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针走到上午十一点，陆续抵达的海南乡亲们带着家人、带着自制的美食，带着节日的笑意，也带着对故土的思念，在这片异乡土地上汇聚成一个温馨的圆。

花好月圆人相聚

“各位乡亲，大家好！”随着会长林野的开场致辞，掌声响起，笑容绽放。

林野首先代表安省海南同乡会，向大家送上最诚挚的节日问候。他深情地说：

“中秋节象征着团圆、思念与感恩。对于我们这些旅居海外的海南人而言，它更是凝聚乡情、联络感情的重要时刻。正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与参与，我们同乡会才能越来越壮大。”

他特别提到历任会长、理事们的辛劳，尤其对罗绪强老会长表达问候与祝福，并为他近日康复送上诚挚祈愿。林野强调：“安省海南同乡会在全加拿大独具特色，我们是唯一拥有会馆的海南会馆。这是前辈们付出的心血，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骄傲。”

林野向大家送上最诚挚的节日问候。

安省海南同乡会秘书长刘思秀主持中秋联谊会。

会馆与传承

在致辞中，林野谈及了多伦多市中心海南会馆的现实处境：疫情让经济压力陡增，地税一度欠下三万五千元。然而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三分之二的会馆场地出租带来了稳定收入，如今欠款几近清偿。

副理事长韩文海，凭借会计师的专业背景，协助理事会合理规划，让资金流动更加稳健。林会长感慨地说：“这是大家一起撑起来的家，海南会馆不仅是一栋楼，更是我们心灵的港湾。”

林野强调培养新人、传承精神的重要性，鼓励年轻一代接棒，将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续下去。

杰出乡贤与社区力量

聚会中，多位乡亲代表分享了自己的生活与事业。有人谈到房地产与零售的发展，有人介绍餐饮与科研的成绩，还有人在体育、文化领域展现才华。

“每一位在海外打拼的海南人，都是我们的骄傲。”林野说道。

副会长田琛发言。

副会长陈忠良发言。

加拿大海南排球俱乐部负责人曾广坚也上台发言，介绍了俱乐部的活动和愿景。他说：“排球是海南人的传统运动，我们要在加拿大继续传承和发展。感谢大家一路支持。”

曾广坚通过视频介绍加拿大海南排球俱乐部活动。

在分享环节里，不少会员互相介绍生意与资源，呼吁加强合作，凝聚共赢。有人说：“我们不仅是乡亲，更是伙伴。”这一句话，引来满堂掌声。

诗与舞的温柔时刻

宴会中，作家燕大侠朗诵古典诗歌《诗经小雅鹿鸣》，字字铿锵，仿佛把在场的人带回到古人对月抒怀的时刻。诗声未落，掌声已至，许多人眼中闪烁着泪光。

接着，小朋友林思婷（Emily Lim）登场，她带来了一段现代舞。轻盈的舞姿，纯净的笑容，让现场的气氛更加温馨。更令人感动的是，她的表演为同乡会现场募得了360加元。一个孩子的舞蹈，承载着新一代海南人对社区的爱。

抽奖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月饼、礼品、红包在欢呼声中传递，笑声此起彼伏，仿佛这一刻，大家真的回到了海南的中秋夜。

林思婷（Emily Lim）表演现代舞。

现场抽奖。

合影定格团圆

在聚餐之前，全体乡亲们齐聚舞台前，留下了一张张笑容洋溢的合影。镜头定格的，不只是这一刻的欢乐，还有共同的记忆与延续。笑容与掌声凝固在镜头中，成为这一年中秋最温暖的注脚。

会员合影。

安省海南同乡会理事合影。前排从左至右：李晓阳、林尤香、田琛、林野、 刘思秀、 黄会、 赖端敏；后排从左至右：罗潘忠、 陈俊伯、 陈忠良、曾纪奋、曾广坚、符致刚。

舌尖上的海南乡愁

如果说歌声和舞蹈点亮了双眼，那么餐桌上的佳肴便直抵心灵。海南的味道，总能让远方的游子瞬间归乡。

这一天的餐桌，既是盛宴，也是乡愁的地图。

同乡会和熊伟华准备的鸿运烧猪，皮脆肉香，象征喜庆团圆。

李晓阳家的烧鹅，色泽金红，咸香四溢，仿佛三亚街头飘来的熟悉香气。

曾广坚家的白切鸡，质朴清鲜，蘸上姜蓉酱油，就是海南味的根本。

Alicia家的红烧猪脚，浓油赤酱，软糯入味，如同沉淀的乡愁，厚重而温润。

林野一家的芽菜仔炒面、三文鱼炒饭、芝麻煎堆，既有传统清香，又融合本地食材，象征东西相融的生活。

飞燕家的红烧肉与炒粉，带来夜宵摊的热闹气息，让人忆起母亲的手艺。

Lisa一家的自制水饺与蒸饺，虽非海南传统，却融进了团圆的意义。

田琛的海南春卷，金黄酥脆，轻轻一口便唤醒儿时节日的回忆。

陈忠良、赖端敏夫妻熬制的海南粥，米香清润，佐以猪杂与香菜，是清晨码头的味道，也是最暖心的慰藉。

最后，还有月饼、水果、蛋糕与糖水，清甜润口，把团圆的味道推向圆满。

这一桌佳肴，不只是美食，而是桥梁。桥那头，是遥远的海南岛；桥这头，是枫叶正红的加拿大。乡亲们用一碗粥、一块肉、一声笑，把天涯化作咫尺，把乡愁化作温情。

尾声

当晚六点，聚会进入尾声。

最后，海南歌声再度响起。有人轻轻哼唱，有人跟着合声。月亮正升起在多伦多的夜空，圆而明亮。

“花好月圆人团圆。”这是这一天最动人的注脚。海南乡亲们在这里团聚，不负明月，不负乡情。

奔赴延安——华侨青年王唯真画笔下的抗战

此次捐赠的一件珍贵文物，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从菲律宾归国赴延安，后长期在新华社担任译电工作和国际新闻编辑的华侨青年王唯真在延安的一个手绘抗战生活画本。

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前就读于菲律宾马尼拉南洋中学的王唯真。

“七七”事变爆发，王唯真14岁，就读于菲律宾马尼拉南洋中学。父亲王雨亭，为菲律宾《前驱日报》总编辑、共产党员，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王雨亭受廖承志和成仿吾委托，负责将华侨青年护送回国到延安以及筹集物资支援抗战的工作。在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和父亲的影响下，王唯真多次要求回国抗日。父亲以他体弱多病且尚未成年不允他同行，他坚定地说道：“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在他的坚持下，1939年5月，年仅15岁的王唯真在父亲的护送下，离开香港，踏上归国之途。临行前父亲为他写下一段离别赠言：“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历经三个月，王唯真随南洋华侨司机服务团车队，绕道越南回到祖国，辗转奔向延安，先后在安吴堡青训班、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学习和工作。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访延安。陈嘉庚与随行的李铁民、侯西反先生都与王唯真的父亲王雨亭是至交。当他们在延安见到老友的儿子时，更加坚定了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决心。1941年8月，多才多艺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唯真被组织调到清凉山，先后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从事战争形势插图绘制、英文译电和国际新闻编辑等工作，直至1947年春，跟随新华社的最后一批人员撤出延安，随中央东渡黄河。1949年王唯真与陪同陈嘉庚受邀前来北京参加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王雨亭相见，阔别10年，儿子已从一个青春少年成长为一名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父亲无限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唯真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总社国际部东方组组长，新华社河内分社首席记者、分社社长，兼任人民日报驻河内记者。六十年代，赴巴西里约热内卢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四年后回国，先后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新华社编委会编委，新华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等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为党的新闻事业和新华社的发展壮大，付出了毕生心血。可谓是少年立志，终身为国。这个小画本，可以说是王唯真归国回延安的自传体绘画本，描绘了父亲送子回国、途中经历，以及在延安的工作、学习等生动场景，简单的笔触和仅有的几种色彩真实描绘了战争环境下延安艰苦而快乐的生活。画本象征着他革命人生的青春年华，浓缩着他与父亲两代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所以，王唯真和他相濡以沫的夫人陈萍（延安时期先后在中央医院和新华社工作）无比珍视这个小画本，一直作为传家宝珍藏了70多年。

