，不是四门科学。这四个技术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非常有限。火药主要做了民间娱乐的烟花和爆竹，没有像西方那样迅速拿来充当了国家强大的暴力工具；指南针还曾经几度失传，用途基本上是看风水，没有像西方那样充当资本向外开疆拓土的助推器。只有印刷术作用发挥得好一些。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笛卡尔那一套建立科学的方法，四大发明就不能从“术”发展成为科学。

缺乏方法论教育的现实很残酷

问：不学习方法论，就不能创新吗？

答：西方人为什么创新能力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制胜的思维法宝，一个是演绎法，一个是笛卡尔方法论。笛卡尔方法论是建立科学的科学，所以他们能够建立起一门又一门的自然科学；演绎法是证明真理是不是真正的真理的方法，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经过演绎法的证明才成为科学的。离开了演绎法，科学家就创造发明不出任何科学。

三段论演绎法的基本形式是三段式，包括——

1，大前提：已知的一条公理；

2，小前提：与大前提有关的一个事实；

3，结论：是从一般已知的原理（或假设）推出的，对于特殊场合或个别事实做出的判断。

三段论演绎法最经典的例子：

大前提：人皆会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必死。

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经典文章《晏子使楚》，说的是齐国臣相晏婴访问楚国，楚王捆绑几个齐国人，说他们在楚国盗窃，想在晏子面前侮辱齐国。晏婴说，你们知道，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南就是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北就变成枳了，两者形状相像，其实味道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水土不同。现在这个人在齐国不偷，到了楚国就偷，不正说明楚国的水土使人善偷吗？

晏子在这里使用的是标准的三段式演绎法。可中国的语文教材“晏子使楚”又怎么样呢？我在网上查了几个《晏子使楚》的语文教案，都强调是晏子的外交语言艺术，只字不提三段式演绎推理。比如，苏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教案《晏子使楚》[整理版]中说：“晏子使楚[教学目标] 1、能流利地朗读课文，复述晏子使楚的故事。2、学习晏子机智勇敢，不辱使命，维护国家尊严的精神。[重点难点] 1、重点：掌握重要的文言实词、虚词。2、难点：语言艺术特点。”又比如，人教课标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晏子使楚》教案教学设计中说：“教学重点　精读晏子与楚王针锋相对的话，了解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晏子是怎样反驳的，理解句子中含着的意思，体会晏子超人的智慧和善辩的口才，以及维护齐国尊严的思想品质。”还有一篇小学语文《晏子使楚》教案中说：“1、理解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学习简单的推理。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创造性地复述课文。3、了解故事内容，理解宴子出使楚国时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和维护齐国尊严的思想品质。”还有一篇教案提出的作业指导是：“根据‘阅读思考’第2题的提示，想象晏子的心理活动，进一步展示晏子机智地识破楚王的伎俩，巧妙应付，维护了齐国尊严的品质。”另外一篇自称为“小学语文公开课优秀教案《晏子使楚》教学设计”说：“四、教学重点：体会晏子语言的巧妙，并从他机智的回答中体会人物的特点。五、教学难点：体会晏子能言善辩的才能和维护国家尊严的精神。”总而言之，就是不提三段式演绎法。

我搜索了近10篇这样的语文教案，终于有一篇提及演绎法的语文教案出现了。百度文库中有一篇《晏子使楚》的教案说：“从课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晏子外交语言的艺术，主要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逻辑严密的三段式推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比喻、类比等反驳方式和语言艺术。”这里虽然提及了三段式演绎法，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落脚的重点还是“外交语言的艺术”，演绎法只是作为一个论据当陪衬而已。很多教案重点都集中在如何当好外交官和外交官的语言艺术。其实，晏子征服楚王的，最重要的恰恰是他的三段式演绎推理的逻辑力量，语言艺术虽然也有作用，也可以锦上添花，那绝对是次要的。假若没有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开始的三段式推理，再“艺术”的辞藻也不能征服楚王。

晏子使楚的艺术魅力到底在哪里？不在外交语言的艺术，而在三段式推理的逻辑力量。那一步一境（推理意境）的严密逻辑，不得不让楚王心服口服，找不出半个字的反驳理由。这才是晏子使楚的艺术真谛。什么语言在这个三段式逻辑推理面前都相形失色。

我们学校教材里还有一些涉及思维方法内容的课文，比如，“田忌赛马”使用的是对弈法，“曹冲称象”和“草船借箭”使用的是化归法，“司马光砸缸”使用的是逆向思维，等等。但是，课文后面的解读，都是语文知识的解读，没有方法的解读。本来可以是一堂很好的方法课，结果变成了语文知识课，方法智慧被束之高阁。例如化归法，它是笛卡尔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将一个未知的问题化为一个已知的问题，或者一个复杂的问题化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而到达解决问题的目的。《草船借箭》，诸葛亮通过搭草船的办法向曹操借箭，将制造20万支箭的问题转化为一个气象问题得以解决，是化归法的一个经典，可以借此很好地讲解化归法。可是语文课本里都是突出故事性趣味性，不讲方法智慧。只是笼而统之说诸葛亮很聪明。怎么聪明呢？无论是教材还是老师，都没有做出解读，只是在那里啧啧称赞：好聪明！真聪明！因为编教材的和讲课的老师，都不知道这就是化归法。

正因为学校里不讲方法和方法论，所以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中国人很少使用方法论。《教育改革方法论》书中举的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医生给病人治未病。《黄帝内经》提出的治未病，是中华民族一种非常好的思维方法。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中的一个经典。可是中国人在使用的时候，只是局限在医生对病人的一对一的健康管理上。结果是，1970年代中国人没有三高，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全民大吃大喝，2010年代，中国人大面积的三高就出现了。与此相反，日本人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就看到了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可能会出现各种病症，于是启动经济改革的时候，就全面铺开进行全民营养法的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就对全国海量的民众治未病。结果是，日本不仅没有出现全民三高，而且人均寿命世界第一。日本是将给个人治未病，裂变为给全民治未病，用了一个将“1”裂变为“ n”的裂变法。中国的卫生部不懂得当然也不会使用裂变法，自然只有眼睁睁看着全民从没有三高变成全民三高。卫生部为什么不会使用裂变式思维方法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个裂变式思维。不仅他们不知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野的很多，看见野的的人很多，基本上都无动于衷。城管面对野的，就不断打击，有时候打得鸡飞狗跳。美国的野的很少。但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罗宾·蔡斯看见野的，就想如何利用这些野的。她想起了母校同学们交流的互联网＋的办法，于是使用笛卡尔方法论，建立起共享野的公司，模仿她的共享野的公司很快应运而生。罗宾·蔡斯懂得“建立科学的科学”，后来干脆建立起共享经济学，写出来的《共享经济》一书畅销全世界。

有的人说中国人的思维被制度被领导所压制。可是，面对野的，没有人压制你去想共享经济！美国的优步滴滴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完全允许。所以，即使政府没有压制你的思维，你都想不出来。共享经济的领军与跟班，这就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现实差距。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因为中国人不懂笛卡尔方法论。

中国人不懂得方法和方法论的事情，比比皆是。新中国之前的两千年是这样，新中国70年也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学校不教方法论。

素质教育的口号牵强附会

问：电视里的老师讲课，经常强调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能不能培养创新能力？

答：这些年来的教育改革，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素质教育。有人评价：黄全愈的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贡献。还有人说，只有素质教育能救中国。

