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由中巴经济文化交流孵化中心主任李天肃主持。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宋志辉对“2021中巴合作国际会议”进行了总结：本次会议参会人员覆盖面广、层次高；会议交流充分、达成广泛共识；参会人员收获多，成果明显；会议反响热烈，中巴两国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会议影响深远，目前会议的余波正推动中巴经贸文化合作向产业研究和产业对接的纵深发展，会议结果远超预期。

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邱永辉指出，做为国家级高端智库，参与承办的这次“中巴合作国际会议”与以往的研讨会不一样，这次大会吸纳社会各界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和中国投资兴业的中巴两国企业家参加，进行了公开报道，影响巨大。这次尝试对国家高端智库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有效拓展，使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做为中国与巴基斯坦、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桥梁，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企业、服务于人才。智库很愿意与产业方进行合作，研究政研产合作的新模式，推进中国与巴基斯坦、中国与南亚的交流与合作。

巴基斯坦驻成都总领事馆代总领事马赫穆德•阿赫塔尔•马赫穆德参观了中巴经济文化交流孵化中心，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做为“2021中巴合作国际会议”的与会者，他首先对中巴合作国际会议的圆满举行表示祝贺，对中巴经济文化交流孵化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中巴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成立，可以为中巴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切实的帮助，未来中心要举办更多的活动来促进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巴基斯坦驻成都总领事馆很愿意参加中巴经济文化交流孵化中心的活动，2022年，总领事馆将与巴基斯坦国内产业部门对接，将包括芒果在内的更多巴基斯坦商品引进到中巴经济文化交流孵化中心来。马赫穆德对众多中国企业对巴基斯坦投资有兴趣表示很开心，巴基斯坦政府对经济开发区建设、IT、农业科技等方面比较关注，希望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企业，可以与领事馆及成都商务服务业商会联系，到巴基斯坦进行投资考察。

成都商务服务业商会会长、巴基斯坦四川商会会长李洪武就“中巴合作国际会议”的发展提出了构想。在形式上，要办成“会议+展会”，促成国际会议、贸易交易、技术交流合作、产业汇聚等各元素落地。扩大会议规模，与重庆联办“成都+重庆”，形成双城互动。方式上，利用会议促进前期项目落地，如：成都到拉合尔直航班机，开展对巴投资考察活动，开辟巴基斯坦旅游线路组织旅游活动，推进商会运作的巴基斯坦产业园区建设项目落地，对接新能源汽车、建材家居工厂等单个行业项目在巴落地，在巴基斯坦推进高科技特色农业等。

会上还进行了巴基斯坦经贸及投资的产业对接事宜。巴基斯坦四川商会会员代表邓德平提出近期向巴基斯坦贸易的重关税问题。代总领事进行了解答并建议。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项目拓展部副部长蒋敏在会上做了发言。上合组织的发展目标远远没有实现，很愿意与中巴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对接，将成都纳入上海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台，双方建立合作机制，与社会资源进行项目对接。

菲律宾《世界日报》社社长陈华岳

惊悉华岳先生不幸于二月十日下午逝世，享年八十八岁。虽然知道他于去年十二月底进入医院，并且已届高龄，但是听到他离世的消息后还是感到突然和惊悚，一时无法接受。

华岳先生出生于计顺省加利仑社，家境清寒，但努力进取，进入华文学校读书。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参加“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属下的《华侨导报》工作，负责派发报纸；年龄不大，被同事称为“小鬼”，获得路过菲律宾的中国高层邓发的表扬。

二战结束后，他继续进入学校学习，中文毕业于当时的华侨中学（现在的侨中学院），英文毕业于远东大学法学系，律师会考及格后开设律师事务所，后来从商。一九八一年与菲华联谊会同事共同创办《世界日报》，出任总经理，后任社长等职务。

2005年春节，阿罗约总统邀请华文媒体高层到总统府过节，宾主合影留念。右四为陈华岳社长，右五为阿罗约总统。

2005年，世界日报高层到厦门大学商谈合作事宜，同厦大校长朱崇实（左三）等人合影，右三为陈华岳社长。

我与华岳先生共事近四十年，相处无间，合作愉快，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支持。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随和，从不摆架子，也不盛气凌人。创办言论版“世界广场”，得到他的支持，才有后来的规模和成绩。二零零一年报纸开设社论栏目，也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实现的。他不但支持，还参加社论写作，一周一篇，从不间断，这是非常难得的。

后来，在黄炳辉教授的介绍下，世界日报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人员合作撰写并出版了《菲律宾华文报史稿》《菲律宾华人通史》两部史书。期间，他数次带队到厦大进行商谈、研讨，并参加书稿撰稿，促成这两部史书的顺利出版。

他是土生土长的华人，既喜爱菲律宾这块热土，也热爱祖籍国，经常回到家乡旅游、探亲、置业。和他在一起，可以随便交谈，不会因为他是领导而产生任何隔阂的感觉。古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享年八十八岁，已过耄耋之年，福寿双全。对他的遽然逝世，还是感到无限的惋惜和遗憾。祝华岳先生一路走好，安息，永生！

内蒙古人民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孩子，乌兰夫和他的夫人云丽文就抚养了这样一位孤儿。

云丽文女士和她抚养的南方孤儿东东

作者：云 杉

近日，我在看电视剧《国家孩子》的时候，一件陈年往事非常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我的小妹妹，就是我父母收养的南方孤儿。

记得是1959年夏天，我正在院子里玩，母亲忽然走到我面前蹲下，拉着我的手说，你不是一直说别人都有弟弟妹妹，只有你没有吗？现在你也有小妹妹了。

我懵懵懂懂地来到我的房间，看见我的姨母也在。房间里新加了一张婴儿床，床上躺着一个很小的婴儿。

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断地说，你看，小妹妹多可爱呀！

我那时是第一次看见婴儿，非常好奇，还有些紧张。说实话，眼前的小娃娃真说不上多可爱，她又瘦又小，好像一只刚出生的猫仔，而且脸上还长着很多红色的疹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先天带来的湿疹。

母亲接着说：这是你的小妹妹，你要对她好，长大了也要照顾她。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郑重其事，这样的话从来没有对我的哥哥、姐姐说过。因为年纪的缘故，我没有感到这个妹妹的不同寻常之处，只知道我也有妹妹了。

现在想起来，我母亲还是考虑很周到的，因为我一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现在有了一个更小、更需要呵护的小妹妹，怕我心里不平衡，先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

说来也怪，我小的时候不是很听话的，我和哥哥、姐姐有时也吵闹，但是我们都对这个小妹妹非常关照，以至后来，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父亲给这个小妹妹起名“乌兰奥德”，汉文翻译过来就是红星的意思，但是我们都喜欢叫她的小名“东东”。后来她的名字也几经转换，但不知为什么，这个“东东”，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名字，因为承载了太多的儿时记忆。

东东在父母的呵护下很快恢复了健康，活泼可爱。只是她的湿疹一直没有痊愈，满脸都是红色的小疹子，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又疼又痒，小孩子就会整夜地哭闹。只要听到妹妹的哭声，无论多晚多累，母亲都会到我们的房间里，把她抱起来安抚。为了不吵到我们，母亲就把她抱到走廊的另外一头，来回走动。只要我半夜醒来，看见走廊的灯亮着，就知道母亲又在哄妹妹睡觉了。

妹妹的湿疹总是不见好转，成了母亲的心病。为了防止小孩子把脸抓破，我母亲缝制了纱布手套，套在东东的小手上，可是这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后来一位老中医开了一副中药，要长期服用。中药又苦又涩，妹妹不愿意喝，总是又哭又闹， 后来我母亲想了一个办法，把苹果刮成泥，和中药拌在一起，用小勺子喂给她吃，居然很管用，妹妹不再抗拒了。

天天看见妹妹这样吃药，时间一长，我就好奇起来了，觉得黑黑的中药和苹果泥拌在一起吃，大概很美味。有一天我见四下无人，就把放在桌上的半碗中药和苹果泥如法炮制地吃掉了，觉得味道还不错。姨母给妹妹喂药的时候，发现药不见了，十分纳闷，好几天都听见她自言自语：没看见家里有耗子呀？耗子也喝中药吗？

东东转眼到了快上小学的年龄，母亲已经早早替她办好了幼儿园的学前班，按照计划，1966年的九月，我妹妹就应该正式入学了。但事情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变化。

1966年春天，我父亲去北京开会，我母亲随行。因为离我妹妹上学的时间还有好几个月，我母亲就把我妹妹带在身边，这样方便照顾。但是他们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文化革命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我父亲反党叛国。最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父亲于1973年恢复工作，周恩来还特意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首提“单刀赴会”的评价。这些历史过往知道的人很多，我就不再追叙，我只讲一下和我妹妹有关的事。

在我父亲受审查期间，他和我母亲基本是与世隔绝的，先是北京，后是湖南，都是荒山野岭和军事禁区。我们是1972年前后去湖南看望父母的。谈话之间，母亲非常歉疚地说，东东没上过学，将来不知道怎么办。我惊奇地看了一眼东东，几年不见，她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不但很懂事，而且温雅大方，哪里像个文盲了？

但是妹妹却自豪地告诉我，她早就读完了小学课本，是妈妈教的，现在正在托警卫战士买初中课本呢。

没有想到，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还是给了妹妹以尽可能的基础教育。

在湖南的十几天里，我发现妹妹喜欢读文艺作品,但是她只有一本小说，就是《欧阳海之歌》。这是我妹妹从换防的战士宿舍里捡来的，已经读了好几年，磨得破损卷边了，但是我妹妹还是喜欢看，特别是下午闲暇的时候，她会在窗前的阳光下细细阅读，其乐无穷的样子。

其实我父母那里还是有不少书籍的。我母亲一直有个习惯，就是随同我父亲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一只装满书籍材料的皮箱。但都是马列经典和理论方面的书，没有文艺作品。

六年前我母亲离开居所的时候，也带了这样一只皮箱，可能是走得匆忙，无意卷进了一本俄文版的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集，插图很精美。

有一天我妹妹又在翻看这些插图了，一面轻轻叹着气。这一幕被我父亲看见了，他对我妹妹招招手说：‘’过来，爸爸给你翻译。”

我从堂屋路过，看见我妹妹皱着眉头，满脸不悦地听着。我父亲正好说到：“两只鸟哇哇叫着飞起来，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

我不识时务地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也太不文艺了！

我母亲听见了，觉得我说的对，立即让我把父亲的翻译变成文学化的文字，一笔一划地誊写在我妹妹的小学生练习本上，供我妹妹阅读。当时我真想给自己一巴掌，懊恼自己的多嘴。

所幸的是我哥哥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于是我们在湖南最后几天，都是和父亲在这样的讨论中度过的：“这是什么样的鸟？是快乐地叫，还是悲伤的？雾蒙蒙是什么天气？早晨还是黄昏？”等等。

我回到北京后，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我妹妹的情况，我第二次去湖南的时候，手里只提了一只很大的旅行包，全是中外名著，是朋友们送给我妹妹的。

父母回到北京后，我妹妹才第一次进入学校。那时侯她已经十三、四岁了。所幸，她很努力，也多亏了我父母给予她六年的基础教育，她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后来进入了大学。

我父亲去世后，我妹妹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那时侯我母亲已经是重病在身。我母亲把她和父亲的全部积蓄2万人民币全部交给了她，作为父母对她最后的祝福。

直到母亲去世，我妹妹都不知道她和这个家庭毫无血缘关系。但是她得到了我父母给予的、比亲生子女更多的关爱。

今年三月，建国七十周年前夕，北京召开了乌兰夫民族工作国际交流会，向国际友人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和经验。我当时发言说，乌兰夫提出让草原人民领养南方孤儿，当然有对蒙古民族性格的深刻了解，比如心胸博大、爱护幼小、具有深厚的母爱等等。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也只有十二年，中国的各民族之间在旧时代反动统治者压迫和挑唆下形成的、持续了几百年的仇视、隔膜、争斗、歧视已经基本被消除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的奇迹。所以，乌兰夫完全有把握、有信心以家庭领养的方式，让这些南方孤儿度过难关、健康成长。

后来我也想到了一个小小的因素（也只能是猜想，已经无从查证了）：我妹妹是1959年被我父母收养的，是内蒙古大规模接受孤儿的前一年，这种家庭抚养的方式，会不会多少给我父亲启示呢？

菲律宾侨商、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王永义与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先生交换纪念品

（特约通讯员刘文报道）2019年11月18日下午，中华侨台体育联合会会长王永义一行6人拜访全国台联，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台联副会长纪斌和台联联络部长许玉香等领导的亲切会见。

在座谈会上，菲律宾侨胞王永义会长介绍了中华侨台体育联合会5年来在菲律宾、台湾和大陆，以体育交流促进侨、台与大陆的沟通，尤其在加强海峡两岸青年之间相互了解和认知方面，取得的可喜进展。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对中华侨台体育联合会的创新思路和真抓实干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我们期待两岸青年的体育交流不仅能为沟通两岸民众情感发挥积极作用，也能激发两岸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携手振兴民族体育事业，为中华争光。

在座谈会上王永义会长指出：目前台湾的学生们多是通过互联网了解大陆，但这种交流远远不够。借助参加体育赛事的形式，带台湾的学生来大陆体验生活，这种体验可以深入到民间，并在文化、商贸等领域拓展两岸的合作。他表示：维护两岸和平交流的良好局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也符合青少年交流互动的心理需求。该会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排除干扰，把握机遇，为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在体育上的共同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后，中华侨台体育联合会一行与全国台联领导合影留念。

会见现场

全国台联党组成员、副会长纪斌在会见时讲话

中华侨台体育联合会会长王永义在会见现场

中华侨台体育联合会一行与纪斌副会长合影留念

2019年11月17日，中华侨台体育联合会会长王永义当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会议期间在人大会堂金色大厅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作者：梁英明

【摘要】今年4月17日的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已经落幕，同日举行的国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也已结束。选举结果显示，佐科•维多多以55.5%的得票率，再次击败老对手普拉博沃而蝉联总统。佐科的胜利说明他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路线和廉洁奉公、务实亲民的作风获得了选民的认可。普拉博沃虽然拥有强大的伊斯兰教极端派势力的支持以及苏哈托家族的财力支援，却在发展国民经济、治理官场贪腐、改善民众生活等基本问题上，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方案而终于败选。不过，在国内外伊斯兰教极端派思潮的影响下，宗教矛盾仍可能是印度尼西亚今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印尼华裔选民今年投入大选的积极性，反映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在逐渐增强，以及华人族群正逐步融入原住民社会的趋势。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大选；佐科；普拉博沃；伊斯兰教极端派

印度尼西亚2019年大选于4月17日举行并顺利结束。选举委员会于5月21日较原定日期提前公布了选举结果。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与玛鲁夫•阿敏（Ma’ruf Amin）组合获得55.5 %选票而胜利当选正副总统。另一组候选人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与桑迪亚加（Sandiaga Uno）组合只获得44.5%选票，最终宣告落败。

印度尼西亚这届大选得到全国选民的积极参与，选民投票率达80%以上，为历届最高。同时，印尼今年的大选也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这届印尼总统选举的两位竞争者与上届（2014）大选相同，只是各自换了新的搭档。上届总统佐科执政后，提出建设强大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目标，同时以勤恳实干的工作精神，团结各派政治势力的包容心态，以及惠及中下层民众利益的社会政策，从而获得了广大选民的好评，同时也遭到普拉博沃阵营所代表的富裕阶层、右翼党派和穆斯林极端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如今，在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再次对决中，印度尼西亚人民可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将决定印度尼西亚国家今后的发展道路。第二，今年的大选是印度尼西亚自2004年以来举行的第四次总统直选，并同时进行国会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的选举，选民将在同日分别从20多万名候选人中选出575名国会议员和4000多名地方议会议员，选举规模宏大，程序复杂，政党之间的争夺十分激烈。

印度尼西亚是拥有17000多个岛屿和2.6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今年的合格选民达1.92亿人。由于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给选举和计票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选举委员会为方便选民在一天内完成各项选举程序，在全国各地大量增设投票站点，使投票站达到80多万个，工作人员约700万名，其中竟有数百人因连续计票工作时间太长、劳累过度而住院治疗，有的人甚至因此不幸去世，令人惋惜。 无论如何，这样大规模的全国选举工作能够在一天之内在平静有序中结束，不能不说是印度尼西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

如今，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我们可以从这届大选中看到哪些可能影响印度尼西亚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蝉联总统的佐科又将怎样继续兑现他对选民的承诺，带领国家继续前进，完成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未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是选民的基本诉求

与上届总统大选一样，印度尼西亚政坛两大势力的斗争焦点仍是有关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问题。自1998年5月骚乱及苏哈托专制腐败政权垮台以后，印度尼西亚政局长期陷于动荡，经济下滑。历经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尤多约诺四届总统任期内的改革，才逐渐走上民主政治道路，国民经济得到发展，民众生活相对稳定。但是，由于苏哈托家族的贪污罪行没有得到清算，苏哈托集团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仍拥有巨额财富，并控制着国家机器的重要部门，结果，与国民经济发展共生的问题便是官商勾结，贪腐盛行，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百姓怨声载道。

2014年，佐科•维多多正是在百姓渴望社会变革，寻求国家发展新道路的政治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位既无显赫家世，又非军方强人的平民总统。佐科先后担任梭罗市长和雅加达市长期间，就以实干和廉洁著称。他因此获得选民拥护而在2014年总统大选中击败财力雄厚的退役将领普拉博沃。但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分别举行，使一些传统的大党仍得以通过各种手段继续控制国会。佐科在第一个任期开始时，在国会中只得到斗争民主党（PDIP）、民族复兴党（PKB）等少数党派议员的支持，他们的席位只占国会总议席的35%。而代表伊斯兰教极端派势力及权贵利益集团的右翼政党仍占有65%席位。 然而，在佐科执政一年后，国会中一些反对党就纷纷转而支持佐科政府。其中以老牌大党如专业集团党（G0LKAR）和团结建设党（PPP）的转向最具象征意义。佐科政府在经历一年的努力后，已获得国会约70%议员的支持，说明其执政能力获得了更多人认可，政权基础也日趋巩固。

正如佐科当初在竞选时的承诺，佐科政府五年来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生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尽管受到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佐科政府未能实现国民经济年均增长7%的目标，但是每年5%以上的增长率还是一个靓丽的成绩。特别是佐科政府致力于加强各项基础建设，实施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和改善中下阶层民众生活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保持社会基本稳定。佐科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在经济领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国投资，振兴工商企业，同时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所有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和国际舆论的好评。据“印度尼西亚晴雨表”（Indo Barometer）机构2018年4月在全国34个省的民调结果，执政4年后的佐科总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已超越他的前任尤多约诺，被评为印尼历史上仅次于在任数十年的苏哈托和苏加诺总统的第三位最有成就的总统。

印度尼西亚习惯被称为“千岛之国”，实际上拥有超过17000多个岛屿。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周围海域，都是海产资源十分丰富的渔场。由于幅员辽阔，海警力量薄弱，一些邻国的渔船过去常以贿赂地方官员等手段，非法进入印尼海域，大量捕捞各种珍贵渔产品，然后偷运出售。据估计，外国渔船非法捕捞使印尼每年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佐科总统为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授权渔业部长苏西(Susi Pudjiastuti)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外国渔船非法攫取印尼渔业资源的活动。过去，印尼地方海警在抓获非法捕捞的外国渔船时，只判处违法渔船缴纳罚金。苏西部长则与军方合作，派遣海军舰船巡逻，避免地方官员和海警因受贿而与外国船主勾结，并将抓捕的外国渔船集中炸毁。这一严厉措施曾引起有关国家的不满，但它确实使外国渔船的非法捕捞活动大幅度减少，维护了印尼的领海主权和经济权益。

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是印尼历届政府的顽疾。佐科不仅自身廉洁奉公，而且严厉惩治贪腐官员。佐科夫妇曾在飞往新加坡参加儿子的大学毕业典礼时，自费乘坐经济舱，此事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佐科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表示，因为此行是为处理私人事务，所以不能动用公款乘坐商务舱。诸如此类的报道还有很多。佐科总统在民众心目中逐渐树立了与以往领导人完全不同的形象。

苏哈托政府为引进外资，于1973年与美国采矿业巨头——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Freeport McMoran Co.）签署协议，成立巴布亚自由港公司。印尼政府同意该公司在印尼巴布亚省拥有50年开采格拉斯博（Grasberg）铜矿和金矿的专利权。在将近半个世纪中，自由港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垄断利润，而巴布亚省的经济却长期得不到发展，成为印尼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为维护国家主权，佐科政府于2016年开始就修订1973年合同问题与自由港公司谈判。经过两年艰苦努力，巴布亚自由港公司最终同意以38亿美元的价格将51%的股权转让给印尼政府，使这家美国独资企业变成一家以印尼民族资本占多数股权的合资企业，继续经营至2041年。佐科政府还决定将从公司每年获得的收益中提取10%分配给巴布亚地方政府，用于发展当地经济。 自由港公司在印尼巴布亚省经营了几十年，公司拥有的强大资本、先进技术和国际市场，使它成为印尼历届政府无法撼动的巨人。佐科政府收回自由港公司大部分股权的结果是印尼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斗争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也是佐科得以在2019年大选中获得选民拥护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普拉博沃阵营以佐科未能兑现在竞选中承诺印尼GDP年均增长率7%的目标，以及印尼外债负担沉重等理由，而否定佐科政府5年来取得的建设成就，但是普拉博沃提不出发展印尼经济的任何方案。相反，普拉博沃的军人出身及其与苏哈托的亲密关系（普拉博沃原是苏哈托的女婿，后虽已离婚，但仍与苏哈托家族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特别是普拉博沃在1998年5月煽动骚乱，残酷镇压民众的罪行，使他在选民中名声不佳。普拉博沃对经济问题无知，他在一场电视竞选辩论中甚至不知道何谓独角兽（unicorn）企业，更是成为人们的笑柄。因此，在没有发生特殊事变（如军事政变）的情况下，普拉博沃在大选中的失败是人们意料中的结果。

宗教矛盾仍是影响印尼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有大量其他宗教的信众。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政党与伊斯兰教各教派的关系如何，这是理解印尼政治走向的关键。其实，早在1945年印度尼西亚召开独立准备委员会会议期间，关于伊斯兰教与未来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当时，一些穆斯林右翼政党领导人曾极力主张建立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国，也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苏加诺、哈达等民族主义领导人则坚决主张政教分离，主张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世俗国家。争论的结果是大多数代表最终赞同以苏加诺提出的建国五项原则即潘查西拉（Pancasila）为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并随后写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潘查西拉”明确规定印度尼西亚奉行多元宗教制度。但是，穆斯林右翼势力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1948年创立“伊斯兰国运动”（Darul Islam）,并在西爪哇、南苏拉威西和亚齐等地发动反政府武装暴乱，继续为实现“哈里发”国家而斗争。“伊斯兰教国运动”在苏加诺总统时期遭到镇压，但并未被彻底消灭。苏哈托在1965年夺取国家权力后，曾纵容和利用这股伊斯兰教极端派势力残酷杀害印尼共成员及其追随者，但在他实现巩固政权的目的之后，又立即采取军事手段逮捕和枪决“伊斯兰教国运动”的首领。不过，斩草不除根，在国际伊斯兰教极端派势力支持下，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极端派东山再起，并组成新的政党即公正党(PK)，后改称为繁荣公正党（PKS）。在今年的大选中，繁荣公正党成为普拉博沃的积极支持者。其他的伊斯兰教极端派组织还有印度尼西亚解放组织（Hizbut Tahrir Indonesia ,简称HTI）,伊斯兰教祈祷团（Jemaah Islamiah）和圣战教育者组织（Jihadi tarbiah）等。

人们不应低估这些伊斯兰教极端派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以“虔诚的穆斯林”自居，一方面造谣污蔑佐科是“假穆斯林”、“不代表穆斯林利益”等等。这些谣言虽已遭到无数次的驳斥和澄清，但在原“伊斯兰教国运动”活跃的地区仍对许多穆斯林群众产生很大影响。据赛义夫•穆贾尼民调机构（Saiful Mujani Research Consulting ）调查统计，正是苏门答腊、西爪哇和南苏拉威西等当年“伊斯兰教国运动”控制地区成为普拉博沃的主要票仓。普拉博沃在西苏门答腊获得高达85.03%支持票，同时在亚齐地区也获得83.11%支持票，在西爪哇万丹获得62.56%支持票。佐科则在印尼伊斯兰教温和派力量强大的中爪哇和东爪哇分别获得77.46%和66.16%的支持票 。

在印度尼西亚穆斯林选民中，宗教身份或宗教认同的这一分野在佐科第一个任期中早已显现，而且越来越鲜明，两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得到大多数伊斯兰教温和派拥护的佐科继承苏加诺“潘查西拉”建国理念，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繁荣公正党则在捍卫伊斯兰教阵线（Front Pembela Islam,简称FPI）等伊斯兰教极端派组织支持下，自称为纯洁伊斯兰教及虔诚穆斯林利益的保卫者。据此，他们不断制造并散播各种谣言，说佐科是“印尼共分子”或“印尼共分子后裔”，甚至说佐科有“华人血统”，“纵容数百万中国劳工进入印尼，抢夺印尼人的就业岗位”，等等。佐科内阁前任部长黎扎尔•拉姆里（Rizal Ramli）甚至危言耸听地宣称：一旦佐科当选总统，印尼就要“受制于中国”。 在2016年10月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所谓亵渎古兰经案件中，正是印尼解放组织（HTI）和捍卫伊斯兰教阵线（FPI）以虔诚穆斯林代表的名义，对钟万学的一次讲话内容采取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等手段，煽动穆斯林信徒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终于迫使法院判处钟万学入狱2年。钟万学案件正是伊斯兰教极端派对佐科总统及其支持者发起的示威和挑战。

在钟万学案件中，佐科以沉着冷静的手段化解了这次宗教冲突事件引起的政治危机后，于2017年7月下令取缔了印尼解放组织（HTI）。同年12月，佐科解除了与繁荣公正党及穆斯林极端派关系密切的国民军总司令加托特（Gatot）的职务，并要他提前从军队退休，同时任命忠于潘查西拉建国原则的哈迪（Hadi）接任国民军总司令一职。同时，印尼警察部队也明确表示拥护佐科政府。

比起2014年的大选，在今年大选前举行的五次电视竞选辩论中，普拉博沃既没有任何足以动员民众反对佐科执政路线的纲领，也提不出任何实际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目标，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更加依靠伊斯兰教极端派的力量。为了向他们表示自己对伊斯兰教的强烈认同，以获得一些虔诚穆斯林的拥戴，普拉博沃于2018年6月2日特地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并偕同大印度尼西亚运动党（Gerindra）荣誉主席阿敏•莱斯（Amien Rais）一起拜会逃亡在那里的里基格•希哈布（Rizieg Syihab），三人表示将在大选中加强合作，全力击败佐科。 里基格•希哈布是阿拉伯裔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极端派领导人，是印尼捍卫伊斯兰教阵线（FPI）的首领。他在煽动穆斯林极端派迫使法院判处钟万学入狱的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不久后因为里基格•希哈布与某女人交往的不雅视频被人公开检举，因而遭到广大穆斯林的谴责并被告上法庭，里基格•希哈布遂即以朝圣为由，逃匿在沙特阿拉伯，经雅加达最高检察院多次传召而拒不回国。不过，普拉博沃与阿敏•莱斯和里基格•希哈布的盟约并未使普拉博沃获得更多穆斯林信众的选票，而普拉博沃曾作出一旦当选总统就将对里基格•希哈布实施大赦并允许他回国的承诺自然也成为泡影。

与此同时，支持普拉博沃的穆斯林极端派势力的基本面并没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在选前的多次民调结果中，选民对佐科的支持率虽然一直领先于普拉博沃，但差距并不是很大。为了获得更多穆斯林选民的理解和支持，佐科不得不也作出了某些妥协。佐科最初曾选择一位比较年轻的开明穆斯林学者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未能获得一些保守穆斯林选民的认可。于是，佐科不得不在公布竞选搭档前夕，改而提名印尼穆斯林长老会主席玛鲁夫为副手。这样的改变曾引起拥护佐科的部分选民不满。在大选前，恰逢钟万学刑满出狱，有些人还一度寄希望于让钟万学担任佐科的竞选搭档。然而，佐科考虑各方面利害得失的结果，最终还是决定选择了玛鲁夫。玛鲁夫在穆斯林保守势力中拥有较大的号召力，而且年近古稀，在未来的政坛上已不可能有更多作为，因此他是那些支持佐科的政党领导人可以接受的人物。不过，人们记得当年在钟万学所谓亵渎古兰经案件中，正是经玛鲁夫领导的穆斯林长老会理事会最终认定钟万学亵渎古兰经罪名成立的，如今时移势易，玛鲁夫却成为佐科的追随者和竞选搭档，这样的身份变化似乎具有某种讽刺意味，却也是印度尼西亚当今政坛派系相互角力的合理结果。

华裔积极参选显示公民意识增强与种族身份淡化

与上届大选的情况一样，佐科与普拉博沃两大政治集团的胜负对印尼华裔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华裔选民在今年大选中是否又将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依然是大选中许多人关心的问题。自从钟万学因所谓亵渎古兰经案件入狱后，不少人曾认为种族问题必将在今年大选中再次成为引发社会骚乱的导火线，因而华裔选民对大选的热情也必然将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从大选的全过程来看，华人种族身份问题并没有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事实表明，印度尼西亚华裔选民对今年大选的积极性远比上届大选更为高涨。但是，若问华裔选民的投票率到底是多少，却无法获得可靠的数字，因为目前印度尼西亚到底有多少华人或华裔，就没有准确的统计结果。2010年，印度尼西亚官方进行以部族（suku）划分的人口普查结果是，本人申报为华族的人口总计只有2,832,510人。 然而，熟悉印度尼西亚情况的人都认为这一数字是偏低的。而据对印尼华裔人口的各种估计，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华裔人口约有800万至1000万人这一数字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也有人甚至认为印度尼西亚华裔人口已超过2000万。出现这些认知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世代生活在印尼，也就是早已成为人们习惯称呼的“土生华人”，他们不仅已经完全认同于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而且在思想观念、语言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与印尼原住民之间的差异已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以致人们已很难将他们都归入华人这一种族集团内，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华人与其他种族通婚者的后裔了。这些人在人口普查中并未将自身认定为华人，只有那些在种族、文化、习俗方面仍明确认同华人特性和保留中华文化传统的人，才在人口普查登记中坚持认同自己作为华人的种族身份。

因此，相对于宗教认同的矛盾，今年印尼大选中的选民在种族认同问题上并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尽管就华人而言，宗教文化认同问题往往与种族认同问题相关。普拉博沃及其支持者在大选中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大打“种族牌”。相反，普拉博沃集团除了拥有苏哈托之子托米（Tommy）等人充当其“金主”，并得到他们创建的几个小党支持以外，也同某些华裔富商合作，并得到他们的积极资助。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度尼西亚运动党（Gerindra）中，也有一些华商是普拉博沃的忠实盟友。2018年12月7日，雅加达部分华商曾举办晚宴，邀请普拉博沃发表演讲，并为普拉博沃筹募竞选基金，普拉博沃除了宣传他的治国理念以外，还声明他若当选，必将对华裔公民“一视同仁”，等等。在座的华商似乎也已经忘却普拉博沃在使华人成为无辜受害者的1998年5月骚乱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当天参加晚宴的并非只有显赫的富商巨贾，而大多数是华裔中小企业家。

在印度尼西亚今年的大选中，无论是华裔或其他族裔的选民，似乎都没有将种族身份问题作为他们投票的唯一取舍标准。就大多数华裔来说，他们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日益趋向强化的同时，其政治立场和观点则逐渐趋向多元化。我们可以在大选中看到，无论在佐科的竞选团队内，还是在普拉博沃支持者当中，都不乏华裔的身影。当然，大选中的这一现象除了说明华裔选民确实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以外，也还有一些华裔富商同时向两个竞选团队分别提供资助，即采取“两边下注”的策略，以确保自身今后“只赢不输”的结果。其中，华裔富商陈明立（Hary Tanoesudibijo）及其创立的印度尼西亚统一党（Perinda），原来是普拉博沃的追随者，但在大选前夕却转而支持佐科，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例。