画一：1938年10月，父亲王雨亭护送王唯真从菲律宾出发回国。

画二：1939年5月王唯真在香港与父亲告别，踏上归国赴延安的征途：“胜利后再见”。

画三：冒雪上延。

画四：“为《解放日报》绘制军事地图”。

王唯真与妻子陈萍在延安（吴印咸摄）。

22年的等候 无声的期待——刘妮馆长的征宝故事

华侨会馆发起人、《世界华文媒体》编委王枫捐赠父亲的抗战画本，刘妮馆长接赠。

2003年3月负责筹建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刘妮赴京采访王唯真与陈萍两位老前辈，当她听老人亲自讲述了他少年归国参加抗战和这个小画本背后的故事后，她知道这是一次国宝级的探索发现。也看到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走过大半个世纪，这本画册珍藏了两人共同的青春记忆。越觉得珍贵，越发感到征集的想法难以启齿。所以她当时没有提出征集愿望，而是在征得两位老人同意后，将画本背后的6张空白页剪下来，后经复制了其中三幅作品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里。

画本上剪过的痕迹。

现延安新闻纪念馆展出的二十余年前的三幅复制画作。

之后刘妮馆长与两位老人和女儿王枫建立了深厚交往。每次赴京，她都抽空去看望老人。2006年，王唯真去世后，她仍然觉得小画本是陈萍老人与革命伴侣王唯真的情感念想，仍然不便提出请求，直至2023年7月陈萍老人去世。去世前，陈萍老人曾在病榻上给女儿王枫留下嘱咐：“感谢刘妮这么多年顾及我的感受，没有提出征集的要求，她是真心、细心呵护爸爸的画作的。小画集将来就交给刘妮，回延安去吧！”

捐赠会上，当王枫女士遵照母亲遗愿，将这一珍贵的画本交到刘妮馆长的手中时，她悲喜交加，泣不成声，向与会人员讲述了发生在她与两位老人身上的感人故事。王枫感慨道：“我的父亲母亲为了抗战到达延安，他们对延安的感情很深、很真挚、很淳朴，他们在延安相识相爱，最后相守一生，这本画册也可以说是他们情感的见证，是我们的传家宝。刘妮馆长守候这本画册有二十余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把这本画册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既是我母亲的意愿，也能充分表达归侨侨眷热爱祖国，不忘历史的愿望。相信延安革命纪念馆可以把它保护好传承好，在这里展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同时在延安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下，可以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延安解放区的珍贵文献回延

华侨会馆发起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会长朱宏佑捐赠《中国解放区卫生资料第一辑》，刘妮馆长接赠。

捐赠会上，华侨会馆发起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会长朱宏佑，代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会员王淑云（高良儿媳）及其亲属向延安革命纪念馆捐赠了原新四军三师独立旅卫生部长高良前辈精心保存的，1946年延安中央卫生部编印的《中国解放区卫生资料第一辑》。这本珍贵文献距今已有79年历史，曾伴随高良前辈经历过枪林弹雨，雨雪风霜，转战千山万水。在解放战争中，高良前辈的许多东西都丢掉了，但这份资料却始终带在身边。延安中央卫生部出版的首期中国解放区卫生资料，为我们研究延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档案记录。

北京市侨联缅甸归侨联谊会代理会长李芳捐赠书籍《缅甸华侨抗日战歌》，刘妮馆长接赠。

北京市侨联缅甸归侨联谊会代理会长李芳深情地讲述了父辈在缅甸的事迹。他的父亲在缅甸华侨抗战救国的号召下，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延安，先后参加安吴堡青训班及泽东干部学校。后受组织调派，回到缅甸以经商来掩护身份开展华侨工作，团结缅甸华侨跟着共产党，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妮馆长对三位文物捐赠者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她深情地讲到：“我守候这本画册整整22年，每次见到它，我都舍不得离开，都想再多看一眼。今天这本画册回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这本画册是展示延安精神的生动载体。朱老师捐赠的卫生资料，为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延安时期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生动地讲好文物的故事，就是深刻阐释延安精神。”“华侨是革命之母”，她高度赞扬了华侨对抗战胜利的贡献，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华侨毁家纾难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以各种方式融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捐赠仪式结束后，双方就华侨抗战文物融入抗战主题展览进行了深入研讨。王枫表示在延安精神的感召下，将尽全力联络海内外华人华侨，征集文章、图片、文物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贡献力量。刘妮馆长指出，近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致力于抗战文物征集，将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同时运用数字技术活化革命文物，积极开发文创产品，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华侨侨眷们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同时应用好史料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讲好文物故事，讲好新时代的延安故事。

高良，原名高汉臣，1918年生，河北大名人。1936年参加中共直南特委领导的大名县抗日救国会。开办私人医疗诊所，义务为老百姓治病，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奉命组建八路军黄河支队后方医院，任院长，后编入第129师冀鲁豫支队三大队，任卫生队长。历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二旅六团卫生队长，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旅六团卫生队长；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二十四团卫生队长，苏北卫生学校教育长、代校长，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卫生部长。解放战争时期，进军东北任师和军卫生部长；抗美援朝时期任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等。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勋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62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2025年2月26日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本书序言作者之一林明江感谢大家参加新书发行会

南侨机工，即“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1939年至1942年间，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号召的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承担起滇缅公路运输抗日军需物资的任务。他们冒着日机轰炸、车祸和疾病的危险，不畏艰险，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侨机工用生命和血汗打通了被誉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灭亡中国企图立下了丰功伟绩。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林明江（左二）、海南省侨联副主席苏燕（左三）和北京市越柬老归侨联谊会副会长平明、王枫合影。

新书主编、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永久名誉会长林秋雅表示，编著《再会南洋》是为了永远纪念“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爱国爱民，我死国生”的机工精神，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后人珍惜和平、避免战争。随着所有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均已辞世，后人更应肩负起弘扬机工精神的责任，将南侨机工的家国情怀代代相传。

《再会南洋》一书自2016年开始收集史料，2019年启动编撰工作，历时8年才最终成书。大量南侨机工后人积极收集、整理机工前辈及家庭故事，为该书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史料。2024年，在南侨机工回国抗战85周年之际，该书正式出版。