为了研究素质教育，我专门买了一本长江出版传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

我翻来覆去仔细阅读《素质教育在美国》，觉得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很成问题——

第一，素质教育的概念不科学，不准确，太模糊。造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所依据的材料太少。书中讲述了旅美学者黄全愈自己的孩子矿矿，从小学到中学的几次作业和课外活动。矿矿上小学二年级时，老师要求他们到图书馆借阅了十几本书，完成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份研究报告《蓝鲸》。这个过程能够促使孩子动脑，促进孩子思维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的发展。到了五年级，矿矿写的一篇研究卡通画和漫画的文章，可以称得上非常专业化了。四个小标题，就卡通画和漫画的发展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卡通画家和漫画家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的动机，以及卡通画和漫画创作时的感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见解。老师要求研究的参考资料至少应来自三个不同的出处。矿矿明白了所谓不同的出处并不是指来自三个不同的图书馆。到了中学，美国孩子已经开始了真正的科学研究。矿矿在七年级时独立完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科学研究，自然科学课的老师要求孩子们自选个课题，用两个半月的时间独立完成研究过程，课题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动物到植物，从心理学到行为科学，选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新，不能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矿矿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富有想象力的课题:测试小老鼠的决策能力。黄全愈叙述了这些事情之后，大发感慨：美国人从小学就开始学做研究、写论文，七年级的学生就能够写出非常正规的研究论文了,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能不强吗？他们的科技素养、学术水平能不高吗？！

我以为，从几个事例抽象概括为“素质教育”，未免太牵强。抽象概括是一个思维方法，但概括一定要占有大量材料，从众多的具体现象中抽象出现象的本质属性；而且要切合实际，要准确，没有歧义。特别是作者最后的那一句反问：“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能不强吗？他们的科技素养、学术水平能不高吗？！”好像说服力很强；其实，根本就没有说服力。我们恰恰可以这样反问作者：“经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能强吗？他们的科技素养、学术水平能高吗？！”因为作者并没有拿出矿矿如何训练思辨能力的例子，只笼而统之说是写论文。而训练思辨能力，那确实要苦练三段式演绎法的基本功，也就是逻辑思维训练的基本功。作者的这个反问，本来要达到无可辩驳的结果，其实本身就缺乏说服人的逻辑力量。而且可以肯定，如果去调查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每个都是经过严谨的数理逻辑的推理训练，而不是通过什么写出“非常正规的研究论文”那种模糊的训练方法培养出来的思辨能力。

第二，作者说，素质教育有人搜集了几十个定义。这个事实就说明，素质教育的概念模糊不清。一个科学的准确的概念，只能有一个定义。多几个定义，就会发生歧义。人家会问：到底是按照这个来定义，还是按照那个来定义？

第三，作者在书中解释素质教育，说是“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生动、可操作、可实施、活灵活现、神形兼备的实质：激发创新、解放个性、尊重人性、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善于发现、促发料研、学以致用、植根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素质教育如此包罗万象，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

第四，因为概念模糊不清，就难以拿出落到实处的措施。所以，尽管素质教育的口号很响亮，也喊了多少年，实际上没有哪个学校哪个教师能够落到实处，真正完成素质教育的任务。提不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无法落实，也就失去了这个概念和口号的意义。

综上所述，作者使用抽象概括的方法归纳出来的素质教育的概念，不能成立。作者仅凭几次课外作业，就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加以概括，拿出素质教育的概念和定义，说明作者根本就不懂得抽象概括的思维方法。作者应该读一读欧几里得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是人类最早提出概念和定义的科学，是如何建立概念、如何做出定义、如何逻辑推理的典范。人类的抽象概括方法，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前面说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不科学。其实，黄全愈的素质教育理论，就更成问题。凡是要建立一门科学，总要归纳总结出几条定理或者规律，并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出演绎论证。几个世纪以来，哲学界和理论界就走上了建立科学理论的科学道路，凡是没有使用公理化方法从理论上做严密论证的，都不认为是正确的理论。黄全愈整个《素质教育在美国》一本书，就没有拿出几个类似于“素质教育能够培养出精英人才”这样的命题，更没有从理论上使用公理化方法做过严密的论证。作者不经过严密的理论论证就拿出素质教育的理论，说明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才能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论。

说到这里，我们不仿使用假设演绎法做一个推理。假设三一学院巴罗教授在看到牛顿参加奖学金考试的试卷之后，发现牛顿考试失败的原因是不会使用演绎推理，就像矿矿的老师那样，布置牛顿去写很多高深的论文，训练牛顿的思辨能力。牛顿在中学时代确实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我们要问，如果这样训练牛顿，牛顿能攻克万有引力吗？回答是肯定的：不可能！不仅不可能，巴罗教授也绝不会这样做。那些攻克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没有一个是通过写作很多高深的论文来训练思辨能力的，他们拿下诺贝尔奖完全是通过步步严密的三段式演绎推理训练完成的。不进行演绎推理的逻辑思维训练，要想完成任何一个科技攻关项目，都是痴心妄想。通过高深的论文训练出很强的思辨能力，那只是作者的臆想而已。

如果再从实践的角度看，素质教育培养人才的理论就更成问题。作者举出的例子就是他的孩子矿矿。那么，我们要问：矿矿经过你说的那种素质教育，是不是就成了优秀人才呢？作者在书里并没有说出一个结果，也没有说出矿矿已经表现出来的要成为优秀人才的若干迹象。实践的结果到底如何，那就是最好的证明。作者没有拿出实践结果好坏的证明，其结论就难以说是正确的。大家都知道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者拿出了矿矿的例子，并没有拿出矿矿经过这样培训到底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结果都是未知的，怎么就得出结论了呢？何况，即使举出一两个或者几个例子，也不能就完全证明结论的正确。例举法举出一个例子可以否定一个结论的正确；要用例举法证明一个结论的正确，就要举出所有的例子才行。

理论理论，就是要以理服人。作者只是举出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例子，完全没有做到以理服人。作者为什么会犯这个最低级的错误？因为虽然他专门学教育研究教育，却没有学习哲学的方法论；而恰恰笛卡尔方法论是做理论研究的基本功。这是中国大学的教育专业学科结构的最大失误：不学习高等数学，不学习哲学方法论。凡是要研究教育，必须学习高等数学，学习笛卡尔方法论。

中国的教育既然想要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教育工作者首先得研究那些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是怎么获得的；他们创造性思维加工能力是怎么培养出来的；而这个问题早已被西方的哲学家研究清楚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艾伦.考尔斯教授（Alan Charles Kors）在他的《现代思维的诞生》系列讲座中，就系统讲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总结创造出一整套现代科学思维方法。这是一门思维科学，这门科学早已建立起来了。我们只需要学习运用就行了。我们不需要总结什么“素质教育”的新理论。科学家、哲学家已经有现成的科学的思维方法理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另起炉灶、另建极不科学又没有理论依据的什么素质教育理论呢！？

研究美国的教育，首要的是要系统研究美国学校的教材。教材是课堂教学之本。教师是按照课本来做教学的。教师有超越课本的内容，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不多。不看教材，丢弃课本，不抓住本质，只看几个支离破碎的课外作业活动（那只是几个表象），就抽象概括为什么素质教育，完全就是舍本逐末，牵强附会。