华裔政治立场的多元化意味着他们已没有可能创立单独由华裔选民组成的政党。这与当年曾出现号称“华人政党”的大同党时期的政治环境已有明显不同。因此，我们在观察和评价印度尼西亚的政党政治时，不应简单化地给它们贴上“亲华”或“排华’的统一标签，而必须做更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同时，华裔的政治人物（官员、国会和地方议会议员、政党领导人等）自然也不能单纯以代表华人族群的利益作为政治目标或政治号召。实际上，这在其他国家中同样如此。

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只有在与所有其他族裔的公民共同推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获得。在今年印度尼西亚大选中，华裔选民不仅比以往更加重视手中的选票，更有不少华裔当选为国会和地方议会的议员。由于其中许多候选人都只使用印尼文姓名，更有一些是异族通婚的后裔，实际上很难在4000多名国会和地方议会议员中确定当选华裔的准确人数。在大选前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团结党（Partai Solidaritas）是由一位著名的电视女主持人伍小惠（Grace Natalie）领导的，由于她的华裔身份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该党似乎成为许多华人心目中的“华裔政党”。然而，伍小惠最近在新加坡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时，却否认这一说法，并说明该党实际上是由不同族群人士组成的，该党提出的国会和地方议会几百名候选人中，只有大约5%是华裔，她也不是以华裔代表的身份竞选的。团结党由于在大选中的总得票率低于4%而未能进入国会，但人们仍将她看作印度尼西亚政坛的未来之星。

普拉博沃集团一方面要向华裔选民“示好”，一方面又不忘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作为竞选的筹码。他攻击佐科过分依赖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并给予中国企业过多优惠，并扬言如果大选获胜，他将重新审核印尼与中国企业的所有合作项目，以保护印度尼西亚民族企业的利益。普拉博沃此类言论，并未使印度尼西亚华裔选民感到惊讶，也没有引起华人社会的担忧。普拉博沃在对外关系言论中，以维护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口号，实际上是他一贯反共、恐共的立场所决定的，也是他迎合印尼伊斯兰教极端派的宗教理念和实际利益的表现。

印度尼西亚大选结果公布前后，普拉博沃多次宣称自己获胜。他指责大选作弊现象严重，并向宪法法院状告佐科政府和选举委员会，要求法院判决大选无效。法院要到开斋节假期过后才能审理此案，但普拉博沃获胜的几率是很小的。同时，普拉博沃通过收买和煽动某些穆斯林极端派分子制造骚乱，这与他在上届大选失败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不过，这一次他在政治上似乎显得更加孤立。他的朋友，包括前任总统、民主党主席尤托约诺和阿敏•莱斯等人都已承认大选失败，副总统候选人桑迪亚加也不再一味追随他，却主动与获胜者佐科联系，这也许是值得人们关注的现象。桑迪阿加是一位成功企业家，在年轻选民中具有一定号召力，是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强有力竞争者。人们认为，桑迪亚加在这届大选中作为普拉博沃的副手出战，不过是他为准备下届总统选举的热身赛，2024年的大选才是他的真正目标。

Indonesia’s General Election 1n 2019:A Commentary
【Abstract】 The present president Joko Widodo won a brilliant victory with 55.5% votes in Indonesia’s General Election held on April 17,owing to h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in promoting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rm actionsagainst corruption. He will start his second term of office later.Prabowo Subianto though strongly supported by extremist Muslims , lost the election. However, strife between the extreme and moderate Islamic sects may still be a severe problem in Indonesian politics .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voter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election campaign indicates the closer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to Indonesian nationality.
【keyword】 Indonesia’s general election; Joko Widodo; Prabowo Subianto; extremist Muslim

2019年8月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近年来外国政府对侨民问题的一般态度和政策走向，着重考察英国、意大利、爱尔兰、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等过去和现今移民 流量与存量巨大的移民输出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对待移民的态度、政策以及借助国际移民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状况，探索其中某些带规律性的现象，借此扩大侨务视野，拓展侨务思维空间，借鉴国际经验。文章对当前华侨华人与软实力研究中若干说法提出商榷，主张既要突破传统的观念，又需避免不自觉地陷入霸权主义理论迷局，应以科学态度，花大力气，掌握中国对此问题的话语权。

中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移民大国。中国侨务工作有很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视角研究侨务却是新的课题。

众所周知，“软实力”一词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来的，它虽是古老智慧的一种新表达，但具有当代的新内容。就世界而言，这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而提出的，也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出的表现。就中国而言，软实力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既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现阶段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所面临的前所未见的挑战，而对侨务工作而言，除考虑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外，尚需考虑侨情的重大变化，显然，在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的面前，光靠过去动员华侨参加祖国抗战救亡、革命建设的经验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开阔眼界，掌握更多的国际知识，多角度思考问题。

华侨华人源于中国海外移民，中国海外移民是全球国际移民的组成部份。本文从国际移民的视角考察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对待海外移民的态度、侨务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及借助国际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情况，希望借此扩大知识面，拓展思维空间，从中发现一些具普遍性和带规律性的现象，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

我们先从宏观角度了解近二三十年来各国政府对侨民问题的一般态度和政策走向，然后再根据需要和可能，选择六个过去和现今移民流量和存量巨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移民输出国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其中英国、意大利和爱尔兰大体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中移民输出国对移民的态度和政策，而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则反映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态度和政策。[②]

一 、概况与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移民人数的增加和移民模式的变化以及侨汇数额的快速增长，世界各国对海外移民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国家纷纷成立侨务机构开展侨民工作，形成一股“侨务热”。[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建立官方机构程度不同地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已达七十多个，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移民输出国也有传统的移民输入国。这些国家国情不一，移民情况各异，各国对侨民的重视程度与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也大不相同，但加强侨民工作，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借助侨民的力量改善本国人民的处境，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愿望和趋势却是相似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种愿望更见强烈和。[④]

据2012年国际移民组织（IOM）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联合发表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3），在他们调查的56个国家的400个涉侨机构中，有77个属于正规的侨务机构。到2011年为止，56个国家中已有26个国家建立了中央或联邦政府部级侨务机。他们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格鲁吉亚、海地、印度、马其顿、摩洛哥、巴基斯坦、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贝宁、科摩罗、多米尼加、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马里、尼日尔、塞尔维亚、索马里、叙利亚、突尼斯。其中前 12个国家的侨务部是单独型的，如印度的“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后14个国家的侨务部是与中央其他部合併的，如多米尼加的‘贸易、工业、消费与海外侨民事务部”。26个国家的部级侨务机构名称、最主要移居地见表1：

表1 设立部级侨务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名称:

注1：有+号者为独立部。注2 ** 世界银行的算法是将输出国人口减去移民后的人数作为总人口加以比较，故有移民存量为总人口的104.1%的现象发生。 资料来源： Dovelyn RannveigAgunias and Kathleen Newland, Developing a Road Map for Engaging Diasporas i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2

报告指出，有17个国家设立部属司、局级侨务机构，他们是： 阿尔巴尼亚、巴西、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布隆迪、智利、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德国、加纳、墨西哥、荷兰、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以及乌拉圭。机构名称见表2：

表2 设立部属侨务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的名称:

资料来源：同上

报告指出，有17个国家建有由总统、国会或国务院直辖的侨务机构，即保加利亚、智利、埃及、危地马拉、匈牙利、马里、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塞拉利昂、斯洛伐克、瑞士和中国。这类机构的名称见表3

表3 设立其他形式的全国性侨务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名称:

资料来源：同上

有5个国家还在地方一级建立侨务机构: 萨尔瓦多、印度、墨西哥、索马里和中国。其名称见表4。

表4 设有地方一级侨务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名称:

资料来源： 同上

许多国家还在海外利用领事馆等机构开展侨务工作，墨西哥在美国就设有50个领事馆。多米尼加、以色列、摩洛哥、墨西哥、马里、马尔他、秘鲁和韩国都有准政府侨民机构，还有一些国家建有侨务咨询委员会。详见表5

表5 国外设有准政府海外移民机构的国家及其机构名称

资料来源：同上

上述这些侨务机构约有三分之一个在2005年后才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实际工作效率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考验和证明。虽然如此，它们的出现本身已足以说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海外移民的重视和期待。
下面我们分别对几个海外移民存量和流量巨大且具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进一步考察。

二、 国别考察

（一）英 国

我们先从英国开始，因为英国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也是历史上欧洲向外移民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据美国社会学家 Massey 的估计，1847-1924年间，欧洲向外移民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 而英国向外移民占了英国1900年总人口的41%。 1853-1913年间英国向外移民人数达到 1300万，主要移至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外移民人数逐渐减少，入境移民人数逐年增多。 因此，英国宣称它已成了移民净输入国，英国移民政策主要针对外来移民而制定，英国学术争论的话题也都围绕着如何利用、限制和整合外来移民问题。

然而，2006年，伦敦公共政策研究所公布的一项题为《海外英国人》（Brits Abroad ） 的研究报告表明，虽然英国年年都有大量移民入境，但1966- 2005年间，英国净流失的英国人多达270万，平均每年流失67500 人。滞留国外的英国国民约有50万，因此，大约每10个英国国民中就有1人全年或部分时间居住在国外，也就是说，居住在外国的英国人实际上远比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多。 海外英国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西班牙、美国 、加拿大、爱尔兰 、新西兰、南非、法国 、德国和塞浦路斯等十国，见表6

表6 英国海外人口最为集中的十个国家[⑥]

该研究报告宣称，如果将上述数字加上世界各地自称为英国后裔的人数，那么，海外英人群体（英国侨民及外籍英人）总量达到 5800万。[⑦]

虽然海外英国人数量远比海外印度人和海外中国人多，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官方从来不加张扬。在揭示上述真相的 IPPR 报告发表后，BBC 虽做过报导，学术界仍然连篇累牍地大谈外来移民进入英国后该如何处置的问题，很少谈及英国人进入其他国家引起的社会问题，好像英国人入居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什么可讲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不论英国侨民还是外籍英人，他们虽在侨居地建有若干小型社区和协会（主要是苏格兰人或和威尔士人）却都未见在侨居国建立全国性的侨民组织，更未见他们像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移民那样建立全球性的移民机构。英国议会也没有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给其海外侨民保留议席，政府也没有专为海外英国人专门设置服务机构。因为许多英国移民已在前英国殖民地建立起以英人为核心的独立政权，成为新国家的公民，无需通过侨民机构与祖籍国的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近年来，英国虽已授予海外英国侨民选举权，但大选时，600万侨民中只有区区几万人参加投票。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说明英国对海外英国人完全漠不关心，也不表明英国政府不重视软实力的运用。事实上，英国海外侨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养老金的领取者，英国政府每年要为他们支付大约 2 0亿英镑的养老金。（这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对英国纳税人是不小的负担，这也是伦敦公共政策研究所发表这份报告的原因之一）英国政府还给不少高级科技和专业人士到海外获取高收入提供诸多方便。而居住在前英自治领和英联邦内的英国人后裔至今还享受着大英帝国往昔的余惠，对母国并无更多的诉求，因此母国也就无需在政府和议会内设置特殊的机构来反映他们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了。英国的实力虽然已大不如前，但他还可以通过英联邦和各种国际机构，通过英语做为全球最通用的国际语言的优势和英国在法律、金融、海事、教育等等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先发优势发挥作用。成立于1922年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是世界最有影响的新闻媒体之一，它每天使用多国语言向全球发布新闻和播送电视节目。 而创建于1934年的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更是世界闻名的公共外交机构。该协会现在世界109个国家200多个城市设有分部，每年吸引世界各地1000多万青年参加其活动，仅“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目前每年资助约2200名世界各国青年人到英国留学，以接受英国的文化、技术和贸易和投资理念。因此，英国目前主要依靠其健全的文化产业开展强势的公共外交，而不特别重视借助海外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来提升其软实力。

当然，对英国来说，海外英国人也不是无关紧要的。除了人数众多的海外移民外，英国每年因公因私短期出国的人数多达6000万人次，超过英国人口总数，因此英国的政府和议会对保护其公民在海外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问题向来不敢有丝毫的疏忽。2005年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 英国领事保护工作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领事保护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个英国公民的利益与安全也关系到英国政府的形象和国家的荣誉。[⑧]

近年来，随着英国国力日渐式微，英国民间要求政府以其他欧亚国家为榜样，加强海外移民的工作，发挥移民对母国的增援作用的呼声渐起，但当局至今尚未有大的政策出台。[⑨]

由英国移民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美国至今虽仍是移民净输入国，但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海外侨民和流动人口数量也不少，但美国也未见有强大的世界性的侨民组织，美国国会和政府也没有专门留给侨民的议席和维护侨民的机构，只有领事保护而已。美国搞颠覆，搞颜色革命，宁愿依靠非政府组织，依靠名目繁多的基金会，寻找美籍外国移民充当代理人而不轻易起用当地的美国侨民，因为那么做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美国正力图以软硬兼施的“巧实力”来维护其霸权。

（二）爱 尔 兰

爱尔兰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也是世界上人口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1814年爱尔兰人口820万，到1961年只剩下420万。根据官方最新的统计，目前爱尔兰人口也只有440多万，海外侨民310万，其中80万出生于爱尔兰，而自称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人数估计达7000万。

爱尔兰侨民主要居住在英国（约200万）和美国（约50万），自称爱尔兰人后裔者，则多集中在美国，（约为4000万），加拿大（380万）、澳大利亚（约为190万）和阿根廷（50万）等地，而占当地人口比例最大的是澳大利亚（30%）、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地。[⑩]

1801年英国正式吞併爱尔兰。在英国统治下，1846-51年，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死了150多万人，向外移民100多万人。1949年，爱尔兰人民经过长期曲折斗争取得独立，但其北部仍为英国所占领。在内忧外患情况下，爱尔兰经济长期不振，政府无力顾及海外移民问题，爱尔兰移民只得依靠自身的力量，在世界各地，艰苦创业，对于母国也爱莫能助。1973年爱尔兰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后（欧盟的前身）情况有了好转。80年代后，由于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软件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吸引世界知名软件公司到该国投资，带动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爱尔兰经济终于出现转机。2000年，爱尔兰的GDP的增长率达到10.7%，成为经合组织中连续六年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进入21世纪后，爱尔兰人均国民收入位列欧盟第二，出现了“凯尔特之虎”的经济奇迹。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爱尔兰政府开始对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给予关注。

1990年，爱尔兰总统Mary Robinson 在其就职演讲中首次提出“7000万爱尔兰后裔”问题。她说，“ 在我们国外，存在一个宠大的爱尔兰移民社群，这个社群，不仅穿越我们许多代人“家外之家”的邻近岛屿，还穿越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目前，全球有7000万人自称为爱尔兰后裔，我为我能代表他们而感到自豪”。

1999年，爱尔兰宪法通过全民公决做了重要的修改。新宪法的第二条向世人宣告：“爱尔兰国家十分珍惜她与生活在国外的爱尔兰后裔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与我们有着共同祖先，共同的认同，分享着共同文化遗产”。[⑪]

据此，2001年12月，爱尔兰政府成立了“海外移民政策专门工作组（The Task Force on Policy regarding Emigrants），于2002 年8月向外交部长提交的题为《爱尔兰与海外爱尔兰人》的政策报告。[⑫]该政策报告认为，爱尔兰社会经济近期的发展和宪法第二条关于爱尔兰民族国家的重新界定，为考察爱尔兰移民和满足他们的诉求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遇。政府不仅应当考虑爱尔兰侨民的利益还应考虑海外爱尔兰后裔的诉求。鉴于海外不同地区的爱尔兰人社区有着不同的需要，原则上不能用单一方法加以应对，必须根据不同情况以不同方式加以处理，必须考虑他们的权利，尊重他们的意见。

据此，政策报告提出了四点政策目标、三项服务行动规划和五方面的组织和资源保证.

四点政策目标即：使出国者能有充分准备；使流落他乡者能得到政府的关怀；使回归者得以重新融入社会；使宣扬爱尔兰文化者受到鼓励和支持。

三项服务指做好移民离境前服务、出国后服务和归国时的服务。

报告提出，由于爱尔兰具有移民传统，即便在经济繁荣的时期，每年也有两万多人移居海外，因此，政府必须做好移民出国前的服务工作，要在学校设置专门课程培养学生独立生活能力，要为有意出国者提供全面可靠的资讯，要支助自愿机构使其得以对移民提供持续的情报和警示。报告强调，对定居海外的爱尔兰人的服务工作，首先应加强政府机构和民间自愿团体之间的合作，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对海外爱尔兰社区的活动和爱尔兰的文化体育活动给予赞助，要开发互联网潜力，建立交流中心以增进国内外爱尔兰人的联系，建立奖励制度，表彰作出杰出贡献的海外爱尔兰人。

对于归国者，报告提出，要设立基金会，关怀老年归侨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困难；实施“回爱尔兰渡假”计划，为老侨民实现回国观光的愿望,对年轻归侨加强就业培训。

五方面的组织和资源保证即：授权外交部全权负责对外移民政策的制订，在外交部属下设立“海外爱尔兰人工作组”，扩大外交部编制并增加预算等。

2003年，上述政策报告经部际会议通过由政府实施。

此后，爱尔兰政府虽有所更替，但报告提出各项措施逐步得到落实。2004 年，外交部已设立“海外爱尔兰人工作组”（the Irish Abroad Unit ）目前，培养学生独立生活的课程编辑工作已初步完成，为移民提供情报和警示和宣扬海外爱尔兰人业绩和贡献的网站已在运作。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中有13人为爱尔兰人及其后裔，澳大利亚1929- 1949年间7位总理中有6位总理是爱尔兰后裔，新西兰首任总理、阿根廷海军创始人和智利独立后首任政府首脑也都是爱尔兰人或其后裔，这些事迹已广为流传，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克林顿都是爱尔兰后裔更是家喻户晓。2003至2006年，政府的“移民支助计划”（Emigrant Support Programme ）拨款已从308700欧元 增至11826 00欧元，其中约86%用于救助英国的爱尔兰侨民，10%用于救助美国的爱尔兰侨民。从2007 年起，海外爱尔兰百岁老人已可获得总统嘉奖。让老年侨民晚年回国观光的计划已经起动，回乡寻根续谱的活动更受海外爱尔兰人的欢迎。总之，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爱尔兰政府与海外爱尔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空前密切了，海内外爱尔兰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了，爱尔兰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增强了，爱尔兰的国际形象大大改善了。世人对欧洲“凯尔特虎”无不刮目相看。

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祸及欧洲，继冰岛之后，爱尔兰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之中。为了摆脱空前严重困境，爱尔兰除向欧盟和国际机构求助外，更寄厚望于海外爱尔兰人。2009年 9月，爱尔兰政府召开“全球爱尔兰经济论坛”（Global Irish Economic Forum）邀请全球各地130位爱尔兰裔的经济界和文化界的领导人与国内各界要人、政府各部官员与反对党人士，共商国事，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2011年10月国会和外交贸易部又联合邀请4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各界爱尔兰人精英，参加在都柏林举行的第二届“全球爱尔兰经济论坛”，更加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各方智慧，力求通过金融、经贸、文教、科技、旅游等领域革新，恢复爱尔兰经济，挽回爱尔兰的声誉。[⑬]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权债务危机时刻，爱尔兰政府始终不忘海外爱尔兰弱势群体，坚持执行“移民支助计划”（Emigrant Support _ Programme ）即时发放救济金。[⑭]
爱尔兰人口只有欧盟人口的1%，GDP也只有欧元区整体GDP的1.7% 。这样的小国，不可能在欧洲争霸，更不用说在世界争霸了。他们之所以重视海外爱尔兰人的工作，为的是传承“凯尔特文化”，发扬爱尔兰人艰苦奋斗，辛勤创业的精神，提高全球爱尔兰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让子孙后代有尊严地自立于世界之林。爱尔兰所做所为，可视为当今许多小国的範例。

（三）意 大 利

意大利是欧洲古代文明中心之一，也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很长远的对外移民的历史。就近代而言，从1861年统一时起到1976年止，意大利国际移民出境有过几次高潮，总人数达到了2600万，其中大约五分之二出自意大利南部，约一半分布在美洲，另一半分布在欧洲。[⑮]

意大利由于资源贫乏，工业化进程长期滞后，失业现象严重，使大量人口长期外流。但自上世纪60-70年代后，意大利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工农业生产出现转机，工资显著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因此，移民出境的人数逐渐减少，移民入境的人数急剧增加，移民历史发生大逆转，由移民浄输出国逐渐变成移民净输入国。虽然如此，意大利境外移民及其后裔的存量仍然很大，意大利现有人口约5700万，侨民约400万，而海外意大利血统人估计多达6000-7000万。

由于一个半世纪来大量人口外流对其本国社会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意大利政府向来重视海外侨民工作。我国学者陈里特在上世纪30年代已注意到这点，编译出版《意大利移民政策》一书，向国人做过详细介绍。[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大利政府在应对外来入境移民时，不忘加强侨民工作，曾一度在外交部内，任命一内阁部长，专门管理海外意大利人的事务，其下设‘海外意大利人与移民政策司’和五个处，该司目前已扩充为七个处，分别处理有关海外侨民的政策，文教、领事、法律、入境、签证和选举等事宜。同时建立24小时值班的危机应对机构，利用国际外交领事网络,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外意大利侨民。

图1意大利海外移民（千人计）（1876—-1981）[⑰]

出处： Golini, Birindelli. 1990. 图中 —— 表示移民出境，+++表示移民回归.

为加强意大利侨民和本国的联系，意大利议会于1992年通过了公民法，（Citizenship law）允许已获得外国公民权的意大利人保持其意大利公民权。

2000年10月意大利议会通过决议，给海外意大利人在上议院保留6个席位，下议院保留12个席位，由侨民团体选举产生。
2001年底，议会还通过法律，允许海外意大利侨民可通过邮寄方式，不必亲自回国，参加总统和国会的选举和公投。
意大利还允许海外意大利公民参加欧洲议会选举，选民可在居住地或意大利投票。

在组织海外意大利人方面，据统计1950年,海外意大利人社团总数为3755个，1970年增至5857个。1985年，意大利政府鼓励海外移民在3000人以上的领事管辖区内，建立侨民委员会（COMTE）与意大利领事馆、国内协会以及世界各地的意大利移民组织取得联系，维护海外意大利人的权益，促进意大利经济文化发展。侨民委员会设正副主席、秘书、财政等职，5年一届，由选举产生。

1989年意大利政府建立了“意大利侨民总会”。（General Council of Italians abroad， CGIE）该会由95个团体成员组成，其中65个成员由海外侨民组织推举，其他成员由政府指定。在政府指定的成员中，除官员外，7人出自国会中的政党，9人代表工会和慈善机构，1人代表全国报业联盟，1 人代表海外意大利报业机构，1人来自边区工人组织。侨民总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由外交部长主持，就意大利海外移民社会的问题，如教育和职业培训，民族认同等问题向政府提供谘询，并向国会提供年度报告。

为了广泛团结海外意大利人，2000年12月11-15日，意大利政府在罗马召开了海外意大利人会议（Conference of Italians abroad）。与会者除676位海外意大利社区的代表和169位意大利本土代表外，还有380记者和众多观察员。会议由总统致开幕辞，足见政府的重视。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会授予海外意大利移民投票权，要求政府加强领事工作，并支助各地意大利人对当地意人社会的研究活动。

2000年，意大利政府还召开了“意大利裔的外国国会议员会议”。据官方统计，在欧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7国中，意大利裔的国会上下议员多达349人。参加此次“外国意大利裔国议员会议”的议员多达166人，包括法国国会议长、秘鲁国会副议长等。会议决定建立由现任与缷任议员组成“世界意大利裔议员协会”，利用这些国会议员的经验和活动能力，增进居住国与意大利的联系，在居住国建立国会遊说团，维护意大利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美国意大利裔议员就曾劝说美国支持意大利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

2000年月12月，意大利召开了首届意大利领事会议，邀请劳工代表、企业家、商家、媒体、科学和文化界人士参加，研究如何提高领事工作效率，改善意大利在海外的形象，加强政府与民间社团的合作，推销意大利产品，吸引国外投资和在意大利侨民中开展活动问题。

意大利政府重视海外新生代的教育，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性，积极支持海外社群开展具有意大利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对移民社区的意大利语教学提供经费支助。

意大利政府设有奖偿制（Order of the Star of Italian Solidarity ），奖励对意大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的海外意大利人和外国人士。意大利侨民在购买土地和其他物产时与国人同等待遇，意大利侨民在意大利就业者的养老金可通过使馆领取。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还对海外意大利人实施优惠政策。[⑱]

上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人均国民收入已达19278美元，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成为世界七强之一，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仍不及英、法、德等国，更不用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意大利没有英联邦那样的机构可利用，因此，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意大利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起，更加重视海外意大利人的工作，力图发挥海外移民众多，网络普及全球的特点，巧用海外移民资源，提升其软实力以利于国际竞争。[⑲]

沿地中海的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和意大利一样，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后来衰落了，成了劳动力输出国，直至上世纪末，才乘全球化之机得以重新崛起。相似的经历，使得他们在对待人数众多，存量巨大的海外移民及其后裔采取大体上相似的做法，如重视侨务机构的设立，加强与侨民的的联系，依托全球性侨民组织开展侨务工作，重视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国会留有一定的席位以反映侨民意见和诉求等等，因此，意大利可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一般发达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借助侨务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的案例。

（四）印 度

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也是世界移民大国，目前生活在印度境外的“海外印度人”（包括印度侨民和外籍印度人）已超过2500万，分布在五大洲的130个国家，其中印人在10万以上的有48个国家，50万人以上的有11个国家，即缅甸（300万），马来西亚（170万），沙特阿拉伯（150万），美国（168万），英国（120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00万）， 南非（100万），加拿大（85万），毛里求斯（72万），新加坡（70万）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0万）。在一些国家里，海外印度人的绝对人数虽不多，但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很高。如在毛里求斯（高达70.10%），斐济（47.75%），苏里南（35.90%），特立尼达和多巴哥（35.25%），圭那亚（30.30%），尼泊尔（27.12%）。[⑳]

海外印度人的这一全球分布，是由英印殖民时期和印度独立后多次向外移民潮形成的。19世纪的30-40年代。由于英、法等国先后废除黑奴贸易，殖民地劳力奇缺，英、法、荷 、葡等殖民政府便从印度输出大量劳力以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s）的形式，运往毛里求斯、乌干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殖民地取代黑奴。1852年后，由印度本土的”工头”（Kangani）开始组织劳务输出，又将大量劳工输往斯里兰卡、缅甸和马来亚等地的种植园。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又有一批印度的小商贩、工匠、小业主、文员和其他职业人士，以自由人身份前往缅甸、马来亚 、东非和南非等英殖民地，估计1846-1932年间，印度输出劳工多达2800万。 印度独立后，大规模对外移民始于60年代，主要流向海湾地区。这批以技术工人为主体移民，往返于输出与输入国之间。从80年代开始，印度大批留学生、专业人士，知识精英，纷纷前往美英等发达国家升学、就业，形成新的移民高潮。[21] 总之，当今海外印度人在全球的人口布局是在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经历了多次不同形式对外移民而形成的，是由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许多不同的群体构成的，正如“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年报所指出的，“海外印度人群体（diaspora）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印度人大群体”。[22]

图２海外印度人地域分布（2001）

海外印度人数量众多，分布极广，但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却相当冷漠，在印度独立后长达50年间，国大党政府对独立前从印巴次大陆移居海外的人员，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出去的契约劳工的后裔不予承认。1964年缅甸政府逼迫30万印人离境，1972年乌干达，驱逐5 万印人出境的严重排印事件，印度政府也只低调处理，消极应对。[23]

印度政府长期忽视海外印度人，有多种原因：

1、英国人占领之前，在现今印度次大陆上，并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和统一的民族和文化。“印度”作为一个一统的政治实体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移居海外的印度次大陆的早期的契约劳工，并没有视“印度”为祖国的明确的政治概念，也没有“印度民族”的明确概念，有的只是朴素的家乡观念和宗教认同。印度作为一个“民族”是次大陆居民在共同反抗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则是在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才建立起来的，然而，就在建国之时，印度次大陆又发生了印巴分治和由此而出现的次大陆内人口的大迁移，随后又有孟加拉国的独立，因此，独立前移居海外的次大陆居民，在国籍身分和民族认同上面临多重选择的巨大困惑。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对海外移民，特别是独立前离开印度并已加入当地国籍的次大陆移民是否还认同于印度，一时也难以识别。

2、刚刚立国的印度，正需加强国人的凝聚力，在印度领导人看来，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离开印度，甚至加入别国国籍，远非爱国行为，政府没有关心和保护这类移民的义务。

3、印度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 印度的海外移民大都居住在第三世界，在印度领导人看来，过于关注印度移民的命运，出面支持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容易引起外交纠纷，损害印度的作为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领导者的国际威信。

4、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政策，缺乏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对海外印度人的资源不予重视，何况当时海外印度人的实力也很有限。

由于上述多种原因，在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政府始终视海外印度人为负担，采取甩包袱消极做法。直到人民党上台，印度政府对海外印人的政策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24]

1977年3月，长期执政的国大党在独立后首次大选中落选，人民党（后来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人民党与印度教有着密切关系，而海外印度人中，印度教徒占86%，该党对海外印度人自然比国大党更为关心。当时出任外长，后来担任总理的瓦杰帕伊大力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开展印度侨民问题的研究，在海德拉巴大学成立了首个“海外印度人研究中心”。

推动印度政府改变侨民政策的更为重要的动力是1991年正式启动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这一改革，标志着印度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里，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和引进科技人才，印度政府越发感到了解海外印度人的实际情况，加强联系，制定新侨民政策的必要。

2000年，瓦杰帕伊总理决定建立“海外印度人问题高级委员会”对海外印度人的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该委员会在政府各部门、各相关学术团体和海外印度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2001年底完成了一份长达38章，570页的详细报告，全面反映世界不同地区的_印度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现状和面临的种种问题与诉求。[25]

该调查报告表明：印度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海外印度人社会已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海外印度人的整体经济地位已显著上升。全球海外印度人的总购买力已接近印度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除个别国家外，世界各地印度人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不少地方印度人的收入高于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原因是海外印度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科技队伍的扩大，新兴产业如IT产业的发展。例如， 硅谷地区印度人人均年收入达20万美元。全美印度人年购买力估计约为200亿美元。[26]（1）

世界各地印度人的政治地位已大为提高。海外印度人中已先后产生过3位总统，3位总理，68位部长和250位议员。在英国，曾有4位印裔人士被选为下院议员，11位为上议院员，3位欧洲议会议员，

在地方一级，已有250-300位印裔人士当选为地方议员，成立了“英印地方议员协会”。（British-Indian Councillors Association）。还有十多位当上地方的市长。在加拿大，有6位印裔人士当选为国会议员，印裔加拿大人Ujjal Dosanjh 则当选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总理。在美国，印裔美国人的政治组织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中进行游说，他们在参议院435个立法议员中，争取到118位加入“印度问题决策核心组”（India Caucus ）。[27]

海外印度人仍保持着印度固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虽然海外印度人群体（diaspora）是由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许多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构成的，但他们仍然深情地怀念着自己的故乡，保持着印度固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即所谓“印度性”（Indianness）。这是维系他们与印度之间最为宝贵的纽带。

调查报告全面如实反映世界各地印度人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要求，并向印度政府提出诸多对策建议，

为了尽快落实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建议，2003年1月9-11日，印度外交部与印度工商联合会在新德里举办了首届“海外印度人节暨海外印度人奖颁奖大会”。参加这次节日活动的多达61个国家的1904位国外代表和1200国内代表。年会由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亲自主持，由总统为10位有杰出贡献的海外印度人士颁奖。这次盛会开创了印度历史上组织全球印度人大规模聚会的先例，搭建起全球印人交流的绝好平台，对印度公众了解海外印度人的成就与诉求以及海外印度人对印度近期的发展和母国对他们的期望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2004年5月印度中央政府建立了“印度侨民事务部”。（ Ministry of Non-Resident Indians’ Affairs） 同年12月，重新上台的国大党为表明其继承和发展此前的政策，将该部更名为“海外印度人事务部”，（the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MOIA）明确其服务对象不仅是印度侨民（NRI）还包括已加入外国籍的印度血统人（PIO）。“海外印度人事务部”成立后，印度政府迅速集中相关资源，先后将原外交部侨民司和劳动就业部海外移民司的业务归并到“海外印度人事务部”中，由一名内阁部长，（Cabinet Minister） 领导，下设”海外印人社区服务司”（Diaspora Services Division）、对外移民服务司（Emigration Services Division）、经济财务司（Financial Services Division）以及行政管理司（Management Services Division）4个司，以保证该部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成立至今，“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各个司已做了大量工作:[28]