海南省侨联副主席苏燕接受记者采访。

新书主编、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永久名誉会长林秋雅接受记者采访。

北京市越柬老归侨联谊会副会长、新华社《瞭望》杂志原海外版华侨华人专栏负责人王枫接受记者采访，回忆《瞭望》杂志编辑华侨抗战系列文章的往事。

《再会南洋：南侨机工后人千里寻亲路》由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联合编撰，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经费由“中国—东盟海洋人文合作与交流平台”项目资助。

新书发行会，是海南省侨联在海口举行的社团工作会议内容之一，31个海南省侨联业务主管社团负责人及11家友好姓氏社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海南省侨联自2023年以来，加强对社团会务工作的指导，最大限度地凝聚侨界社团，汇聚侨心侨力。各社团发挥资源优势，开展联谊交流，参与社会建设，为推动侨联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海南省侨商联合会配合海南省侨联举办了2023、2024世界侨商海南行，并协助举办了侨商共建自贸港“走进东方”、“走进文昌”、“走进儋州”等招商推介活动；海南省南海战略研究会举办了“海上新海南”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叶公诸梁历史文化研究会则组织开展了企业考察、企业沙龙等活动。

海南省侨联副主席苏燕指出，侨联主管社团是团结联系服务广大会员和侨界民众的重要平台，各社团应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强化自身建设，并根据自身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具有特色的活动，打造独具特色的工作品牌，继续参与金秋助学、乡村振兴、扶贫济困等助侨惠侨活动。各社团要以侨为桥，汇聚海内外侨界的智慧和力量，动员引导海内外人士在海南投资兴业，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该书分为社科卷、文教卷，各上、下两册，共四册。全篇约164万字。

　　此书社科卷（上）是以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合著的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为蓝本，在史料、论述、注解等方面均作了大幅拓展和完善，内容亦有相当程度的充实，有些珍贵史料是第一次披露。

　　此书两卷中，社科卷主要涉及移民历史和政治范畴等内容，如华埠发展、华侨华人的人口、职业和生存状况、加拿大排华历史、华侨华人反歧视斗争、华人社区对加拿大主流历史发展的贡献等；文教卷则侧重诸如文学、报刊、教育、戏剧、建筑、中医、华人墓葬等内容。为了研究者参考使用，方便读者，该四卷本套书设有主要地名和省市名中英文对照表、主要人名中英文对照表、主要学校、报刊、戏院和剧社中英文对照表、部分社团和公司中英文对照表等。

　　该书从筹划、查找史料、撰写到出版历时超过10年。与加华移民史相关同类中文研究著作相较，此书有几方面特点，亦具“拓荒”意义。

　　其一，该著作作者生活在加拿大，多次前往加拿大各埠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因此在史料方面，此书所涉九成是一手资料。

　　其二，华人参与了早期的加拿大建设并作出诸多贡献，理应被视为建设者而非外来的廉价劳动力。因此此书成果既是加拿大华人移民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加拿大历史的一部分。

　　其三，此书历史截止到2001年，并详细关注了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移民潮、侨社侨团发展等内容，在当代加华移民史研究中走在前列。

　　在过往的殖民叙述体系影响下，华人移民史与原住民历史一样，在加主流历史的记述中时常被忽略。华人社群自身也对此有所忽视。这造成相关历史在教育系统和新移民公民教育中的断层。当下研究加拿大华人移民史，不仅是完善加拿大历史，也要实现今天的华人与先辈的历史联结。

　　在全球政治对立加剧、大国博弈及疫情大流行等大背景下，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正进入“身份政治”时代，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理念出现危机，种族主义抬头。种族主义往往是对历史的无知和偏见造成的，更多反映的是集体历史记忆的缺乏。而《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帮助大家了解华侨华人在加拿大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及不懈努力、奋争的历史，了解他们在加拿大建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作的诸多贡献。因此将华人历史研究纳入加拿大主流历史研究，发挥正本清源的作用，已是迫在眉睫。这本新著能对思考今天的海外华人如何定位及发挥影响力起到启发作用。

　　作者介绍：　　

　　该书作者黎全恩（1937-2018）是原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被称为“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丁果是加拿大著名评论家和历史学者、OMNI电视台国语部制片人兼评论员；贾葆蘅是加拿大华侨移民史研究学者、华裔作家。

　　黎全恩（David Chuenyan Lai，1937-2018）

　　1957年获奖学金，进入香港大学地理地质系就读。1960年获得第一级荣誉文学学士，在地理地质系任导师4年，并于1964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夏天，因成绩优异获英联邦奖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196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香港大学，任地理地质系讲师，任教1年。1968年移民加拿大，在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任教35年，1968年任讲师，1969年晋升为副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1973年晋升为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1989年晋升为讲座教授（Professor）。2003年被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荣衔。曾任维多利亚大学耆英中心加盟研究教授（Research Affiliate）及西门菲莎大学客座教授（Adjunct Professor）。

    在过去的40年里，专门研究加拿大及美国的华埠发展，曾实地考察两国40多个华埠。此外，亦研究加拿大华侨社会及其历史，曾发表过300多篇文章、出版过10多本书籍。关于加拿大华埠及加侨历史的英文专著《加拿大华埠发展史》（Chinatowns :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系华埠研究的权威著作，曾获卑斯省历史学会1988年书籍优良奖， 1989年被全美国图书学会列入最有权威性的著作之一。另一部英文专著《维多利亚之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 within Victoria），是1991年最畅销图书之一。其他英文专著还有1982年出版的《卑诗省牌楼》（Arches in British Columbia）、1997年出版的《同济门兴建与重修》（Building and Rebuilding Harmony: the Gateway to Victoria’s Chinatown）、 1998年出版的《枫骨中华魂》（Canadian Steel, Chinese Grit）、2010年出版的《唐人街权力核心》（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hip: Case Study of Victoria in Canada）。2011年以中、英、法三国语言出版《加拿大华裔历史纪要：从隔离至融合》年表（A Brief chronology of Chinese Canadian History）。2013年出版了《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Canada 1858-1966）（合著）等。

　　曾义务担任三级政府公职，如联邦政府历史遗址及纪念碑委员会委员、公民入籍宣誓官；卑诗省政府耆英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委员；维多利亚市传遗咨询委员会委员、姊妹城结交咨询委员会委员、华埠发展委员会主席，参与制定唐人街的美化与发展规划。还曾担任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市政府和美国砵伦市政府唐人街牌楼建设义务顾问。在众多中西学者中，为目前唯一走遍全加拿大华埠、实地考察和拜会各华埠侨领的学者，是加拿大杰出的华人学者和唐人街问题专家。

　　1988年后，曾多次到中国讲学，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2000-2004）、海南大学东南亚研究院顾问教授（2002-2005），并于1988-1990年担任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和广东华侨研究学会的顾问。

　　黎全恩热心侨社工作，历任维多利亚市中华会馆顾问、中华学校董事、华人耆英中心顾问、全加华人联合总会全加共同主席等职。

　　由于在学术研究与社会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曾获30多项荣誉。1982年获美国地理学会“实用地理引证奖”（Applied Geography Citation Award），1983年获美国州及本地历史学会“功勋奖”（Award of Merit），1989年获卑诗省历史学会“功勋奖”（Certificate of Merit），1999年获华人职业（安省）教育基金会“特别15周年功勋奖”（The 1999 Special 15th Anniversary Award of Merit），维多利亚大学校友会2002年度“全大学最优良教学奖”（University of Victoria Alumni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2002），2013年获人民出版社年度十佳学术著作奖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基金，2015年获“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类首奖等。