建设和批判都不能少

问：我们的学校里未必就没有做过一些方法教育？

答：在现有学校的改革方案中，也有的学校提出了方法教育的内容。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从方法教育的内容看，还是有不小的误区。

清华大学的学生手册对学习的要求中，就提出了学习批判性思维。我要说，批判性思维是笛卡尔方法论中打头阵的重要方法，但这并不等于就是笛卡尔方法论。笛卡尔方法论是一个包括怀疑一切、提出问题、提出假说、准备公理和工具、证明结论等一系列方法的方法体系。批判性思维仅仅只是笛卡尔方法论的第一步，它的任务是发现旧事物身上存在的问题，接下来还应该运用假设法等方法做建设性思维，提出一个能够克服各种问题和不足的新理论，新事物，或者新的解决方案，然后论证解决方案的正确与科学。只懂得批判性思维，不懂得建设性思维，你提不出新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论证不了方案的正确，你又怎么完成“建立科学的科学”的任务呢？

所以，一个人要有创新能力，不仅要有批判性思维，更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思维。有一个发现弹性定律的著名物理学家胡克，他在牛顿之前就提出了万有引力的假说，而且提出的万有引力公式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很接近，只差一个系数。可是，他就是证明不了万有引力。他的关键，是没有完成笛卡尔方法论的第二步，即准备证明定理的工具——微积分。他最终与万有引力失之交臂。用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话来说，他无法像牛顿那样走到探寻万有引力的终点，而且离终点还差得很远。所以，仅仅只是学习批判性思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认认真真学习笛卡尔方法论体系的各种方法，才能算是完成创造性思维的教育。

清华大学为什么只是强调学习批判性思维一个方法，那是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中批判＋建设的程序结构。建设性思维方法在建立新的科学中有批判性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你如果不把建设性思维学到手，你就可能像胡克那样饮恨万有引力宇宙场。

其实，真正最能体现创造性的，是建设性思维。常言道，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批判性思维是破，建设性思维是立。如果你破是破了，始终立不起来，破也是白破。过去有一个口号，我们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也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砸烂一个旧世界很容易，建设一个新世界很难；批判一个事物容易，构想出一个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很难。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个个都有批判性思维，它将旧王朝打个落花流水，可是建设起来的政权又是一个封建王朝。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建设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只是批判，没有建设，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了。

笛卡尔方法论体系实际上有两个板块，一个批判，一个建设。少哪一个都不行。你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么大一个大部头，那么多的推理，几乎就集中在万有引力的论证。万有引力是牛顿的精心建设，从书里很少看到批判性思维。因为在建立万有引力这门科学的道路上，牛顿之前就有不止一个人提出了万有引力的假说。牛顿的主要工作，是运用数学的逻辑推理完成万有引力的论证。也就是说，牛顿之前的科学家已经完成了批判性思维的任务。牛顿说过，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功的。建立一门科学，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工程，有时需要几代科学家的接力。后面的科学家有时候就不需要批判性思维，更需要建设性思维。

比如非欧几何学的建立。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得几何学建立之后，雄视科学界两千年，没有人能够动摇它的权威。像平行线公理：“通过不在直线上的一个点，不能引多于一条的直线，平行于原来的直线。”这条公理当然是正确的。现在中小学的数学课本里也是这么讲的。可是，偏偏到了17世纪，意大利冒出一个数学家萨凯里（1667－1733），说这个公理有问题，提出“有什么根据不能引多于一条的平行线呢？”说不定可能画出几条平行线呢？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故意刁难；但是从此以后，总是不断有数学家去琢磨和研究这个刁难的问题。这些数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批判性思维。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向前再迈出一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建设性思维。

两百多年以后，1826年，俄罗斯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公理：通过不在直线上的一点，至少可以引两条直线平行于已知直线。从这个新公理出发，他最后建立了一门崭新的非欧几何学。非欧几何学就是曲面几何学，在曲面上通过不在一条线上的一点，可以引两条线平行于已知线。曲面几何学、球面几何学等非欧几何学，扩大了人类的空间概念，在天文学、宇宙论、航天技术等4维空间和大于4维空间的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现在人类要进入航天航空领域，须臾也离不开非欧几何学。

非欧几何学是人类空间认识史上的一次革命。这个罗巴切夫斯基，就具有非凡的建设性思维。他没有使用批判性思维，而是越过了批判性思维这一步，直接进入建设性思维阶段。笛卡尔方法论的全过程，批判性思维是起点，建设性思维是终点。整个过程，前半部分是做批判性思维，后半部分是做建设性思维。如果没有建设性思维，就不可能走到建立新的科学的终点。

方法论教育的三大措施

问：我过去经常听老师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说明有些教师还是懂得方法论的。你怎么老是说他们不懂方法论呢？

答：是的。在学校教书的教师队伍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说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遗憾的是，仅仅只是挂在嘴边的一个例行公事的口头禅而已。第一，他们并不去这样做。比如，讲授晏子使楚的课文，并不讲晏子使用的三段式演绎法；第二，他们也并不知道有哪些科学方法，更不知道笛卡尔方法论。

这就是现在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没有将方法论教育落到实处。正因为如此，我在《教育改革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了落实方法论教育的三大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重新编一套方法和知识并重的教材。这是实施方法论教育的根本。教材是教学过程中真正的核心。既是教师执教的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没有教材或不依赖教材的课堂，教学就会失去方向，教学质量也就没有了根基。课本课本，课堂教与学的根本。中国的学校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站在世界前列的创新人才，首先必须编写出充分体现方法智慧、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大中小学的教材。

为了体现培养创新能力的宗旨，大中小学的教材都要重新编写。方法和知识并重，用科学方法和方法论统帅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乃是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教材除了系统的阐述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之外，更要注重方法和方法论的解读，一方面使得学生在知其然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一方面培养学生使用方法和方法论的能力。

重新编写大中小学的课本，这就需要一支教材编写队伍。过去的教材都是以知识教育为中心。新的教材要将方法智慧融会贯通到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去，这就要在原来编写教材班子的基础上，吸收懂得方法论的人。如何把方法和方法论的内容水乳交融地贯穿到课文中去，又收到培养创新能力的效果，这本身就很考方法智慧。

首先要编写好小学的语文课本。因为小学没有专门的思维方法课，语文要承担方法和方法论教学的任务，就要对原来的教材做很大的调整。要结合课文的内容，把基本的哲学思维方法一一做介绍和解读，就要做一个统筹的规划安排，哪些方法在前，哪些在后，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孩子们第一次走进知识和科学的大门，好奇心、求知欲都很强，既是学习知识的大好时代，也是学习方法的黄金时代。教材要根据这个时候孩子的特点，让孩子们逐渐明白，科学方法是认识世界的绝妙工具。小学语文课学完，学生对思维方法和方法论，基本上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语文课相当于知识和方法的启蒙课。我们就按照哲学方法的体系，对方法做系统介绍。

小学数学课的教材比较好办，就在原来数学教材的基础上，加进方法的解读，也就是所以然的解读。这样一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就更进一步的加深。小学高年级的数学课，可以适当选择欧几里得几何学中浅显一点的内容，学习演绎法的逻辑推理。