1、在为海外印度人社区服务方面：

（1） 从2003-2012年印度已举办了10届”海外印度人节暨海外印度人奖”活动，从2007年起，又在美国华盛顿、新加坡、荷兰的海牙、南非的德班、加拿大的多伦多等海外印度人集中的地区举办小型海外印度人节日活动（mini PBD） 以扩大影响。

（2）顺利实施“海外印度人公民身分证”发放计划（Overseas Citizens of India OCI）并对此前所谓“双重国籍”问题做了澄清。

（3）根据总统关于给予印侨选举权的承诺，完成印侨参选的主要法律程序。

（4）设置海外印度人子弟奖学金，开办海外印度人大学，推行“认知印度”与“寻根”活动 大力加强对海外印度人新生代的工作。

（5）先后与尼赫鲁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签定研究合同，开展国际移民趋势与印度侨民工作战略研究。

（6）加强对印度海外妇女婚姻救助。

2、在对外移民和劳工输出与保护方面：

印度海外劳工约500万，约占海外印度人口的五分之一，每年汇回印度赡养家室的侨汇，约占印度侨汇总量的40-45%。对外移民服务司组建后，立即制订对外移民与劳务工作新原则，迅速开展工作，以应对全球劳动市场的新变化。

（1）推动立法部门修改1983年移民法，改革移民体制，推行电子管理法，以利于劳动力合法流动，提高印度在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2）加强移民总监的监督工作，加强对劳工招募中介的管理，严厉打击人贩子和人口走私活动以制止非法移民。

（3）设立印度海外就业委员会（the Indian Council for Overseas ） 摸清国际劳动市场的需求，为印度寻找机遇。

（4）设立海外劳工资源中心，（Overseas Workers Resource Centre ）向印度公众公布海外劳工市场的行情，使出国劳务者免受人贩子的欺骗和盘剥。

（5）建立劳工福利基金（“Indian Community Welfare Fun ）（ICWF）”由印度海外使团支配，为海外劳工救急之用。

（6）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也门和马来西亚等劳工输入国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bilateral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以保障海外劳工的权益。

（7）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建立劳工流动伙伴关系与双边社会保险合作。（Labour Mobility Parnership and Bilateral 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s）以确保劳务供销市场的稳定和双方职工的权益。

（8）与国际移民组织（IOM）签署“亚-欧劳务对话规划”，开展移民管理能力建设。

3、在引进海外印资、印智方面：

（1）设立海外印度人协助中心（Overseas Indian Facilitation Centre）（OIFC）促进海外印资的流入。

（2）建立全球印度人知识网络（Global-Indian Network of Knowledge） （GLOBAL-LNK）引进科技，建立“虚拟智库”，以创新和高科技手段绘制出解决印度发展重大问题的途径，确定印度第11个五年计划（2007-2012）优先发展的领域和重点，推动印度社会的改革与创新。

（3）设立“海外印度人发展基金会”（India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Overseas Indians ）（IDF）加速慈善事业的发展。

（4）设立由总理主持的全球咨询委员会（Prime Minister`s Global Advisory Council）作为最高层直接掌握情况和决策的机构。

4、在行政管理服务方面：

（1）设立华盛顿、阿布扎比和吉隆坡三个海外印度人中心（Overseas Indian Centers）深入实际，加强地区分类指导。

（2）在首都筹建海外印度人的活动中心“肯德拉”，（ Prvasi Bharatiya Kender） 为全球印度人提供固定的日常经济文化交流场所。（PBK）

总之，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在短短的8年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下列可喜成绩，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1、印度公众对海外印度人的成就和诉求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对海外印度人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2、印度与海外印度人之间以及世界各地印度人之间的交往空前密切，全球印度人的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对母国向心力也大为增长。

3、由于修改移民法，改革移民制度和实施一系列保障海外劳工安全和权益条例，在国际劳工输出因国际金融危机而普遍减缩国际侨汇大为减少的情况下，印度劳工的输出不减反增，印度的侨汇由2007年的30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35亿美元，增长了将近45%，其中大约40%是由中东和马来西亚的劳工汇回的。[29]

4、由于“海外印度人公民身分”计划的顺利实施；目前已有将近75万海外印度人取得了“ 海外印度人公民证”，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外籍印度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为这些国家的印度裔科技人员，IT产业人士，大开回印创业之门。

5、受到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鼓舞，海外印度人媒体大量报导印度各方面的成就，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形象。美国印度裔社会人士的院外游说活动尤其活跃，他们向美国国会宣传印度的政策，促使美国取消对印度因核试验而实施的所有制裁，与印度签订了《民用核协议》，使印度未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的情况下免受国际社会的制裁。[30]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裔政界人士，也对印度外交与内政给予积极的配合。

6、由于受到母国的肯定和嘉奖，又有日益强大的母国做靠山，海外印度人对印度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加自觉，对印度民族的创新能力更加自信，他们更加主动地组织起来，更加积极地参与当地政治活动，努力提高印度人的地位，争取自身的权益。

7、在这种形势下，充满儿女亲情和欢歌笑语，美化印度社会生活的宝来坞电影不但风靡海外印度人和南亚人社会，而且在东亚、中东和非洲找到广阔市场，甚至进入欧美主流社会，而印度的肥皂剧、音乐、舞蹈，瑜伽、咖喱等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民众的欢迎。

8、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不足，一直是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頚，据印度官方的统计，2000-2009的10年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160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不足170亿美元，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的严重缺失，绝非给与海外印度资本一些优惠所能解决的。虽然如此，经过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的不断努力，海外印度人直接投资数量还是有所增长。据报导，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已有3亿5300美元的侨资投入生产领域。[31]

印度侨务工作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近年来的侨务工作，可圈可点，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32]

（五）墨 西 哥

墨西哥也是当今移民大国，但与上述的几个移民国家有所不同，它的移民不散布到世界各地，而是集中于美国。据最新的资料，墨西哥境外移民95%居住在美国，其中出生于墨西哥的估计已达1200万，超过墨西哥全人口的10%，（约700万为非法移民），而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后裔则多达1900万。这些墨西哥出生和当地出生的移民，83%又集中在美国的10个州，尤其聚集在15个大都市区。[33]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有着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墨西哥移民不用漂洋过海而是由陆路过境，因此，严格说来他们不是“海外移民”而是“境外移民”。

墨西哥移民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大量涌入美国的，2000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随着美墨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密切，美墨边界合法来往人数年均多达1亿多人次，因此，墨西哥又是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现象最为突出的国家。

由于上述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墨西哥政府对待移民的政策也具有两大鲜明特色: 一是直接由外交部出面，通过领事馆在境外墨西哥人团体中（不分侨民与非侨民，也不论其合法与非法）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二是公然号召和鼓励美国境内的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融入美国社会，在争取自身的权益的同时对墨西哥做出贡献。

大家知道，墨西哥将近一半的领土是在美军入侵后,根据1848年瓜达卢佩— 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Hidalgo ） 被美国强行拼入其版图的。墨西哥独立以来，历届墨西哥政府大都反对人口外流，但由于政局长期不稳，仍有一些劳工北上，墨西哥政府于是通过领馆与侨民取得联系予以力所能及的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美国劳力严重不足，美国和墨西哥签定了“客工协定”（Bracero Program,1942-1964）吸引墨西哥劳工入境，由此，墨西哥移民日渐增多，至1960年已达450万人。1964年该客工条约到期，美国不愿与墨西哥再就移民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墨西哥政府遂对移民出境采取“没有政策的政策”,任其自流。1986年美国通过并实施新“移民改革与控制法”，（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使300万非法移民获得合法 地位，成为永久居民,（其中多数为墨西哥移民）受此移民改革法的刺激,墨西哥移民从1980年的870万猛增至1990年的1340万，侨汇也随之大幅增长，移民对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政治影响日益明显，于是美双方政府都不能不予以重视。

在此新形势下，1988年上台的墨西哥总统沙林纳斯（Carlos Salinas ）于1990在外交部设立“墨西哥境外移民社区工作规划办公室”（the office for the Program of the Mexican Communities Abroad （西语字首为PCME ）加强领事工作力度。随后继任总统佐地罗（Ernesto Zedillo）在1996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实行双重国籍法并取消境外侨民参加选举的限制。2000年在选举中获胜的国家行动党人福克斯总统（Vicente Fox）上台后更进一步建立`“境外墨西哥人工作总统办公室”,（the Presidential Office for Mexicans Abroad（O P M E ）委任一位双重国籍的墨西哥人为办公室主任，执意打破墨西哥侨民与外籍墨西哥人的界限，绕过各地领事馆直接与境外墨西哥社团组织取得联系，与此同时，福克斯政府还积极与布什政府就美墨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移民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以期建立起平等共管的移民体制。 当时布什政府似乎也有意达成某种协议，但 9.11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态度发生变化，谈判因之中断。为此 ，福克斯总统采取单方的行动，于2003年,先后建立了三个相互配套的机构来加强境外墨西哥人的工作：第一，设立由总统亲自领导，由外交部长为书记的“境外墨西哥社区工作理事会”，（Consejo Nacional para las Comunidades Mexicanas en el Exterior –Council for the Mexican Communities Abroad）（CNCME）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由１１个涉及境外墨人工作部门的代表组成，在总统领导下统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有关移民的重大方针政策；第二，将此前的 PCME 和 OPME 两个机构合并组成新的“境外墨西哥人工作机构”（Institute of Mexicans Abroad ）（IME）。新机构（IME）设在外交部内，但独立于外交部，它派出自己的人员进驻墨西哥驻美国的50个领事馆主管境外墨西哥人工作；第三，设立“IME 谘询委员会”（Consejo Consultivo del IME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IME -the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the IME）（CCIME）.该委员会由境外墨西哥人社区自行选出的１２５名代表，全国机构的１０名代表，外交部邀请的10名特级顾问以及移民出境人数众多的州政府代表组成，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足以反映墨西哥移民中不同身份、不同阶级，不同社区的意见和诉求,确保IME的工作能符合广大墨西哥人的利益。

图3墨西哥出生移民占据人口最大比例的15个美国大都市区

作为政府移民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境外墨西哥人工作机构”（IME）这些年来主要做了下列工作：[34]

图4墨西哥驻美国领事馆分布图

（1）组织形势通报会和各种专题研讨会，向境外墨西哥人通报墨西哥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宣传政府对境外移民的各项政策，就移民的权益、教育、卫生保健、侨汇等问题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促进美国各地墨西哥人的相互了解并物色移民团体中的领导人才。

（2）建立“维系”（Laos）作为机关的电子刊物,即时向境外移民反映国内动向，传达政府的声音。福克斯总统每周在这一电子刊物上向境外移民发表谈话，其谈话通过美国的35个西班牙语电视台传达到98%的西班牙语节目收视家庭。总统的谈话还通过墨西哥移民聚集区的西语电台和Fiesta Mexicana 1460 WVOX 电台周六节目向广大听众播送。驻纽约总领馆每周在当地电台有半小时的专题节目，介绍政府的移民政策，解答听众的问题。从2005年起，驻美的46个领事馆的接待室均设有闭路电视，播放来访者关心的节目。

（3）组织两国健康周活动。（Bi-National Health Weeks（BHW）
墨西哥移民多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事体力劳动，工伤事故频发，但他们当中仍有56%享受不了健康保险,47%的人未能获得正规的医疗救助。针对这种情况，墨西哥卫生部、外交部和美国的一些地方机构,基金会以及民间团体在 2001年 发起两国共办健康周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关心移民的健康，研究移民中防止疾病和救助患者的办法，宣传卫生知识以及引导患者通过正确渠道获得救治。健康周活动受到美国和墨西哥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响应。2007年，美国已有33个州的6500个机构积极支持这项活动，许多拉美国家也参与其中。墨西哥驻美领馆还设立了常设的“健康柜台”（Ventanilla）在其辖区内帮助墨西哥移民患者获得必要的治疗，并为联邦、州和地方公共卫生规划招募合适的年轻工作者，为卫生部门提供有关该区墨西哥移民健康的信息。到 2007年，美国已有17个州的墨西哥领事馆设立了此类“健康柜台”，深受移民欢迎。

（4）实施移民教育规划 （Educational Programs ）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2007年，在 920万 25岁以上的移居美国的墨西哥成年人中，60%的人未获高中文凭。为此，IME 把实施移民教育规划视为最为迫切的任务。为克服学生随父母跨国流动和墨美两国教育体制和课程不同给学生带来的种种困难，IME 促使美墨两国实现交换教师和交流教学经验的计划，组织双方互换学生档案，免费分发教科书。
针对成年移民的情况，IME积极推行其“移民社区教育”规划，（Community Plazas）即以移民社区为单位，在领事馆的帮助下，借用当地学校和机关场所开办业余补习学校。该规划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内容的课程，如识字班，中小学基础班，计算机的运用等实用课程。此项教育规划于2001年实施后，广受移民大众欢迎，2007年已推广到美国的 35个州的 373个移民社区。

IME 还与两国教育部门合作，开设远程教育，通过专业课程，帮助移民提高专业水平，同时还经由领馆发放奖学金，帮助移民青年进入美国高等大学深造。

（5）增进移民的理财知识，促进银行汇款和投资
墨西哥移民每年汇回国内的侨汇数量相当可观。2008年仅通过正规的途径汇入款就多达 26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 GDP 的3%。虽然如此，据调查还有大约 53% 墨西哥移民因为没有银行账户或存折而在汇款时蒙受重大损失。为增进移民理财知识，促使移民经由银行安全汇款，减低汇费，并投资于公共事业，IME 制作了录像带和多种文字资料引导移民向领馆索取该馆发放的”墨西哥人身份证”（matricula conlar），该证可证明领取者为墨西哥人而不涉及身份是否合法问题，便于无合法身分者在银行开户与汇款。经 IME多年努力，目前美国已有 400 金融机构对该证予以认可，并与17个墨西哥领馆签署了 45 项相关的协议。

为吸引境外墨西哥人同乡会将侨汇投资于地方建设，墨西哥政府，还在一些地区推行“三加一”的计划，即每汇回1美元用于家乡公共事业，联邦，州和市镇当局便各补贴1美元参与其事。这项计划已在许多地方实施多年，并为拉美一些国家所效法。

从以上列举的这些工作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墨西哥政府根据时代的特点和墨美两国间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的特殊关系，开展别具一格的侨务工作。有学者认为，“境外墨西哥人工作机构”（Institute of Mexicans Abroad ）（IME）。实际上也是墨西哥在美国的“公共外交机构”，类似英国著名公共外交机构 BBC广播公司和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所不同的只是它透过对墨西哥移民的工作,改变墨西哥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间接地影响美国人。[35]对此,一些美国白人学者对墨西哥政府的做法深表忧虑。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西班牙裔的挑战>说，墨西哥移民具有不可同化的特点，“墨西哥化运动”会加速国家的分裂。墨西哥政府反驳说，，我们是在提高墨西哥移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争取公平的待遇和权益，反对种族主义的歧视，而不是搞“墨西哥化”。“墨西哥人认同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愿为美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什么可指指责的，美国不是最讲自由、民主、平等的吗！”。当然，墨西哥政府的政策在墨西哥国内部也有不同的反应，人们认为美国虽对墨西哥政府这种政策无可奈何，但据此，墨西哥也就更加依附于美国，难以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六）菲 律 宾

菲律宾是当今移民占总人口比例较高而分布极广的国家。根据“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CFO）2007年的最新资料,菲律宾海外移民为872万，约为菲律宾总人口的10%，其中短期劳工为413万，占海外移民总数的48%，永久居民369万，占海外移民总数的42%，非法移民90万占10%。菲律宾海外移民分布在世界各地近200个国家与地区，就地区而言，美洲占42%，中东占25%，亚洲占14%，欧洲占11%，其它8% 。而就国家而言，前五位为沙特阿拉伯（12%）、阿拉伯联合酋长国（6%）、马来西亚（3%）、英国（2%）和日本（2 %）。

菲律宾劳工分为陆上作业和海上作业两大类，陆上作业者约占79%，海上作业者为21%。两类劳工合计约占菲律宾全国总劳力的四分之一。从2006年起，菲律宾每年输出劳工100万，其中一半为女工,近一半持有学院文凭，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有组织劳工输出国。[36]

菲律宾大量输出劳工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之前，菲律宾对外移民人数不多，主要前往美国。70年代后，由于国内失业现象严重，政局不稳，而此时主要工业国家正缺少劳力，尤其是中东产油国极需劳工开展基建工作，菲律宾政府便乘机输出劳工以缓解国内的局势。

1974年菲律宾通过了劳工法令,开始制定一系列劳工移民政策大规模输出劳工，从那时起到2006年，菲律宾年输出劳工由1975的3万6000人增至2006 年的100万，增加了25倍。菲律宾劳工已走遍世界190多个国家，其海员已占全球海员的30%.[37]

移民前5名国家 1. 沙特 2. 阿联酋 3. 马来西亚 4. 英国 5. 日本
图5 到2007年底872万海外菲律宾人分布比例
数据来源：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

对如此迅速增长的海外劳动大军，菲律宾政府自然不能不予以重视。早在1980年菲律宾政政府便在劳工与就业部之下设立“海外劳工福利署”（Overseas Worker`Welfare Administration [OWWA]）。1982年又建立“菲律宾海外就署”（Phili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主管海外就业事务。1995年又设立“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Office of the Legal Assistant for Migrant Workers Affairs [OLMWA]，以法律保护劳工在海外的权利，随后又在菲律宾移民劳工两万以上的国家里设立“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 Migrant Workers and Overseas Filipinos Resource Centres [MWOFRC] ）就地及时解决移民的各种困难。此外，针对永远移民需求，菲律宾还建立了“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CFO]）由副总统Teofisto T. Guingona，JR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做为协调政府各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开展侨务工作的最高机构。该委员会定期出版《菲律宾侨民手册》公布政府有关侨民的政策、法令和各种优待侨民的服务项目。至2005 年《手册》已发行第7 版。[38]

在国会方面，菲律宾在上世纪80年初就已通过立法将海外劳务输出逐步纳入法制轨道。1995年国会又通过共和国第8042法令即“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法”（Migrant Workers and Overseas Filipinos Act），上面提到的有关保护菲律宾侨民机构如“移民劳工事务法律办公室”、“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就是根据这项法律成立的。2003年8月菲律宾国会通过了共和国第9225号法令即关于双重国籍的法令，该法令已由阿罗约总统签字生效。

为了肯定菲律宾海外移民的成就和贡献，阿基诺总统不但称菲律宾移民为“当代英雄”，而且在1988年签署了276号告示（Proclamation No,276） 宣布每年12月为”菲侨月”（ Month of Overseas Filipinos），在此期间，举办各种活动,表彰菲侨的业绩,发扬他们为国奉献的精神。

总统还奖赏在服务菲律宾同胞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和在专业工作上的卓越成就海外菲律宾人个人和团体。自1991年总统奖赏的做法制度化以来，已有35个国家的156个菲律宾移民个人和机构受到表彰。

随着劳工移民人数的倍增和政府对移民工作的迅速开展，菲律宾的侨汇也大幅增长。1975年其侨汇为1.03亿美元，2001年为65亿美元，2008年更增至170亿，占菲律宾GDP的13%。在全球侨汇收入排行榜上，排在印度、 中国、墨西哥之后，居第4位。侨汇剧增有助于菲律宾国际收支的平衡，也有助于部分移民家庭生活的改善，但也付出相当代价。由于移民夫妻长期分离破坏了移民家庭结构，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虽然菲律宾输出劳工中近半拥有学院文凭，但在国外从事的是低端的职业，如医生出身的人到国外当护士，工资收入和生活条件虽然比国内好，但用非所学，因此，谈不上引进多少先进科学技术。大学和学院为满足移民国外就业的需求，降低教学水准，烂发文凭。政府的政策，没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的内聚力，而是产生所谓 “移民文化”，使得人心涣散，都想到国外寻找个人出路，各奔前程。政府既甘当“世界劳力的提供者”，无长远宏伟的工业化计划，只能永久依附于国际资本所控制的劳动分工，在国际劳动市场上赚一点血汗钱，维持生计吧了。2008年，菲律宾的人均GDP已大大落后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更不要说新加坡了。

由于上述事实，一些有识之士对菲律宾政府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甘当“世界劳动力提供者”的政策颇为不满，对重重叠叠,名目繁多的保护海外劳工机构的实效表示怀疑，对菲律宾的现状和前途深表失望的忧虑。 看来菲律宾对海外移民的政策和做法，虽在技术层面上有些参考价值，但在战略层面上，无论从发展国家的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不成功,有待于人们认真分析和总结。

三、思考、借鉴、商榷

以上我们了解了各国的一般动向，又对六个各具特点的国家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大体上了解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待其海外移民的基本态度和侨务政策以及借助海外移民（包括侨民和外籍移民）这个特殊群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做法。初步比较和分析这些国家的实践可以发现，各国都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的具体思路和做法，例如，英国的文化产业建设和公共外交以及领事保护，意大利侨民组织工作和外籍议员国会遊说工作，爱尔兰对海外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救助，印度高起点的诸多侨务举措，墨西哥领馆工作及其吸引同乡会参与地方建设的“三加一”计划以及菲律宾过分依赖劳力输出的教训等等都有助于我们拓展思维空间。除此之外，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发现还有三点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和思考：

其一，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虽然许多国家对待海外移民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纷纷建立机构，开发移民资源，并力图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 ,并非所有的国家对其海外移民都给予以同样重视。

读者从本文第一节引用的2012年国际移民组织（IOM）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联合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可清楚看到，设有正规侨务机构的56个国家中，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占了50个，发达国家只有6个。在总数77 个侨务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拥有69个，发达国家只有8个，在26个中央部级侨务部中，发展中国家占有25个，发达国家只有1个（以色列）。在17个部属侨务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拥有15个，发达国家只有2个。在17个其他形式的全国性侨务机构中，发展中国家占了15个，发达国家只有2个。5个设有地方侨务机构的国家全为发展中国家， 8个国外准政府的侨民机构中有5个属于发展中国家，3个为发达国家所建。（其中两个为以色列所建）

从目前所能得到的上述官方数字可以清楚看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其海外移民的重视程度和做法有着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发展中国家重视侨务工作比较容易理解。问题是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强势地位建立强有力的侨务部门，团结海外族人，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向心力以发挥他们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而是采取相反的策略,漠然置之呢？为什么越是发达的大国就越是淡化其族群关系呢？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客观的必然性和主观的必要性？原来发达国家发达后，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可以在世界各地获得必要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借助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流动资金，可以依仗其雄厚科技实力，品牌效应和跨国公司网络占领国际市场，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海外族人的支助，因而也就对本国海外移民不予重视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移民大多已加入当地国籍，融入当地社会，不同程度地进入当地社会的中层和上层，有的甚至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权，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已成了不同国家的公民，而经济上也早已实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因此，他们虽为同族人却各有各的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再也不愿事事听从老祖宗的指令，唯祖籍国马首是瞻。在这种情况下，袓籍国以旧的形式保持原先的族裔关系，要求外籍族人像过去那样效忠自己，已不可能了。他们之间的许多问题都必须在国与国的层面上加以处理。于是族群关系的主导地位就不得不逐步让位于国际关系，仅以语言文化和宗教等形式继续维系传统关系。于是最发达的国家除了通过外交领馆护侨外，也就没有在国会和政府部门内建立侨务机构的迫切需要了。上述事实清楚表明移民输出国对其移民的关注程度与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揭示出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距如何造成了对移民关注度明显反差。

这种反差现象的出现必然引起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因为他们很快就将面临发达国家遇到过的问题。看来并不是国家越发达，海外移民的政治经济地位越提高，族群关系就必须绑得越紧才对国家对移民有利，恰恰相反，随着国家经济跨阶段的发展而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随着海外移民更深入地融入居住国社会，发达国家需要不失时机地淡化族群关系，调整族群间与国际间的关系，兼顾袓籍国、海外移民和移民居住国三方的利益才能各得其所。21世纪迅速崛起的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不可能像19世纪西方列强那样拥有殖民地，他们的移民也不可像盎格鲁萨克逊人四处建立以他们为核心的政权并与英国建立那种特殊的关系，但他们仍然面临着如何理顺族群与国际之间关系问题。时代不同了，他们将何以应对，需要我们密切观察。

其二，不仅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对其海外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海外移民历史与现状各异，各国在侨务机构的设置、政策制定和方法的运用上也都各具特点。英国、意大利和爱尔兰同属发达国家，他们之间的差异已见上文。这里再举一例，在对待双重国籍问题上，英国向来十分宽松，意大利较为严格，而爱尔兰则一贯加以拒绝。所以如此，都因国情不同所致。爱尔兰本身只有400多万人口，世界各地拥有爱尔兰血统的人多达7000万，双重国籍法实施，会使这个小国冒丧失独立与主权之险，为捍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免遭不侧，爱尔兰顶住各方压力，至今仍拒不实行双重国籍。可见在借鉴与吸取国际经验之时，必须深入了解该项政策的具体内容和该国的国情和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报纸上剪下几条外国新闻，未经核实，也不了解该国的情况及其社会背景，便举之为例，引以为据，做起文章，谈论借鉴与吸取，这种的研究方法甚不可取。要知道，了解具体国家的国情和某项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是我们借鉴和吸取国际经验的必要前提，而立足中国国情更是制定我国侨务政策的根本依据。

其三，从上述国家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软实力的基础是硬实力，国家贫困落后，政局不稳，民不聊生，有何软实力可言。国力不强，虽有古老的文明也只是资源而已，并非现实的软实力。软实力的发挥也还有赖于文化产业的建设和传播实体的支撑。软实力主要通过政府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等渠道发挥作用，侨务工作只起配合作用，因为海外移民是一个国籍不同，成分复杂，政见不一，宗派繁多，难以统一行动的特殊群体，政府在软实力方面不可能对他们寄以过多过高的期望。只能努力争取一部分移民并通过他们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活动。发达国家由于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各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制度，其涉侨部门的工作重点是外向的，即主要借助海外移民向外宣扬其成就，以提高其竞争力，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侨务重点却是内向的，即争取海外移民帮助国家早日摆脱贫困与落后状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求自立于世界之林。也有内外兼顾,以内为主的， 如印度，墨西哥那样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这类发展中国家虽然开始起飞，但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尚在逐步建设之中，一时还拿不出一套令人信服的东西让世人效法,他们的做法主要是通过海外移民引进外资,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增强国家硬实力同时,帮助国家建设自己的文化产业，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与此同时向世界显示国家民族精神和自立的能力，改变国家形象，抵御霸权的欺辱，为祖国，祖籍国顺利登上国际舞台扫清障碍。

以上这三点思考和认识，想来对研究当前的侨务工作会有所帮助。我们可以从世界移民输出大国行列中清楚地看到中国处于什么位置，应当着重借鉴哪方面的经验，如何注意体现中国的特点，发挥中国海外移民在提高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并预见到可能面临什么挑战。

第一，中国经济总量虽已世界排行第二，但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还是落后的。我国现阶段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尚有一段路程，因此，在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还必须十分重视海外移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数众多的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对祖国和祖籍国也还有诸多不同的诉求，因此那种主张在当前就削弱甚至取消侨务的意见是不可取的，持这种意见者既不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走向，也不了解现阶段中国作为移民输出国所处的位置和特点。对中国来说，当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展侨务工作而是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好侨务工作。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我们还应当重视开展前瞻性研究，考察发达国家对待其海外移民的政策、研究他们处理族群关系与国际关系的经验与教训，并根据于中国的特点和国家发展的进程，积累统筹族裔关系与国际间关系的实践经验，以适应我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度所面临的问题 。

第二，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国策，也是我国侨务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侨务的地方。坚持这个特点，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既给我们带来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细心探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以进一步指导今后的工作。

第三，在发挥海外移民这一特殊群体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作用方面，由于我们是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借鉴印度等快速发展国家的经验，内外兼顾 以内为主的做法，即重点放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引入各国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与此同时发挥他们在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中的作用，使他们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理解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消除各种疑虑，共同为建设和谐世界而努力。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没有太多涉及海外华侨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只说“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中央这一提法是实事求是的，没有对华侨华人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调文化软力建设关键在于国内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央文件这一提法也是平实而慎重的，没有对他们寄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因为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70%-80%已经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他们在许多国度里，作为该国的新公民还远未获得当地主体民族的充分信任，人们对他们是否忠于入籍国还有所怀疑，有些国家实际上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对待，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处境，多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着想，他们能在中外人文交流中起到桥梁的作用已属不易，不能对他们有过多的要求和不切实际的期望。

目前有些做法颇令人担忧，即把华人与华侨以及港澳同胞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赋予他们同样的历史重任，并且层层加码，令外籍华人左右为难，诸多困惑。在某些敏感地区还引起华人内部的争执，影响华人内部的团结。我想，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回到中央文件的平实的提法上来，即回到“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为好。时至今日，外籍华人已占中国海外移民的大多数，华侨和港澳同胞只占少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忽略这个大多数，以对待本国公民的要求来要求占大多数的外籍华人。

当前，在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问题的过程中，还有几种时常出现的提法值得商榷。

必须明确，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软实力而不是一般概念的软实力，如企业的软实力等等。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软实力涉及国家间的博弈，因此，

一，不宜把华侨华人说成是中国的软实力。国家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家经济、技术、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精神力量，主要指构成公民的认知能力、精神面貌、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文化因素，其核心是蘊含价值观的精神力量。软实力的发挥固然需要通过人和其他物质载体表现出来，但人和其他物质载体不等于软实力。海外华侨华人是一个包括多种国籍、多种政治认同、多种价值观取向的特殊群体、怎能笼笼统统地说成中国的软实力？这种说法在实践上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无异宣布华侨华人是中国的代理人，置他们于十分尴尬地位，不利于他们生存与发展，也不利于中国与中国移民住在国之间政治上相互信任。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些学者正是从霸权主义理论出发，把华侨华人说成中国的软实力，把中国海外移民说成中国对外扩张的工具。我们切莫人云亦云。

二，不宜把外籍华人的成就都说成中国的软实力。例如，作为我们的亲戚，我们有理由为美国华人和新加坡华人的成就感到高兴，但把美国华人和新加坡华人的成就说成中国的软实力，这不符合客观事实，有贪天功为己有之嫌，不为美国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和他们的政府所认可，也不利于我们实事求是的认识自己。

三，不宜把中外文化交流不加分析地简单等同于中国的软实力。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固然更加凸现，但中外文化交流可以实现不同文明的相互包容和尊重，互相借鉴和交融，共同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做出贡献。已故费孝通教授关于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提法有助于我们建设和谐世界，而将中外文化交流说成中国软实力，把我们的和平意愿和霸权主义者的别有用心混为一谈，却容易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对人施压，来者不善。何况，吸收中华文化者，各有各的目的，未必都是对华友好，怎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软实力。 历史上日本曾大量吸收中华文化，但正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历史的教训豈可遗忘。可见‘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要分清其性质，还须注意是在什么层面，什么场合，什么意义上使用，不能当成时髦之词，不加分析地到处套用。

总之，华侨华人与软实力关系是道历史性新课题，不仅需要认清软实力这一概念自身的含意，分清其内含与外延，注意其向与量的统一，更需要将侨务工作置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这个时代新格局中思考，需要我们开阔眼界，从全球视角进行探索，善于借鉴国际经验，又要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勇于创新，又要避免无意中陷入西方霸权主义布下的理论迷局。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花大力气，深入研究，创建自己的科学语汇和理论，紧紧掌握话语权。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以及国际移民问题研究。

[②] 以色列是散居全球各地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不是移民输出国，各地犹太人也大都不是以色列海外移民，
情况特殊，拟另做研究