　　重要的非学术性荣誉名衔有：1983年被授予加国最高荣誉“加拿大员佐勋衔”（Member of Order of Canada），1998年获加拿大文化遗产基金会最高荣誉奖（The Gabrielle Leger Award），1992年11月因多年的公共服务、专业成就和重大贡献获加拿大联邦成立125周年纪念奖章，2002年获伊丽沙白女王二世金禧纪念奖章，2012年获伊丽莎白女王二世钻禧纪念奖章。省市府方面的荣誉奖有：1982年获卑诗省和育空地区社会服务奖（B.C. and Yukon Regional Community Service Award），1998年获卑斯省传遗奖（1998 British Columbia Heritage Award），1980年获维多利亚市“荣誉市民”称号（Honorary Citizen of City of Victoria）。侨社方面，1982年获维多利亚华埠狮子会“显著服务奖”（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和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功勋奖”等。2000年3月，为保护、恢复唐人街原貌和为维多利亚市作出的贡献，由广播电台CFAX 1070授予CFAX 1070社区勋功奖（该年的艺术领袖奖）。2000年3月，因对千禧年摄影展无私的奉献和卓越的贡献，由多伦多华人社区发展协会授予优胜奖。同年，维多利亚大学发展办公室创立黎全恩博士奖学金。2004年获总督奖。2013年获维多利亚大学社区领袖奖。2014年被评为加拿大红枫传奇人物和十大华裔新闻人物。

　　丁果（Ding Guo）

　　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担任教师，讲授世界史。1984年获得联合国提供的研究经费，应邀赴日本进行近现代史研究，担任国会图书馆所属东洋文库（日本亚洲研究最高学术机构）外国人高级研究员，在《东洋学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研究季刊》等顶级学术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日本几项重要奖学金的资助下，取得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硕士学位，并开始博士课程，研究国际关系、中日关系、东南亚移民史等课题，成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移民问题和亚洲问题的专家。

　　20世纪90年代移居加拿大，在卑诗大学维真学院进行西方文化、比较宗教哲学、现代化与伦理学等课题的进修研究，并担任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至今，专门研究中加关系。同时，在全球重要的新闻媒体担任高级编辑、社论主笔、制片人和主持人等。出版有关移民问题和新闻及文化评论集：《走上钓鱼台之路》《隔靴搔痒》《风云慧眼》《十年磨一剑》《切问与近思：当代公共知识人访谈录》《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Canada 1858-1966）（合著）《加拿大的中国基因》（中、英文版，合著）《政见》，主编《危机》等。首次将华人历史、中医历史放在加拿大建国历史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述，引发了重大反响，对近代加拿大史和华人移民史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率先提出要在卑诗省建立华人历史博物馆，获得省新民主党党领贺瑾的共鸣，后者在执政后履行竞选承诺，推动卑诗省华裔加拿大人博物馆的成立，创下北美地区的新纪录。

　　曾深入卑诗省北部、卡加利、蒙特利尔、多伦多华埠等实地调研考察。与黎全恩教授合作出版英文版加华史著作《Great Fortune Dream – The Struggles and Triumphs of Chinese Settlers in Canada》。领衔与贾葆蘅合作论文《从江湖走向立法——中医药和针灸在加拿大的发展史简论》，2018年刊登在中国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2017加拿大政策发展报告》中，被特别推荐。

　　近年来，担任上海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客座教授、加拿大西三一大学客座讲师、加拿大皇家路大学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先后受邀在中国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学府做关于中加关系发展、移民问题的相关报告，并在《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时代周报》等杂志撰写专栏以及担任特约撰稿人。目前还担任加拿大卑诗省中医针灸管理局董事、卑诗省华裔加拿大人博物馆创馆工作小组成员、首届卑诗省华裔加拿大人博物馆协会省协会董事。

　　2018年创建加拿大华裔百人会智库，与卑诗省政府合作推动加拿大司法教育，组织反歧视立法社区咨询，鼓励华裔参与加拿大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开展与原住民社区的历史文化交流，产生广泛和积极的影响。

　　曾获加拿大杰克·韦伯斯特新闻奖、2013年英女王登基60周年勋章、2013年人民出版社年度十佳学术著作奖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基金、2015年“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类首奖。2021年和2022年获得卑诗多元文化主义与反种族主义奖（B.C. Multiculturalism and Anti-Racism Awards）之跨文化信赖奖（Intercultural Trust Awards）提名奖。

　　贾葆蘅（Bobbie Jia）

　　1987年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轻工学院），1999年移民加拿大。2005年在加拿大《环球华报》发表小说《人在温哥华》，2007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弘治皇帝》，2009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嘉靖王朝》，2011年出版长篇移民小说《移民梦》，2013年与黎全恩教授和丁果先生合作出版《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Canada 1858-1966）。小说《移民梦》出版后，被大温地区最权威的温哥华公共图书馆推荐为新移民生活必备书目，为唯一的小说类图书。《弘治皇帝》《嘉靖王朝》和《移民梦》均被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从2018年起，撰写年度加拿大移民政策论文，并刊登在年度《加拿大蓝皮书》中。

　　近十年来，在温哥华、维多利亚、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尼伯、埃德蒙顿、渥太华、卡尔加里唐人街调研，参观采访当地侨社，取得不少第一手资料。还先后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第15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5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埃德蒙顿市孔子学院、菲沙文化讲坛、卡尔加里市华人社区服务中心、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大温地区素里市读书人沙龙、魁北克省满城华人服务中心、多伦多老人茶室等演讲，介绍加拿大华侨华人历史。曾被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聘请为客座研究员。

　　获人民出版社2013年年度十佳学术著作奖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基金、2015年度“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类首奖、2016年获新时代电视及城市电视主办的“加拿大邮务公司之新风采”之艺术风采大奖。

　　贾葆衡 供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06月16日

（《世界华文媒体》记者殷宗毅成都报道）2021年12月13日至17日, 中国侨联的支持、 四川省政府的指导、四川省侨联主办， 四川省侨联联络联谊部、四川省中华文化学院和四川省成都市侨联承办的“首届（2021）海外侨领研修班”及地(市)县侨联负责人培训班在四川省中华文化学院正式开班。

在各位海外侨领学员报到的当天晚上, 四川省侨联和四川省中华文化学院与海外侨领学员, 共同举办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破冰仪式”开班晚会, 使省侨联领导与海外侨领学员在宽松愉悦的气氛中, 相互间自我介绍与自由交流。在第一天式开班的仪式中, 由中国侨联副主席、四川省侨联主席刘以勤女士陪同, 四川省主要领导田向利女士在与各海外侨领学员亲切会见与问候后, 由中国侨联副主席、四川省侨联主席刘以勤女士主持并宣布正式开课, 随后通过视频聆听了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先生对四川省首届（2021）海外侨领研修班开班的祝贺及讲话, 然后由四川省主要领导田向利女士给予了寄语讲话。四川省中华文化学院院长王斌元先生等也出席了开班仪式。