中学阶段，就专门开设《科学思维方法》的课程，完成方法和方法论的全面系统的教育。《科学思维方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方法，二是方法论。科学方法部分，除了讲解每个思维方法的概念和基本知识，这个思维方法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还要把这个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取得重大成就的著名案例，一一介绍。笛卡尔方法论部分，一定要对笛卡尔方法论体系做系统阐述，同时对运用笛卡尔方法论“三步曲”的操作程序，一一解读。为了让学生对方法论有充分的理解，一定要把西方科学技术大革命中，科学家们如何运用笛卡尔方法论，建立一门又一门科学的事实，不厌其详地一一介绍。学生们学完这一部分，不仅对西方科学技术大革命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通过思维方法课的学习，科学家使用方法和方法论建立新科学的故事，让个个中学生都十分熟悉，就像现在熟悉成语典故、诗词名句一样。

中学其他课程的教材，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等，因为不直接担任方法的教育，所以就根据教学的不同内容，做“所以然”的方法解读，把方法和方法论的教育，贯彻到内容教学中去。

大学生的方法论教育教材，主要是高等数学。高等数学的教材，要编写出一本充分体系笛卡尔方法论的高等数学。大学生学习的其他专业课教材，自然都是对相应的内容做方法论的解读。

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是一个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材要一步一步将学生的方法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运用广泛的演绎法、分析法、证明方法、批判性思维、建设性思维，等等，要反复训练，熟能生巧。

重新编写大中小学的教材，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工程。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编纂《黄帝内经》，汉朝组织了3000人的庞大队伍，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们要以这种精神来编写大中小学的教材。

第二个措施，是培养一支方法论过硬的教师队伍

。教师相对教材来说，是一个更加活跃的因素。因为他直接面对学生，可以及时发现和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在学生的思维过程中起到启发、诱导和推动作用。比如，牛顿也读过欧几里得几何学，可是，巴罗教授却发现牛顿只记住了定理公式等结论，却不知道证明定理的演绎法；而偏偏演绎法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方法，不然就不能论证现实中遇到的其他问题。是巴罗教授发现和指出了牛顿忽视方法的问题，才使得牛顿走上学习方法的光明大道。如果没有巴罗教授的指引，牛顿可能永远无法攻克万有引力。

学生能不能培养成为创造性人才，教师的引领作用极其关键。如果教师都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学生怎么学得会笛卡尔方法论。中国的教育从以知识教育为主，转轨到以方法论教育为主，首先是教师要完成这个转轨。现在的教师队伍普遍没有学过方法论。教师只有一边学习一边教学，先热炒热卖，后逐步提高，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需要的方法论水平。不管是搞培训班，还是云教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种种办法，都要努力完成这个划时代的关系中华民族崛起的神圣任务。

第三个措施，是编辑出版一套方法论学习丛书。中国出版的方法论书籍很少。为了普及方法论，实现国民思维方法库的现代化，方便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学习方法论，改变中国方法书籍稀缺的落后现象，我们应该下功夫编辑出版一套方法论学习丛书，既可以作为学校学生学习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公务员、知识分子、企业职工和民众，学习方法和方法论的参考书。

哲学方法中的普适法，是学习笛卡尔方法论的基础，是哲学方法中各个领域普遍适用的经典方法。我们应该为每一个经典的科学思维方法，编辑一本学习参考教材，比如演绎法、归纳法、观察法、实验法、抽象与概括、分析法、综合法、发散思维、收敛思维、裂变式思维、聚合思维、逆向思维、假设法、公理化法、反证法、化归法、批判性思维、建设性思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统筹法、功能结构，等等。

二是科学技术大革命中，那些科学家们运用方法论，建立起一门又一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们运用方法论的过程和经验。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是运用笛卡尔“建立科学的科学”方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学习现代思维方法，许多人不知道更不懂得笛卡尔方法论那一套“建立科学的科学”。一些人虽然也学习过某一门学科，但是对于建立学科科学的规律并不了解。这一套丛书，对没有建立多少学科学问，又想建立学问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套非常好的学习教材。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也是学习现代思维方法和笛卡尔方法论的极好教材。

三是从1900年以来，那一个又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如何运用方法论的过程和经验。这是对一百多年来诺贝尔奖的一次总结和检阅，让中国人看看他们是如何运用笛卡尔方法论，攀登上一个个科学技术高峰的。从1901年到2023年，诺贝尔奖已经评选出了900多位。

通过这一套丛书，中国人对他们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方法论了如指掌，就会收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的效果，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就会大幅度提高。

“第39届‘青春诗会’来到伟大诗人屈原的故乡宜昌，可以说是回到了中国诗歌的源头。”12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第39届“青春诗会”开幕式在宜昌举行，著名诗人、《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在开幕式上发布第39届“青春诗会”入选诗人名单。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李少君首先表达了他对伟大诗人屈原的敬仰之情。他说，“屈原是宜昌秭归人，屈原的《楚辞》和《诗经》并列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来到宜昌，我们致敬屈原，也是对中国诗歌的一次溯源。”

向上生长向下扎根 ，“中国诗歌之城”极富魅力

记者：李主编您好！您因为诗歌和宜昌结缘，并多次来到宜昌。作为宜昌的老朋友，请分享一下您对宜昌的印象。

李少君：是的，我来过宜昌多次了，仅今年就来过两次，第一次是作为第四届“屈原杯”诗歌（全国）大赛终评评委来的，这次是第二次来到宜昌。第一次是在春天，这一次是在冬季。无论是春天还是冬季，我都强烈感受到了宜昌人民的热情，感受到了宜昌这座充满浓郁人文气息的城市的无限张力。

我对宜昌的印象非常好，每次来宜昌都有新的感受、新的认知、新的灵感。每次踏上这片土地，我的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屈原和屈原的作品。宜昌山水壮美，漫山遍野的脐橙、端午竞速的龙舟，似乎有一种诗意在绿水青山间流淌，能时时让人感受到屈子遗韵，引发人的无限遐想，让人产生抑制不住的诗的灵感和创作的欲望。

宜昌是屈原故里，也是中国汉语诗歌的源头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宜昌还是三峡大坝所在地，经过近30年的开发建设，这个国之重器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宜昌既是中国汉语诗歌源头的高地，又拥有举世瞩目的现代文明的结晶，二者交相辉映，奠定了宜昌的特殊地位，这在全国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

记者：2014年，宜昌被授予“中国诗歌之城”荣誉称号。2017年9月在宜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诗歌节上，您被授予“中国诗歌之城‘诗歌大使’”。这些年来，您对宜昌诗歌创作和发展给予极大关注，您认为宜昌诗歌发展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李少君：宜昌的诗歌历史悠久、创作氛围浓厚、诗歌队伍强大，整体发展非常均衡。

在诗歌创作领域，有著名诗人毛子，他曾获得扬子江年度诗人奖、闻一多诗歌奖、中国屈原诗歌奖等诸多诗歌大奖；在诗歌评论领域，有著名青年诗歌评论家刘波，他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获得过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红岩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扬子江诗学奖评论奖和草堂诗歌奖年度诗评家奖等奖项，在中国诗歌评论界具有一定影响力；在诗歌翻译领域，有扬名国内的翻译家柳向阳，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翻译国外优秀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他翻译过的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作品，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向阳的出色翻译，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在中国诗歌界广为人知。作为一个地级城市，宜昌能在诗歌多个领域都有标杆性的领军人物，是非常了不起的，充分说明了宜昌对诗歌创作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宜昌诗歌创作的基础非常扎实，宜昌这座“中国诗歌之城”极富魅力。