[③] 丘立本：《外国侨务工作新动向及其原因与启示》，《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2、4期。
[④] Alan Gamlen, Diaspora Engagement Policie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kinds of states use them ?
COMPAS Working Paper No.32,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6.
Dovelyn RannveigAgunias and Kathleen Newland, Developing a Road Map for Engaging Diasporas
i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2,
[⑤] Massey, Douglas S.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June 2003.
[⑥] BBC: Brits Abroad.
[⑦] Dhananjayan Sriskandarajah and Catherine Drew, Brits Abroad，Mapping the Scale and Nature of British Emigration, Executive summary IPPR. 2006.
[⑧] Mirjam van het Loo, Susanna Bearne, Pernilla Lundin, Hans Pung Amanda Scoggins Miriam Shergol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onsular Services Vol.II. Rand Europe. 2005.
[⑨] Tim Finch with Holly Andrew and Maria Latorre, Brits Abroad, Making The Most of British Diaspora , Executive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 IPPR. 2010.
[⑩] Kingsley Aikins, Dr Anita Sands, Nicola White, The Global Irish Making a Difference Together, The Ireland Funds. 2009.
[⑪] Walter, B. Gray, B., Almeida Dowling, L. And Morgan, S., A Study of Exist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about Irish Emigrants and Irish Communities Abroad. 2002. p.26.
[⑫] Ireland and the Irish abroad :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Policy regarding Emigrants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o the Minm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r. Brian Cowen,T.D. 2002. http://www.dfa.ie/uploads/documents/task
[⑬] 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Global Irish Economic Forum. 2011. www.globalirishforum.ie.
[⑭] Emigrant Support Programme http://www.dfa.ie/home/index.aspx?id=292
[⑮] Daniela Del Boca Alessandra Venturini, Italian Migrati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 IZA DP No.938 2003. http://ftp.iza.org/dp938.pdf
[⑯] 陈里特：《意大利移民政策》,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

[⑱] 上述意大利侨务机构、议会立法、侨民组织以及侨务政策的实施等资料见：The Italian Diaspora, in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 2002. p.322-325. http://www.moia.gow.in Hans Jorgen Helms (ed), Democratic Rights of European Expatriates. 2004. p.15-20. www.euromondenet
[⑲] Marina Murat, Barbara Pistoresi and Alberto Rinadi,Transn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FDI evidence from Italian associations worldwide Marina. 2011.
http://www.jed.or.kr/full-text/36-4/1.pdf
[⑳]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Annual Report. 2008-09. www.moia.gov.in.
[21] 参见：K. Laxmi Narayan, Indian Diaspora: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1994. http://www.uohyd.ernet.in/sss/cinddiaspora/occ3.html. N. Jayaram, The Study of India Diaspora A Multidisciplinary Agenda. 1998. http://www.uohyd.ernetin/sss/cinddiaspora/occ1.htm1.
[22]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07-2008.
[23] K. Laxmi Narayan, Indian Diaspora: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1994.
http://www.uohyd.ernet.in/sss/cinddiaspora/occ3.html
[24] 贾海涛: 《印度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及相关问题》,《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贾海涛：《印度政府海外印度人政策的演变》，《世界民族》2007年第2期.
[25]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 2002. http://www.moia.gow.in
[26] Ibid., p. 377, 415.
[27] 参见： List of Persons of Indian Origin Holding Positions of Head of State/Government, Ministers in Other Countries”; ” PIOs 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 Senators Origin in Other Countries “, http://moia.gov.in/services.aspx?ID1=60&id=m7&idp=59&mainid=23
[28] 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各司下述主要工作情况见于该部2006至2011历年年报。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Annual Report 2006-2011. http://www.moia.gov.in/
[29]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Annual Report 2008-2009.
[30] Allison Marz Freedman, USINPAS and the U.S.-India Nuclear Deal: Lasting Influence or One Shot Victory ？, CUREJ – CO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lectronic. http://repository.upenn.edu/curej/9
[31] Jayanta Roy, Pritam Banerjee, Attrating FDI from the Indian Diaspora: The Way Forward,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2007； Promoting Investments from the Indian Diaspora: A New Beginning Special Report, OIFC Publication. 2009
[32] 详见丘立本：《印度国际移民与侨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3] Laureen Laglagaron, Protec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The Mexican Government’s Efforts to Aid 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Pi,(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0.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
[34] Claudia Keller Lapayre, The Institute of Mexicans abroad as a Mexican Institu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99314_index.html
[35] Claudia Keller Lapayre, The Institute of Mexicans Abroad as A Mexican Institu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99314_index.html
[36] Margarita R. Songco，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the Philippines. 2009. http://www.adb.org/documents/events/2009/poverty-social-development/WG1C-remittances-decline-phi-Songco-paper.pdf
[37] Margarita R. Songco,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the Philippines. 2009.
[38]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Handbook for Filipinos Overseas (6th Edition ). 2002. (7th
Edition ) 2005

丘 立 本
中国社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对外开放的时候，世界上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还寥寥无几，曾几何时，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天不同程度地开展这项工作的国家已多达70余国，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移民输出国也有传统的移民输入国.。 这些国家国情不一，移民情况各异，各国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但加强侨民工作与领事保护的趋势却是相同的。为什么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会出现在这种现象呢？这种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信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造成的，而其直接的原因则是在此背景下国际移民历史进入了新阶段，产生许多新的特点，出现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

胡锦涛同志曾强调指出：“多掌握一些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要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利用中掌握发展全局。”[1]

本着“多掌握一些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的精神，本课题拟就下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当代国际移民的若干特点: 机遇与挑战；二，各国侨务工作的开展与比较; 三，外国领事保护工作的实践与经验; 四，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几点启示

一 当代国际移民的若干特点: 机遇与挑战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因自然环境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发展，战乱的发生，国家和帝国的建立等等而不断地流动和迁移，但数以千万计的大规模、远距离的人口国际迁移现象却是在中世纪之后才发生的，而这种现象的发生又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殖民地的建立，欧美工业化的进展，帝国主义的争斗，旧殖民体系的崩溃与新殖民主义的出现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密切关联的。

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00-1800）；[2] 欧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800-1914）；[3]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战后初期的国际移民（1914-1960）[4] 以及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960-2000）[ 5]。研究侨民问题，需要了解国际移民的基本史实。[6]

国际移民又是特定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产物，它与商品、资金、信息在特定地域的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流动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国际移民体系”。（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7] 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接纳移民体系主要有：北美移民体系、欧洲移民体系、波斯湾移民体系，亚太移民体系和拉美南角移民体系。[8] 此外,南非移民体系和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移民体系,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观察21世纪国际移民特点和发展趋势时，也应注意这一结构性的特点。[9]

当代国际移民具有如下两大明显特点：

（一） 移民数量的增长与非法移民问题的日趋严重

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资料指出，近40年来国际移民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1965年全球国际移民只有7500万，2000年增至17500万，2005年的最新估计移民总数已达1亿9200万,增长速度比全球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快。[10]有学者认为，如果国际移民以1985-1990年的速度即年均2.59%的速度增长，那么2050年其数量很可达到5亿3900万，为现在的3倍以上。[11 ]

国际移民人数大为增长，原因之一是全球化拉大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深了南北之间的鸿沟。2000年全球GDP为30万亿美元（30 trillion）, 人均收入为5000美元，[12] 但实际上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相差甚大,1975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8 倍，低收入国家的41倍，而到了200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6 倍，低收入国家的66倍，许多贫困国家、自然灾害和战乱，寻求个人的安全和出路必然要千方百计向发达国家移民。[13 ]

经济发达国家生育率大幅下降，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极度缺乏而发展中国家人口正处于高增长期，劳动力大量过剩是国际移民大增的另一原因。现在，全球每年人口增加8300万，其中8200万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每年大约230万移民到达西方国家，占西方国家人口增长的2/3。有学者指出1800年欧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0%而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8%，现在欧洲和非洲人口大体相当，但到2050年，欧洲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将降到7%而非洲的比例则将升至20%，高出生率必然带来移民的压力。[14]

交通与信息业的革命为跨国移民提供了愈来愈便利的条件。现在合法移民只要花上2500美元便可到达世界各地，非法移民也只要花1-2万美元便可达到目的地。[15]

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官方与民间网络的发展也为人口跨国迁移提供了渠道和机制。移民网络的形成扩大了移民信息来源，降低了移居成本和风险，使整个移民的过程获得内在的动力。而移民产业的兴起更促进移民数量的增加。[16]

随着移民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边界管制并对外来移民加以限制,导致非法移民的日趋增多。据欧盟估计，1990年欧洲非法移民约200万，2001年增至300万，现在每年以50万的速度增长。美国情报部门预测，2000-2015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有4500万人进入劳动市场，其中将有不少人因无法在国内就业而流向国外，在各类国际移民中增加最快的将是非法移民。20年前进入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只占移民总数的20%，如今已占了新移民的1/3至1/2。现在美国每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逮捕的非法入境者多达150万。2000年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总数已多达900万至1100万，几乎是原先估计的两倍。[17] 如何应对非法移民日益增长的问题成了国际性的难题。

（二）移民模式复杂化与界线的模糊 ,流动方式多样化与跨国社群的形成

英国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认为，21世纪是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的时代，不仅移民人数大增，移民模式也更加多样化。不同类别移民间的界线也日趋模糊。政府虽极力鼓励某种移民入境同时限制某种移民入境，但发现很难加以区别，无法有效实施其政策；

过去单向性移民和永久性移民占居多数，现在由于信息发达，交通方便，旅费便宜，双向往返性移民和多向环回性移民(repeated and circulatory migration)日益增多，临时性移民(temporary migration)的比重日见增大，“再移民”的现象也十分普遍。移民与其家庭的联系也日趋密切, 越来越多的移民家庭，通过各种网络联系和生活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成员频繁交往，形成所谓 “跨国家庭”与“跨国社会”（transnational community）。并产生强烈的跨国主义意识（transnationism）。

过去，国际人口迁移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他们或者成为永久居民，逐步汇入主流社会或者只是暂时的劳工和侨民与母国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主权和权力都没有受到怀疑。但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随着跨国社会的普遍出现和跨国主义意识的增强，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多层公民权(multi-layered citizenship) 双重国籍(dual national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国家主权问题受到严峻的挑战。

此外，移民的成分和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妇女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全球国际移民的比重高达47.5%。国际移民走向也已不限于南北之间，在南南之间尤其是低收入和中收入的南南国家之间移民现象也十分频繁。不少国家既是移民输出国又是移民输入国和移民过境国。[18]

国际移民模式的复杂化与类别的模糊化，人口流动方式的多样化和跨国现象的普遍化虽然对国家主权构成严峻挑战，但也为移民和主权国家提供许多前所有的新的机遇。它使得发达国家有可能迅速获取劳动力和科技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力和人才的输出提供某种程度的补偿，为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提供新的可能。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个人可以通过现代媒体迅速了解到国外就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出路，而国家则可以通过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了解，输出国内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目前全球每年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量约为 3000 – 3500万人, 比20世纪80年代初增长 50% ，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例如2001年菲律宾输出劳工86.66万人,其中陆上劳工66.16万人,海上劳工20.5万人,海外移民存量增至741万人，约为该国总人口的10%。印度以中东为主要目的地，输出劳工人数在300万人以上。大量劳工的输出不仅程度不同地缓解了这些国家国内的失业问题,还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19 ] 其中最明显的好处是巨额侨汇。

现代电子通讯技术使得海外移民得以将其部分收入通过银行或私人机构迅速汇回家里。[20] 1970年国际侨汇总额还不到20亿美元，1999年其数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增长了50倍。世界银行2006年度全球经济预测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经由官方渠道输送的侨汇总数已超过2320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获得1670亿美元，为各种来源的发展援助两倍多，而经由非官方渠道汇出的侨汇估计至少为上述数字的50%。侨汇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资来源。该报告说，印度是侨汇最大的接受国，共获得217亿美元，其次是中国213亿美元，墨西哥181亿美元，法国127亿美元，菲律宾116亿美元。一些小国,侨汇的数量虽不大,但在其GDP中却占有很大比重：如汤加（31%），摩尔多瓦（27.1%）， 莱索托（25.8%）海地(24.8%)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2.5%)。（参见图1）侨汇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稳定的外汇来源。（参见图2）它改善了移民家庭的生活，减少许多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 [21]。目前侨汇收入已超过外国发展支助金和私人投资总和的已有36个国家，超过最主要输出产品收入的有28个国家。[22]

国际移民除了增加侨汇外，还促进了交通、电讯、旅游和商业的发展。拉美学者Manuel Orozco因之将其称为“5Ts”产业，即Tranfer of remittance，Transpotation，Telecommunication ，Tourism，Trade五个“T”字头的产业。[ 23]

图1 2006年10大侨汇接受国 [24]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 based on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200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 and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data.
————————————————————————————

图2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侨汇与资本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 based on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7 and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2006.

科技人才的流失（brain drain）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切的问题。2000 年，每10名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中有6名来自发展中国家。80年代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对高科技人才外流采取过严格的限制政策，但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80年代后，由于交通的日渐便利，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日趋普及，定居海外的高科技人员开始通过短期回国讲学，建立网络联系等方式参与国内的科研、教学与建设工作，为国服务，“人才流失”逐渐转为“人才流入”（brain gain）形成“人才流动”（brain circulation）为人力资本的营运开辟出新的途径。[25]

印度IT产业的飞速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90年代以前大量科技人才流向欧美，曾使印度深感忧虑和无奈，但后来事态证明，这种人才一时的“流失” 在全球化新条件下，可以转变为人才的“储备”和“获得”。今天，印度最大的20家软件公司中有19家是由侨居海外的印度专业人士所拥有或经营的，2002年，他们为印度提供了40万个软件产业就业岗位，创造了产值超过60亿美元的软件产品和服务收入。[26]

由于上述这些新的情况的出现，从上世纪80年代后，人们对国际移民的整个看法，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原先,人们对国际移民的看法多为负面,认为大量劳动力外流说明政府无能,现在人们多从正面看待对外移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利用国际劳动市场解决就业问题一种机遇。

原先，人们大都看不起移民，认为他们是竞争的失败者，在国内混不下去才不得不外出谋生，现在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菲律宾总统出来为他们正名,说他们是菲律宾的民族 “英雄”。墨西哥总统也将每年汇回近百亿侨汇的墨西哥移民称为现代“英雄”。[27]

原先，政府把海外侨民的存在看成沉重的负担，现在政府把海外侨民的存在看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在国力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尽力加以保护，积极加以开发和利用。

于是如何保护，如何开发，如何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就成了摆在移民输出国面前的重大任务，成了时代对他们提出的严峻的挑战。

于是便出现了竞相开展侨务工作的热闹场面。

应当指出的是，联合国有关移民问题的机构，国际移民组织（IOM）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银行，以及其它许多国际移民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对上述场面的出现，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8]

二、 外国侨务工作的开展与比较

2005年初，笔者曾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约有20多个国家开展侨民工作[29]最新的资料表明，目前已建立官方机构并积极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已多达70多个，还有一些国家正在筹划之中，看来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形势下，开展侨民工作已是大势所趋了。那种认为只有我国才有侨务部门的中国特殊论想法已经过时了。当前侨务部门的任务之一是更新观念，放眼世界，尽量搜集资料，多多了解各国开展侨务工作的情况并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了解在全球化时代,哪些是各国侨务工作的共同做法，哪些是不同类别国家的做法，从中获得启示与借鉴，进而从全球的视角探讨侨务工作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一） 外国侨务工作的一般做法

1， 建立和健全侨务机构，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建立和健全侨务机构，是顺利开展侨务工作重要保证。许多过去不设侨务机构的国家，近年来纷纷建立侨务机构，例如匈牙利[30]、罗马尼亚[31]、保加利亚[32]、塞尔维亚[33]、阿塞拜疆、亚美尼亚[34]，巴西[35]、智利。[36].

一些已有侨务机构的国家则扩大和健全机构，提高档次，例如希腊[37]、意大利[38]、葡萄牙[39]、马里[40]、黎巴嫩[41]等,

还有一些国家成立了中央一级海外移民事务部，统管侨民和外籍移民的事务,目前已知的有印度[42]、巴基斯坦[43]、巴基斯坦[44]、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45]、阿尔及利亚[46]、埃及[47]、塞内加尔[48]、海地[49].

一些未设侨务机构的国家如、则由最高当局统管侨务。如菲律宾根据自己劳工移民占多数的情况，没有另外建立侨务部门，但成立“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CFO]）由副总统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领导和协调政府各部门开展海外菲律宾人的工作。[50]

此外，日本、韩国、秘鲁、乌拉圭、突尼斯、危地马拉、土耳其等也都在外交部内设立相应的侨务办事机构。以色列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建立专门募集犹太人入境的机构，犹太人立国后对世界各地同胞的工作也引起人们的关注。[51]

各国政府在开展侨务工作中深感政府涉侨部门间的协作的重要。2000年波兰政府在外交部副部长的主持下成立协调政府有关波兰侨民与海外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52]1997年埃及政府也由人力与对外移民部、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等13 个 政府部门组成“移民工作高级委员会”，协调各部门的涉侨工作。[53] 爱尔兰政府最近也建立 ‘海外移民工作部际委员会’以汇总相关信息，协调海外移民的工作。[54]

2, 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全面深入掌握侨情是制定确实可行的侨务政策的先决条件,不少国家纷纷加大投入，组织专业科研力量对海外侨民的历史与现状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建立侨民资料库。

? 2000年8月“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动员印度国内各研究机构、涉外部门，驻外使领馆和侨民组织的力量，向外交部提交 “关于印度海外裔群的报告”。[55]

2002年孟加拉国政府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完成题为《海外裔群联系的制度化》的报告，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56]

埃及人力与对外移民部和意大利政府合作并获意大利资助建立“统一移民信息体系”（IMIS）[57]

2002年，爱尔兰外交部完成题为《对现存信息资料的研究和对爱尔兰海外移民状况与侨民社会的分析》报告并任命一专门小组制定了大力表彰海外爱尔兰人业绩，关心海外爱尔兰弱势群体，对移民实行三服务的新政策。[58]

澳大利亚是传统移民输入国，但目前海外移民已近100万。2002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开展“澳大利亚国际移民新范式”的课题研究;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等单位也完成“关于澳大利亚海外裔群的规模、性质与相关政策的研究报告”, 提出“澳大利亚人才流动”与“澳大利亚海外裔群”的新概念和相关的侨民政策。[59]

2003 年,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弦主持的“韩侨基金会”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世界经济中的海外韩人》。[60]

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马里、科特迪瓦、突尼斯、萨尔瓦多等国也通过领事馆其它手段设法了解本国侨民的情况，建立海外侨民资料库。[61]

上述调研报告所用数据多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受到各国议会的重视并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3， 制订具体政策与行动计划，将侨民工作逐步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

许多国家在深入研究情况之后先后制订行动计划，力图将侨务工作纳入国家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2005年，巴基斯坦制订了一项计划，鼓励专家顾问短期回国服务以传授科学知识和技术。[62 ]

2003年乌拉圭在南美洲会议上提出一项关于海外侨民发展战略文件，并制定了政府的侨民工作纲要。[63]

哥伦比亚政府正在实施一包含涉及侨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条款的的建设纲领。[64 ]

萨尔瓦多正在执行“萨尔瓦多侨民工作规划”内容包含了经济整合、领事服务、与市民社会联系、人权、家庭团聚、侨汇支乡、交通往来以及社会与人道救助等八方面的侨务政策。[65 ]

委内瑞拉、[66] 突尼斯、[67]阿尔及利亚、[68]贝宁、[69] ”乌克兰、[70] 爱沙尼亚[71]和芬兰政府”[72]也都先后制定侨民工作计划，支援家经济建设。

4, 通过立法,确保政策的连续性,维护海外移民的利益

1983年法国上议院留给海外侨民12个席位,从‘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 CSFE)中选出。[73]

意大利1989成立“意大利侨民总委员会”（CGIE），外籍意大利人可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但不得超过半数。议会给海外意大利人保留上院6席，下院12席。.允许意大利人拥有双重国籍。[74]

葡萄牙1996成立 ‘葡萄牙海外社团理事会’ 作为制定海外侨民政策和处理涉侨事务的谘询机构。[75]

西班牙1987年成立海外 ‘西班牙居民委员会’和‘海外移民总委员会’作为全国性的海外移民谘询机构。[76]

希腊议会建立‘希腊侨民议会委员会’,由各政党联合组成,为长设的谘询机构,有独立预算,.[77] 克罗地亚议会为其侨民保留12个席位，[78]

波兰‘上议院建‘对外移民与海外波兰人委员会’负责开展国际交流，下院设‘海外波兰人联络委员会’通过民间交往争取侨民权益。[79]

1998年土耳其建立 ‘海外国民高级理事会’下属 ‘海外国民协调委员会’作为议会和政府开展侨务工作的机构。此外，塞浦路斯、圣马力诺、等立法机构也都设有类似的侨务谘询机构。[80]

乌拉圭、巴拿马、秘鲁和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西和墨西哥等10个拉美国家的议会先后通过双重国籍法。[81]拉美许多国家还与西班牙和中美洲国家分别签订双边双重国籍法。[82]

印度国会在2004年12月通过立法允许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6个国家的外籍印人自由进入印度。[83]

菲律宾在上世纪80年初通过立法将海外劳务输出逐步纳入法制轨道，2003年8月国会通过关于双重国籍的法令。[84]

5， 召开世界性移民代表会议，组织全球性移民民间机构，加强移民与母国联系

现代科技通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移民间得以建立紧密联系，许多国家的侨务部门召开全球性移民代表会议，成立全球性的移民机构，加强全球各地移民与移民、移民与母国的联系。

上世纪年代以来希腊、意大利、芬兰、匈牙利、俄罗斯、波兰、亚美尼亚、黎巴嫩、贝宁、叙利亚、墨西哥等国先后召开世界性移民代表会议，组建全球性移民民间组织，如“世界海外希腊人理事会”、[85] ‘世界意大利人大会’(C.I.M) [86]、“海外芬兰人议会”[87]、“全球匈牙利人侨民代表大会”[88]，“俄罗斯同胞国际理事会”[89]、“海外波兰人社区大会”与 “世界波兰海外移民协会”[90]、“亚美尼亚海外侨民大会”、[91] “贝宁海外移民会议”、[92]“叙利亚海外移民大会”、[93]“墨西哥国家与海外族群”[94]“世界黎巴嫩人文化联合会[95]”等。日本“日系人与海外日人协会”从１９７５年至２００１年已召开过各种侨民会议４２次。[96]

6， 组织海外移民月,移民周、移民日活动,表彰有特殊贡献的海外人士，增强海外移民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海外移民多因经济或政治宗教原因而背井离乡。他们在海外的艰辛岁月，鲜为人知，他们的成就也常为国人所忽略。为改变这种的状况，加强海外移民的归属感，争取他们对母国建设事业的支持。

1988年菲律宾总统宣布每年12月为“菲侨月” 举办各种活动, 表彰菲侨的业绩,肯定海外劳工对国家的贡献，宣布他们为“菲律宾英雄”，向有特殊贡献的菲律宾移民个人和私人机构颁发总统奖赏。到2003年为止，已有35个国家的156个菲律宾移民个人和机构受到总统的奖赏。[97]

2003年印度政府将每年的1月9日即圣雄甘地从南非返回印度的这一天定为海外印度人日，召开全球印人代表大会，表彰海外有特殊贡献的海外印度人并举办学术研讨会，商品交易会、投资促进会和电影节等活动。[98]

黎巴嫩、[99] 波兰、[100]埃塞俄比亚、[101]萨尔瓦多[102]等国也先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移民月、移民周和侨民日活动，大力表彰海外移民的业绩，大张旗鼓地宣传侨务政策，收到良好的效果。

7, 由议会出面，召开外籍移民议员会议，开展院外活动，维护国家利益

海外移民成为所在国国会议员者虽属少数，但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些发达国家的议会利用西方国家院外活动的合法性，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

2000年，意大利召开“意大利裔国会议员会议”。应邀到会的有法国国会议长、秘鲁国会副议长等166人。会议一致同意建立“世界意大利裔议员协会”以增进居住国与意大利的联系，并在居住国建立国会游说团，开展院外活动。[103]

希腊、法国、葡萄牙、黎巴嫩和印度等国议会也和本族裔的外国国会议员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的游说活动，对某项涉及本国利益的议案施加影响。

8, 发挥海外移民网络的作用，争取侨汇、侨资，引进科技人才

墨西哥为了解决非法移民的汇款问题，由其驻美国使馆发放证件证明持证人为墨西哥人。此证原为帮助警察识别涉案人身份，但已逐渐被美国银行作为开设账户的凭证。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墨西哥的侨汇已从1990年的30亿美元增至2001 年的99亿美元。[104]为了鼓励侨汇投资于国家建设事业,，总统福克斯实施了一项称为 “3合1”的计划,即侨民每汇回1美元现金投资于建设项目,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便各拿出1 美元以促其成。目前该计划已在萨卡特卡州顺利实施。已为许多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所效法。[105]

菲律宾政府发行专为移民使用的汇款卡，以保证海外移民不论身份合法与否都能顺利将汇款送回家里。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2007年菲律宾侨汇高达到170亿美元，对菲律宾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起了重要的作用。[106]

印度既重视争取侨汇又重视吸收海外高科技人才。2007年，印度侨汇总额高达270亿美元，居全球之首。印度IT产业年产值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计划引进侨资与外资千亿美元以投入基础建设工程。[107]

9, 积极推广民族语言，大力弘扬民族文化

加强民族语文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对维系海外移民与母国的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各国政府无不根据各自民族的特点大力开展民族文化工作，以保证民族优良传统得以传承。

法国政府重视海外移民的法文教育。法国在全球125个国家设立400多个法国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和一般法语学校不同，得到法国教育部的正式批准和承认，由国内派出师资，根据国内的教学大纲和教育准则，以求达到国内同等的水准。主持该项教育工作的“法国海外教学中心”（AEFE）还对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并通过法国教育部主办“国家远程教育工作中心”对远离法文学校的侨民子弟进行和外籍法裔学生正规的法文教育，目前已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0学生完成其学业。法国海外移民子弟接受其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的熏陶对他们回国升学和工作大有益处。[108]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黎巴嫩、印度等国家也都十分重视加强民族教育，弘扬民族文化问题。他们大力支助海外侨民的教育事业，提供奖学金给海外学子回国深造，组织夏令营，开展民族传统节日的活动，派出文艺团体到移民区演出。许多国家还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侨民媒体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建立了500家电台。700家报纸和许多电视台。[109] 印度宝来坞电影深受世界各地印侨民的喜爱，对海外印度青年了解印度生活方式产生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以上列举的这9项侨务活动，概括起来是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政府自身开展侨务的能力建设（建立机构、制定方针政策、完善立法，提供法律和财政保障、提高效率等等）；
二是给予海外侨民某种权益与保护，在侨民中建立广泛的联系和信任（给侨民参与本国政治的某种权利和人身安全、劳动权等合法权利的保护等等）

三是根据各国的需要，争取侨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多方的支持。

前两项工作是侨务工作的基础，做得越好，侨民的贡献也就越大。这或许就是各国侨民工作的最一般的规律。

（二） 外国侨务工作的地区差异

了解近30年来各国开展侨务的一般做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深入一步观察时，人们不难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对待侨务工作的态度、目的、重点、方法、手段、措施等方面仍有明显的差异。下面我们试将这些国家按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略加比较。

2005年2 月2-3日，国际移民组织（IOM）曾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中心话题是如何将移民社群的活动引导到各国经济发展议题上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将近100个国家，40个政府间和非政府的组织的代表。会上，IOM公布了该组织关于各国侨民工作的问卷报告作为会议的背景材料，这份问卷调查报告和会议代表的发言可以清楚地看出侨民工作明显的地区特点。[110]

1，非洲国家对侨民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但因贫困落后，此项工作仍依赖于国际机构的支助

非洲多数国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摆脱殖民统治先后取得独立的。独立后由于内部纷争不断，政局动荡，根本无暇顾及侨民问题。本世纪以来，非洲局势虽有所改善，但经济依然十分落后。据非洲联盟委员会2004年的资料，非洲人口8亿3200万，约占全球人口的13%其GDP只占全球GDP的1%，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占全球的1%，贸易总量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在世界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中，非洲占了35个。更有甚者，近30年来，非洲发展最需要的熟练工人和专业人才大量流失，致使非洲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力资本。据世界银行最近的统计，非洲人才流失的数量达到每年70000人，而非洲各国政府每年却要花费官方发展援助基金总量的35% 即40亿美元去聘请非洲以外的专家来填补人才的空缺。[111]

为改变此种状况，从本世纪初，非洲各国开始着手建立机构，面向本国侨民，开发海外智力和财力资源。2001年，在IOM的帮助下，非洲成立了名为“发展非洲移民战略”的机构 (MIDA)。鼓励非洲各国政府、非洲各国海外移民社群和民间团体为改变非洲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共同努力。 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马里、佛得角等国政府还先后成立了独立负责侨民工作的部级机构。在此次IOM的问卷调查中，非洲国家答卷回收率最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洲对此项工作的积极性。

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侨民工作较有基础，积累许多经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地理上接近经济发达的美国，侨汇数量最多，移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与作用较为明显，因此，最早引起各国政府和美洲银行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注意。据美洲发展银行最新的数字：200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侨汇收入已超过450亿美元，是世界侨汇增长最快，数量最多的地区。因此这个地区各国对侨民工作向来比较重视，且积累了一些经验。

3， 亚洲地区呈现出多样化景象，倍受关注

由于石油涨价，中东地区产油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已成为世界重要的新的移民输入地。他们主要任务是招来并控制外来移民，本国公民外出的很少，不存在侨民工作问题；中东其他非产石国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则成了主要移民输出国，他们的移民多为临时性的劳工，其流量远比存量大，如菲律宾海外移民总量中永久居民约为移民总量的1/3，其余2/3为合法或非法劳工。又如孟加拉国，300多万海外移民中约118万为居住国的永久居民，其它为临时性劳工移民，主要分布在中东各地。这类流量大而存量小的发展中国家，侨汇随着劳工流量的增大而增加，政府对劳工移民的工作日见重视。如菲律宾政府就在劳工与就业部统辖之下设立“海外劳工福利署”，“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 “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机构，孟加拉国成立“侨民福利与海外就业部”。印度也成立了“海外印人事务部”，专门负责侨务工作。

4， 欧洲主要对付外来移民，对自身侨民不太关心。

欧洲经济发达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后，都已越过了向外移民的高峰期，成为移民净输入国。欧洲各国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对付入境移民的问题上而对于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并不关心。当然，欧洲内部也有所不同，南欧、东欧国家比西欧国家积极。因为南欧国家目前向外移民的流量虽已大为缩小，但昔日移民及其后裔的存量却很大，例如意大利1861-1965年间累计对外移民2750万，目前移民及其后裔多达5000-6000万人；葡萄牙国外移民及其后裔约430万，希腊海外侨民多达670万。对这些海外移民存量很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东欧巨变后，大量移民流向西欧和美国，也存在如何利用海外人力、财力资源问题。西欧的爱尔兰和北欧的芬兰的情况与其他西北欧略为不同。爱尔兰现有人口357万，侨民300万，而爱尔兰血统的人据说有7000多万，随着近年来爱尔兰经济的高速发展，爱尔兰政府将其侨民和血统人视为自己的重要资源加以开发。芬兰对外移民比其他北欧国家晚，其移民远未融入移居国，仍与母国保持较为密切联系，在移民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侨民工作的长期规划。

5， 澳洲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现开展侨民工作的呼声。

澳大利亚是国际移民的主要输入地，但目前已有近100万澳大利亚公民移居世界各地，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4.3%形成澳大利亚海外社群（diaspora）.许多澳大利亚人士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资源，政府应当开展侨民工作，国会应通过相关立法对他们的权益予以保障，[112] 北美传统移民输入国的加拿大也出现同样的呼声。据估计,加拿大现有270万公民移居国外,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8.8%,是加拿大的宝贵资源,应当加以保护和开发。[113]

上述侨务工作的地区的差异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侨务工作的目的也不同。大体上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他们对海外移民无不寄以很大的期望。因此，发展中国家侨务工作的目的主要借助于侨民的力量消除贫困，发展本国经济。而发达国家的工作则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扩大本国影响。

目的不同，政策的着重点也就不同。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还处在国际移民的高峰期内，他们的移民多为临时性的劳工，其侨务工作的重点在于保护外出劳工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利，争取更多的侨汇。菲律宾的做法最为典型。而那些移民数量不多但人才流失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则力图通过侨务工作变“智力流失”为“智力获得”以减少损失；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国，除了争取侨汇外，还着力引进侨资和侨智。而发达国家则着重给予侨民参政的权利以满足其侨民参与本国政治的愿望，同时，加强海外公民的领事保护以保证其人身与财产的安全。

三、 外国领事保护的实践与经验

根据国际法的准则，一国境内的外国人受到双重管辖，他们既要服从所在国的属地管辖权，又需服从其国籍所属国的属人管辖权，享受外交和领事保护。因此，世界各国对本国侨民的保护都经由领事保护来实现。1963年4月通过，1967年3 月生效，已有166个国家加入的《维也纳领事公约》是当今世界各国领事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该公约明确规定，领事职务是“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 个人与法人- 之利益”。公约表明，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有所不同“外交关系的中断不应因此引起领事关系的中断”。