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先生在讲话中, 首先回顾了海外各界侨领与华侨华人, 在祖（籍）国的近代历史进程中, 虽与祖（籍）国一道休戚相关着共命运, 但始终以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关注着祖（籍）国, 并无私地支持与积极参与祖（籍）国的发展建设, 特别是期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进程中, 海外各界侨领携手广大华侨华人一道, 深刻领悟胸怀天下的历史使命担当, 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 牢记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使命内涵: 一是弘扬华侨华人热爱祖（籍）国的优良传统,努力厚植与弘扬“根、魂、梦”陈嘉庚先贤的伟大精神,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汇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 汇聚一切“侨心向着祖（籍）国”的向心力, 做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者; 二是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在祖（籍）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的新时代与新征程中建功立业, 自觉把实现个人抱负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同心同向, 同频共振, 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奋斗者; 三是以各种形式大力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传承好、传播好博大精深而又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 让世界了解、立体、全面而真实的中国, 做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推动者, 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理解、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四是建设好和谐侨社,有效促进侨界的和谐发展, 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 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 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川省主要领导田向利女士, 代表省政府在亲临开课现场的讲话中, 诚挚期望各位侨领及广大华侨华人：侨联四海, 是与海外广大华侨华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是同心协力共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纽带, 四川省各级政府愿与海外广大华侨华人携手并进,共赴治蜀兴川的新征程。并诚挚地希望各位侨领通过此次的学习与研讨, 团结并引领海外广大华侨华人, 坚守“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在新的起点和新征程中, 做出新的贡献, 展现新的作为。

在随后的几天学习与研讨中, 学员们聆听了四川大学唐英凯教授的《资本市场、共同富裕与中国经济未来》讲座, 从中了解了在祖（籍）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艰难的发展历程: 聆听了四川省中华文化学院周洋洋讲师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进程及四川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讲座, 从中得知四川省各界与海外四川籍华侨华人, 在往来间的友好情谊及所做的应有贡献；聆听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旺先生的《百年党史中的华侨华人与侨务工作》讲座, 从中为海外华侨华人领袖及先达们与祖（籍）国近代历史进程中, 彼此间同心同向与同频共振之义举而为之感怀, 也为祖（籍）国各级侨联广大工作者默默地辛勤努力而深深感动；在四川省“侨之家”聆听四川省公安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权良弼支队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讲, 同时权良弼支队长对各位侨领学员提出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聆听了成都大学刘佳博士的《四川经济发展及川渝经济圈建设》报告, 从中了解了四川经济发展及川渝经济圈建设的未来与展望。

期间又组织各位海外侨领学员乘车, 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参观, 聆听了站长雷雨研究员的《古蜀文明与文化自信》报告, 并在参观中得知了早在3100年前, 四川已与南亚各地进行了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赴四川天府新区兴隆湖社区参观时, 为四川省四川天府新区科学筹划与快速发展态势为之震撼; 赴四川省都江堰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参观时, 不仅使侨领学员们近距离观赏了国宝大熊猫的憨态可掬,也从中体会到祖（籍）国各界为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诚挚之心；赴“中国华侨华人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枢纽参观时, 更令侨领学员们为祖（籍）国先贤们的伟大智慧所折服, 并从“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训中, 深刻感悟到“求同存异与因势利导”之内涵及人生哲理。

在最后一天的结业典礼, 中国侨联副主席、四川省侨联主席刘以勤女士语重心长地寄语各位侨领学员: 通过此次的学习与研讨, 一是能率先垂范, 做好和谐侨社的引领者, 共同构建“和睦相融、合作共赢、团结友爱、充满活力”的海外侨社；二是凝心聚力,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敢发声、会发声、善发声”，做中国故事的生动的讲述者,讲述中国人民为生生不息努力奋斗圆梦的故事,以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三是携手共进，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的贡献者，积极为全球知名企业来川投资发展和四川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 牵线搭桥、提供信息和做好服务, 推动四川与华侨华人住在国的文化、教育、农业、旅游等方面, 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交往, 真正做到实现个人抱负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 共圆与共享中国梦；四是要心怀大爱, 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 携手合作,共克时难, 勇于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侨界力量, 最后满怀深情地说“一次四川行,一世四川情”。随后各位领纷纷表示: 难怪四川省侨联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华界享有盛名, 不仅与四川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分不开, 更与四川省侨联领导下的各级侨联务实的工作作风紧密相关, 四川省侨联确实做到了是“广大华侨华人的知心人、贴心人”。

此次侨领研修班共有56名各国侨领和机构负责人参加, 同时还有省外及四川省中华文化学院、省内地（市）、区、县侨联负责人共68名学员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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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视界网

世界新闻网

《归国华侨史料丛书》旨在记录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后归侨史料事迹，其前四卷已于前两年出版。第五卷在编撰期间，正逢抗击新冠肺炎的非常时期。本书所收录的印尼归侨黄锡勋描写其胞兄的《归侨建筑大师黄锡璆》和美国侨友徐午撰写的《美国犹他州华人肺科和危重医学专家彭伟医生支援武汉抗疫》，也适时记录了此次抗疫中华侨的家国情怀和动人事迹。

北京侨联党组书记赵宏生在讲话中表示，在经历了抗击新冠肺炎疫的考验后，大家都能健康无虞地聚集于一堂，感到特别高兴。他还着重介绍了北京市侨联在抗疫中，团结广大归侨和海外华人募集和发放抗疫捐款和物资的情况。中国侨联顾问林军在发言中肯定了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发起编撰《归国华侨史料丛书》的工作，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同时还对今后的工作，寄以了热切希望，给予了殷殷嘱托。中国侨联顾问林兆枢除了对本书的首发表示祝贺外，还特别指出，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因此要重视对现在归侨和海外华人事迹的收集和整理。中国侨联顾问唐闻生在发言中指出，许多归侨都已年届高龄。有的辞世归侨的儿女，甚至将很有史料价值的遗墨、遗物等，随意丢弃或变卖。因此有必要进行抢救性的收集整理工作。她还提出，在归侨和海外华人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即使有些现在不宜发表，也应当收集整理好，不应被埋没掉。

座谈会由《丛书》主编陈浩琦主持。作者代表卢振琪、边东子和黄锡勋在发言中分别介绍了《我的侨务工作经历和对廖公的怀念》、《初志到今仍不磨——忆我的父亲边雪风》、《归侨建筑大师黄锡璆》的创作背景及自己的体会，介绍了自己感受到的归侨对祖国的热爱和为祖国作出的贡献，也谈了让归侨史料发挥更大作用的意义。侨史专家北京大学梁英明教授回顾了归侨对新中国建设所起的历史性作用，也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如史料的研究可以专题化，而归侨对中国体育运动的促进作用，华侨农场的历史等，都是很好的专题。原侨研所专家巫秋玉在发言中建议，今后除了收集有关文章，还可以收集和编辑图像类史料，如老照片等。许多老归侨手中都有老照片，它们不仅非常珍贵，而且形象、详实地保留了历史场景。此外，信扎、账本、契约等，作为“文字遗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应当收集整理。

在座谈会上，各位领导和来宾都高度肯定了这套丛书意义，同时也希望这套丛书的工作能继续下去。肖群会长在会上回答询问时也表示，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争取将这一工作传承下去，以飨有志于归侨史研究的学者和侨友。

主席台

赠书仪式

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赵宏生讲话

中国侨联顾问林军讲话

中国侨联顾问林兆枢讲话

中国侨联顾问唐闻生讲话

全体与会者合影

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边东子执笔）

编者注：

《归国华侨史料丛书》主编陈浩琦先生曾参加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1999年10月11日在多伦多召开的协会成立大会。