除了高水平的诗歌人才，宜昌诗歌创作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大众化的创作群体。在屈原故里秭归，有传承数百年的“三闾骚坛”，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诗社，社员以爱好诗歌的农民为主，是典型的“泥腿子诗人”。可以说，宜昌也拥有十分浓厚的诗歌氛围。宜昌的诗歌创作和发展向上生长，向下扎根，“中国诗歌之城”的称号名副其实。

记者：谢谢您对宜昌诗歌创作成就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您觉得在擦亮屈原文化品牌，壮大诗歌创作队伍等方面，宜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李少君：作为汉语诗歌源头之一的宜昌，如何赓续中国诗歌精神文脉，擦亮屈原“中华诗祖”这块世界级文化名人品牌，需要多维度的思考和实践。我认为，首先是要做好诗歌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普及。媒介的传播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诗歌的发展与媒介的变革相伴相生。我们从中国诗歌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伴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进步，诗歌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平民化、草根化的趋势。而当下出现的BBS、博客、微博，还有B站、小红书、抖音、快手，甚至短视频等媒介，正成为推动诗歌大众化、平民化、草根化的巨大推手，在诗歌进入民主化时代，我们越是要借助媒介平台，做好诗歌文化、屈原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广泛传播诗歌的时代价值，传播屈原文化的时代内涵，让诗歌成为人们文化精神生活的日常。其次是要强化诗歌的教育与引导，多开展诗歌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壮大民间诗社，组织开展各类诗歌创作交流活动，引进一些驻城诗人、驻校诗人，培养更多年轻的诗歌作者。另外，地方政府要加大诗歌创作的扶持力度，营造浓厚的、良好的诗歌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诗歌创作者尤其是年青人参与主题诗歌的创作，壮大诗歌创作队伍，培养发现优秀诗人，激励创作更多优秀的诗歌作品，让屈原元素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

近年来，宜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性工作，比如宜昌市承办的由原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诗歌节，由秭归县人民政府和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屈原杯”诗歌（全国）大赛，由宜昌市委宣传部与《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第39届“青春诗会”等，不仅丰富了宜昌的诗歌文化活动，营造了浓厚的诗歌发展氛围，也进一步提升了宜昌“中国诗歌之城”的品牌影响力。而这一切，都是对弘扬中国诗歌精神、打造屈原文化品牌最好的、最生动的实践。

屈子遗韵千古，强调抒情保卫抒情有特殊意义

记者：宜昌是伟大诗人屈原的诞生地。屈原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繁荣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

李少君：“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诗歌是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体裁，“抒情”两个字最早就出现在屈原的诗歌《九章》里，屈原因忠心进谏遭遇不公对待，所以要倾诉内心的幽怨和情绪。可以说，屈原开启了诗歌抒情的大道统，堪称抒情的始祖。他因其强大的抒情主体性，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留下了自己名字的伟大诗人，其形象“与日月争光”。

事实上，抒情是人之本能。青春岁月，因为处于成长阶段，容易敏感，对世界和万事万物都会感到新鲜，怀着一颗敏锐细腻的初心，或者说李贽所称的“童心”“赤子之心”，格外地容易产生新的感受感觉，各种情感情绪会突然涌现，快乐或悲伤，兴奋或伤感，凡所种种人情、世情、物情，或浓郁或轻淡，都可能转化为诗歌。

就诗歌而言，就是指将情感文字化，以语言的形式表达情感。所有能被记住的经验都是情感的经验，没有情感的记忆，就如过眼烟云，不可能成为铭刻在心的经验。叙事和说理，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叙述。“修辞立其诚”，在诗歌写作中，情感和修辞缺一不可，这就是抒情的真正含义。

宜昌变幻莫测的峡江天气和神奇壮丽的自然风貌，孕育了屈原作品的抒情性、想象力和浪漫风骨，而这种浪漫主义也一直绵延至今，浸润了不少本土诗人，催生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和优秀的诗歌作品。

记者：作为著名诗人和《诗刊》社主编，您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的诗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您多次强调诗歌的“抒情”性，应如何理解诗歌的“抒情”性？

李少君：简单地说，我觉得有两点，一是深情，二是敏感。诗歌是一种“情学”，“情”是诗歌的初心、诗歌的根基，没有“情”就写不出来诗歌，所以一定要有深情。在当下快速发展的社会，重新强调抒情、保卫抒情，有特殊的意义。

敏感就是对万事万物有细察、有眷怀、不隔膜，深入其中，更加关注现实。我的体会就是每次出去游历，都能在自然中得到启发。深情和敏感也是一种能力，对写诗特别重要。

我在这里重新强调诗歌的抒情性，在当下尤为必要。抒情诗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主流，《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里，在对“诗”的解释里，都特别强调：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体裁。古今诗人均认同“情”是诗歌的基本元素。“诗缘情”的观点古已有之，在现代诗人那里，“诗为抒情的艺术”也几乎是定论。

如何理解“抒情”二字？情，当然是指情感。“抒”指什么？陈世骧先生考证，抒有编织、制作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形式、技巧、工艺。抒情，即是对情感的编织、规划、设计与构建，简而言之，是赋予情感一定的形式，将情感形式化。

向屈原致敬，打造新的诗歌出发地

记者：“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是面向青年人的诗歌品牌，如今已举办近40届。请您谈谈“青春诗会”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李少君：“青春诗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自1980年开始主办的，是中国青年诗人最重要的展示平台。同时，“青春诗会”更像一个诗歌的青春典礼，是新一代青年诗人的成人礼，是一代青年诗人的青春纪念仪式。青春诗会是中国当代诗歌新生力量的集结地和集训地，旨在为中国诗坛培养生力军、后备军，翻一翻每一届的名单，就很容易得出这一个结论。舒婷、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韩东、臧棣、雷平阳、陈先发等很多优秀诗人，都是从“青春诗会”起步，逐渐成为中国诗歌界的中坚力量。

这次来到宜昌参加第39届“青春诗会”活动的，就有好几位著名诗人曾经参加过“青春诗会”。如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原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参加过第6届“青春诗会”，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元胜参加过第14届“青春诗会”，中国诗歌学会新媒体部主任安琪参加过第16届“青春诗会”，著名诗人李双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星星》诗刊编辑敬丹樱参加过第35届“青春诗会”。

记者：第39届“青春诗会”为何花落宜昌？本届“青春诗会”有哪些特色亮点？对宜昌诗歌创作队伍的发展会起到哪些作用？

李少君：本届“青春诗会”得到广大诗人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参评稿件769份，经过重重评审，最终确定了参加第39届“青春诗会”的15位青年诗人，他们分别是郑泽鸿、吕周杭、马文秀、田凌云、北潇、许诺、加主布哈、李昀璐、安然、王太贵、范丹花、蒋静米、李越、康承佳、李壮。其中，8位是“90后”，1位是“00后”，年龄最小的23岁。

宜昌是屈原故里，有我们的精神脐带、文化脐带、诗歌脐带。“青春诗会”来到宜昌是对屈原的致敬，可以说是回到了中国诗歌的源头，是对中国诗歌的一次溯源，也是对“青春诗会”这个品牌的升华。希望能在宜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寻找新的灵感，打造新的诗歌出发地。