我国第一个领事馆是在清光绪3年（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的，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崩溃前，中国共设立了85个领事馆。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国民党政府无能，也无心顾及侨民合法权益。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外交和领事关系，但因国内外形势所限，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才设立7个领事馆，与外国签订3份领事条约，出国人数也只有28万人次，领事保护案件数量很少。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领事保护工作进入了全新时期，1978年7 月，我国加入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先后与140多个国家签订双边领事条约、互免签证条约，与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以及欧盟建立了定期领事磋商机制。如今我国已与169个国家建交，设有240多个外交部驻外机构，拥有2000多名常驻外交领事机构人员，对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海外公民予以保护。

据外交部的数据，2006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达到3452万人次，是改革开放前30年总和的120多倍。截至2006底，境外中资企业累计超过10000家，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派劳务人员67.5万人。与此同时，领事保护发案量也逐年上升，达到3.1万件，重大突发领事保护案件频频发生，引起党中央和政府的关注。为此。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由外交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参加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会议制，2006年5月，又在外交部领事司内设立领事保护处，专门处理领事保护工作。2007年8月，该处正式升格为领事保护中心，进一步扩充人员编制，整合资源，完善协调、预警、应急、新闻发布、公众交流等机制，研究领事保护立法，规范领事保护工作，逐步形成中央、地方和驻外使领馆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以应对日益增多的领事保护工作的需求。[114]

领事保护是直接关系到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切身利益，关系到政府形象、社会安定和对外关系的大事，对于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新中国起点较晚，需要了解此项工作的国际动向，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但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甚少。这里只能就有限的资料试做如下的考察和分析。

（一）英国领事保护的现状与特点

英国曾是世界工厂、殖民帝国的中心、英联邦的首脑。英国现在虽然风光不再，但仍与前殖民地和英联邦保持密切联系。根据估计，目前居住世界各地的英国公民还有1300-1500万，2006年出境人数多达6500万人次，超过于英国全国人口的总数。英国历届政府对于事关如此数量的海外公民的安全与利益的领事保护工作丝毫不敢疏忽，英国国会对于此项工作也无不认真监督。2005年英国国家审计署曾聘请兰德公司就英、法、德、美、荷、澳与瑞典七国的领事服务工作进行国际考察和比较以提高英国领事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结果表明，英国.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上述国家，这使英国主管领事服务的外交与联邦事务部颇感自豪。澳大利亚是前英国自治领，其做法与英国相似，成就也不俗。因此，英国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115]

1，建立涵盖全球的领事网点，配以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是英国领事工作一大特点

英国的领事服务的主管部门是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CO）。英国在190个国家设立约250使领馆和高级专员公署，聘请了231位荣誉领事。除少数国家外，都设有领事网点。在这个领事网点里， 英国配备了885个全勤职员，其中146人坐镇伦敦，730人分布海外各地，其中600多人是在当地招募的。英国本土工作的职员上岗前都上过专业课程，他们主要负责策划、宣传、预警、应急和协调国内各部门的工作，外派人员和当地招聘的职员也都经过专业培训和严格筛选。为了领事工作规范化，主管当局还颁发“领事手册”和“荣誉领事须知”等工作手册，此外，FCO驻外1900多名外交人员也对领事工作予以协助。由于具有这样一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高质量的领事工作专业队伍，英国领事服务工作得以高效率地满足出入境旅客和海外英国侨民的日益多样化的要求。[116]

2，即时提供广泛可靠的安全信息，努力影响高危人群的行为方式是英国宣传预警工作的一大亮点

为了公众的安全，英国FCO在网站、广播电台、电话咨询网，电视台以及报纸等大众媒体即时发布安全提示和旅行建议，其范围扩大到162个国家和地区，内容涉及当地法律、风俗、自然灾害、犯罪情况，恐怖活动等等非常详细。由于信息主要来自国家情报部门、使领馆、旅行社和研究院所等，并且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筛选，即时更替，其精确度和可信度往往比其他国家高。深得公众的依赖。FCO还出版了《帮助海外英国公民》、《安全旅行简明指导》等安全小册子，与旅游公司、保险公司共同组织“先了解情况再出游”的大型群众活动以扩大其影响。除了一般性的，普及性的宣传之外，FCO专门为英国海外公司提供关于世界各国安全和政治风险方面的信息的研究报告。此外它还针对特殊人群给予特殊的服务。他们分析历年出访者求助资料，发现最容易出事的是老年人和富于冒险的青年人，前者以为自己经验多常不在意，后者是初生的牛犊，天不怕地不怕，结果给领事保护带来极大麻烦，花费他们很多精力。为此，他们想方设法让这些特殊人群认识到出国前不做充分准备的危害，改变麻痹大意和自以为是的行为方式。目前这套一般与特殊结合的预警办法，已初见成效，请求领事机构帮助的人数已逐年减少。[117]

3，重视经验教训，健全应急机制，常备不懈，突显英国领事应急能力

提高公众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减少领事保护一般案件的数量，使FCO和使领馆有更多精力总结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建立健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2001年以来，英国总结“9.11”、巴里爆炸和南亚海啸等突发事件的教训，组建3 个急速先遣小组（Rapid Deployment team），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直接从伦敦派遣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急速先遣小组各由12个成员组成。其中一组常备不懈，随时待命。FCO还设立紧急应对中心(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危机出现时立即调用警署电话网络使海外旅客能与家庭即时取得联系。FCO领事危机处理领导小组（crisis management team）不仅加强应急工作的协调与指导，还负责向使领馆即时调配救急设备，这种作法，深得欧洲各国的赞许，曾在国际会议上介绍经验，2005年4 月，应邀为欧盟各国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培训和演习。近年来，危机处理小组把工作重点放在对FCO 的职员和使领馆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上，2004-2005年间，该危机处理小组先后在各地宣讲有关领事保护预警与应急专业课程35场次，听讲的不仅有使领馆的职员，还有其它外交官员、荣誉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领导人。2004年危机处理小组还要求226个领事网点根据其新的指示精神限期完成危机应对方案的检查和修订，每年开展一次应急方案的演习。以上种种做法表明，英国在在领事应急方面确实走在各国的前面。[118]

4，完备的立法与严格的监督是英国领事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英国向来强调法治，英国不仅重视签订领事保护国际条约和双边条约而且注重国内的领事保护的立法。由于历史原因，英国领事保护对象包括了英国公民（British Citizen）、英国领土公民（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citizen，BOTC）、英国海外公民(British Overseas citizen，BOC)、英国海外国民(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BN（0）s)、英属臣民(British Subject，BS)和被英国保护人(British Protected Person，BPP) 五种人。这五种人的界定是根据1981年的英国国籍法和2002年英国海外领土法及相关法令进行的。英国国会对FCO及其领事服务的审计与监督也有专门的法规。由于英国领事保护立法不断完善，人、财、物的筹措，使用和监督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完备的保障机制是英国领事保护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前提。[119]

（二）澳大利亚领事保护的现状与特点

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移民输入国，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移民入境。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已有80多万侨民长期定居世界各地。此外，这个总人口只有2000万的国家，每年出境旅游、经商的人数达到400万人次，约占其总人口的20%。
澳大利亚主管领事保护的是外交事务与贸易部。（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 澳大利亚在世界各地设立大使馆46个，高级专员公署 25个，领事馆40个，总领事馆27个，由荣誉领事为首的领馆49个，荣誉领事馆2 个，此外，根据协议，加拿大还在21个国家为澳大利亚提供领事服务。

澳大利亚从事领事服务的职员很多，据报导 在堪培拉就有1190人，在各州和领地的职员 254人，派驻国外的506人，在国外招聘的多达1406人。[120]

澳大利亚每年出境人次远比英国少，但其领事网点却密布全球。领事服务人员也特别多，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和英国以及英联邦各国关系十分密切，对外旅游业发达，澳人出游目的地分布世界各地，而政府对领事服务也格外地重视。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Hon Alexander Doower）就曾经多次对媒体表示，自他1996年担任外长以来，“一直把提供领事服务作为外交部首要工作，因为政府认为没有比保护澳大利亚海外公民更为重要的事了 ”。[121]

为提高职员的素质，澳大利亚主管部门主要采取三种培训办法：一是对派往国外使领馆的官员讲授领事专业正规课程，二是在全球各地每两年举办一次区域管理工作会议以提高职员的业务水平，三是通过计算机网上培训。此外，领馆间应变方案与操作经验的交流也是提高职员业务水平的好办法。

在领事保护预警方面，澳大利亚在DFAT网站发布218个国家与地区的旅行安全信息并即时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发布旅游警告。为了提高出境旅客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政府先后与私人出版社和旅游公司合作出版《给澳大利亚旅游者的建议》与《帮助海外澳大利亚人》两本手册。外交部长亲自出席这两本手册的首发式并予以推荐。

两本手册都免费赠送护照领取者。[122] 此外DFAT还发表《领事服务宣言》（Consular Services Charter）和《旅游新闻快报》（Travellers`Bulletins）承诺为澳大利亚公民提供高效、快速和周到领事服务，为出游者提供最新旅游安全信息。[123]

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的建立方面，澳大利亚在上世纪末已在堪培拉设立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服务的领事运作中心，澳大利亚游客在世界各地遇到困难可免费通过电话请求中心援助。出现突发事件时，外交事务与贸易部根据突发事件的规模和性质，通过部际应急小组或危机中心加以处置。2002年应急小组曾处理39件较小的突发事件，2003年这类事件减至26件。突发事件应对领导小组，在发生特大恐怖事件和自然灾难时召集紧急会议，统一指挥救灾工作。在印尼巴里爆炸事件和南亚海啸中，领导小组的应急措施帮助了许多澳大利亚受害者及其家属渡过了极其艰难时辰。[124]

为了海外澳大利亚人在遭遇自然灾害、人为动乱和个病痛时能获得快速、高效地帮助，政府呼吁旅外的澳大利亚公民到附近的使领馆登记并提供个人的住址、电话等资料，以便使领馆人员能在即时到达现场予以救助。

（三） 美国领事保护的若干特点

美国是称霸世界的国家，每年出境人口约6000万人次，占总人口的20%左右。 美国领事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是美国国务院，（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其属下的领事事务局。（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据报导，.美国目前在世界各地设有大使馆、领事馆211处。从事领事服务工作人员多达8000人，但由国务院直接聘用专门从事领事服务的官员约275人，其中在美国本土工作的115人，驻外的160人。其他中下层职员多聘用当地人。国务院直接聘用的官员除了完成正规的外交服务课程外，还经6个星期的领事专业培训。中下层职员也经过一般业务培训。

美国领事保护的预警机制比较完备。美国公民可以从官方和民间渠道，通过网站、电话和宣传手册等方式即时获得所需的国外旅行安全信息。官方网站最具权威的是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主管的《领事信息》（The Consular Information Program）和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属下海外安全顾问委员会（The Overseas Security Advisory Council, OSAC）的网站。前者主要为长住海外和短期出游的美国公民而设，栏目齐全，内容丰富，既有介绍世界各国基本状况和安全问题的“各国特别信息”（Country Specific Information），又有针对近期安全隐患的“旅行警告”（travel Warning,和 Travel Alerts )还有应对突发事件的指南。后者是专为美国海外公司法人而设的，内容除了近期安全警报外还发表有关世界各地动乱和恐怖活动的调查报告和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论文。美国领事事务局出版的各种宣传手册如《美国海外公民指南》（Tips for Americans Residing Abroad）等也都可以从这些官方网站上下载。[125]

美国领事保护的应急机制也比较健全。“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大大加强了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的预警和应
美国每年有2600个公民在世界各地因各种原因被拘押入狱。6000人因各种原因死亡，应对这类突发事故，美国国务院设有“美国公民服务与危机处理办公室”（The State Department`节Office of American Citizen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CS ）专门帮助使领馆处理这类求助案件。美国公民遇到各种灾难，可就近向当地的美国使领馆求援，各地使领馆设有突发事件应急行动委员会(Embassy Emergency Action Committee ，EAC)，也可直接向华盛顿求援。政府会按规定探访被拘押人员，协助处理死者善后事宜。[126]

对于大规模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恐怖事件，华盛顿设有下列专门的应急机构。

1，突发事件应对中心。（Operation Center ）该中心24小时监视全球可能影响美国公民利益的事态发展情况，一旦有危及美国公民安全事件发生，该中心即可成为组建政府有关机构代表组成应急小组的场所，迅速做出救援行动计划，解救遇险海外公民。

2，华盛顿特遣小组，也称特别工作组（Washington Task ,Working Group）这一特别小组只在急需配合出事地区大使馆救助时才出动。

3，美国国际灾难应对协调机构（U.S.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Coordination ）该机构归属于国际发展总署（AID）代理处美国国外灾难求助办公室（OFDA）该室24小时有人值班。[ 127]

对于美国海外法人，美国海外大公司，大企业，政府鼓励他们建立健全安全机制。在公司总部的各分部都建立危机处理小组（Crisis Management, Team, CMI）,制订安全计划，并与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出现突发事件时政府得以全力救助。[128 ]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四处干涉别国内政，引起各国人民的不满，因此，美国虽有健全的领事保护预警和应急机制仍难免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

（四） 日本领事制度的沿革与特点

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从1872年日本建立第一个领事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的领事馆并不专为保护其海外公民而设立，而是另有所图。二战前，日本驻外领事馆，“欧洲计七处，北美计八处，南美计四处，南洋计六处，俄国计四处，而在中国则有四十三处之多”。联系日军在华制造“济南惨案”，发动“一二八事变”都以保护其侨民为借口的史实，其真正的目的便十分清楚。[129]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军国主义服务的领事保护无法继续下去了。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特别是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日本企业向外加速扩展，人员向外流动的增加，日本于1983年10月加入了《维也纳领事关系条约》依据国际准则开展领事保护工作。2002年日本共设立大使馆116处，领事馆和总领事馆66处。[ 130]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日本出境人数的迅速增加，日本海外移民与旅客的受到自然灾害和各种上突发事件影响的机率也增加。2001年，日本出国旅游人数达到1621万人次，侨居国外的日人达到83.7万人，与此同时，海外日本人遭受各种突发事故的案件2000年已达到14752件，获得政府救助的人数达到1.7万人。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2001年6月，日本外务省发表《外务省改革纲要》，宣告外交改革正式开始，而其重要内容之一即为领事制度的改革。[ 131]

日本此次外交改革的目标是所谓“外交与国民同行”。这个目标，落实到领事制度方面即是领事服务进一步贴近民众，加强与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上的联系，构筑强有力的领事保护机制，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确保海外国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改革的具体措施：一是改变领事工作者的旧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加强业务培训，扩大工作者的知识面，提高其业务能力；二是端正服务态度，改善服务窗口的工作质量；三是建立健全领事保护的各种机制。经过这次改革，日本的领事服务与保护工作迅速跟上时代步伐，无论在领事保护预警机制方面还是在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方面基本上已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趋同。

日本的领事保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日本不但重视保护其海外公民，尤其重视保护其海外法人即遍布全球的各种日本企业和商社。日本领事服务人员在培训阶段就到企业实习，熟悉服务对象的运作和要求，而企业方面为了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也大力资助领事保护部门。二是日本向来十分关心其海外侨民，但日本没有独立的侨务机构，侨务工作是由外务省领事保护部门兼管的，日本把侨务和领事保护巧妙结合起来。日本这两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 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启示

上述外国侨务新动向和领事保护的新趋势，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启示一 ：把握时代特点，放眼世界，侨务工作必有大的突破。

上述许多国家虽然侨务工作起步比较晚，但他们的起点都比较高。许多国家是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和国际人力资源争夺的角度研究和制定移民和侨民政策的。他们十分重视吸取当代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问题的科研成果，重视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 一些国家还曾派出专人到中国侨务部门来取经。相比之下，我国侨务工作虽然起步早，历史长，范围广，经验多，潜力大，成绩显着，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我们也有明显不足的地方。我们侨务工作者主要是从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文化的特质,以及华侨爱国主义传统诸方面思考、谋划、开展侨务工作的，我们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劳动分工格局、劳动市场变动缺乏了解，对国际移民模式的变化缺乏研究，对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和侨民问题的科研成果知之甚少，对其它国家移民的情况和他们的侨务政策也很少予以关注。这种情况妨碍我们从时代高度将侨务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更好地指导侨务实践；妨碍我们以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领域更好地与外国学者开展深层的对话；妨碍我们摆脱晚清以来形成的侨务观念, 跳出旧巢臼，到无限广阔的世界去捕捉侨务工作良机。这种情况应当设法尽早改变。我们应当开阔视野，放眼世界，从时代的高度来看待华侨华人问题，应当多多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动向，努力吸收国外的科研成果，广泛借鉴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我们尤其应当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并且在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而推动体制创新，把侨务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132]

启示二： 认识客观规律，整合资源，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

国外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虽然侨务体制不同，工作对象和工作重点各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是将移民、侨民、归侨以及加入外国国籍的本国血统人看成是本国人口国际迁移不同阶段、不同流向的产物，予以统一把握。其二是认识到侨务工作的开展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单靠主管部门一家难以胜任，必须整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资源才能较好地完成任务。这两个共同点反映了现代人口国际迁移的客观现实和移民与侨民工作的共同规律。因为侨民的产生，除少数国家因战争或大国解体引起国界变动而导致本国原居民成为国外侨民外（如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主要是国际间移民造成的。如果移民不出国门，也就没有侨民、归侨和加入外籍原侨民等等的问题了，而要保护散居在异国他乡的千百万同胞并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没有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谈何容易。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目前34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主要是鸦片战争至1949年第一次移民潮的产物，1949年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我国对外移民基本停止，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较大的改变。在对外移民基本间断的30多年间，我们的侨务工作因受到各种限制，主要透过归侨与海外亲友的关系开展的，重点放在政治上的统战方面。我国侨务部门既不隶属于外交部也不隶属劳动就业部门而是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实践证明，这种侨务体制、方针途径与方法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行之有效并取得了重大成绩的。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观念、体制和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例如，由于过去的侨务工作是在长达30多年对外移民基本间断的情况下通过归侨间接开展的，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为侨务工作与对外移民工作是无关的两码事，从事侨民工作的可以不研究对外移民问题，从事对外移民工作的可以不了解侨民的状况，把移民和侨民完全分隔开来，殊不知今日之侨民乃是昨日之移民及其后裔，没有对外移民也就没有侨民、归侨、侨眷、侨属等等服务对象，离开国际移民谈侨民，在认识上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深入探索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生存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从理论高度总结侨务工作经验。又如在实践上，基于上述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们把移民工作、侨务工作、劳务出口工作截然分开，由不同部门根据自己部门的任务、要求、标准行事，各搞一摊，甚少沟通，缺乏统一规划和领导，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此外在探讨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开发上，由于对移民与侨民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孤立地看待移民与侨民，思路受到很大限制，未能从移民与侨民、流量与存量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开发。显然，这些在相对封闭时期形成的过时的观念、体制和做法，都需要加以更新和改革。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努力探索客观规律，在更高层次上加强统一规划和领导，整合各部门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133]

启示三： 以人为本尊重移民的自主性，方能充分调动广大侨胞的积极性。

国际移民之所以逐渐受到各国的重视，主要因为人们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他们能给家乡、国家带来巨大利益，是宝贵的资源，为此，如何长期深度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一资源就成了当政者和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国际移民作为一种资源和其它资源有何不同？移民有没有自己的‘自主性’？能不能把他们仅仅看成可开发，可利用的对象而不必尊重他们的“自主性”？许多国家在制定和执行移民政策时都遇到这个问题。

所谓‘自主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移民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一是移民的自身的创造力。亿万移民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人地生疏的外国，为的是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节衣缩食把钱汇回家里为的是改善自己家庭的命运。亿万群众求生存，谋发展的行动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移民们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成家立业的，他们的成就和地位大都是在体制之外取得的，是在他们历尽千辛, 杀出一片天地后才被人们所承认的。决策者如果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不尊重他们的利益，忽视他们的首创精神，从根本上不懂得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必不能达到制定政策的预期目的。英国社会学家Stephen Castles曾反复举出战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实例说明这一点。[134]

我国侨务政策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始终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这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深刻理解并全面地加以贯彻。我们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统称为侨胞作为服务对象。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老移民及其后裔占了绝大多数，新移民是少数，二是参加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占居绝大多数，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是少数。因此，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侨务政策的精神，真正做到始终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并且把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非易事。应当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侨务工作者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接触面还是比较窄的，我们对改革开放后出去的新移民和改革开放前出去的老移民中仍然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那部分华侨与华人及其社团是比较熟悉，我们在他们中进行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听到的主要是这部分人的声音，而对于接受当地语言教育的第三四代华人就隔膜多了，但这部分人正是汇入主流社会的先锋，远在我们主张华人应汇入当地社会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远离故土，走到异国他乡，创建家业，繁衍后代，深深扎根于当地了。如何深入了解这部分人的历史和现状，仔细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切身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课题，因为这部分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体现了中国移民的自主精神，代表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某种发展趋势。比起新移民及老移民中保持中华文化较多的那分侨胞来，这部分人目前对于母国还没有前者那么“热心”，但由于他们已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他们在中国走向世界，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在促进中国和居住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我们应当时常考虑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尊重他们的自主精神。[ 135]

从外国的经验看，全球化不仅给了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利用、开发移民的新的可能性，也给了移民本身发挥“自主性”的空前机遇。我们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华侨华人的自主性，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侨胞，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136]

启示四： 外交为民，国力为侨，发挥我国侨务优势，做好领事保护工作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现代科技与交通信息业的发达，必然加速国际人口流动的规模与速度。面对传统与非传统突发性事件频频出现的严酷现实，加强领事服务，保护海外公民的生命财产已成为主权国家十分急迫的任务，加强领事保护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更成为这项任务重中之重。

据兰德公司的一项调查，2003-2004荷兰出境人数约为243万人次，约占总人口的15%，法国出境人数约为1000万人次，约占其总人口的16%，美国出境人口6000万人次，约占其人口总数的20%，澳大利亚出境人数为400万人次，年出境人次约占其总人口的20%；德国出境人数为5000万人次，约占其总人口的61%，英国出境人数6500万人次，约占其总人口的104%，爱尔兰出境人数为800万，占其总人口的200% [137] 而2007 年，中国出境人数约为4000万人次，仅占中国总人口的3.%左右, 如果中国出国人次达到总人口的10%,就是1亿3000万人次了，等于英，美、法出境人数的总和。而到达这个数字的时间并不长远，据国际旅游理事会的估计，仅就国际旅游而言，2020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超过1亿人。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化的条件下，如何做好领事保护工作，维护上亿公民的正当权益与安全将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和严峻考验。

有鉴于此，外交部已提出更新观念，践行外交为民的理念，强化服务意识，创建服务型领事机关，强化领事保护的协调、宣传、预警和应急机制并已取得显著的效果。[138] 侨务部门也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侨力为国”转到“国力为侨”上来[139]，发挥我国侨务工作的优势，配合外交部维护我国海外公民、法人与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他们的财产与人身安全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可从领事保护立法和监督角度行使其职权，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作为国务院主管侨务的机构，可从行政角度行使保护华侨权益的职责，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可从政治协商的角度开展保护华侨与中国海外公民的工作，中国致公党可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功能对领事保护工作做出贡献，而全国侨联作为民间团体更可以通过民间的渠道开展保护侨民权益的工作。[140]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到了202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仍不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到那时，长期定居海外和短期出境的人次却如此巨大，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领事保护的经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事保护途径来。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有数千万华侨华人长期定居在世界各地，又有体系完整的侨务机构和长期从事侨务的专业队伍。如何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侨务机构的功能和作用，调动广大华侨华人的积极性，主动参与领事保护工作，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事保护的体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急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1] 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Appleyard, R.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 for the Nineties
Geneva: IOM, 1991；
[3] Massey, Douglas S.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2003.； Potts, L., The World Labour Market:
A History of Migration, London, 1990, p63-108.
[4] 参看邬沦萍主编：《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365-34页.
[5] Massey, Douglas S. et al, Worlds in Motion: 1998 p 6-7。
[6] 详见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7] Kritz, M. M., Lim, L. L. and Zlotnik, H.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Oxford 1992.
[8] Massey, Douglas S.,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
[9] 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0]Rita Suessmuth, ‘Migr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Common Concerns – Different Views’
2003。
[11][12][13] Philip Martin, ‘Copenhagen Consensus: Challenge Paper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20,
2004
[14] Philip Martin, ‘Sustainable Migration Polic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Geneva. ,2003
[15] Philip Martin, ‘ Copenhagen Consensus: Challenge Paper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 , 2004，
p.13.
[16] Stephen Castles,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CMD 2003
[17] Ronald Skeld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gman.1997

[18] Castles, Stephen,‘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2001 http://www.unesco.org/most/apmrcast.htm
——-，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 CMD
Working Paper 2003 #03-09a
[19]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Handbook for Filipinos Overseas,
6th Edition ,Manila,2002 ;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
[20]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un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
Remittances to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mparative
Statistics 2001
[21]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s annual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report for 2006, 2006
[22]] Kathleen Newland, A new Surge of Interest i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2007
[23] Manuel Orozco, Trans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in Latin America, World Bank 2007
[24] Dilip Ratha,, Leveraging Remittances for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Migration. 2007
[25] Macha Farrant,Anna MacDonald, Dhananjayan Sriskandarajah,
Migration and Developm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OM. 2006
[26]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eveloping the Diaspora,
UN/POP/MIG/2004/5
[27]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
[28] Macha Farrant,Anna MacDonald, Dhananjayan Sriskandarajah,
Migration and Developm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OM.2006
[29] 丘立本：《外国侨务工作新动向及其原因与启示》，
<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2期\、第4
[30] 匈牙利政府1992年正式建立“匈牙利海外少数民族事务办公室”（Government Office for Hungarian Minorities Abroad 简称
GOHMA） hllp://www.htmh.hu
[31][32][33][34][35][36] Dina Ionescu, Engaging Diasporas as
Development Partners for Home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Geneva. 2006
[37]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p. 319-321
[38]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p.325
[39] Antonio Martins da Cruz, ‘The main Lines of Portuguese Foreign Policy’, Lisbon 18 June 2002.
[40] IOM, Mainstreaming Migration Into Development Policy Agendas.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Migration. Geneva 2005
[41] www.emigrant.gov.lb
[42] The Hindu, 2004/10/1 www.theindu.com
[43] 见《中巴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6-2-21
[44][45[46][47][48]Dina Ionescu, 2006 p34- 36
[49]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 p.11
[50]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Handbook for Filipinos Overseas (6th Edition ) 2002.
[51]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p.326-339; Dina Ionescu, 2006
[52]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 352
[53] The Emigration S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and Emigration and IMIS, Contemporary Egyptian Migration, 2003, p.27-28
[54] Manuela Aguiar and Ana Guirado, ‘Links between Europeans living abroad and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 Working Docs. 8339. 1999, p.17
[55]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56] Tasneem Siddiqui, Institutionalising Diaspora Linkage: The Emigrant Bangladeshis in UK and USA,；Ministry of Expatriates’ Welfare and Overseas Employment of GoB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Dhaka 2004 .
[57] Dina Ionescu, p17.
[58] Bronwen Walter，A study of the exist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about Irish emigrants and Irish communities abroad 2002; IRELAND AND THE IRISH ABROAD :Ret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Policy regarding Emigrants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2002
[59] Graeme Hugo，Dianne Rudd and Kevin Harris Australia`s Diaspora: Its Size, Natur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EDA Information Paper no.80 2003.
[60] C. Fred Bergsten and Inbom Choi (ed.), Korean Diaspora in the World Economy, 2003
[61] Dina Ionescu, p 34-3
[62][63][64][65][66][67][68][69][70][71] Dina Ionescu, Engaging Diasporas as Development Partners for Home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Geneva.2006
[72] Government Policy Programme for Expatriate Finns for 2006-2011, 2006
[73][74][75][76][79] Hans Jorgen Helms (ed.) ‘Democratic Rights of European Expatriates’ 2004 p.14-27 www.euromonde.netp.
[78] [80]Manuela Aguiar and Ana Guirado, ‘Links between Europeans living abroad and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 Working Docs. 8339. 1999,p.13 .p17.
[81][82]Michael Jones-Correa, ‘Under Two Flags: Dual National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4), 2002. pp. 34-67
[83] ‘parliament okey dual citizenship for PIO’ www.Rediff.com 2003/12/22
[84] Xinhua News Agency August 29, 2003.
[85] [86] [90] [96]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87]The Finnish Expatriate Parliament, scandinavica.com。
[88] http//.www. hungary. com/ hac/
[89] Tatiana Kamoza, ‘How to attract the Russian Diaspora’ New Times ,
2005
[91] [ www.armeniadiaspora.com
[92][93][94]Dina Ionescu, p 34-36
[95] www.emigrant.gov.lb;
[97]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Handbook for Filipinos Overseas
(6th Edition ) 2002.
[98] Dual citizenship to be extended to all Indians: | January 07,
2005 red:ff.com
[99] http//www.emigrants.gov.lb/
[100]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 354
[101][102] Dina Ionescu, p 34-36
[103]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
2002. p. 323
[104]Ratha, Dilip, ‘Worker’ Remittances: An Important and Stable Source
Extern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3, p161
[105][106][107][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 pp.11-12
[108]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109] Stephen Castles,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Five Major Emigratio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2007
[110] IOM , Mainstreaming Migration Into Development Policy Agendas.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Migration. Geneva: 2005
[111] IOM, Beyond the MIDA Approach to Mobilizing and Sharing of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Overseas African Community 2006-2010 Geneva..2006
[112] Graeme Hugo, Dianne Rudd and Kevin Harris, Australia1`s Diaspora: Its Size, Natur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EDAInformation Paper No.80 2003
[113] Kenny Zhang, “Mission Invisible”- Rethinking the Canadian Diaspora, Canada Asia Commentary No.46 September 2007
[114]参见 颜志雄：《日本领事保护制度研究—兼论中日领事保护制度的差异》外交学院硕士论文; 夏莉萍：《试析近年来中国领事保护机制的新发展》《国际论坛》2005年第3期。
[115] John Bourn,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Consular Services to British Nationals report by the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National Audit Office 2005. http//www.nao.arg.uk
[116] Mirjam van het Loo ,Susanna Bearne,Pernilla Lundin ,Hans Pung Amanda Scoggins Miriam Shergol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onsular Services Vol.II, Rand Europe,2005
[117][118] John Bourn,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Consular Services to British Nationals report by the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National Audit Office 2005. http//www.nao.arg.uk
[120] Mirjam van het Loo ,Susanna Bearne, Pernilla Lundin ,Hans Pung Amanda Scoggins Miriam Shergol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onsular Services Vol.II, Rand Europe,2005。
[121][122] Hon Alexander Downer, Hints for Australian Travellers, speech at the launch of 1998 Sydney, 4 December 1998.; _______, Assisting Australians Overseas, speech at Sydney Opera House ,7 March 2002..
[123] http://www.smartraveller.gov.au
[124] Mirjam van het Loo 同上
[125] Mirjam van het Loo 同上；http://www.travel.state.gov/[
126] http://www.travel.state.gov/travel
[127] [128] Overseas Security Advisory Council , U. S . Department of State , Emergency Planning Guidelines for American Businesses Abroad 2008

[129] 颜志雄：《日本领事保护制度研究—兼论中日领事保护制度的差异》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06第11页
[130]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 Diplomatic Bluebook 2003 p.220
[131]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 Diplomatic Bluebook 2002 p.208
[132] 参见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 —— 华人研究新探》（北京大学华侨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
[133] 参见丘立本：《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国际移民角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侨务工作研究>2004年第3期
[134]Castles, Stephen, ‘The Factor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CMD Working Paper #o3-09a 2003
[135]参见丘立本：：《经济全球化与华侨华人研究》，载《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总论卷》北京，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
[136]丘立本：《从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看华侨华人研究的意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37] Mirjam van het Loo ,Susanna Bearne,Pernilla Lundin ,Hans Pung Amanda Scoggins Miriam Shergol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onsular Services Vol.II, Rand Europe,2005。
[138]外交部领事司：《践行外交为民理念，创建服务型领事机关》。《人民日报》2007年5月6
[139]“国力为侨“是广东省侨办最先提出的。见崔岳：《创新侨务，大有作为》，《侨务工作研究》2006年第1期
[140]参见竹青：《关于加强对国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思考》，《侨务工作研究》2006年第3 期