我曾先后在荷兰、纽约、悉尼做过三任侨务领事。

1984年3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侨务干部中要增加归侨干部的比重。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外籍华人专家之后,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重要谈话,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1984年初,国务院侨办决定在国外司新设科技处,负责调研、联系、接待海外的各类华侨华人专家学者,安排他们同国内进行科技、学术交流活动。这是我转行介入侨务工作的大背景。

当时我所在北京化工学校教仪表专业教研组因为学生就业前景不看好,要撤销,归侨朋友们便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侨办,经过后来担任国外司司长的彭湛东面试后,加入了科技处。

我是归侨,有英语、印尼语以及闽粤方言基础,又有工科学位,这些条件,适合做科技处的工作。

当时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 “百废待兴”,资金、人才、智力,是最紧缺的。我们接待过航天、航空、材料、农业、制造业、经济、金融、股票证券市场等方面的华侨华人专家学者,或者通过华侨华人联系到更多国家的专家学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在机关的工作中,我积累了许多侨务方面的知识,提高了文字水平、政策水平和办案能力。

领事缘

我的“领事缘”起于1960年,我10岁,那时的印尼坤甸市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我因为字写得比较好,假期被母校华中附小派到中华公会,帮助中国领事馆誉写文字资料。工作是义务的,仅中午有一包鸡饭吃。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应邀到中国领事馆办事处看了一场电影《无名岛》,领事官员穿着白衬衣,在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握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领事官员,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和羡慕。我回国时所乘光华轮上最高处的房间,是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苏生的。我的归国证明书(我当时未成年不发护照)上就是他签发的。我常上甲板看大海,路过他的房间就进去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和亲切。我在百度搜到: “1967年9月25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对印尼政府悍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吕子波和二等秘书兼领事苏生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境的暴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20多年后,我自己也做起中国领事来了。

领事的生活待遇

我的第一任领事工作是1990年6月至1993年11月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外交职衔为二等秘书。月工资185美元,这比起早期的驻外人员的待遇其实已经高了许多。

第二任是1995年4月至1998年10月在纽约。官衔一等秘书,月薪970美元。

改进的地方:孩子假期可以自费来探亲;伙食、租房费用自理。

第三任是2003年12月至2008年7月在悉尼,官衔一等秘书。这时月薪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未成年孩子可以随任,孩子除了也享受外交护照待遇外,其余完全自费。假期的安排也灵活多了。因此,我有机会在任内于2005年到印尼去参加校友会活动并回到坤甸去看母校老校舍,去凭吊父母和故兄姐。此任还赶上两次改革: 2005年增加“车补”–即汽车补助费,累积三年相当于购买和保养一辆中小型车的费用,从此馆员个人购置汽车,不论公用私用,保险燃料保养等费用全部自理; 2006年下半年开始,月薪再次提高,一秘可达3000美元。从此,除了住房以外的一切私人开支全部实现自理。

在此之前外交官们拿的是双份工资,国内一份,国外再拿和国内等值的一份。国内大学毕业生56元要拿好多年甚至十几年。可以想象,国外这等值的一份也是少得可怜的。而我在荷兰领取的这185美元是可以装在自己钱包里,留着回国买“大件” (冰箱彩电)的。也就是说,在国外,吃饭、住房、开车,这些开销都是公家报销的。

最大的问题是家庭聚少离多。这种情况常常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据说我之前的中国驻外使领馆,除了一把手(大使或总领事)之外,都不带配偶,除非两口子都是外交官。轮到我去荷兰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允许有条件(满足以下之一:二秘、15年工龄、第二次外派常驻)带配偶,但都不能带孩子。

侨务领事工作

国侨办人事司对我是信任的,我的三次外派都是被委以重任。我是国侨办派驻荷兰的第一任领事,是打头阵的,要巩固侨办的岗位,必须干好工作,打好基础。而我第二任和第三任的纽约和悉尼,则分别是北美和大洋洲的大码头,侨务工作量非常大。

侨务领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只要是和华侨华人有关的事情,别人不分管的,侨务领事都管。一般是华文教育、信访、联系侨团、涉台侨务等。在一些编制少的馆,甚至包括领事保护(中国公民事务)、签证、护照、公证、认证等所有领事业务。

我1990年到荷兰上任之后,领事工作量很大,特别是风波过后,有诸多解疑释惑的工作要做。但侨务并没有“单列”,我必须兼做其他的领事业务。这样的“兼职”,虽然占用了许多做侨务搞调研的时间,但也给我的侨务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当我的工作对象需要这些领事服务的时候,我就能办理。

我在荷兰工作的一半精力是联系印度尼西亚来的华裔。为此,在上任之前我还“恶补”了多年不用的印尼语。印尼曾经是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地。1965年苏哈托推翻苏加诺上台后,对印尼共产党斩尽杀绝,有少量苏加诺总统的拥护者、印尼共成员、同情者、左派的华人流亡到欧洲,他们仍然十分关注印尼政情,希望有朝一日能还原“九·三0事件”的历史真相并公诸于世。我便曾经受他们之托,把一些文字资料带回中国,交给北京大学印尼问题学者周南京教授。

在荷兰,我有幸认识了印尼华裔政治家萧玉灿先生的遗孀陈银花、女儿萧美丽、儿子萧忠贤等,并认识了去探亲的萧玉灿先生的长女、北京市侨联干部萧群。

这无意中也为我退休以后参加萧群担任会长的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并翻译萧忠仁著《萧玉灿传》和萧玉灿遗作《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等打下基础。

在纽约,我们馆的领区横跨美国东北从缅因到俄亥俄的总共10个州。驻纽约总领馆在我国驻外使领馆中算是最大的馆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官还不能带孩子,曼哈顿12大道上的这个老饭店大楼里住了150多人。这里不仅侨务领事是专职的,还分成两个组,普通侨务和对台侨务,两组分工合作。这样的人数虽多,但还是没法与美、俄驻对方的大使馆的人数比的,所以,我们的实际工作量非常大。

我刚到纽约,就赶上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李登辉的台独行径加速了在国外台胞的分化。在我将近3年的任期中,我们与台胞,甚至包括合驻纽约和波士顿机构的人员的接触逐渐频密。

在波士顿的侨务工作中,美国剑桥中国文化中心董事长纪虎民给了我很多帮助。通过他,我交了许多新朋友,包括许多台胞。

1997年底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所访城市,除了华盛顿特区外,其他的细约、费城、波士顿都在我馆领区。这次访美的重头戏,是在波土顿的哈佛大学演讲。我馆分成三个组,波士顿组由商务参赞郑志海任组长。波士顿组的侨务由我全权负责。主要安排侨领和华社重要人物参加江泽民主席的会见、宴会、照相等活动。

台独、藏独等各种敌对势力也不会放过发声的机会,我们的责任是抵消它,把这些干扰最小化。纪虎民和剑桥中文学校校长陶凯还组织了学校师生上街去欢迎,与许多侨团一起,与敌对势力对峙,抵消他们的噪音。

悉尼工作量确实大,但我在悉尼的工作很快乐,因为我们有10个同事都是在纽约就共过事的,知根知底。其中,邱绍芳总领事是我在纽约时主管领事保护和侨务工作的副总领事,对我尤其信任。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发生骚乱,殃及华侨。所罗门是未建交国。我临时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协助驻该国大使馆从所罗门群岛撤侨的工作。说是“撤侨”,其实也有入了籍的华人,甚至还有土著亲属。