诗歌，天然地适合抒情；青春，更是天然地需要抒情。青春本身就是诗意的，敏锐细腻的年轻人们最容易被激发起诗歌创作的欲望。

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青春诗会一直在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同时，经由一代又一代年轻诗人的开拓创新，展现着新的气象，开辟着新的天地。借此机会，我要向历届“青春诗会”参加者致敬，向入选本届“青春诗会”的诗人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希望通过本届“青春诗会”带动更多宜昌的年轻人爱上诗歌、喜欢诗歌、创作诗歌。

把握历史主动，讴歌时代讴歌人民

记者：近些年，国内涌现出了许多乡村诗人、草根诗人群体。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这种现象对中国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少君：快递诗人、矿工诗人、牧羊诗人等草根创作群体层出不穷，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教育普及、文化自信、开放的社会氛围等息息相关。这也标志着中国诗歌正在加快向下吸取“地气”，更加贴近现实，正在酝酿激活新的创造，即将迎来新的繁荣节点。

记者：文学要为时代而歌，请您谈谈诗歌创作如何守正创新，为伟大的时代讴歌？

李少君：文学是时代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诗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诗意。历经百年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到了新时代，也有新的诗意和新的诗歌出现。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诗歌的历史方位，我们要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这是新时代诗歌徐徐展开的瑰丽壮阔画卷，我们应该把握历史主动，投身时代潮流，深入人民中间，努力推动主题诗歌创作，反映时代生活，蕴含历史和现实关切，彰显人民性、时代性，把握时代脉搏，将小我和大我融合，将个人独特生活经验与时代普遍性、社会公共性结合，从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方面寻找灵感，构建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讴歌时代、讴歌人民。

人物名片

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协《诗刊》社主编，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海天集》《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被誉为“自然诗人”，在《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数百篇，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读者》等转载，收入大学语文等多种选本。19岁参与创立“珞珈诗派”，一直致力于诗歌创作和诗歌推广，曾获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才等诸多荣誉，堪称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车径行导演的作品有纪录片《话说香港基本法》，故事片《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电影《土地和农民的故事》、《国宝疑云》、《我想结婚的时候你在哪》、《时间都去哪了》、《绿叶对根的情意》等，其中纪录片《话说香港基本法》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因电影《土地和农民的故事》荣获加拿大世界华文媒体奖-“最佳故事片导演奖”。

车径行担任导演委员会副秘书长多年，在导演艺术理论上卓有建树，著作颇丰；在为委员会会员导演维权问题上为会员导演奔走呼吁，不辞辛劳；在委员会的导演艺术理论建设方面担纲鼎力，独当一面；在委员会中与会员导演关系融洽，极具人缘；为导演委员会大家庭的发展倾注了殷殷心血，作出了无私奉献，表现出了出色的人格魅力和业务能力。

车径行去世前，一直受病痛折磨。大约三天前（8日），车径行还在朋友圈发表了一篇动态，其中包含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语：“人生一半经历风雨，一半都充满艰辛和坎坷。没有一劳永逸的人生，只有热爱生活、敬畏生命、不畏艰辛和苦难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幸福的光芒……”

车径行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0月底，那天他受邀参加“北影大讲堂活动”，与年轻学子探讨电影文学。

车径行于196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曾在部队服役，先后在青岛《企业家》报、《海南特区报》从事新闻工作，九十年代末期赴北京开始影视编导工作，直到去世。

车径行导演安息！

来源： 中广联合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

在香港开完新书发布会的第二天，左方先生和老朋友们去了长洲岛，这座狭长的离岛在香港久负盛名。

然而，从中环码头到渔港海岛，从明媚阳光到湛蓝海水，沿途的景致都无法吸引左方太多的注意力。他始终跟身边的历史学家朱学勤、传媒学者钱钢谈论着中国近代历史、政治和新闻界。

在长洲岛上，他唯一主动与之合影的，是一位香港议员的街边广告牌，上面写道“捍卫新闻自由”。左方整了整衬衫，凭栏站立，相机记录了他笔直的光影。而相机无法记录的是，他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我的中国梦。”

左方

破灭的乌托邦

左方此次赴港，是因为自己的新书。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然而，在和老朋友的饭局上，左方惑然道，“我不知道我这本书出来有什么意义”，杂文家鄢烈山打断他，“我们当年接受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就是乌托邦加极权主义，你的经历，对不同制度下的后辈们都有特别的意义。”而钱钢则认为，“这是南方周末的史前史”。

《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书，左方原本没有打算出版，他觉得《南方周末》的故事被人说得太多，“网上都有，我没有更新的东西了”，而同时代和他经历相似的人也不可胜数，“留给年轻人去出吧”。

是记者沈洪带来的45个问题，才让他决定口述自己的一生。此书完成之后，三联书店表达了出版的意愿，但左方别出心裁的书名成为出版最大的难题。三联书店要求更换书名，但这个书名对于左方来说，显然有深沉的价值，他选择了坚持。

我之所以将《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作为本书的书名，就是想通过我一生的经历，说明斯大林主义乌托邦政治运动的破产。”左方说。而那本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被少年左方奉为经典。

这带来了出版的难产。曾经的南周同事，香港大学的新闻学者钱钢看到了此书的价值，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推动下，此书终于得以在香港完整地呈现。

长期研究“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学者朱学勤告诉《亚洲周刊》，左方的口述史不仅是研究《南方周末》的样本，“更是研究广东省文革历史非常详实的史料”。

左方坦陈，“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参与了，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知的加害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乌托邦思想、阶级斗争学说，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对于此书，朱学勤相当看重左方在文革后第二次被审查时，被发配资料室工作的六年。文革的结束，乌托邦理想的破灭，现实政治的压迫，没有让左方自暴自弃，“他在资料室里大彻大悟”，朱学勤说。

左方在《钢铁》一书中详细地回忆了思想的蜕变，被发配资料室的六年，他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

那些“内部发行，供批判使用”的“灰皮书”成为左方通往自由之路的窗口。这些年里，左方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曾经深刻影响自身的学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苏联式计划经济、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说，革命理论——被他条分缕析，一一参透。

这段“大彻大悟”，不仅让左方从一个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更点燃了他改良中国的理想——重拾被革命中断的民主启蒙。这是令人心跳的前奏，将给后来诞生的《南方周末》抹上不能擦去的底色。

中国式办报

“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左方坐在海边小店的靠椅上，抬高声调。他接着说，“但我讨厌急进。”这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的蜕变，被左方全部地灌注进《南方周末》这份报刊。

到今天，《南方周末》后来的主编江艺平仍然记得左方的一次愤怒。那是一次报纸出刊后的周会，年轻记者们对许多报道不能刊登非常愤怒，“他们非常激烈，说与其这样，那么不用怕报纸被砍头，反正就像割了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江艺平对《亚洲周刊》回忆。

“但老左那一次很生气，他说，这个报纸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这份报纸”，江艺平说，“老左担心的是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从一开始，左方对《南方周末》就有精准的定位，“启蒙是南周的灵魂，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是南周的使命”，但是历经中国政治的种种的吊诡怪圈之后，年过五十的左方早已放弃激进，而这种办报策略让南周得以在历次风暴中幸存，并且不辱使命。

1989年时，《南方周末》内部也炸开了锅，但是在左方的坚持下，“没有登过一个字，一张图片。”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左方时，感到不可思议。左方给他看往期合订本，让这位对南周早有心里预设的记者惊讶不已。