丘 立 本

中国社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中国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世界上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还寥寥无几，曾几何时，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天不同程度地开展这项工作的国家已多达70余国，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移民输出国也有传统的移民输入国.。 这些国家国情不一，移民情况各异，各国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但加强侨民工作的趋势却是相同的。 为什么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会出现在这种现象呢？这种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信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造成的，而其直接的原因则是在此背景下国际移民历史进入了新阶段，产生许多新的特点，出现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

胡锦涛同志在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多掌握一些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要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利用中掌握发展全局。”[1]

本着“多掌握一些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的精神，本文拟就下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1）国际移民历史的回顾；（2）现阶段国际移的新特点；（3）新时代、新机遇与新挑战；（4）各国侨务工作的开展与比较（5）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几点启示。

一 国际移民历史的回顾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因自然环境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发展，战乱的发生，国家和帝国的建立等等而不断地流动和迁移。不过，数以千万计的大规模远距离的人口迁移现象却是在中世纪之后才发生的。

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1）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00-1800）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征服了美洲大陆大片土地，建立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殖民大帝国。随后葡萄牙占领巴西全境，建立了面积等于其本土93倍的西半球殖民地。荷兰、法国也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了新尼德兰，新法兰西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17世纪也大批侵入北美洲，到18世纪30年代已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2]

为巩固和扩大其殖民地，掠夺当地资源，为欧洲日益增长的重商主义经济提供原料，欧洲殖民者除了派遣武装人员、行政官吏，传教士外还需要大量从事生产的劳动力。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被迫卖身给殖民地商人或农场主的欧洲契约奴和罪犯。18世纪中叶以前，白人契约奴约占北美殖民地移民的半数, 到18世纪下半叶才逐渐为非洲黑奴所取代。据估计，到1850年为止，运往美洲的黑奴总数多达1500万，为欧洲白人移民的4-5倍。[3]

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明朝下半叶至清下半叶。（明弘治十三年至清嘉庆五年）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在明末清初约有10万，到清道光年间增至100万。对中国海外移民来说，这是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中国海外移民主要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朝贡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市场密切相联系的。但到后一阶段显然已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72年西班牙将马尼拉作为西属菲律宾首府，1619年荷兰在巴达维亚建立荷属东印度统治中心，1819年英国占有新加坡并在此设立自由港，欧洲殖民者以这些战略要地为据点招募和掠夺中国沿海的劳动力，大大加速了中国人口的外流。

（2） 欧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800-1914）

这一时期工业化的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美洲；资本主义完成了从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的过度后紧接着在十九世纪末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度，国际移民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盛况。

最先大规模移民的是最早进入工业化高潮的英国。1800-1860年间移居美国移民中66%来自英国。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北欧国家。1880年后,南欧和东欧掀起更大的移民潮。这些“新移民”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新高潮的主要成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移民年均达到150万。

据美国社会学家Massey 统计，1846-1924年间，总共有4800万移民离开欧洲，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其中英国向外移民占1900英国人口的41%，其它欧洲国家依次是挪威36%, 葡萄牙30%, 意大利29%, 西班牙23%, 瑞典22%, 丹麦14%, 瑞士13%, 芬兰13%, 奥匈帝国10%, 德国8%, 比利时3%, 俄罗斯-波兰2%, 法国1%。 这些数字清楚说明大规模向外移民是欧洲工业化时期的普遍现象，它源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的不发展。[4]

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目的地非常集中，85%前往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其中单只美国就吸收了总数的60%. [5]

这一时期亚洲也出现大量人口国际迁移的现象。19世纪中叶黑人奴隶制取消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契约劳工制。契约劳工主要被输送到欧洲人的殖民地。列强在40个国家内推行过契约劳工制，从1834年到1941年最终在荷属殖民地废除为止，涉及人数多达3700万。中国移民20世纪前多为契约劳工，此后才为自由劳工所取[6]

（3）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战后初期的国际移民（1914-1960）

这一时期发生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和1937-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大战使欧洲向外移民高潮中断。战后移民虽一度有所回升，但其规模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

正常的经济移民停止了, 但政治性移民却是增加了。一战期间，德国曾限制波兰工人离开德国并以武力征集比利时和俄国占领区的大量劳工。法国、英国也从欧洲及其殖民地和中国征集了近50万劳工为其军事后援，其中中国劳工就有10万。二战过程中德国从其占领的国家强行征集了750万外国劳工，其中 180万为战俘。德国垮台前夕，其工业的四分之一是由外国劳工生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因政治原因的人口迁移空前增加：270万（欧洲 150万，亚洲120万）因战争期间被德、意、日强行迁移的苦役劳工返回祖国； 680万日本士兵和平民从日占区被遣返回国；1200万德国士兵和平民被遣回德国；15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因重新划定国界而迁至苏联，同时又有50万人从苏联迁到波兰；印度与巴基期坦分治后，双方各有 720万人口交换，造成 1440万人口的国际移民。1951-1956又有 150万印人从巴迁回印度，同时又有115万巴人从印度迁回巴基期坦；此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约 100万西方殖民者被迫回国。[7]

（4）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960-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6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发生深刻变化。

国际移民再也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定居地而是真正具有全球的规模。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多了，全球移民的供应地也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代，国际移民是将人们从人口稠密而工业化进程迅速的国家带到人口稀少而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后工业时代的移民却是将人们从人口稠密而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引到人口稠密的后工业化社会。

自60年代以来，欧洲向外移民在世界移民中所占分额越来越小，亚洲和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向外移民中的分额却显着增加。同时。除了美洲和大洋洲等传统的移民接受国外，整个欧洲现在都在吸收大量外来的移民，尤其是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瑞典、和荷兰。他们在战后初期是从南欧的招聘劳工的，后来转而主动从中东和北非大量招募“客籍劳工”。

70年代后，那些长期输出劳工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也已不再大量输出人口，开始吸收大量外来移民。
1973年，随着石油价格的迅速增长，波斯湾许多产油国由于石油收入大增，劳工的短缺，也开始吸收外来劳工而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

到了80年代，除日本之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开始大量吸收外来劳工移民。

这一时期，传统移民接纳国的移民模式也经历深刻的变化，接受国大都采取限制政策，非法移民的数量因而日益增多。

总之、与工业化时期的状况相比，后工业时期国际移民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

一是当代大部分移民来自资本少，劳力多，就业率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失衡现象远比欧洲工业化时期移民输出国严重得多，其向外移民的压力也大得多；

二是当代移民接纳国大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而土地短缺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资本的集中和科技的进步已把许多本地劳动力排除在制造业之外，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这些国家由于出生率低和老龄化现象严重，仍需大量外来移民的补充，但对于当代发达国家来说，外来移民在经济中地位的作用已大不如前。在工业化时期，外来移民被视为发展制造业和建立民族国家所必需的重要力量，在后工业化时期，外来移民除了少数高级人才外，一般只能从事3D工作；

三是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在财富、收入、实力、发展和文化等的差距远比工业化时期大。[8]

二 21世纪国际移民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国际人口的流动是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产物，它与商品、资金、信息在特定地域的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的流动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国际移民体系”。（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9] 在观察21世纪国际移民特点和发展趋势时，应首先注意到这一结构性的特点。

（1）国际五大接纳移民体系的形成

美国社会家Massey指出，到21世纪初，国际人口迁移已明显形成下列五大接纳移民体系：

1．北美移民体系 这是最古老的也是至今仍大量吸收移民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吸收的外来人口的数量为加拿大的5-6倍，虽然按移民与移民输入国人口比，加拿大由于本国人口稀少其相对值比美国大。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所吸收的永久性移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多。2000年这一年，美国外来移民已接近30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1%。过去这个体系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现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地区移民约占45%，亚洲移民占36%，欧洲移民已降至13%，非洲、中东和大洋洲移民为数甚少。

2． 欧洲移民体系 欧洲原是移民主要输出地，其移民输入体系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形成的。1970年前主要是洲内人口流动即从南欧向西欧流动，70年代后南欧各国也成为移民输入国。这个体系目前1/3移民来自中东；30%来自非洲，18%来自东欧、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它国家，10%左右来自亚洲，来自美洲的很少。

欧洲移民体系的形成是国际移民史上的新现象，即首次大规模移民从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向人口稠密地区迁移，遂使人口稠密的欧洲成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

3．波斯湾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和当地劳工严重短缺形成的。开始时主要招募中东周边国家的劳工，80年代转而招募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的穆斯林，随后又招募越南、韩国、菲律宾等国的非穆斯林劳工。由于输入国不愿意同族、同文、同教的移民介入当地的政治，目前这个体系移民多为临时工，其中80%以上来自亚洲，只有13%来自中东各国。

4．亚太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的特点是多中心。目前已形成澳大利亚、日本、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国与地区四个移民接纳中心。其中澳大利亚的移民过去以欧洲白人为主而现在则以亚太移民为主。日本从70年代起开始在吸收亚洲移民的同时也大量接纳美洲日裔劳工。80-90年代亚洲东部的韩国、台湾、东南部的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也随着亚洲经济“奇迹”的出现先后由移民输出地变成为移民输入地。就亚太整个体系而言，来自亚洲的移民占81%，来自美洲和大洋洲的约占7%，来自中东的只占4%。

5．拉美南角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中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是古老的移民接纳国，主要接纳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移民，1800-1970年间进入拉丁美洲的1380万移民中大约3/4定居于巴西和阿根廷。二战后来自欧洲的移民锐减，目前以阿根廷为中心的拉美南角移民体系的特点是移民流量少，洲际移民不多，主要来自阿根廷周围国家。据统计87%的移民来自拉美，6%来自欧洲，7%来自亚洲。[10]

除了以上五大移民体系外Massey认为，值得注意的还有南非移民体系，本文作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因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移民体系也是不可忽视的。我国国际移民广泛分布在上述五大移民体系之中，二战前的老移民主要分布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而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则多前往北美、欧洲和澳洲。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移民政策的不同，也需要了解同属发达国家的北美和欧洲移民政策的差异，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移民体系，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是极不相同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可能会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而不得不输入劳动力，形成新的移民体系。这虽是本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但也值得认真考虑。[11]

2） 国际移民数量的增长与非法移民问题的日趋严重

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资料指出，近40年来国际移民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1965年全球国际移民只有7500万，2000年增至17500万，2005年的最新估计移民总数已达1亿9200万。约为世界总人口的3%，全球每35人中有1人为移民。(参见表一) 虽然国际移民在全球总人口中年占比例很小，但其增长速度却比全球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快。预计到2050年可达到2亿3000万人。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国际移民以1985-1990年的速度即年均2.59%的速度增长，那么2050年其数量很可达到5亿3900万，为现在的3倍以上。[12 ]

国际移民人数将大为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全球化拉大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深了南北之间的鸿沟。2000年全球GDP为30万亿美元（30 trillion）, 按总人口60亿算，人均收入为5000美元，但实际上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相差甚大,瑞士人均收入38000美元，而埃塞俄比亚才100美元。1975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8 倍，低收入国家的41倍，而到了2000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6 倍，低收入国家的66倍，许多贫困国家、自然灾害和战乱，寻求个人的安全和出路必然要千方百计向发达国家移民。[13 ]

表一 ：国际移民地区分布与发展趋势（1990－2005）

资料来源：《人口监测》2006，第4页。

经济发达国家生育率大幅下降，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极度缺乏而发展中国家人口正处于高增长期，劳动力大量过剩。现在，全球每年人口增加8300万，其中8200万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每年大约230万移民到达西方国家，占西方国家人口增长的2/3。有学者指出1800年欧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0%而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8%，现在欧洲和非洲人口大体相当，但到2050年，欧洲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将降到7%而非洲的比例则将升至20%，高出生率必然带来移民的压力。[14]

交通与信息业的革命为跨国移民提供了愈来愈便利的条件。不但来往增多而且运费便宜，现在合法移民只要花上2500美元便可到达世界各地，非法移民也只要花1-2万美元便可达到目的地。[15]

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官方与民间网络的发展也为人口跨国迁移提供了渠道和机制。移民网络的形成扩大了移民信息来源，降低了移居成本和风险，使整个移民的过程获得内在的动力。而移民产业的兴起更促进移民数量的增加。[16]

随着移民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边界管制并对外来移民加以限制。25年前只有6%的国家制定限制移民的政策， 如今这类国家已增至40%。现在只有5-6个国家采取鼓励永久性移民的政策（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以色列和英国）而这些国家对外来移民接纳也是有所选择的，他们极力吸收高科技专业人才和熟练劳动力而严格限制非熟练劳动力、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的进入。各国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和对移民的限制，导致非法移民的日趋增多。据欧盟估计，1990年欧洲非法移民约200万，2001年增至300万，现在每年以50万的速度增长。美国情报部门预测，2000-2015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有4500万人进入劳动市场，其中将有不少人因无法在国内就业而流向国外，在各类国际移民中增加最快的将是非法移民。该预测指出，20年前进入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只占移民总数的20%，如今已占了新移民的1/3至1/2。现在美国每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逮捕的非法入境者多达150万。2000年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总数已多达900万至1100万，几乎是原先估计的两倍。[17] 如何应对非法移民日益增长的问题成了国际性的难题。

（3）移民模式复杂化与界线的模糊 ,流动方式多样化与跨国社群的形成

英国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认为，21世纪是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的时代，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飞速发展使得资金、商品、信息、文化产物以及人员有可能通过政府间的官方网络、跨国公司、各种非政府民间跨国机构甚至跨国犯罪集团频繁流动。在这一背景下，不仅移民人数大增，移民模式也更加多样化。不同类别移民间的界线也日趋模糊。政府虽极力鼓励某种移民入境同时限制某种移民入境，但发现很难加以区别，无法有效实施其政策；

过去单向性移民和永久性移民占居多数，现在由于信息发达，交通方便，旅费便宜，双向往返性移民和多向环回性移民(repeated and circulatory migration)日益增多，临时性移民(temporary migration)的比重日见增大，“再移民”的现象也十分普遍。移民与其家庭的联系也日趋密切, 越来越多的移民家庭，通过各种网络联系和生活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成员频繁交往，形成所谓 “跨国家庭”与“跨国社会”（transnational community）。并产生强烈的跨国主义意识（transnationism）。过去，国际人口迁移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他们或者成为永久居民，逐步汇入主流社会或者只是暂时的劳工和侨民与母国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主权和权力都没有受到怀疑。但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随着跨国社会的普遍出现和跨国主义意识的增强，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多层公民权(multi-layered citizenship) 双重国籍(dual national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国家主权问题受到严峻的挑战。

此外，移民的成分和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妇女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全球国际移民的比重高达47.5%。国际移民走向也已不限于南北之间，在南南之间尤其是低收入和中收入的南南国家之间移民现象也十分频繁。不少国家既是移民输出国又是移民输入国和移民过境国。[18]

国际移民模式的复杂化与类别的模糊化，人口流动方式的多样化和跨国现象的普遍化虽然对国家主权构成严峻挑战，但也为移民和主权国家提供许多前所有的新的机遇。

三 新世纪、新机遇、新挑战

国际移民模式的重大变化使得发达国家有可能迅速获取劳动力和科技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力和人才的输出提供某种程度的补偿，为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提供新的可能。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个人可以通过现代媒体迅速了解到国外就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出路，而国家则可以通过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了解，输出国内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目前全球每年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量约为 3000 – 3500万人, 比20世纪80年代初增长 50% ，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例如2001年菲律宾输出劳工86.66万人,其中陆上劳工66.16万人,海上劳工20.5万人,海外移民存量增至741万人，约为该国总人口的10%。印度以中东为主要目的地，输出劳工人数在300万人以上。大量劳工的输出不仅程度不同地缓解了这些国家国内的失业问题,还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19 ]

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给移民输出国带来最明显的好处是巨额侨汇。现代电子通讯技术使得海外移民得以将其部分收入通过银行或私人机构迅速汇回家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移民平均每年汇款8-10次,每次汇款约250美元，仅2000年一年，该地区侨汇件数多达8000万件，侨汇总额达到200亿美元。[20] 1970年国际侨汇总额还不到20亿美元，1999年其数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增长了50倍。世界银行2006年度全球经济预测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经由官方渠道输送的侨汇总数已超过2320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获得1670亿美元，为各种来源的发展援助两倍多，而经由非官方渠道汇出的侨汇估计至少为上述数字的50%。使得侨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外来资本。该报告说，印度是侨汇最大的接受国，共获得217亿美元，其次是中国213亿美元，墨西哥181亿美元，法国127亿美元，菲律宾116亿美元。而侨汇在一些小国的GDP中占有很大比重：汤加（31%），摩尔多瓦（27.1%）， 莱索托（25.8%）海地(24.8%)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2.5%)。（参见图1）报告说,侨汇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稳定的外汇来源。（参见图2）侨汇数量的激增大大改善了移民家庭的生活，减少许多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其中乌干达减11%的贫困人口,孟加拉国(6%),加纳(5%) [21 ]。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资料，目前侨汇收入已超过外来国家发展支助金和私人投资总和的已有36个国家，超过最主要输出产品收入的有28个国家。如侨汇超过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斯里兰卡的荼叶收入，超过摩洛哥的旅游收入。对这些国家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促进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22]

据拉美的经验,国际移民除大大增加侨汇(Tranfer of remittance) 外，还促进了交通（Transpotation）、电讯（Telecommunication）、旅游（Tourism）和商业（Trade）发展即拉美学者Manuel Orozco所谓 “5Ts”。[ 23]

图1 2006年10大侨汇接受国 [24]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 based on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200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 and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data.

图2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侨汇与资本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 based on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7 and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2006.

科技人才的流失（brain drain）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头痛的问题。2000 年，每10名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中有6名来自发展中国家。80年代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对高科技人才外流采取过严格的限制政策，但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80年代后，由于交通的日渐便利，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日趋普及，定居海外的高科技人员开始通过短期回国讲学，建立IT网络联系等方式参与国内的科研、教学与建设工作，为国服务，“人才流失”逐渐转为“人才流入”（brain gain）形成正常的“人才流动”（brain circulation）并为人力资本的营运开辟出新的途径。[25]

印度IT产业的飞速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90年代以前大量科技人才流向欧美，曾使印度深感忧虑和无奈，但后来事态证明，这种人才一时的“流失” 在全球化新条件下，可以转变为人才的“储备”和“获得”。今天，印度最大的20家软件公司中有19家是由侨居海外的印度专业人士所拥有或经营的，2002年，他们为印度提供了40万个软件产业就业岗位，创造了产值超过60亿美元的软件产品和服务收入。[26]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对输出国吸收国外科学技术，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前所罕见的独特的作用。

这样，从上世纪80年代后，海外移民对其移民输出国的意义便日益显露出来，人们对国际移民的整个看法，也随之发生深刻了的变化。

原先,人们对国际移民的看法多为负面,认为大量劳动力外流说明政府无能,养活不了自己的百姓,不得不让百姓出外谋生,任人剥削,而技术人才的流出更是国家的莫大损失；现在人们多从正面看待对外移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利用国际劳动市场解决就业问题一种机遇,可以带来侨汇，引来外资，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减轻国家的负担，而技术人员出国也不全是“人才的流失”可以转化为 人才的“流动”“储备”达到“人才的获得”从而提高移民输出国的科技水平。

原先，人们大都看不起移民，认为他们是竞争的失败者，在国内混不下去才不得不外出谋生，现在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因为他们不仅能带来侨汇,在家乡办理福利事业,还能引来外资和技术,发挥中介人的作用.例如1990至2001的11年间菲律宾海外侨民寄回的侨汇达480亿美元,为71个省捐献了10亿比索，用以发展福利事业,还引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对国家做了贡献,为此,菲律宾总统出来为他们正名,说他们是菲律宾的民族 “英雄”。墨西哥总统也将每年汇回近百亿侨汇的墨西哥移民称为现代“英雄”。[27]

原先，政府把海外侨民的存在看成沉重的负担，不保护不行，想保护又无能为力，现在政府把海外侨民的存在看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在国力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尽力加以保护，积极加以开发和利用。

于是如何保护，如何开发，如何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就成了摆在移民输出国面前的重大任务，成了时代对他们提出的严峻的挑战。

要保护，要开发，要利用，就必须建立必要的行政机构，开展调研工作，了解海外侨民的实情，制定方针政策，通过护侨法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建立全球性侨民组织，召开世界性的侨民集会，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侨民与母国的联系，增强侨民向心力和凝聚力等等，于是出现了上面看到的竞相开展侨务工作的热闹场面。

应当指出的是，联合国有关移民问题的机构，国际移民组织（IOM）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银行，以及其它许多国际移民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对上述场面的出现，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它们组织‘移民与发展’，‘移民与脱贫’、‘侨民对母国贡献’等专题研究项目，举办研讨会，发表个案研究、出版专着，直接参与侨务工作，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侨务的重视。例如，从90年代中起,国际移民组织(IOM)与孟加拉国政府合作,促其建立 “侨民福利与海外就业部”并为提高该新建部门的施政能力而开展多项培训活动。2003年10月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国际移民政策研究（IMP）、等在伦敦举办“移民侨汇国际会议”探讨侨汇与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重视侨务工作，加强与侨民的联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8]

四 外国侨务工作的开展与比较

2005年初，笔者曾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约有20多个国家开展侨民工作。[29]最新的资料表明，目前已建立官方机构并积极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已多达70多个，还有一些国家正在筹划之中，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移民输出国也有传统的移民输出国.，看来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形势下，开展侨民工作已是大势所趋了。那种认为只有中国才有侨务部门的特殊论想法已经过时了。现在的事情是放眼世界，尽量搜集资料，多多了解各国开展侨务工作的情况并进行初步比较研究，探明哪些是各国侨务工作的共同做法或普遍规律，哪些是不同类别国家的做法或特殊规律，多中获得启示与借鉴。

（一） 外国侨务工作的普遍做法

1， 建立和健全侨务机构，加强政府相关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建立和健全侨务机构，是顺利开展侨务工作重要保证。许多过去不设侨务机构的国家，近年来纷纷建立侨务机构，一些已有侨务机构的国家则扩大和健全机构，提高档次，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作，还有一些国家成立了海外移民事务部，制定政策和计划，统管侨民和外籍移民的事务。

（1）过去未设侨务机构的国家，近几年来先后在其外交部属下设立侨务机构，例如：

匈牙利政府原先只在总理府内设一名书记主管侨民事务，1992年正式建立“匈牙利海外少数民族事务办公室”（Government Office for Hungarian Minorities Abroad 简称GOHMA）。[30]

罗马尼亚2003年设立主持海外罗马尼亚人事务的国务秘书（State Secretariat for Romanians Abroad）[31]

保加利亚设立政府“保侨事务处（State Agency for Bulgarians Abroad）[32]

塞尔维亚设立“侨民司”（Serbia Directorate for Diasporas）[33]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也建立侨务机构。[34]

巴西设立“海外侨民事务国务副秘书（Vic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ationals Abroad in Brazil）[35]

智利设立“智利海外社区事务司 ”（the Directorate for Chilean Communities Abroad）[36]

（2）过去已有侨务机构的，现在进一步提升级别，例如：

希腊政府1983年设立希腊侨务司（General Secretariat for Greeks Abroad,[GSGA]） 作为外交部的组成部分，由一位司长主持工作，该司目前为政府内具有独立预算的实体，在司办公室下设有侨民联络处、文化教育处、经济社会政策处、计划研究与发展处以及财政与行政处，有工作人员约100人, 主管一切涉侨事务。[37]

意大利向来重视侨务工作，其外交部设有‘海外意大利人与移民政策司’，下置五个处，共有公务员149人，其中外交官16人，2001全司经费预算为6600美元。2001年 6月贝鲁斯科尼上台后，为了加强侨民工作，特建立侨民部，任命一位内阁部长，专门管理海外意大利人的事务。[38]

葡萄牙外交部原先设有侨民司，2002年将外交部更名为“外交与侨民部”（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Portuguese Communities Abroad）[39]

马里外交部改称 “外交与海外马里人事务部”(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 and for Malians abroad)。[40]

黎巴嫩政府在本世纪初也将其外交部易名为“外交与侨民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Emigrants）。[41]

（3）一些国家组建部级机构，如：

l印度国大党长期执政，对侨民工作未给与应有的重视，引起侨民的不满。2004年该党重新执政后，改弦更张，积极落实“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建议，并于2004年6月成立了“印度侨民事务部”（ministry of NRI affairs），同年9月，因考虑到服务对象除印侨外还有大量外籍印人，更名为“海外印人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任命Jagdish Tytlero 为部长。主管印度海外侨民和外籍印人事务。[42]

巴基斯坦也建立“劳动、人力和海外巴侨部”。[43]

孟加拉国海外移民与侨民工作原先是由其劳动就业部负责的，2001年在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推动下设立了独立的“侨民福利与海外就业部”（Ministry of Expatraites’Welfare and Overseas Employment of GoB）。[44]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2002年建立“叙利亚海外人员部”（Ministry of Expatriates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45]

塞内加尔设立“塞内加尔侨民部”（Ministry for Senegalese Abroad）[46]

阿尔及利亚1996年建立负责海外侨民社区事务的部长（Delegate Minister in charge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broad ）据说该部2002年起已归政府首脑管辖.[47]

埃及于1996年将人力部改为人力与对外移民部。

海地设立 “海地侨民部”（Ministry of Haitians Living Abroad）[48]

（4）一些国家未设侨务机构，但由最高当局统管侨务，如：
墨西哥总统福克2001年在总统府设立了 “海外墨西哥人办公室”,(Presidential Office for Mexicans Abroad) 加强对墨西哥海外移民的联系,制定维护海外侨民利益的新措施和引进资金建设侨乡的具体规划。[49]

菲律宾在劳工与就业部之下设立“海外劳工福利署”，“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 “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菲律宾根据自己劳工移民占多数的情况，没有另外建立侨务部门，但成立“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CFO]）由副总统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领导和协调政府各部门开展海外菲律宾人的工作。[50]

此外，日本、韩国、秘鲁、乌拉圭、突尼斯、危地马拉、土耳其等也都设立相应的侨务机构。以色列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建立专门募集犹太人入境的机构，但犹太人立国后对世界各地同胞的工作也引起人们的关注。[51]

各国政府在开展侨务工作中深感建立政府涉侨部门间的协调机构的重要。如：

2000年2月波兰政府在外交部副部长的主持下成立协调政府有关波兰侨民与海外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由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内政部和总理办公室代表等8名委员组成，外交部侨务司司长为委员会秘书，主管一切有关海外波兰人的事务。委员会每4个月召开一次会，向总理呈交年度工作报告并受国会两院的监督。[52]

1997年埃及政府也由人力与对外移民部、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等13 个 政府部门组成“移民工作高级委员会”。委员会每3个月开一次会，由人力与对外移民部长主持，协调各部门的涉侨工作。[53]

爱尔兰政府最近也建立 ‘海外移民工作部际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Emigration）以汇总相关信息，协调海外移民的工作。[54]

2, 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全面深入掌握侨情是制定确实可行的侨务政策的先决条件,不少国家纷纷加大投入，组织专业科研力量对海外侨民的历史与现状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建立资料库。

2000年8月瓦杰帕伊政府宣布成立“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责成其组织专家对海外印度人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该委员会动员了印度国内各研究机构、涉外部门，驻外使领馆和侨民组织的力量，向外交部提交了 “关于印度海外裔群的报告”（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详细反映了世界各地印度侨民、外籍印人的情况和他们对印度政府的期望。委员会根据各方意见分别就文化、教育、传媒、经济、卫生、科技、慈善事业、领事工作、双重身份、政府侨务部门的组建等问题向印度议会和政府提出数十条建议，目前印度政府各有关部门正就这些建议进行深入研究和落实。[55]

2002年孟加拉国政府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聘请专家主持海外侨民的调查研究,完成题为《海外裔群联系的制度化》的报告，着重反映孟加拉国移民在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56]

埃及人力与对外移民部和意大利政府合作并获意大利资助建立“统一移民信息体系”（IMIS）[57]

2002年，爱尔兰外交部聘请专家完成题为《对现存信息资料的研究和对爱尔兰海外移民状况与侨民社会的分析》报告并任命一专门小组制定了大力表彰海外爱尔兰人业绩，关心海外爱尔兰弱势群体，对移民实行三服侨务的新政策，得到政府和议会的认可。[58]

澳大利亚是世界主要的传统移民输入国，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地出生人口却大量外流。目前海外移民已达100万，多为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为此，2002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拨出112万美元的研究费，聘请专家主持“澳大利亚国际移民新范式”的课题研究;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等单位也聘请专家完成“关于澳大利亚海外裔群的规模、性质与相关政策的研究报告”, 提出“澳大利亚人才流动”与“澳大利亚海外裔群”的新概念以及相关的侨民政策，引起国会和政府当局的重视。[59]

2003 年,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弦主持的“韩侨基金会”（Overseas Korean Foundation）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对世界各地的韩人的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讨，出版《世界经济中的海外韩人》。[60]

2003-2005年，智利对全球智利人进行人口普查，此外，哥伦比亚、乌拉圭、马里、科特迪瓦、突尼斯、萨尔瓦多等国也通过领事馆其它手段设法了解本国侨民的情况，建立海外侨民资料库。[61 ]

上述调研报告均着重考察全球化加速时期海外移民社会的变化，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研究如何善待移民的问题。研究报告所用数据多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资料翔实，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受到各国议会的重视并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3 制订具体政策与行动计划，将侨民工作逐步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

许多国家在深入研究情况之后先后制订行动计划并付之实施，力图将侨务工作纳入国家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2005年，巴基斯坦制订了一项计划，鼓励专家顾问短期回国服务以传授科学知识和技术。[62 ]

乌拉圭在2003年南美洲会议上提出一项关于海外侨民发展战略文件，并制定了政府的侨民工作纲要。（Programa de Vinculacion con los Uruguayos Residentes en el Exterior） [ 63]

哥伦比亚政府在总统府的监督下正在实施 “Colombia Nos Une Programme，该纲领包含许多工作，涉及侨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条款。[64 ]

萨尔瓦多正在执行“萨尔瓦多侨民工作规划”（Programme Salvadorenos en el exterior）该规划包含了经济整合、领事服务、与市民社会联系、人权、家庭团聚、侨汇支乡、交通往来以及社会与人道救助等八方面的侨务政策。[65 ]

委内瑞拉的侨民工作计划包括海外移民的人口普查（Censo de los Venezolanos en el Exterior,2005）[66]

突尼斯政府在总统府的支持下通过了2005-2009年侨民工作计划。[67]

阿尔及利亚2005年也开始实施海外族群的工作纲要。[68]

2001年贝宁政府在总统的支持下实施“海外贝宁人国家政策计划”（National Policy for Beninese Abroad）[69]

乌克兰制订了“2010年侨民工作计划”以提高海外侨民的知名度，争取在2010年前大大改进政府与侨民间的合作。[70]

爱沙尼亚正在实施其政府制定的侨民工作纲要，目前已建立了移民基金会和海外移民理事会。[71]

2005 年芬兰首次制订“2006-2011政府关于海外芬兰人政策纲要”（ Government Policy Programme for Expatriate Finns）[72]

4 通过立法，确保政策的连续性，维护海外移民的利益

许多国家为了侨务工作有法可依并保证侨务政策不因政权更迭而变化，在国会设置侨民议席，建立专门机构，并通过立法，在海外组织侨民代表机构,反映民情,确保侨民的利益.