23日星期日,我们分别来自堪培拉、悉尼和惠灵顿的6个人刚抵达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机场,便立即投入工作一接从所罗门来的飞机。魏瑞兴大使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对包括已经持所罗门护照的许多逃难的同胞表达了祖国的慰问。对于魏大使的亲切慰问,难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晚,我们中4个较年轻的领事通宵达旦地敲开“难侨”们住的一个个房间,让他们填写表格,我们另外两人则负责录入这些表格的内容,包括所有难侨在国内的亲属姓名,联系地址电话等,我还负责整理他们交来的大量的中国护照、所罗门护照以及其他各种护照身份证件。有的家庭有两两种或两种以上护照。为了把这些护照随登机卡发还给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分类。最后我选择了按照旅馆房间号码来分。这个方法后来证明是最有效的。

撤侨后与驻巴布亚新几内亚魏瑞兴大使干杯。

他们登记表上的姓名填的是中文,而所罗门护照上的名字却是外文的,而且有粤语拼法,闽南语拼法,有的则用当地姓名,还有跟丈夫姓的,这全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判断。

最麻烦的是,有少数难侨的护照等有效证件都在骚乱中被毁或遗失。虽然大多数都得到了国内各省公安厅的及时核实,但也有未及时回复的和没有合法记录的情况。另外,有的人是持所罗门政府为已入了其国籍(包括具有香港居民身份者)的人签发的临时旅行证件逃出来的。还有的人连这种所罗门的临时旅行证件都没有。对于这些个别的人员,大使馆也想出了变通的办法,通知国内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机组人员担心行李超重,问我有多少行李,我说他们都是逃难的,大都只有随身行李,很少, 24日最后一批难侨是63人,只有13件托运行李,而且都很小件,所以不可能超重。但我们还是要求莫尔兹比港机场把所有托运行李的重量统计出来。

难侨中多数为广东籍和香港籍。为此,飞机将直飞广州。我们联系广东省侨办,由他配合外交部领事司和广东省公安厅承担接侨工作。

南航派来接难侨的飞机是波音777,据机场人员称,该地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好在莫港机场跑道够长。

魏大使用普通话和不太标准的粤语亲自喊姓名发登机卡,我们要立即配上身份证件交到难侨手中, 310人把机场大楼一楼大厅全占了,十分壮观。

想想当年周总理去万隆开会还得租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差点被暗杀。现在撤侨用专机,祖国真是强大了,华侨也扬眉吐气。

送走了难侨,我们三个人留下继续加班,连夜把刚抵达巴新来不及出机场就“一锅端”上飞机的最后一批63人名单录入电脑,赶在他们的飞机抵达广州之前发送国内,以便当地的公安机关和侨办及时办理。

授待胡主席APEC代表团

2007年悉尼开APEC会议,胡锦涛主席率团出席并访澳。

作为侨务领事,我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头两天:组织飞机场欢迎、会见、照相活动。

飞机停在悉尼国内机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欢迎人群只能由侨界、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代表共50人组成。

我和教育领事、商务领事分工负责这三个摊子,点名上车,发胸卡,交代注意事项。我负责携带中澳小国旗和横幅,教育组准备雨衣。看见胡主席的飞机到达,欢迎人群爆发出欢呼。胡主席下了飞机,便和欢迎人群几乎每个人都握了手。一切都十分顺利。胡主席车队一开走,雨就下起来了。

真正的重头戏是照相。请谁来参加,是大学问。即便是这三百几十号人,也还有许多人希望来而排不上的。照相分四批:第一批华侨华人代表,第二批中资机构和出席APEC工商峰会的代表,第三批是留学生学者科技专业界、清华大学校友会和部分华侨华人代表,第四批总领事馆和借调服务大会的外交人员。

我们两位侨务领事除了负责侨界代表的邀请名单,安排他们站立的位置之外,还负责整个会见合影活动的前期工作,主持,收尾工作。

前期的筹备工作包括:租场地,租站位台阶(要算好尺寸),挂幕布和横幅,准备群众等待时的座位和饮用水,灯光,音响,话筒,摄影师,录音师,安排领导座位的礼宾次序。事实上,最费神的是这几百人的排位。大家都愿意靠领导近点,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但这需要做工作。

迎奥运圣火和账济汶川地震

2008年上半年,从赈济中国雪灾开始、反藏独、迎奥运圣火,一直到赈济四川地震,是我一生中最忙的时期。四川地震时,我的电话都打爆了。而最让我一生难忘的,是组织华侨华人迎接奥运圣火和为四川地震做慈善募捐。这两此事都发生在我的领事生涯的“尾声”阶段。

4月24日是星期四,是正常上班日。堪培拉圣火传递计划在这一天早上9点举行,有多少人会来来看呢?华人谴称堪培拉为“坎村”,那里的全部人口只有30多万。大使馆从年初便开始筹划,希望至少能从悉尼侨界动员一千人来,难题就交给了驻悉尼总领事馆,具体落实便是侨务领事。起初,大家都觉得国家的“面子”挺重要,但是这活动挺难动员,因为要牺牲大家的工作时间,特别是要请青年人来舞龙舞狮,那更成问题。有的侨领提出,就请退休老人去吧。即便如此,也有问题。光派车接送还不够,饮水问题,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在英法美等国发生一系列抢夺奥运圣火的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反华势力为我们迎接奥运圣火的传递做了最有力的“动员”工作, “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大家主动要求自备干粮,只希望多租一些车辆,而单靠我们既没那么多钱,也租不到那么多车,真是“杯水车薪”。到后来,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提供车辆。许多留学生从遥远的西澳、南澳、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自驾车,或集体租大巴,甚至从新西兰飞来,为北京奥运会加油。事后西方媒体说中国大使馆提供了所有这些人的交通,实在是太抬举中国的财力了。

“5- 12汶川大地震”几乎就发生在迎奥运圣火之后。悉尼的华侨华人发起了空前的捐款运动。总领事馆在报纸和网站上公布了我的电话号码作为捐款联系电话,以及通过网上银行捐款的方式。当天,我的电话就打爆了,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同事的电话号码,仍然应付不过来。我每天除了应付日常工作外,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捐款。白天没有时间接的录音电话有时达到100多个,每天晚上我都要一个一个回复,认真详细地答复对方的问题,并感谢对方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总要干到半夜。

为了分流捐款人,减轻我们的负担,馆里把编外人员和新到馆的同事都组织起来在签证大厅摆上办公桌椅接收捐款。我们对于每一项直接交来的捐款,不论个人还是集体的,都要写收据和感谢信,盖上领事馆的印章。

悉尼侨团赈济汶川地震捐款大会上统计捐款结果。

第一项捐款是5月14日一早就来了,是“水井坊酒家”捐的2万多澳元,是该川菜馆老板、员工和顾客共同的捐款。一个男学生捐出了1000澳元,说是他自己打工挣来的。随后,侨团组织筹款餐会,侨领带头认捐。有的捐出自己的收藏品拍卖,有的不是很值钱的艺术品也可以拍出比正常价高出几十倍的价钱来,这确实是悉尼侨界的一大发明!还有艺术家义演,侨团和留学生在街头募捐,或在公园组织烛光晚会悼念地震遇难者并募捐。仅经过我的手进入总领事馆账上的侨胞捐款达600万澳元之多!另外还有几百万澳元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捐赠的。我为侨胞们的贡献而感动,也为自己的辛勤工作成果感到骄傲。