“我不主张太激进的行为。特别是两次游行之后，本来学生已经复课了。但是后来的绝食行动，按我的判断，就是有些过激分子，为了阻止复课的同学，搞的实际上是一个绑架式的行为。虽然我理解他们，我自己也年轻过，但是我不赞同这种做法。”

当左方看到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与人民日报社论不同的表态以后，他根据自己对中国政治的体悟，判断学运一定会悲剧收场。“据我了解，以邓小平的性格，他是绝不会后退的。以赵紫阳所提出来的东西，他不可能接受。那学运就只能以悲剧收场。我不希望，让南方周末为一次必然失败的学运做殉葬品”，左方告诉《亚洲周刊》。

至此以后，中国政治前所未有的收紧，八十年代的开放之风荡然无存。《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一下子从40万份腰斩一半。在全国万马齐喑，禁令遍地之时，左方向同事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他在《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书中回忆了自己的“三玩”策略——“玩人性，玩文字，玩版面”。

这让《南方周末》很快地走出市场的低谷，在全国媒体中一枝独秀。许多年后，当年主持《南方周末》版面设计的资深美编张向春向《亚洲周刊》回忆，“那时候我的版面设计完全没有条条框框，老左完全支持我。南周是真正的百万大报，我们每一期居然把发行量，一百多少万份，印在报眼的地方，可见当时的自信。”这位从南周诞生开始，就为之工作的美编仍然认为，“老左在的时候是南周的巅峰。”

邓小平南巡以后，南周的尺度得以慢慢放开，左方的策略是“让敏感的人写不敏感的文章，让不敏感的人写敏感的文章”。那时候，《南方周末》经常报道胡绩伟，胡绩伟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提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致力于推动中国《新闻法》的起草。在当时，这位报人坚定地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至此以后，他被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成为中国政权的敏感词。

“他是个最敏感的人，但我在胡绩伟家跟他讲，不管哪一天，你都是我们中国新闻人的领袖。但敏感的人如果写敏感的文章，上面已经盯住了，那就给报纸带来很大的风险。但我要让胡绩伟在南方周末见报，”左方对《亚洲周刊》说。

于是，左方“别有用心”地在《南方周末》刊登了胡绩伟去四川旅游和怀古的文章，甚至刊登了胡绩伟的老婆是如何嫁给他的文章，“胡绩伟说他取了个富婆，我就刊登，这个富婆怎么会嫁给胡绩伟？”

尽管这是毫不敏感的花边故事，但只要胡绩伟见报，就能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而对于敏感的问题，他选择找年轻、不太出名的学者写，“上级就把他略过去了。反正观点，需要说的话，也都说了。”

在1994年业已退休，返聘《南方周末》之后，左方依然对南方周末时时做“风险评估”。彼时南周的头版头条多是颇为敏感的“大案要案”，这给南周带来发行和声誉的同时，也让左方感到不安，“我感到必须改变，但我想不清楚怎么变，就要大家开会讨论。”

1998年的这次会议是左方为数不多的又一次发怒。“许多年轻记者喜欢大案要案，对此不以为然，前一天他们喝了个酩酊大醉，第二天开会，很多人迟到半个多小时才慢慢进来”，左方回忆。左方军人出身，他当时的愤怒令在场的钱钢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幸好我现在不是主编了，不然我现在就拖出去几个人毙了！”

这是左方作为退休返聘人员，在南周工作的最后一年，不久以后，左方将作为旁观者，眼看南方周末进入另一个时代。而在此以前，左方已经一手打造了《南方周末》的两支队伍。

两支队伍的拼图

江艺平在主政《南方周末》以前，已经在南方日报集团工作数年，那时《南方周末》在整个集团最令人羡慕，“那是很多人想进去，但是很难进去的一个地方。”

江艺平被集团提拔为社委以后，负责分管《南方周末》，但她不认为自己是去做领导，“我是去跟着老左学习。我对他是远远的崇敬，因为知道他创办了南方周末”。

彼时，返聘回来的左方要带两支队，一支采编，一支经营，他把重心放在了广告经营上。江艺平对左方的经营头脑有深刻印象，“他对市场特别有感觉”。

她还记得左方对市场化媒体的生动描述——“三个轮子”理论，“前轮是采编，左轮右轮是发行和广告，由采编拉动发行，发行拉动广告，在90年代初的时候，能这样表达报纸经营理念的还不多。”

左方善于给经营团队传递南周的价值观，团队里的每个人很快都成为《南方周末》品牌忠实的传播者，江艺平对《亚洲周刊》回忆，“他们能够很准确地告诉南方周末的客户，南方周末是怎么样的一张报纸，有点像被老左洗脑了一样。而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客户，客户也会很认同这种价值。”

在报纸刚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年代，经营团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左方总是支付给经理人相当高的提成，南周的一位副主编曾为此颇为不满，“凭什么给经理人这么高的工资？”左方毫不客气地回应，“没问题啊，你也可以来做经营”。这让左方的“两个后轮”运转飞速。

而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左方也没有放下，他给江艺平找来了搭档，《南方周末》的顶峰拼图至此完成。

他在新书《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中专辟一章——“三请钱钢”，详细回忆了如何三顾茅庐的故事。而钱钢则单独回忆了一段书中没有的内容。

彼时钱钢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担任总策划，对于《南方周末》早有关注，钱钢还记得彼时南周雄心勃勃的口号，叫“报业的北伐”，他回忆，“每一期（南周）在北京都可以印刷十万份”。

而在钱钢去中央电视台的前一年，左方就已经来邀请钱钢加盟，并且说了一段让钱钢引为先知的谶言。

“他对我说，南方周末这把刀要磨快了，将来要向谁的头上砍去？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头上砍去。这真厉害，他在1994年就有这个思想了，他已经看到了中国今天要变成什么样子，”钱钢回忆。

后来钱钢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这让左方的邀请更加困难，“我在中央电视台受到大家的厚爱，又是老大哥，我的小环境很好，其实不愿意离开中央电视台的。”然而，江艺平在每一期报纸出刊以后，都会请尚在央视的钱钢对本期报纸进行评刊，左方也持续地邀请钱钢，最终，他用一次“欺骗”换来了钱钢的加盟。

“有一回，我和我的摄制组正在拍片子，在拍片的路上，接到一个左方的电话，声音显得疲弱和苍老。他和我讲，钱钢啊，我最近腿受伤了，我躺在床上不能下来，我还是想说一句话，南方周末是个好机会，你还是来，跟江艺平一起做这个报纸吧。”

“由于他给我讲的声音的感觉，让我很感动，我当时说，好，我要去，我要去南方周末。后来才知道，他是骗我的。他没有摔伤，他是用了一个方法，骗我去和江艺平合作，”钱钢笑着回忆。

两支队伍的冠军拼图让《南方周末》盛极一时，但这位返聘回来的前主编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职务，报社员工从来只叫他“老左”，最多则叫一句“左老师”。有时候，他和广告客户谈生意，编辑部的鄢烈山嫌他太吵，“我们开编务会，就很随便地让他们到另一个小房间去。”

对这些事情，左方从不在意，反而讨厌各类官僚式的称呼与相处，但有件事情，却让他一直耿耿于怀，而后来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证了左方的忧虑。