法国宪法规定法国海外公民有参政权。根据1983年83-499号法令,法国上议院留给法国海外侨民12个席位,从‘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中选举产生。 ‘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 The Higher council of Frenchmen abroad CSFE) 创建于1948年，1982年以来，其章程做了多次修改，目前该理事会由法国外交部长任主席，150位理事从法国海外领馆区登记的侨民中选举产生，20位理事由外交部委任，还有一位代表安道尔共和国(Andorra )的法籍人士也由外交部长指派。高级理事会选出的12名上议院院员作为海外法国人的正式代表。

‘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 建立文教、财经、社保、法制和欧盟事务5个常设委员会, 对有关法国侨民问题特别是对涉侨的立法问题向议会和政府提出建议和忠告。

‘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由3位副会长和其它25位成员组成的执委会每年召集两至三次会议。‘海外法国人高级理事会’选派其代表参与政府一系列涉及侨民利益的委员会和海外代理机构的工作，如参与海外法语教学、侨民健康保险、全国社会保障、就业与职业培训、社会经济与法制等委员会的工作。

法国目前在世界各地设223个使领馆区，各使领馆区由居住在该区的高级理事会理事、当地侨社代表和法国官员组成顾问委员会对该地区侨民的教育、就业、培训、安全等问题提出建议和忠告[73]

意大利议会1985年发布205号法令,在海外组建 ‘意侨委员会’(committees of Italians)以 加强侨民社团与领馆的联系，保护侨民的利益并增进侨民与所在国的关系.法令规定,委员会在侨民3000-100,000人的领馆区,由12名委员组成, 10万人以上领馆区由24个委员组成。委员任期5年，从居住在领馆区并向领馆登记的意大利侨民选出。在此基础之上，1989年根据368号法令，成立了“意大利侨民总委员会”（Geneal Council of Italians Abroad CGIE）。总委员会由94个团体成员组成，其中65个成员由海外侨民组织推举，29个成员由政府指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由外交部长主持，就意大利海外移民社会的问题向政府提供谘询，并向国会提供年度报告。为了更广泛了解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的愿望和要求，法令认可在某些地区，也可选举非意大利籍的意大利人后裔为总委员会委员，但不得超过该区当选总委员会委员的半数。

2000年10月意大利议会通过决议，决定给海外意大利人在上议院保留6个席位，下议院保留12个席位。1992年议会又通过新的公民法（Citizenship law）.该法第11条，允许已获得外国公民权的意大利公民保持其意大利公民权。[74]

葡萄牙根据1996年一项法令成立了 ‘葡萄牙海外社团理事会’(Council of Portuguese Communities) 作为政府在制定有关葡萄牙海外侨民政策和处理一切涉侨事务的谘询机构。理事会的100位理事，由世界各地葡萄牙领馆区登记的葡侨中选举产生，任期4年。若干无表决权的涉侨部门、议会侨民代表以及其它官员和专家也参加理事会工作。理事会选举常务理事15人，常务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理事会每4年召开一次，反映侨民的意见并提出政策建议。[75]

西班牙根据1987年1339号皇家法令，成立海外 ‘西班牙居民委员会’（The Councils of Spanish residents）和‘海外移民总委员会’(The General Council for Emigration)。‘西班牙居民委员会’在少于5 万侨民的领馆区由侨民选出7名委员，在5万-10万侨民领馆区选出11名委员，在10万以上侨民的领馆区选出21名委员组成。目前西班牙移民已在31个国家里成立这类委员会。西班牙最大的海外居民社群在阿根廷和法国。‘海外移民总委员会’是全国性的海外移民谘询机构，附属于劳动与社会事务部的海外移民司。总委员会58成员中43位成员由上述的海外西班牙居民委员会选出，其它15人由相关单位委任，其中雇主机构2人，工会组织6人，自治协会3人，司法部，经济财政部，内政部，和教育文化部各1人。总委员会的主席由劳动与社会事务部长在征得委员们的同意后加以委任，两位副主席由外交部和社会事务所部的高级官员担任。法令规定，总委员会的任务为：一，研究有关侨民问题；二，提出有关对外移民的政策建议；三，汇总相关职能部门有关对外移民活动的情报；四，对有关公民权利 ，劳工权益，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的法律、皇家法规、管理条例草案提出意见。[76]

希腊议会建有 ‘希腊侨民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ian Committee for expatriate Greeks),由各政党联合组成,该委员会为长设的谘询机构,议会每年予以独立的预算,以深入了解侨民的情况和意见.[77]

1995年克罗地亚议会为其侨民保留12个席位，任期4 年。[78]

波兰国会目前没有代表侨民的议员，但上下议院都设有专门委员会维护侨民利益。前者为‘上议院对外移民与海外波兰人委员会’（The Senate Emigration and Poles Abroad Committee）.主要开展国际交流向国家争取有关侨民工作的经费，后者为‘下院海外波兰人联络委员会’(The Sejm Committee on liaison with Poles abroad)主要开展民间交往，加强与侨民联系，争取侨民的权益。[79]

1998年土耳其也建立 ‘海外国民高级理事会’（High Council for Nationals living Abroad）及其下属机构 ‘海外国民协调委员会’(the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ationals living Abroad)‘作为议会和政府开展侨务工作的机构。此外，塞浦路斯、圣马力诺、等立法机构也都设有类似的侨务谘询机构。[80]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截至1997年已有乌拉圭、巴拿马、秘鲁和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西和墨西哥等10个国家的议会先后通过有关双重国籍的立法，以图维护海外移民的利益。[81]

危地马拉与中美洲国家，拉美许多国家与西班牙还分别签订双边的双重国籍法。[82]

印度国会在2004年12月通过 “双重公民权”法。该法律目前只涉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6个国家。[83]

l菲律宾在上世纪80年初已通过立法将海外劳务输出逐步纳入法制轨道，1995年国会又通过共和国第8042法令即“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法”（Migrant Workers and Overseas Filipinos Act），加强立法力度，保证移民的权益。上面提到的有关保护菲律宾侨民的机构如“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就是根据这项法律成立的。2003年8月菲律宾国会通过了共和国第9225号法令即关于双重国籍的法令，该法令已由阿罗约总统签字生效。[84]

5， 召开世界性移民代表会议，组织全球性移民民间机构，加强移民与母国联系

现代科技通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移民间得以建立紧密联系，许多国家的侨务部门遂召开全球性移民代表会议，成立全球性的移民机构，加强全球各地移民与母国的联系。

1995年在希腊侨务司[GSGA]推动下建立了‘世界海外希腊人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Hellene Abroad希腊文简称[SAE]）。该会为希腊侨民无党派的独立谘询机构，由世界各地希腊移民组织的代表组成，总部设在希腊的色拉罗尼基 （Thessaloniki）。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85]

‘世界意大利人大会’(Confederazione degli Italiani nel Mondo-C.I.M是海外意大利人最大的民间组织，代表5大洲29个国家1900多个侨民协会4百万成员。总部设在罗马。2000年12月，意大利政府在罗马召开了“海外意大利人大会”（Conference of Italians abroad）。与会者海有外意大利人社区代表676人，国内各地代表169人和记者与观察员380人。意大利总统亲自出席大会并致开幕辞。会议着重探讨海外意大利人如何在科技和经济方面为母国作出贡献。[86]

1997年,移居世界各地的芬兰人成立了 “海外芬兰人议会”(The Finnish Expatriate Parliament)作为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该机构向所有海外芬兰人组织开放,目前已有32个国家的405个海外芬兰人组织参加这个 “议会”。[87]

2000年5月19-20日，匈牙利召开“全球匈牙利侨民代表大会”，邀请28个国家的匈牙利侨民组织代表200多人就‘经济全球化’‘民族政治展望与海外匈牙利的前途’，及‘欧洲背景下的匈牙利经济’等专题展开讨论。[88]

1991年10月俄罗斯曾召开过首届“世界俄罗斯同胞大会”（the First World Congress of Compatriots ）。2004年10月“俄罗斯同胞国际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Russian Compatriots）在莫斯科召开，来自22个国家的俄罗斯侨民代表推选出理事会执行委员，并邀请莫斯科市长Yury Luzhkov 为名誉主席。[89]

1989年在政府支持下波兰侨民成立了 “波兰协会”(Polonai Association),1990年该协会由“波兰人海外社区协会”(Polish Community Association)所取代.2001年4月28-5月3日，“第二届海外波兰人社区大会”在波兰举行,来自全球的320名代表就海外波兰人的教育、公民权以及波兰国家的前途展开热烈讨论，决定在6 个月内建立‘世界波兰海外移民协会’（World Council of Polonia）作为全球性波兰海外移民最高机构，总部设在加拿大。与会者要求波兰国会下院修改公民权条款，以便利外籍波兰人入境。[90]

2002年5 月在亚美尼亚首都召开了第二届亚美尼亚海外侨民大 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两千多侨民代表，聚集一堂，讨论和通过一系列加强海外侨民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联系的决议。[91]

1997年，贝宁召开首届贝宁海外移民会议。[92]

2004年10月，叙利亚在总统的支持下召开“叙利亚海外移民大会”[93]

2005年10月墨西哥召开第二届“国家与海外族群关系大会”。[94]

黎巴嫩海外移民在政府积极支持下成立“世界黎巴嫩人文化联合会”( World Lebanese Cultural Union, WLCU)；[95]

日本政府通过“日系与海外日人协会”（Association of Nikkei and Japanese Abroad）每年在东京召开海外日本人会议。1975年至2001年已先后召开过各种侨民会议42次。日本政府还每两年组织一次泛美洲会议，邀集美洲各国日本移民社区代表参加。[96]

6， 组织海外移民月,移民周、移民日活动,表彰有特殊贡献的海外人士，增强海外移民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海外移民多因经济或政治宗教原因而背井离乡。他们在海外的艰辛岁月，鲜为人知，他们的成就也常为国人所忽略。为改变这种的状况，加强海外移民的归属感，争取他们对母国建设事业的支持，一些国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移民月和侨民日活动，大力表彰海外移民的业绩，大张旗鼓地宣传侨务政策，收到良好的效果。

1988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签署276号告示(Proclamation No,276)， 宣布每年12月为“菲侨月”(month of Overseas Filipinos), 在此期间举办各种活动, 表彰菲侨的业绩,肯定菲律宾海外劳工对国家的贡献，宣布海外劳工为“菲律宾英雄”，并向有特殊贡献的海外菲律宾移民个人和私人机构颁发总统奖赏。1991年以来颁发总统奖赏的做法已制度化，到2003年为止，已有35个国家的156个菲律宾移民个人和机构受到总统的奖赏。[97]

2003年印度政府根据“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的建议，将每年的1月9日即圣雄甘地从南非返回印度的这一天定为海外印度人日，(（PRAVASI BHARATIYA DIVAS），至今已举办了3届。每届都召开全球印人代表大会，表彰一批海外有特殊贡献的海外印度人，举办学术研讨会，商品交易会、投资促进会和电影节等活动。今年的海外印度人日活动，虽不幸遇上了南亚海啸，仍有61个国家的近2000印度移民代表参加。印度总统在大会上号召海外印人成立海外基金会，集资1 亿美元支持政府的基础工程和海啸预警设备的建设。印度总理许诺将扩大实施双重公民身分法的范围，而海外印人事务部部长则答应在迪拜设立机构，处理中东印度劳工的申诉。大会决定今后海外印度人日的活动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中间一年举办海外印人经济会议，共商印度经济发展问题。[98]

2000年3月,黎巴嫩政府部长会议决定每年4月的第2 个周末为世界黎巴嫩侨民日,号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以增进全球黎巴嫩人的凝聚力，为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重建国家而共同奋斗。[99]

2001年4月“第二届海外波兰人社区大会”也决定每年5月2 日为波兰侨民日， 号召世界各地波兰移民在这一天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增强全球波兰人之间的团结。[100]

埃塞俄比亚2005 年1月举办年度埃塞俄比亚侨民日。[101]

萨尔瓦多立法机关通过举办“移民周”的决议。[102]

7, 由议会出面，召开外籍移民议员会议，开展院外活动，维护国家利益

海外移民成为所在国国会议员者虽属少数，但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些发达国家的议会利用西方国家院外活动的合法性，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

2000年，由意大利议会上下议院议长联合发起，召开“意大利裔国会议员会议”。欧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27国中，共有意大利裔的国会上下议员349人。此次会议邀请到其中的166人，包括法国国会议长、秘鲁国会副议长等要员。会议一致同意建立“世界意大利裔议员协会”，通过外籍国会议员的活动增进居住国与意大利的联系，并在居住国建立国会游说团，开展院外活动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美国意大利裔议员在美国国会中劝说美国支持意大利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103]

希腊、法国、葡萄牙、黎巴嫩和印度等国议会也和本族裔的外国国会议员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的游说活动，对某项涉及本国利益的议案施加影响。

8, 发挥海外移民网络的作用，争取侨汇、侨资，引进科技人才

一般说来，经济比较落后又有大量劳工输出的国家，其工作重点在于争取侨汇，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重点在于引进侨资，经济发达的国家则重点放在于引进技术和人才。而一些大国既争取侨汇，引进侨资又大力吸收技术和人才。

墨西哥为了解决非法移民的汇款问题，其驻美国的领事馆向当地的墨西哥人，（不论其是否合法）发放一种证件（matriculas consulares）以证明持证人为墨西哥人。此证件原为帮助警察识别涉案人的身份，但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被美国银行作为开设账户的凭证。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墨西哥的侨汇已从1990年的30亿美元增至2001 年的99亿美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104]

为了鼓励侨民将侨汇投资于国家建设事业,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实施了一项称为 “3合1”的计划,即侨民每汇回1美元现金投资于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便各拿出1 美元以促其成。目前该计划已在萨卡特卡州顺利实施。该州政府和美洲发展银行还为投资于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就业机会的归侨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财务方面的支持。墨西哥政府的上述做法已为许多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所效法。[105]

菲律宾有741万人在海外生活和工作，其中大约305万为短期海外劳工，162万为非法移民，只有274万为永久居民，因此，菲律宾政府不仅重视劳工的保护也重视争取侨汇的工作。与墨西哥的做法略为不同，菲律宾发行一种专为移民使用的汇款卡以保证合法与非法移民都能顺利将汇款送回家里。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2001年菲律宾侨汇高达到84亿美国美元。对菲律宾国内经济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起了重要的作用。[106]

印度是个大国，2200多万海外移民分布在五大洲的110外国家。印度既重视争取侨汇又重视吸收海外高科技人才。印度向海湾地区移民350万，其中劳工占80%，每年寄回侨汇50多个亿美元，约占2000年印度侨汇总额的一半，印度IT产业的年产值也近100亿美元，近年来又努力引进侨资，2005年第三届海外印度人日的中心议题即是如何大力引进侨资问题，印度力图引进数以千亿美元的外资投入基础建设工程。[107]

9,大力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动

加强民族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对维系海外移民与母国的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各国政府根据各自民族的特点大力开展民族文化工作，以保证民族优良传统得以传承。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海外移民的法文教育。在海外法国教学中心（AEFE）的主持下，法国在全球125个国家设立400多个法国子弟学校，（从学前教育到高等院校和大学的入学考试）这些学校和一般法语学校不同，得到法国教育部的正式批准和承认，根据法国国内同样的教学大纲和教育准则，达到国内同等的水准。学校的师资大都由国内派出。AEFE还对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远离法文学校的侨民子弟可通过法国教育部主办的公共教育设施“国家远程教育工作中心”获得正规的法文教育，中心委派学校教师给予辅导。“远程教学中心”所收学生不限于法国侨民，加入当地国籍的法裔学生也可入学。目前已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0学生完成其学业。法国海外移民子弟接受其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的熏陶对他们回国升学和工作大有益处，保持本民族的优传统的做法受到居住国人民的尊重。[108]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黎巴嫩、印度等国家也都十分重视加强民族教育，弘扬民族文化问题。他们大力支助海外侨民的教育事业，提供奖学金给海外学子回国深造，组织夏令营，开展民族传统节日的活动，派出文艺团体到移民区演出，许多国家还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侨民媒体维持侨民的的利益，宣传母国的成就，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建立了500家电台。700家报纸和许多电视台。[109]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宝来坞电影深受世界各地印侨民的喜爱，对海外印度青年了解印度生活方式产生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以上列举的9方面的侨务活动，概括起来是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提高政府自身开展侨务工作的能力（建立机构、政策和措施、法律保障、经费和效率等等）；

二是给予海外侨保护和一定的权益，在侨民中建立广泛的联系和信任（人身安全、劳动权等合法权利以及参与本国政治的某种权利等等）

三是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各国的需要，获得侨民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多方的支持和贡献。

前两项工作做得越好，侨民的贡献也就越大。这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也可以说是各国侨民工作的最普遍的规律。

（二）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侨务工作差异

以上列举9方面的的工作是近30年来各国开展侨务工作的带普遍性的做法。进一步仔细研究时人们不难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对待侨务工作的态度、目的、重点、方法、手段、措施等等均有明显的不同。下面我们将这些国家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分类略加比较。

2005年2 月2-3日，国际移民组织（IOM）曾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中心话题是如何将移民引导到发展政策主流议程上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将近100个国家，40个政府间和非政府的组织的代表。会上，IOM发表了该组织关于各国侨民工作的问卷调查报告作为会议的背景材料，这份问卷调查报告和会议代表的发言为我们进行比较提供了重要依据。[110]

（A）首先从地区上看：

1）非洲国家对侨民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非洲多数国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先后独立的，独立后由于内部纷争不断，政局动荡，根本无暇顾及侨民问题。本世纪以来，随着非洲局势日趋稳定，非洲各国政府开始着手建立机构，面向侨民，力图开发海外智力和财力资源。2001年，在IOM的帮助下，非洲成立了名为“发展非洲移民战略”的机构Migr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strategy (MIDA)。该机构鼓励非洲各国政府、非洲各国海外移民社群和民间团体为改变非洲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共同努力。[1111 为此，一些非洲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马里、佛得角等国政府先后成立了独立负责侨民工作的部级机构。在此次IOM的问卷调查中，非洲国家答卷率最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洲对此项工作的积极性。

2）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侨民工作较有基础。因为这些国家在地理上接近经济发达的美国，移民侨汇最多，移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与作用表现得较为充分，最早引起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注意。据美洲发展银行最新的数字：200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侨汇收入已超过450亿美元，是世界侨汇增长最快，数量最多的地区。因此这个地区各国对侨民工作向来比较重视，且积累了一些经验。

3）亚洲地区呈现出多样化。 由于石油涨价，中东地区产油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已成为世界重要的新的移民输入地。他们主要任务是招来并控制外来移民，本国公民外出的很少，不存在侨民工作问题；中东其他非产石国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等则成了主要移民输出国，他们的移民多为临时性的劳工，其流量远比存量大，如菲律宾海外移民总量中永久居民约为移民总量的1/3，其余2/3为合法或非法劳工。又如孟加拉国，300多万海外移民中约118万为移居国的永久居民，其它为临时性劳工移民，主要分布在中东各地。这类流量大而存量小的发展中国家，侨汇随着劳工流量的增大而增加，政府对侨民的工作也日见重视。如菲律宾政府就在劳工与就业部统辖之下设立“海外劳工福利署”，“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 “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机构，孟加拉国成立“侨民福利与海外就业部”。印度也成立了“海外印人事务部”，专门负责侨务工。

4） 欧洲主要对付外来移民，对自身侨民不太关心。欧洲经济发达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后，都已越过了向外移民的高峰期，成为移民净输入国。欧洲各国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对付入境移民的问题上而对于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并不关心。当然，欧洲内部也有所不同，南欧、东欧国家比西欧国家积极。因为南欧国家目前向外移民的流量虽已大为缩小，但昔日移民及其后裔的存量却很大，例如意大利1861-1965年间累计对外移民2750万，目前移民及其后裔多达5000-6000万人；葡萄牙国外移民及其后裔约430万，希腊海外侨民多达670万。对这些海外移民存量很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东欧巨变后，大量移民流向西欧和美国，也存在如何利用海外人力、财力资源问题。西欧的爱尔兰和北欧的芬兰的情况与其他西北欧略为不同。爱尔兰现有人口357万，侨民300万，而爱尔兰血统的人据说有5000多万，随着近年来爱尔兰经济的高速发展，爱尔兰政府将其侨民和血统人视为自己的重要资源加以开发。芬兰对外移民比其他北欧国家晚，其移民远未融入移居国，仍与母国保持较为密切联系，在移民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侨民工作的长期规划[112]。

5） 澳洲近年来也出现开展侨民工作的呼声。澳大利亚是国际移民的主要输入地， 但目前已有近100万澳大利亚移民在世界各地，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资源，要求政府开展侨民工作，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对他们的权益予以保障。

（B）其次从经济水平看

地区的差异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反映,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迫切希望海外移民能提供侨汇。

（C）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侨务工作的目的也不同

大体上说，发展中国家侨务工作的目的主要借助于侨民的力量发展本国经济，消除贫困。而发达国家侨务工作则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扩大本国影响。

（D）目的不同，政策的着重点也不同

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还处在国际移民的高峰期内，他们的移民多为临时性的劳工，其侨务工作的重点在于保护外出劳工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利，争取更多的侨汇，例如菲律宾。移民数量不大但人才流失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则着重于如何通过侨务工作变“智力流失”为“智力获得”以减少损失；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除侨汇外还着力引进侨资和侨智。而发达国家则着重给予侨民参政的权利以满足其侨民参与本国政治的愿望，扩大本国的影影响。

五 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启示

了解外国侨务工作开展的新动向，对我们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不无帮助，但在借鉴他们的具体作法时，尚需了解其出台具体背景并结合我国国情。这里仅从宏观角度，谈谈他们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 ：把握时代特点，放眼世界，侨务工作必有大的突破.

上述许多国家虽然侨务工作起步比较晚，但他们的起点都比较高。许多国家是站在当今世界的高度，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和国际人力资源争夺的角度研究和制定移民和侨民政策的。他们十分重视吸取当代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问题的科研成果，重视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例如印度、孟加拉国、爱尔兰、新西兰等国都在其侨情调研报告中辟出专章或专节探讨全球化进程对国际移民的影响，吸取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裔群问题（diasporas）、跨国主义(trasnationalism)以及国际移民理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ies）的最新科研成果，分析其它国家侨务工作的经验。如“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调查报告”着重介绍Robin Cohen等人关于全球裔群理论（Global Diaspora）,考察十多个国家的海外裔群状况并对这些国家侨务机构的效率做出评价。报告用了14页的篇幅研究中国侨务工作经验，分析中国侨务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112] 孟加拉国的调研报告“海外裔群联系的制度化”也用一定的篇幅介绍当前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向和一些国家的侨务工作经验，[113 ] 而新西兰的报告则着重借鉴南非的经验。[114 ] 此外，一些国家还曾派出专人到中国侨务部门来取经。相比之下，我国侨务工作虽然起步早，历史长，范围广，经验多，潜力大，成绩显著，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我们也有明显不足的地方。我们侨务工作者主要是从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文化的特质,以及华侨爱国主义传统诸方面思考、谋划、开展侨务工作的，我们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劳动分工格局、劳动市场变动缺乏了解，对国际移民模式的变化缺乏研究，对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和侨民问题的科研成果知之甚少，对其它国家移民的情况和他们的侨务政策也很少予以关注。这种情况妨碍我们从时代高度将侨务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更好地指导侨务实践；妨碍我们以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领域更好地与外国学者开展深层的对话；妨碍我们摆脱晚清以来形成的侨务观念, 跳出旧巢臼，到无限广阔的世界去捕捉侨务工作良机。这种情况应当设法尽早改变。我们应当开阔视野，放眼世界，从时代的高度来看待华侨华人问题，应当多多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动向，努力吸收国外的科研成果，广泛借鉴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我们尤其应当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并且在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而推动体制创新，把侨务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115]

启示二：认识客观规律，整合资源，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

国外开展侨务工作的国家，虽然侨务体制不同，工作对象和工作重点各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是将移民、侨民、归侨以及加入外国国籍的本国血统人看成是本国人口国际迁移不同阶段、不同流向的产物，予以统一把握。其二是认识到侨务工作的开展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单靠主管部门一家难以胜任，必须整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资源才能较好地完成任务。这两个共同点反映了现代人口国际迁移的客观现实和移民与侨民工作的共同规律。因为侨民的产生，除少数国家因战争或大国解体引起国界变动而导致本国原居民成为国外侨民外（如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主要是国际间移民造成的。如果移民不出国门，也就没有侨民、归侨和加入外籍原侨民等等的问题了，而要保护散居在异国他乡的千百万同胞并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没有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谈何容易。

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目前34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主要是鸦片战争至1949年第一次移民潮的产物，1949年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我国对外移民基本停止，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较大的改变。在对外移民基本间断的30多年间，我们的侨务工作因受到各种限制，主要透过归侨与海外亲友的关系开展的，重点放在政治上的统战方面。我国侨务部门既不隶属于外交部也不隶属劳动就业部门而是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实践证明，这种侨务体制、方针途径与方法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行之有效并取得了重大成绩的。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观念、体制和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例如，由于过去的侨务工作是在长达30多年对外移民基本间断的情况下通过归侨间接开展的，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为侨务工作与对外移民工作是无关的两码事，从事侨民工作的可以不研究对外移民问题，从事对外移民工作的可以不了解侨民的状况，把移民和侨民完全分隔开来，殊不知今日之侨民乃是昨日之移民及其后裔，没有对外移民也就没有侨民、归侨、侨眷、侨属等等服务对象，离开国际移民谈侨民，在认识上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深入探索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生存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从理论高度总结侨务工作经验。又如在实践上，基于上述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们把移民工作、侨务工作、劳务出口工作截然分开，由不同部门根据自己部门的任务、要求、标准行事，各搞一摊，甚少沟通，缺乏统一规划和领导，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此外在探讨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开发上，由于对移民与侨民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孤立地看待移民与侨民，思路受到很大限制，未能从移民与侨民、流量与存量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开发。显然，这些在相对封闭时期形成的过时的观念、体制和做法，都需要加以更新和改革。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努力探索客观规律，在更高层次上加强统一规划和领导，整合各部门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116]

启示三：以人为本，尊重移民的自主性，方能充分调动广大侨胞的积极性.

国际移民之所以逐渐受到各国的重视，主要因为人们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他们能给家乡、国家带来巨大利益，是宝贵的资源，为此，如何长期深度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一资源就成了当政者和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国际移民作为一种资源和其它资源有何不同？移民有没有自己的‘自主性’？能不能把他们仅仅看成可开发，

可利用的对象而不必尊重他们的“自主性”？许多国家在制定和执行移民政策时都遇到这个问题。所谓‘自主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移民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一是移民的自身的创造力。亿万移民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人地生疏的外国，为的是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节衣缩食把钱汇回家里为的是改善自己家庭的命运。亿万群众求生存，谋发展的行动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移民们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成家立业的，他们的成就和地位大都是在体制之外取得的，是在他们历尽千辛, 杀出一片天地后才被人们所承认的。决策者如果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不尊重他们的利益，忽视他们的首创精神，从根本上不懂得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必不能达到制定政策的预期目的。英国社会学家Stephen Castles曾反复举出战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实例说明这一点。[117 ]

我国侨务政策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始终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这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深刻理解并全面地加以贯彻。我们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统称为侨胞作为服务对象。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老移民及其后裔占了绝大多数，新移民是少数，二是参加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占居绝大多数，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是少数。因此，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侨务政策的精神，真正做到始终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并且把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非易事。应当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侨务工作者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接触面还是比较窄的，我们对改革开放后出去的新移民和改革开放前出去的老移民中仍然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那部分华侨与华人及其社团是比较熟悉，我们在他们中进行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听到的主要是这部分人的声音，而对于接受当地语言教育的第三四代华人就隔膜多了，但这部分人正是汇入主流社会的先锋，远在我们主张华人应汇入当地主流社会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远离故土，走到异国他乡，创建家业，繁衍后代，深深扎根于当地了。如何深入了解这部分人的历史和现状，仔细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切身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课题，因为这部分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体现了中国移民的自主精神，代表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某种发展趋势。比起新移民及老移民中保持中华文化较多的那分侨胞来，这部分人目前对于母国还没有前者那么“热心”，但由于他们已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他们在中国走向世界，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在促进中国和居住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我们应当时常考虑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尊重他们的自主精神。[ 118]

从外国的经验看，全球化不仅给了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利用、开发移民的新的可能性，也给了移民本身发挥“自主性”的空前机遇。我们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华侨华人的自主性，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侨胞，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119]
————————————————————————————————

[1] 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版第10页。
[3] Appleyard, R.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 for the Nineties Geneva: IOM, 1991
[4] Massey, Douglas S.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2003.
[5] Massey, Douglas S.,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
[6] Potts, L., The World Labour Market: A History of Migration, London, 1990, p63-108.
[7] 参看 邬沦萍 主编，侯文若 副主编：《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346页.
[8] Massey, Douglas S. et al, Worlds in Motion: 1998 p 6-7。
[9] Kritz, M. M., Lim, L. L. and Zlotnik, H.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Oxford 1992.
[10] Massey, Douglas S.,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11]Ronald Skeldon,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End of Exceptionilsm?’ 2003.
[12] Rita Suessmuth, ‘Migr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Common Concerns – Different
Views’ 2003
[13] Philip Martin, (2004) ‘Copenhagen Consensus: Challenge Paper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14] Philip Martin,(2003) ‘Sustainable Migration Polic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Geneva.
[15] Philip Martin, ‘ Copenhagen Consensus: Challenge Paper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 , 2004， p.13.
[16] Stephen Castles,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2003, CMD
[17] Ronald Skeld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gman.1997
[18] Castles, Stephen，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2001 http://www.unesco.org/most/apmrcast.htm； ——-，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 CMD Working Paper 2003 #03-09a
[19]commiaa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Handbook for Filipinos Overseas, 6th Efition Manila,2002 ;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
[20]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un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 Remittances to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mparative Statistics 2001
[21] World Bank. (2006) the World bank`s annual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report for 2006,
[22]] Kathleen Newland,(2007), A new Surge of Interest i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23] Manuel Orozco,(2006) Trans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in Latin America, World Bank
[24] Dilip Ratha，（2007）Leveraging Remittances for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Migration.
[25] Macha Farrant,Anna MacDonald, Dhananjayan Sriskandarajah,(2006) Migration and Developm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OM.
[26]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4) Developing the Diaspora, UN/POP/MIG/2004/5
[27]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
[28] Macha Farrant,Anna MacDonald, Dhananjayan Sriskandarajah,(2006) Migration and Developm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OM.
[29] 丘立本：《外国侨务工作新动向及其原因与启示》，2005年第2期、第4期。
[30] Government Office for Hungarian Minorities Abroad hllp://www.htmh.hu
[31][32][33][34][35][36] Dina Ionescu, (2006) Engaging Diasporas as Development Partners for Home and Desyination Countries: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Geneva.
[37]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p. 319-321. pp.325
[38]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
[39] Antonio Martins da Cruz, ‘The main Lines of Portuguese Foreign Policy’, Lisbon 18 June 2002.
[40] IOM,Mainstreaming Migration Into Development Policy Agendas.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Migration. Geneva
[41] www.emigrant.gov.lb
[42] The Hindu, 2004/10/1 www.theindu.com
[43] 见中巴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6-2-21
[44][45[46][47][48]Dina Ionescu, (2006) p34- 36
[49]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 p.11
[50]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Handbook for Filipinos Overseas (6th Edition ) 2002.
[51]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p.326-339; Dina Ionescu, (2006)
[52]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 352
[53] The Emigration S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and Emigration and IMIS, Contempory Egyptian Migration, 2003, p.27-28
[54] Manuela Aguiar and Ana Guirado, ‘Links between Europeans living abroad and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 Working Docs. 8339. 1999, p.17
[55]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56] Tasneem Siddiqui, Institutionalising Diaspora Linkage: The Emigrant Bangladeshis in UK and USA,；Ministry of Expatriates’ Welfare and Overseas Employment of GoB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Dhaka 2004 .
[57] Dina Ionescu, p17.
[58] Bronwen Walter，A study of the exist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about Irish emigrants and Irish communities abroad 2002; IRELAND AND THE IRISH ABROAD :Ret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Policy regarding Emigrants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2002
[59] Graeme Hugo，Dianne Rudd and Kevin Harris Australia`s Diaspora: Its Size, Natur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EDA Information Paper no.80 2003.
[60] C. Fred Bergsten and Inbom Choi (ed.), Korean Diaspora in the World Economy, 2003
[61] Dina Ionescu, p 34-36
[62][62][63][64][65][66][67][68][69][70][71] Dina Ionescu, (2006) Engaging Diasporas as Development Partners for Home and Desyination Countries: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Geneva.
[72] Government Policy Programme for Expatriate Finns for 2006-2011
[73]Hans Jorgen Helms (ed.) ‘Democratic Rights of European Expatriates’ 2004 p.17-18 www.euromonde.net
[74]Hans Jorgen Helms (ed.) ‘Democratic Rights of European Expatriates’ 2004 p.19-20
[75] 同上 p.23
[76] Hans Jorgen Helms (ed.) ‘Democratic Rights of European Expatriates’ 2004 p.19-20 www.euromonde.net p.15-16
[77] 同上 p.14
[78] Manuela Aguiar and Ana Guirado, ‘Links between Europeans living abroad and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 Working Docs. 8339. 1999, p.13.
[79] Hans Jorgen Helms , Ibid. p.27
[80] Manuela Aguiar and Ana Guirado, Ibid, p. 17.
[81][82]Michael Jones-Correa, ‘Under Two Flags: Dual National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4), 2002. pp. 34-67
[83]‘parliament okey dual citizenship for PIO’ www.Rediff.com 2003/12/22
[84] Xinhua News Agency August 29,2003.
[85] [86]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87]The Finnish Expatriate Parliament, scandinavica.com。
[88] http//.www.hungary.com/hac/
[89] Tatiana Kamoza, ‘How to attract the Russian Diaspora’ New Times , 2005artners for Home and Desyination Countries: Challenges for Policyma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Geneva.
[90]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 354
[91] www.armeniadiaspora.com
[92][93][94] Dina Ionescu, p 34-36
[95] www.emigrant.gov.lb; Tasneem Siddiqui, Institutionalizing, Diaspora Linkage: The Emigrant Bangladeshis in UK and USA , 2004 p.13
[96]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 327
[97]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 Handbook for Filipinos Overseas (6th Edition ) 2002.
[98] Dual citizenship to be extended to all Indians: | January 07, 2005 red:ff.com
[99] http//www.emigrants.gov.lb/
[100]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 354
[101][102] Dina Ionescu, p 34-36
[103]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p. 323
[104]Ratha, Dilip, ‘Worker’ Remittances: An Important and Stable Source of Extern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3,p161
[105][106][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 pp.11-12
[107] Kathleen Newland, ‘Beyond Remittances: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Poverty Redu
[108]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109] Stephen Castles,(2007),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Five Major Emigratio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110] IOM (2005), Mainstreaming Migration Into Development Policy Agendas.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Migration. Geneva:
[111] IOM, (2006) Beyond the MIDA Approach to Mobilizing and Sharing of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Overseas African Community 2006-2010 Geneva.
[112]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2002.
[113] Tasneem Siddiqui, Institutionalising Diaspora Linkage: The Emigrant Bangladeshis in UK and USA,；Ministry of Expatriates’ Welfare and Overseas Employment of GoB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Dhaka 2004 .
[114] Bronwen Walter，A study of the exist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about Irish emigrants and Irish communities abroad 2002; IRELAND AND THE IRISH ABROAD :Ret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Policy regarding Emigrants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2002
[115] 参见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 —— 华人研究新探》（北京大学华侨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
[116 ] 参见丘立本：《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国际移民角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2004年第3期
[117]Castles, Stephen, ‘The Factor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CMD Working Paper #o3-09a 2003
[ 118]参见丘立本：：《经济全球化与华侨华人研究》，载《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总论卷》北京，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
[119]丘立本：《从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看华侨华人研究的意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作者：梁英明