支持华文教育

联系、关心和帮助侨胞办的华文学校,是侨务领事工作中最实际,最要体力和精力,而且通常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侨办组织了国内专家编辑了各种低、中、高级水平的中文教材,我们要根据领区内各中文学校提出的需求,向国务院侨办“订货”。货到(驻纽约领馆当时没有这项物流开支,我们还要自己开面包车到机场“提货”,一箱箱搬上车)后,入库,分类,再分发给各中文学校。书的入库,分类,分发都要搬运,是个重体力活。在悉尼时这个活就是我一个人干,由于经验不足,腰椎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做了手术。

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副秘书长陈素莲老师给我的Email称: “你在我们华人社团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很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华人社团的华侨都很尊敬和爱戴你。大家都说陈浩琦领事是明星领事,是最亲民的一位领事。”旅美作家冰凌在电话里跟我说: “和你说话是零距离的。”在我所工作过的领区,侨胞在送别我时都给了我最真挚的鼓励。这些我都将永远铭记在心。

作为归侨,我热爱侨务工作,特别是侨务领事工作,热爱我们的侨胞。虽然我在1998年从纽约回国时,就赶上“下岗分流”,并于2000年离开了侨办机关去参加开办《中国侨网》,但此后我仍要求去继续从事侨务领事的工作。我在为侨胞们服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快乐,也获得了他们的肯定和表扬,人生夫复何求?

（原刊于印尼新报）

中国农历新年前夕，当有关冠状病毒爆发地武汉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疯传之时，美国许多华人社区开始担心回到中国的家人的安全，开始担心要采取怎样的预防措施防止和限制病毒的传播。他们也同样对反华污华及仇外情绪感到紧张，恐惧和错误信息助长了他们的担忧，这些有害情绪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

尽管截至2月6日，美国只有12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但许多华裔美国人及其子女却成为被回避和被歧视的所谓无伤大雅的玩笑目标。一位华裔美国人上班时被同事取笑，因为同事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躲起来”; 另一个人则在准备更换新的徽章时被告知旧的徽章可能含有病毒; 孩子们则被同班同学告知他们应该被隔离，因为他们有中国血统。

更有不负责任的媒体选择使用带着口罩的亚洲人的图片，或使用带有贬义的种族主义标题来大做文章，即便这些图片与故事内容毫无联系，但在这种渲染下情况变得更糟了。2月3日，《华尔街日报》还推波肋澜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文章。作者试图用一个“聪明的比喻”来说明中国金融市场可能比野生动物市场更危险，而野生动物市场是冠状病毒尚未证实的来源。其标题“亚洲病夫”一词揭开了全体中国人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西方列强剥削、侵略、掠夺，对当时中国的软弱无能嘲笑的痛苦回忆的伤疤。《华尔街日报》竟容忍这种种族主义和麻木不仁的语言是不可接受的。

不幸的是，有色群体被污蔑、被嘲笑，并被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似乎只有某些疫情是带有种族歧视的。无论是起源于北美的禽流感(H1N1)，还是主要影响英国的疯牛病，都没有产生如此大规模的种族或民族沟壑。在过去的一年里，流感已经导致美国1万人死亡。然而, 非典型肺炎等疾病和新冠状病毒出现在中国, 或埃博拉病毒出现在非洲, 总是跟仇外扯上关系，而且受害者总是被缺少同情心。

我们在美的华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社区敦促媒体，务必将人们从病毒的起源中分离出来，避免造成种族歧视、仇外心理以及使用缺乏同情心的麻木语言。我们特别要求《华尔街日报》撤回那篇专栏文章，并向亚裔美国人社区道歉。我们不是一个给你的故事增色添彩的自以为聪明的标题。我们是人类，由于你们的无知，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被彻底打乱。

Co-signed by:共同签名机构：

Ohio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俄亥俄州美国华人协会
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and Scientists,Cincinnati
辛辛那提美国华人教授和科学家协会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Ohio State Chapter
亚太岛民公共事务俄亥俄州立大学分布
Mason Huaxia Chinese School
Mason华夏中文学校
Westlake 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西湖中国文化协会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大辛辛那提华人文化交流协会
Cincinnati Sichuan-Chongqing Friendship Association
辛辛那提川渝友协

Media contact:

媒体联络人: Felicity Tao

When new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originated from Wuhan, China caught fire on the Internet be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many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safety of their families back in China and the precautionary steps they could take to prevent and limi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They were equally nervous about anti-Chinese stigma and xenophobia fueled by fear and misinformation, which became a reality overnight.

While there were only 12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U.S. as of February 6, many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ir children, became targets of “harmless jokes”, intentional avoidance, and discrimination. One Chinese American was teased by a colleague when he showed up at work because his colleague thought “all Chinese were hiding”; another was told that his badge might contain the virus when he attempted to renew it; children were told by their classmates that they should be quarantined because of their Chinese heritage.

The situation is made worse by irresponsible media outlets that choose to use images of Asian people wearing facemasks or derogatory racist titles bearing little connection to the contents of the story. On February 3, Wall Street Journal published an opinion article title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penned by Walter Russel Mead. The author was trying to use a “clever metaphor” to make a point that the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may be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its wildlife markets, which were an unconfirmed source for the coronavirus. The term “Sick Man of Asia” evokes painful memorie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being exploited, invaded, and looted by the western colonial power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It mocks Chinese people as being weak and un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Wall Street Journal’s tolerance for this type of racist and insensitive language is unacceptable.
Communities of color being stigmatized, mocked, and associated with diseases is unfortunately nothing new, and it seems that only some outbreaks are racialized. Neither swine flu (H1N1), which originated in North America, nor mad cow disease, which primarily affected the United Kingdom, generated a racial or ethnic backlash of this magnitude. The flu has resulted in 10,000 deaths in the U.S. in the past year. Yet, diseases like SARS and the new coronavirus that emerged in China, or Ebola in Africa, consistently correlate with xenophobia and a lack of compassion for victims.

We in the Chinese American and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urge the media to decouple people from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and take care to avoid insensitive language that contributes to racial profiling and xenophobia. We demand that Wall Street Journal in particular retract that op-ed and issue an apology to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We are not a clever title that adds color to your stories. We are human beings whose lives can be profoundly disrupted because of your ignorance.

Co-signed by:

Ohio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and Scientists, Cincinnati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Ohio State Chapter

Mason Huaxia Chinese School

Westlake 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Greater Cincinnati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Cincinnati Sichuan-Chongqing Friendship Association

Media contact:
Felicity Tao

俄州亚太联盟编者按：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并称目前国内深受其害的新冠病毒为“共产主义病毒”。不少美国华人对这样的标题感到不舒服，联想到以前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认为媒体在挑起对华人的歧视。陶晴女士起草了一份给华尔街日报和其它主流媒体的公开信，并得到了多个美国华人组织的支持。这封信已于2月7日发给了如下媒体：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 and all Cincinnati local and regional media outlets（辛辛那提地方和区域媒体）。

来源：俄州亚太联盟 2020年2月9日

《世界华文媒体》编译中心：吕芳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