改版的困境

1998年，得到指示“不得再返聘左方”后，左方才彻底地离开了南方周末。到不久以后的2001年，江艺平和钱钢也被有司下令离开南方周末。左方说，2001年后，南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南方周末在那时开始改版，这让看重策略的左方至今耿耿于怀。从前，按照左方的策略，《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你开什么大会，我不管，七.一，十.一我不管，因为南方日报已经有了，我是一个补充，我就追求贴近读者，追求我的启蒙的作用”。

“但是年轻人认为南方周末不正规，因为它就是一个个热点专版的组合。他们说作为一个百万大报，它应该是一张有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板块组成的新闻周报。”

左方的在意不仅仅是对“自己孩子”改变的不满，他对《亚洲周刊》强调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限制，“我不是反对办新闻周报，我也欣赏他们现在办得不错，他们是一个发展，但是你再办一个新的嘛，你别把南周改掉。因为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解决，新闻的空间没有解决，南方周末这样的一种办报模式就应该存在。我把南方周末定位成一个热点专栏专刊的综合体，这样使得我们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对推动中国的进步更有好处。”

“现在要把它直接设置一个政治的专版，老实说，你就很难做到，不讲假话，不讲空话。我主持的南方周末，我敢讲，我是从来没讲过假话，没讲过空话。现在的南方周末，他们不敢讲这个话，这是没办法的，”左方说。

江艺平认同左方的担忧，她告诉《亚洲周刊》，“老左不是否定，而是认为作为一张以启蒙为己任的报纸，它还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已经行之有效的一些办报的理念，市场证明对的，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些呢？”

“南方周末后来年轻人想的呢，是所谓规范的新闻大报，也是看到很多国外的报纸分叠，财经叠，生活叠，娱乐……等等，他们也想这样。应该说，2000年后，中国的报业受西方的报纸影响特别大。”

“而从前的灵活性在于，如果政治收紧的时候，我可以更偏重于娱乐性一些，你一放开，我就可以把时局更突出。之后设置了各种板块，就有些画地为牢，而在这个里面跳舞是不自由的”，江艺平说。

向西方新闻业学习的改版当然让这份报纸更加专业和大气，然而，左方担忧的事情还是不断发生了，距今天最近的风波，便是2013年初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

南周人已经纷纷出走，在诸多报人对南周悲观失望时，左方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从不为南周悲观

经历过2013年初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后的种种风波，鄢烈山在谈到南方周末的现状时，颇带悲凉地说，“以后南方周末会怎么样，不重要，南周三十年，代表了人心所向，这么多有新闻理想的人过来，在这个旗帜之下，这是它的力量所在。”

而左方则并不如此，他回忆89年以后的南周作为对比，“我觉得一个时候，报纸有沉有浮，很自然的。我在的时候，也曾经从40多万份跌倒20多万份嘛，后来逼着我搞‘三玩’，把它搞上去。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有时候紧，有时候松，所以报纸的起起落落也不是什么。”

他的自信来自于那些对他慕名而来的南周新人。这些新入行的记者告诉左方，他们要进入新闻业，就是冲着南方周末来的。“所以，南方周末到现在，不是派来一个领导就可以改变的，你可以控制它，但是它的思想，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而左方主政时定下的规矩也依然保留。一位新来的领导，命令编辑在南周发布一篇自己朋友的稿件，要求下一期见报。然而该版面的责任编辑在该文上写道“此稿不适宜，退回去”。

怒不可遏的领导找上责编，责编告诉他，“老左定的规矩，‘认报不认钱，认稿不认人’，南方日报来的主编只有杀稿权，没有发稿权，这个规矩没有废除。”

左方更大的自信来自于市场的力量。他告诉《亚洲周刊》，“市场上，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他就是认这样的办报理念，他才买南方周末。你要彻底改变，就意味着把你的市场都要丢掉。南方周末不仅每年给南方报业创造大量的利润，而且品牌效应是特别巨大的。包括南方日报集团去招人，都打着南方周末的招牌。”

2013年南周事件以后，《南方周末》大量的骨干记者和编辑辞职离开，左方反而认为是好事，“林楚方（著名的大陆传媒人，现任《壹读》杂志主编，曾任职于南方周末）告诉我，从南方周末出去，现在走市场路线的传媒人，南方周末人占了半壁江山，我听了感到很高兴。只要他接受南方周末这种理念，他到了外边去，那就是推动社会改革啊。”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南方周末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使命。”而现在，左方依然寄希望于更新鲜的血液不断地流进南方周末，新的一批受《南方周末》影响的年轻人，会在此处守时待势，厚积薄发。

南方梦想

在长洲岛的落日余晖中，朱学勤给左方讲了一个台湾人眼中共产主义的故事，“台湾人害怕，说‘共产主义者’六亲不认，老左你在50年代有没有感到这种？”

左方点头沉吟，讲述了自己与母亲的故事，“我十五六岁，就要参军去抗美援朝，我妈妈30多岁守寡，养大了我，她不同意我去，我现在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时我跟她大吵大闹，跟我母亲断绝关系。”

“假如我真的到了朝鲜，十有八九我就牺牲了，我妈妈这么艰苦养大的小孩，我母亲后半生得有多苦。所以我母亲逝世的时候，在追悼会把我母亲的遗体推出去的时候，我突然间控制不住我自己，一下子跪下来大哭，把车挡住。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下跪……”

这是左方讲过多次的故事，他继而肃然批评，“死了那么多人，得到了什么呢，看看现在的朝鲜是什么样子啊。”彻底地反思斯大林主义，这是他决定在《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最后一章写下自己对当今时局思考的最大原因。

在该书最后一章中，左方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思考，“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改革经历十年若成功，将成就新一代伟人，若失败，改革开放将会全面倒退，出现一个由警察和特务统治的黑暗国家，导致新一轮革命，结局如何，让历史作出回答。”

这份冷静并不能让他看清目前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他对《亚洲周刊》说，“真正中国的这个路，走不走得通，现在搞的到底是什么名堂，我看得等到2017年。在19大以前，我们可以看到答案。现在，我也是越搞越糊涂了，但是，不妨冷静的去观察。”

这种左方自称的“忧国忧民”不仅是报人时期他的生活状态，也是如今的日常惯例——今年80岁的左方仍然保持着当年主政《南方周末》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阅读南方报业集团出版的几份报刊，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南方周末》。不同于老人惯常的早睡早起，他仍然像年轻记者们一样习惯晚睡，这是他多年难改的职业习惯，更是因为，他还要等到深夜，收看凤凰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时政与国际频道。

即便如此，左方还是自嘲对现在的资讯了解太少，他没有手机、微博、微信，对互联网上迅速更迭的大量议题仅有耳闻。儿女禁止他接近互联网的最大原因，是以左方对中国的关注，家人害怕他“上去了就下不来”，因为这份关切来自于他的半生追寻。

“以前我追求的是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保尔.柯察金是斯大林乌托邦所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我现在要否定的是这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但是现在，追求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是我的中国梦了，”左方说。

“在中国，新闻自由的理想，也会是一个乌托邦吗？”记者问。

“如果说是一个现代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很正常。这是一个世界潮流，绝不会是乌托邦的。”说这话时，左方像年轻时一样言辞坚定，满怀信心。这或许因为，他确实失落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毕竟，他炼成了南方。

文章来源: 亚洲周刊 于 2023-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