21世纪将是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这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经济水平差异的国家或民族之间，以及经济利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必然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因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的必然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处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东南亚华商，在国际上同样必须应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这两种力量的激烈碰撞。与此同时，他们在各自国家内部还要受到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原住民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压力。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东南亚华商曾经走过怎样的艰难曲折道路，他们又将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国内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复杂环境，谋求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原住民优先”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其后，除了印度支那国家和缅甸由于战争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以致制约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外，在东南亚各国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都使当地华商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时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东南亚各国一批华人大企业集团的相继涌现，就是华商经济实力增强的一种象征，东南亚华商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主要得益于战后这个独特的历史机遇。

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一个庞大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是历史给予东南亚国家及华商企业的又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东南亚各国企业（包括华商企业）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搭上“中国快车”。

东南亚华商企业在这两个阶段获得的迅速发展，除在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加坡以外，都在相关国家的原住民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战后东南亚华商的第一个发展阶段（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各国政府曾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制度、法律、条例和政策，以国家的名义建立起一批政府拥有的大型企业，同时宣布扶植和保护原住民的私人企业，限制外侨企业的发展。例如，1959年菲律宾总统提出“菲律宾人第一”政策，并据此制定了“米黍业菲化法案”和“零售商业菲化法案”； 1960年老挝政府实施“禁止外侨经营12种行业法令”；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积极扶持马来人向工商业领域发展，给马来人提供“保留地”以及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内的多种特权； 1948-1960年间，缅甸推行“企业国有化运动”； 1949年，泰国开始实施“保留职业条例”，保留给泰人的职业逐渐增多，到1960年时达到17种； 195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实施照顾原住民进口商的“堡垒计划”，1957年实施“15种工业印度尼西亚化法令”，1958年实施“雇佣外侨法令”，直到1959年实施限制外侨经营零售商业的第10号总统法令； 南越政府从1948年至1956年间陆续实施多种限制外侨经营大米、布匹等商品的法令， 等等。

上述各国的法令、条例，虽然针对各自不同的情况而制订，但显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方面，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前的东南亚各国华侨仍具有双重国籍身份，他们仍被视为中国公民，这些法令条例均以保护东南亚本国公民利益的名义颁布和实施，因此显然是以限制华侨拥有企业的发展为其主要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国家中，华侨与当地原住民之间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经营工商企业的华侨，往往可以用他们的原住民配偶作为企业所有人，从而可以避免受到这些法令、条例的限制而继续经营。结果，除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以外，这些法令、条例在东南亚多数国家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在印度尼西亚，1959年的总统法令导致几十万名在乡镇地区的华侨小商人离开他们的居住地而回到祖国。在马来西亚，马来族对自己在经济上所处弱势地位的不满情绪，终于酿成1969年的“五·一九种族冲突事件”，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实施进一步保护马来族特权的“新经济政策”。即使在这两个国家内，限制华人企业发展的做法也没有完全达到政府预期的目的。至于缅甸的国有化政策，其作用并不限于华商企业，而直接影响到缅甸国民经济的发展，华商自然也不能幸免。

在战后东南亚华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形势和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战后30 多年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华侨已经陆续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各国的华裔公民。华侨政治身份的转变使各国原有限制外国人经营某些企业的规定已丧失了对他们的法律效力，这对华商自然是一个有利因素。然而，法律并没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东南亚国家的原住民统治集团中，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种族主义仍然是他们确保政权获得原住民拥护的重要政治基础。因此，这些原住民统治者往往夸大和强调华裔公民在本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的强势地位，而以维护原住民的经济权益作为他们的政治口号和施政目标。

其次，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后，中国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给东南亚华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这也使东南亚一部分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彰显自己的民族自豪感甚至优越感。这些因素增加了原住民政府对华商与中国扩展贸易、投资关系的疑虑。正是在这一新形势下，有些人开始宣扬所谓东南亚华人将“重新中国化”等说法，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为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从法律上来说，原有的华侨既然已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他们自然应该具有与其他族群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在东南亚各国同中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在逐步扩大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华商与中国企业间的交往合作应该是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因此，上述对东南亚华商的种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东南亚国家的华商早已长期定居当地，许多华商家族甚至已经世代生活在那里。他们的前途和利益已经同居住国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后代必然将更加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居住的国家。因此，东南亚华商是不可能“重新中国化”的。尽管作为华裔，他们与祖籍国之间必然还会有文化上的联系，但是不应将文化认同看作一种“政治效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出国经商，他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居住国人民发生商业纠葛或利益矛盾，有的地方甚至酿成流血冲突，一些华商被迫离开这些国家而回国。我们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这类报道。然而，东南亚各国华商与上述所谓新华商的情况不同，他们并没有以推销中国的廉价商品来占领当地商人的传统市场，更不是依靠假冒名牌或盗版侵权来攫取暴利。他们绝大多数是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而赢得顾客认可的。然而，由于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东南亚华商在企业经营等方面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华商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活动也往往被官方舆论抨击为国内资本的“外逃”，或甚至被指责为缺乏对国家的“效忠”观念。这说明，尽管东南亚华商在法律上已拥有公民的身份，却仍然被当作与所谓原住民不同的“外来者”。因此，在一些国家的任何一次国内经济危机或政治动乱中，华商都可能成为替罪的羔羊。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首都爆发的大规模抢劫和焚烧华人商店的骚乱事件，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

世界各国关于民族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在东南亚地区，有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虽自称只有一个民族，但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这是无可讳言的现实。东南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建立统一国家的时间还比较短暂，它们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有些原住民政权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号召，而以经济种族主义为实际内容的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在这一情况下，某些华商大企业采取与原住民企业家或官员“合作经营”，或以其他形式直接向某些官员行贿而获得某些商业利益，是他们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可以说，在公民中区分所谓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而又给予原住民商业优惠越多的国家，在官员权力越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官商勾结”现象可能越带有普遍性。在这些国家里，华商也往往被抨击为造成政府腐败的主要责任者。实际上，经常向官员行贿的华商实际上只是极少数大企业，而一般中小企业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任何国家的“官商勾结”现象中，“官员”总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商人”则只能是从属的一方。因为“官员”拥有的无限权力才是“官商勾结”现象存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菲律宾等国，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甚至公开要求某些华商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苏哈托在统治印度尼西亚32年中，确实与某些华商大企业集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些大企业中拥有一定股份。这使他的家族和部属得以聚敛大量财富。在他下台9年后，清查和追缴苏哈托家族贪污所得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但是法律诉讼仍毫无进展。有些人认为苏哈托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建设有“重要贡献”，因而“功大于过”，并以此为他的贪污腐败罪行辩护，也有人以苏哈托家族的贪污罪行“证据不足”为由而为他开脱罪责，更有人认为苏哈托过于信任某些华商大企业家，而被他们所利用，又由于这些华商大企业家的“背叛”，才迫使苏哈托下台。 这些言论将苏哈托统治时期的贪污腐败完全归咎于华商，同时又将华商描绘为一群背信弃义的奸诈之徒，显然是出于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偏见，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误导社会的舆论。

民族主义的对立

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另一个作用，是原住民统治集团企图将它作为对华人实施全面同化政策的一个工具或手段。但是，它显然并没有能够达到这一预期的效果。历史证明，民族融合只能通过各民族自愿的和平交往方式来实现，它必然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强制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只能激起被同化民族的抗拒，从而增强被压迫者的凝聚力和民族主义精神。对存在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国内不同族裔间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对立，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可能带来积极的效应。

即使处在苏哈托专制政权的压力下，禁止使用华文、华语，取缔所有的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不准华人庆祝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甚至强迫华人改用印尼人姓名，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可能消灭华人的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相反，东南亚一部分华商由于感到在国内受到某种歧视和压制，于是企图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希望获得生活在异国的同胞们的合作与帮助。这样，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由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华人社团发起，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华人社团联谊活动，如1971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1981年开始举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89年开始举办的海南乡团联谊大会，1990年开始举办的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1993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广东同乡恳亲大会，以及1994年开始举办的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以乡亲组织的名义举办的，一般每两年举行一次。此外，还有许多宗亲会举办的类似活动，难以尽述。其次，这些活动的实际内容是希望建立华商的国际联络网，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第三，这些活动大多数是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某些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泰国）等地举行的，它显示了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所起的主导作用。

然而，我们在看到这些频繁活动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它们对推进东南亚华商在国际上的合作与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国际华商网络并没有因此建立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和推动下，出现了超越宗乡和宗亲关系的新型国际华商联谊活动形式，这就是世界华商大会。1991年8月，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约800名华商出席了盛会。其后，大会每两年分别在不同地点举行。2001年在中国南京市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吸引了3000多名华商参加。2007年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华商大会的参加人数甚至达到5000人。比起华人宗乡会馆或宗亲会馆举办的联谊活动，世界华商大会无疑具有更大的规模，更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是迄今为止，世界华商大会并没有获得与其组织规模及耗费的财力相对应的商业成果。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国家的原住民政府及其企业界，对世界华商大会等活动却表示了保留和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各国华商的这类活动带有某些种族色彩和排外性质，不利于各国华商与所在国家的其他族群企业界的合作，不利于东南亚国家的国内资本积累和扶植原住民工商企业发展的国家政策，也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华裔公民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历史趋势。

然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出现的结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陈嘉庚企业集团、胡文虎企业集团、印度尼西亚黄仲涵企业集团和泰国陈弼臣企业集团等等就已开始在香港、澳门等地开拓跨国经营。大约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东南亚一些华商大企业集团又纷纷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建立跨国企业集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华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已有58家，其中26家的主要股东为马来西亚华商，10家为新加坡华商，14家为印度尼西亚华商，7家为泰国华商，1家为菲律宾华商。他们在香港商界被戏称为“南洋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这58家企业的总市值约为315亿美元，占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5.6%。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华商在香港的企业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直到2001年才有所恢复。2005年，名列香港《亚洲周刊》公布的“国际华商500”的企业总市值比2004年增加21%，2006年扣除新上榜企业效应，当年500家国际华商企业的总市值仍较2005年增加12.6%。 但是，与同期在香港上市的华资企业总体情况相比，在香港的东南亚华商业绩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扩展。2005年，在“国际华商500”中，有144家东南亚华商企业榜上有名，到2006年，上榜的东南亚华商减少到101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这些东南亚华商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被评论为“仍缺乏国际视野”。

无论如何，东南亚华商通过香港进军世界的举措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它与局限于华商之间的联谊活动不同，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东南亚华商在香港建立新的企业主要着眼于企业的市场扩展和利润增长的需要，也就是遵循“在商言商”的原则。因此，对东南亚华商进军港、澳地区的动机赋予过多民族主义含义是不符合实际的，尽管文化、语言和习俗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完全否认。从根本上来说，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给东南亚华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相对自由宽松的商业环境和严格的法律制度也给东南亚华商的利益以更加确实的保障。而香港作为跨国企业进军中国大陆的桥头堡的作用，更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取代的。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而不是新加坡或其他地方成为东南亚国家投资发展的首选之地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香港的东南亚华商往往采取与港、澳资本及其他外资合作的方式创建新的企业，再以这些合资企业的名义进入中国内地或返回东南亚国家投资。还应注意的是，在香港的一部分东南亚华商企业并非完全属于华商资本，而是包含有某些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的资本在内。例如，印度尼西亚华人企业家林绍良家族和林文镜家族在香港建立第一太平集团时，印尼原住民企业家苏德威卡特莫诺（Sudwikatmono）家族和伊卜拉欣·里斯贾德（Ibrahim Risjad）家族就一共拥有20%的股权。

第三，东南亚各国华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大多由家族的第二、三代经营。他们当中包括印尼华商林绍良之子林逢生，李文正之子李棕，黄奕聪之子黄鸿年，马来西亚华商郭芳来之子郭令灿、郭鹤年之子郭孔丞，新加坡华商黄廷方之子黄志祥，泰国华商陈弼臣之子陈有庆，谢易初之子谢国民，等等。这些新一代华商曾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新的经营理念，熟悉国际商业环境，他们必将在其企业集团走向国际市场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融入社会，互利共赢

当今世界各国对民族主义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界定或理解，对民族主义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褒贬不一。这里不予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南亚各国，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是历史的遗产，是政治的现实。然而，某些国家的原住民领导人认为本国只存在一个民族，即所谓原住民族，而拒不承认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存在。有些国家则将本国公民分为不同的种族集团，分别实施不同的政策。因此，就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奉行的所谓民族主义实质上只是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只要这些观念没有改变，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种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华商也必然首先成为受害者。

现代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历史的合理选择。不同民族之间只能通过长期的交往而逐渐融合，而不是通过相互排斥而保持对立。在昔日的华侨已转变为各国的华裔公民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唯一出路是融入社会，落地生根。当然，这一发展进程不会是很顺畅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力日益增强的影响下，东南亚国家原住民和华裔族群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可能高涨，从而促使民族矛盾加剧。

在这一情况下，针对某些华商喜欢炫耀财富、与中国官方关系过于紧密等问题，仅仅呼吁华商应该“谨言慎行”，“居安思危”是不够的。 这些呼吁虽然指出了华人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却未能从根本上对症下药。华商如果只是采取某些收敛的态度，并不能消除族群之间的对立。而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主义”以对抗“原住民的民族主义”，更不是解决东南亚各国族群矛盾的出路。

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内各民族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必然出现贫富分化，少数富裕华商与社会贫困阶层之间也必然存在利益的矛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各国政府为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而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不应一概简单地视为“排华”行动。当然，这些政策的背后也可能带有原住民狭隘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成分，或某些原住民官员利用这些政策而排斥华人企业，或要挟华人企业以谋私利，这类现象的存在也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东南亚华裔公民比其他族裔在私营工商部门仍占有一定优势。因此，华商与其他族裔在互利基础上加强合作，帮助其他族裔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共同目标，是东南亚华商的唯一出路，是化解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正确途径。在世界各地，海外华人作为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都会同样面对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而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内的华人来说，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更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必须接受本土多数族群的文化，同时保留自身的传统文化，才有可能为建设各国现代化民族的共同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固然可以说，东南亚华人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文化，但华人必须入乡随俗，适应环境。如今，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文化显然已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东南亚华人的商业根基则是在东南亚。只有立足于东南亚，首先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才能得到本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华商企业的活动和发展是所在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商也只有随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

有些人用“华人经济”来概括东南亚华人的商业活动及其成就，并对“华人经济”的规模、实力以及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津津乐道，甚至鼓吹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华商聚集的地区共同建立“华人经济圈”。这种观点是把华商的经营活动孤立于东南亚各国国民经济之外，同时片面强调华人族群经商的才能和成就，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任何国家内，都不可能存在独立于整个国民经济之外的“华人经济”或任何其他族群经济，而只可能有来自不同族群的资本或由不同族群经营的企业、厂商或公司。实际上，如今许多华商企业已包含其他族群拥有的资本，但仍可以某些指标（如华人资本所占比例，主要经营者是否为华人，等等）来认定这些企业属于华商企业。而众所周知，资本、企业、厂商、公司等只是经济活动的要素，但并不等同于经济。因此，“华人经济”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还应该指出的是，“华人经济”似乎只是中国大陆某些媒体和学者习惯使用的词语，而在国际学术界，相应的词语“Chinese economy” 则是专指“中国经济”，而不是“海外华人经济”。因此，宣扬“华人经济”的虚幻概念，只能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也给海外华商带来更大的困惑和面临更艰难的处境。

东盟的成立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开创了新的时代，大东盟的最终形成以及东盟10+3合作机制的实现，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东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当然也为东南亚华商走向海外提供了新的契机。东南亚华商应该审时度势，抓住这一机遇，主动搭上这一“顺风车”，加入到这一经济合作的框架内，并推动其他族群的企业一道，在推进东亚国家经济合作——当然包括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国家利益仍是国际经济合作出发点的情况下，东南亚华商自然要立足于各自国家的立场，维护并提升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谋求自身更大的发展。因此，在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东南亚华商既要努力实现东盟和中国的互利共赢，在东盟各国内又要实现国家和华商的互利共赢，而不可能脱离各自国家的立场，去追求所谓华商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存在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所谓海外华人的利益。

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作者  梁英明

随着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已经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新兴的经济大国和对外贸易大国。在展望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前景时，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论也逐渐成为人们经常热议的话题。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它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各家的说法并不一致。大体而言，一个国家除了它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以外的国际影响力，都可以包括在所谓软实力的范畴内。按照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概括，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至少应该包括它奉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价值观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

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的软实力在国际上究竟在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呢？世界各国又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呢？由于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此外，由于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广泛，本文仅就中国文化价值对东南亚各国社会影响力的发展变化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而未涉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等方面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发展不等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在提到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这样几个因素：即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在漫长的历史上，彼此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比较多，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至今生活着两千多万中国移民的后裔，他们理应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天然体现者。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将通过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的发展而日益彰显其影响力。因此，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也自然应该是最强大的。

然而，这样的说法大多基于某种推论。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它的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必然同步增长，而一国文化软实力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力之大小，也并非必然与它在该国或地区移民的数量成正比。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和作用也可以从这一历史规律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众所周知，东南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长期并存的地区。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才形成了今天东南亚各国的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现代文化。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移民大批进入东南亚，自然使当地居民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并无可避免地受到它的某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分析的话，可以说，迄今为止，这些影响实际上只是反映在一些国家的某些生产技术、生活习俗，以及语言词汇等领域。例如，人们经常会提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原住民就是从中国移民那里学会制作豆腐、酱油以及酿酒等技术的，一些汉语词汇（特别是闽、粤方言）被吸收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原住民的语言中，等等。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很容易地举出更多的例子。尽管如此，东南亚各国原住民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仍是土生土长的，它是东南亚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移植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不应该过高估计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各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力。

我们也许可以从印度古代文化对东南亚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中得到某种启示。大约自公元5世纪起至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之前，东南亚地区曾受到印度古代文化，特别是印度教和佛教文化的明显影响，以致有些研究东南亚古代历史的学者曾经认为，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曾在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某些王国占有统治地位，因而将这一时期称为东南亚的“印度化时期”。然而，更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即使在古代某一时期内曾有大量印度商人定居在东南亚国家，有些人并与当地居民通婚，东南亚一些王国的王室成员还曾信奉印度教或佛教，但是，印度教-佛教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也只局限于上层统治者内部，而对广大下层民众生活的影响仍然是很少的，这些民众基本上仍然信奉本民族原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因此，欧洲的东南亚历史学家如保尔·穆斯（Paul Mus）、博什（Bosch）、马必达（Mabbett）等人，都认为不应夸大印度教-佛教文化对东南亚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力，甚至认为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化时期”。

但是，伊斯兰教从13世纪末期传入马来半岛以东的群岛地区后，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席卷这一地区，成为今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以及菲律宾南部和泰国南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出现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很值得更加深入研究的。也许相对于印度教的繁琐等级制度来，伊斯兰教宣扬的众生平等观念更适应当时沿海地区新兴的城市商人阶层的要求。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并不是阿拉伯帝国政治势力扩张的后果，而是来自南印度和中国的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历史学家考证，在印度尼西亚人崇敬的伊斯兰教九大贤人中，可以肯定包括多名华人在内。 到15 世纪初期郑和船队到达这些地区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已是一些伊斯兰教王国。而尽管郑和是一位穆斯林，他所肩负的是宣示中国大明王朝“国威”的使命，而不是为宣扬中国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为传播伊斯兰教。

在近代历史上，由于在东南亚各国的中国移民仍保留中国国籍（包括一些国家的华侨仍拥有双重国籍），中国历代政府都曾寄希望于这些侨民能够成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早期的中国移民人数比较少，而且分散同当地原住民杂居，因此往往在若干代以后，他们即逐渐淡忘原有的中华文化，而接受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数典忘祖。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使然，是无可奈何的结果。

东南亚地区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以后，由于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移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人数日渐增多，而且相对聚居于若干大城市，特别是由于欧洲殖民统治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才开始形成所谓华侨社会。与此同时，也使东南亚华侨社会与当地原住民社会形成相对隔绝的状态。东南亚老一代华侨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与原住民社会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也使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局限于本民族内部。我姑且将中华文化与社会环境隔离的状态称为一种“文化孤岛”现象。同时，由于过去中国的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国民既不可能实施政治上的保护，当然对所谓发挥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就更无从说起。

在现代东南亚各国，原有的中国移民后裔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居住国的公民。这些海外华人尽管还可能长期保留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但是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交流和相互交融过程中，他们同时也必然受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虽然老一代中国移民仍然怀抱“薪火相传”的愿望，但中华传统文化对东南亚新一代华人影响力的逐渐衰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现代东南亚各国华人的文化虽然源于祖籍国即中国的文化，但是它已不等同于原有的纯粹的中华文化，而已成为东南亚各国特有的华人文化。这是得到东南亚各国华人普遍认同的事实。更不用说，东南亚华人的文化影响力并不能代表其祖籍国即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大小。

中国政府于1955年放弃以血统主义决定海外移民国籍的原则，反对中国移民拥有双重国籍的政策，让东南亚国家的中国移民后裔自己选择其政治归属，这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变既符合在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后裔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半个多世纪以来，东南亚95% 以上的中国移民后裔陆续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就是这一政策符合时代要求的最好的证明。

从外国侨民变为所在国家的公民，给东南亚各国华人提供了合法的经济利益、参政权利和法律保障，尽管一些国家对待华裔公民还采取某些歧视政策，原住民和华裔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相互间也还存在某些偏见。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在任何国家的外来移民历史上，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不以东南亚华人为特例。因此，尽管老一代中国移民对这一国籍身份变化感到还不适应，但是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是赞同这一转变的。

总的来说，东南亚各国华人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已较半个多世纪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东南亚的华人和中国政府都乐于见到的。尽管我们也必须看到，如同任何民族的情况一样，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华人都是富商，有不少华人至今仍然属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实际上，东南亚华人总体情况的改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发展给当地华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二，正是由于东南亚绝大多数原有的华侨已转变为居住国的公民，从而为他们的工商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消除了诸多法律的障碍。

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作为中国移民的后裔，要继续忠于自己原来的祖国，要继续坚守自己的“文化孤岛”，就只能继续保留中国国籍。而作为外侨，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都将不可能享有居住国的国民待遇，而必然受到当地政府许多法令政策的限制。而如果他放弃自己原来的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他当然应该获得入籍国家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原有的华侨文化就将逐渐当地化，也就是要落地生根，演变成为所在国家多元文化中的一个族裔的文化。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尽管中国在东南亚拥有人数众多的移民后裔，也并不能因此代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中国文化的传播应避免政治意识形态化

中国在结束“文革”并实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在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基本上放弃了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而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这使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以说，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特别是支持它们的武装斗争的做法，至今仍然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中留下负面的影响。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国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充满了忧喜交加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对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进步感到钦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又不免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而有所担忧。同时，中国某些新闻媒体过分渲染、夸大中国国力的、充满豪言壮语的政治宣传口号，更加重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忧虑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在谈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时，人们自然就会将这种影响力同中国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甚至将这种文化软实力看作中国扩大其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影响力的一种工具。

关于中国究竟应该在国际上发挥什么样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研究。一般认为，中国可能发挥的文化软实力就是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近年来，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中国一些学者提出了振兴国学的口号。这里所说的国学，实际上就是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当前，针对盲目追随西方文化而忽视中国自身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倾向，提倡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但是，在中国国内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和在国际上如何推广中国文化，是有联系而又不相同的问题。为了在世界上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扩大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中国政府近年同某些外国政府或民间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地创办了多家孔子学院。这一努力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取得多少成果，还有待较长时间的观察。但是，就东南亚国家来说，通过创办孔子学院之类的机构来达到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目的，似乎并不是很有效的途径。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这一努力的动机存在着疑虑。在东南亚各国，儒家文化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人们当作一种宗教学说，他们甚至将儒、释、道合称为三教。因此，孔教会、孔庙以及它们所创建的文化教育机构，在东南亚各地并不罕见。在印度尼西亚，孔教是为政府所承认的合法宗教之一。倒是中国几十年来对儒家文化的评价标准的不断变换和大起大落，使东南亚国家的当权者、学者和社会公众（包括各国的华侨和华人在内）都感到迷惑不解，不知所从。

中国在“文革”当中，也许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对儒家文化的粗暴批判和彻底否定，使东南亚国家以及那里的华侨、华人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儒家文化。在他们看来，几十年来，中国对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评价及相应政策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而只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某种需要而已。因此，他们对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倡导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努力，自然存在许多疑问。印度尼西亚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A.达哈纳（A.Dahana）教授最近曾撰文认为，在“文革”时期，“中国的当权者甚至利用儒家学说的消极方面来攻击其对手以夺取权力”，而现在又“利用儒家学说的声誉来达到外交的目的”。 他的结论虽然失之偏颇，却引起了其他一些学者的共鸣。这一情况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因此，中国要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需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消除将文化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印象。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得到东南亚各国公众的认同，也才可能发挥它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曾赢得世人的热爱和敬仰。在古代时期，除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曾经使用汉字的国家以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发展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在东南亚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似乎在日渐削弱。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东南亚人民的眼中，中国传统文化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因而也就无法适应时代的脚步和满足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要求。

在经济飞速发展和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社会弊病必然随之显现。在经济越加发达的西方社会中，这些弊病就表现得越加严重。在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东南亚国家中，诸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缺失，人际关系恶化等等问题，已引起了一些当权者和社会公众的担忧和反思。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和学者都曾试图从东方的古老文化中寻找治疗这些社会痼疾的良方。

1991年1月，新加坡国会曾通过政府提出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Singapore’s Shared Values）法案，作为新加坡公民应该遵循的社会行为准则。这一“共同价值观”包含了五条原则，即：（一）国家先于社区，社会先于自我（Nation before community and society before self）；（二）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Family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三）社区支持并尊重个人（Community support and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四）要共识而不要冲突（Consensus not conflict）；（五）种族和宗教和谐（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价值观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致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不断见于中国媒体有关新加坡及东南亚华商的报道和评论中。一些论者认为，正是由于遵循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新加坡及东南亚华商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或者说，它只是看到某些表面现象，而缺乏科学的论证。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东南亚不同国家里华商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完全不同（如泰国华商和缅甸华商之间），华商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里、在不同的制度下和受到不同政策影响下，华商的命运也完全不同（如越南经济改革前后的华商，以及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时期与苏哈托时期的华商等）。笔者已就这一问题撰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儒家文化并不是东南亚华人企业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当然并不意味着否认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影响。但是，正如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在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时，也不应忽视其中有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某些内容。在谈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时，我们有必要更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背诵已有的古训，而要研究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向人们提出的现实问题。随着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趋势，人们可以看到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以及美国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在增强，这固然与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强势地位有关，但也与其文化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分不开。如果我们注意到日本和韩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如日本的卡拉OK、动漫片和图书，以及韩国的影视文化即所谓韩流等），那么，我们对如何提升中国现代文化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问题应该更加具有紧迫感。

在中国移民后裔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加坡，它的经济发展成就足以令众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感到自豪。不少人曾经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成就即是中国儒家文化优越性的最好见证。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曾不断派遣各种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观摩”、“取经”。但是，这种学习似乎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事实证明，新加坡经济发展奇迹的奥秘并不是由于它实行什么儒家资本主义，而在于它坚持实施严格的法律制度和科学管理方法。而所有这些，正是借鉴了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当然，对任何一种制度只能根据本国国情，吸取其合理成分，而不应全盘照搬，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新加坡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它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里， 我们听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新加坡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关系所作的评论，或许可以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2001年，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中，在谈到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了，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就是必须放弃的内容之一。”李光耀还指出：“新加坡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

李光耀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得出的结论，反映了东南亚华人普遍的认识。他提出了儒家文化需要“改进”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现代化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及其带来的许多新的难题，新的矛盾，新的社会冲突，东南亚各国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简单地重复“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概念来解决现实问题，尽管这些原则也正是东南亚许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所公认的价值观念。

当然，中国要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在东南亚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也不是要同化于东南亚当地的原住民文化，而是在坚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同时，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迎接新的挑战，不断推陈出新，跟随现代化的步伐前进。

原载《亚太研究论丛》第六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作 者 简 介

梁英明，祖籍广东新会，1931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梭罗市。在梭罗中华学校小学毕业后，1945-1947年在梭罗华侨公学读初中，1947-1950年在雅加达巴城中学读高中。毕业后，留校任中文和历史教师。曾任雅加达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秘书，《学联月报》主编，《中学生月刊》主编及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秘书等。

1955年回国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60年毕业后留系任教，兼任系科研秘书及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等。1964年调入北京大学新建立的亚非研究所。1983年转入南亚东南亚研究所，1989年起任副所长。1990年晋升教授。1991年因机构合并，回到亚非研究所（后并入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授，1993年起获中国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离休。1983年10月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从事研究工作一年。

长期从事东盟(ASEAN)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华人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顾问等。业绩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名人录》、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出版的《名人录》和印度Rifacimento International 出版的《亚洲太平洋名人录》等。

主要著作：
《东南亚历史词典》（常务编委）；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副主编）；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副主编兼经济卷主编）；
《融合与发展》（作者）；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作者）；
《东南亚华人研究——新世纪新视野》（作者）；
《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人》；
《东南亚近现代史》（合著）；
《东南亚史》（作者）
《誉满羽坛功载史册——献身羽毛球事业的归侨陈福寿及其伙伴们》（作者）
《拼搏与奉献——印度尼西亚归侨林慧卿的乒乓球人生》（作者）
《中国羽坛一代名将陈玉娘》（作者）
《张国基诗文选》（主编）；

主要译著：
《近代亚洲史料选辑》（合译）；
《洪渊源自传》（译者）；
《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合作编译）；
《华侨与抗日战争》（编委兼英文审校）；
《日本集中营生活纪实》（译者）；
《巴城中华会馆四十周年纪念刊》（译者）；
以及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