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拜城县发生地震时期，造谣者利用AI技术手段发布虚假信息误导公众

一些网民通过AI凭空杜撰，恶意拼凑剪接，夸大扭曲事实，借事故话题编造谣言，破坏社会秩序，而AI技术的便利性正被他们精准利用。另一边，AI幻觉与一些人的盲信交织，加剧了谣言的破坏力。大模型基于概率的“创作逻辑”，常因数据污染或技术缺陷生成看似合理实则虚构的内容。随着生成式AI技术爆发式发展，网络谣言与虚假信息呈现智能化、规模化、爆发化特征。治理的滞后与技术狂飙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何破解AI幻觉技术难题，从源头打击谣言，避免人工智能成为造谣帮凶，构建多维度治理体系，正成为当下网络舆论社会治理的新命题。

“伪造”

AI谣言正在批量生产近半年来，AI的生成能力多次被注入谣言生产线。

从虚构天灾到伪造“科学数据”，从拼接旧图到捏造“权威解读”，AI工具的低门槛滥用让谣言制造呈现工业化、专业化趋势。在自然灾害方面，利用AI制造的谣言成为恐慌放大器。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而一系列“小男孩被埋图”在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并配文日喀则地震等关键词，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鉴于该图片存在明显AI生成痕迹，如图中的小男孩有6根手指，虚假图片很快就暴露了。

但在这之后，一出现自然灾害，AI谣言常常相伴而生。由于AI工具的发展日新月异，相关图片的“真实度”也越来越高。3月初，广东出现强对流天气，多地下起了冰雹。但在一些网络平台，有网民发布了“冰雹比鸡蛋还大”“冰雹砸坏汽车”“冰雹砸垮了房屋顶棚”等图片，并配文“广东多地最近下冰雹”。经核实，这些图片均为通过AI制作生成的虚假图片，其画面明显夸大了灾情。

有网民用AI生成的图片夸大冰雹灾情

“AI冰雹图片”的谣言过去还没两天，2025年3月5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发生4.5级地震，震后仅3小时，某短视频平台便出现“已致3人死亡、65户房屋倒塌”的谣言，配以AI拼接的房屋坍塌图片和方言配音的“灾民呼救”视频。经核查，这是造谣者利用AI技术手段拼接网络旧图，发布与此次地震不符的图文、音视频等虚假信息误导公众。实际上，经当地政府全面摸排，此次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新疆拜城县发生地震时期，造谣者利用AI技术手段拼接网络旧图，发布与此次地震不符的图文、音视频等虚假信息误导公众

除自然灾害领域的谣言外，AI的“理性气质”也越来越多被用来包装成反常识的“科普类”谣言。

近期，一篇利用AI炮制的“80后死亡率突破5.2%”的虚假报告，因伪造的“权威数据”和“专家解读”视频引发网络集体焦虑。

谣传“每20个80后就有1人去世”，造谣传谣的疑为AI

在传播过程中，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AI生成的“专家解读”视频，一名身着白大褂的虚拟人像，以专业术语分析“中年健康危机”，背景还穿插伪造的统计图表，最终被证实数据完全虚构。

经网安部门调查，这些谣言是个别网民为挑拨情绪、售卖保健品而推波助澜去传播的。类似手法在食品安全、医疗健康领域尤为猖獗。2024年底，网络上出现了一段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卖力推销某保健品的视频。不少网友出于对张文宏的信任购买、转发。然而，张文宏本人很快对此做出了澄清，该视频非其本人录制，是用AI伪造的。对谣言的炮制者来说，AI的出现让造谣的成本大幅降低。造谣者借助AI，只需要简单输入指令，就能批量生产仿真。高的虚假信息，还有以假乱真的图片和视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2024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经济领域已成AI谣言的高发地。2025年2月，有网民造谣“国内首例智能驾驶致死案宣判”，虚构有车主使用小鹏汽车智能驾驶发生车祸的信息。经网安部门查实，闫某某为吸引流量、赚取收益，通过AI洗稿炮制了该网络谣言。值得警惕的是，利用AI造谣已然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灰色产业链。据媒体报道，不法者会在兼职群里发布招募信息，教学员“洗稿”牟利，自己则通过赚取佣金、收取账户草稿箱存稿费等形式非法获利。这种一人动辄“手握”上千账号的造假方式，让谣言不断发酵，影响力不断扩大。

“幻觉”

AI自动编造“合理”细节

这些天，当DeepSeek让大模型之风吹到了寻常百姓家，有不少网友反映，“为啥我的AI爱胡说？”

大模型“爱瞎说”，实质是大模型的“AI幻觉”这一原生性技术缺陷。快思慢想研究院院长、原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创始院长田丰解释道，当前大语言模型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概率统计机制，本质上是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形成的“概率游戏”，其核心机制是通过概率统计预测文本序列，这种“想象力驱动”的生成方式天然存在产生事实偏差的隐患。“就像人类大脑的创造性思维需要容错空间，这也是AI之所以具有创新能力的关键。”这种“幻觉”或许始终刻在大模型基因里：大模型训练是对大数据的压缩，捕捉数据蕴含的大大小小的知识点和规律。大模型并非死记硬背数据库，训练数据中的“长尾”事实与噪音无异，被压缩剔除。面对这些缺失信息，模型会自动编造看上去“合理”的细节填补，最终形成AI幻觉。在法律等专业领域，已有“吃螃蟹的人”上了AI幻觉的当。比如2019年有一宗涉及航空公司侵权的案件，在2023年进入法院审理。律师利用ChatGPT撰写法律简报时，引用了大量法院过去的判例。但法院审查起诉文书时发现，这些判例完全不真实。这起典型案例中，AI在找不到合适的资料时，通过“编造”部分内容，以尽量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最终输出的文书漏洞百出。

“除了技术局限外，数据质量对AI内容的生产也至关重要。”田丰表示，除了AI在底层具有自身的“想象力”之外，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信息源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这种错误率，自媒体为商业利益制造的虚假内容、历史记录的多版本等，都成为AI模型的“事实”陷阱，有时候确实会形成“垃圾进－垃圾出”的恶性循环。田丰举例说，例如网上有五篇文章讲天鹅，三篇说天鹅是黑色，两篇说天鹅是白色，那么在学习中，大模型通常会偏向前者。而当下，技术的普及也加速了谣言的传播，网络治理之外还需要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人工智能数据攻防，“新型AI黑客会绕过模型的安全防护壳，通过数据投毒、对抗样本攻击等手段诱导模型输出错误信息。我们测试发现，只需在训练数据中混入0.7%的毒化内容，就能显著改变模型输出倾向。”田丰解释道，例如现在利用扩散模型+智能体技术，网络灰产团伙可日均生成10万条AI谣言，在蔚来汽车案例中，通过完全虚构生成的所谓“李斌直播破防”等内容，图、文、视频俱全，传播速度是人工造谣的50倍。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当AI生成的内容与人类创作的内容交织在一起时，就会出现所谓的“衔尾蛇”模式。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接受采访时介绍，当最终数据合并，分不清哪些是人类创造、哪些是AI生成，则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当我们高估人工智能系统的智力，从而对它产生过度信任时，一旦人工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后果就会相当危险。”

“治理”

测假能否跟上造假速度

AI谣言日益增多，而治理体系却陷入技术方法有限、法律滞后与社会认知撕裂的多重困境。政策层面，2022年11月，国家网信办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对深度合成内容的用途、标记、使用范围以及滥用处罚作出了具体规定。2024年9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无论文本、音频、视频还是虚拟场景，都必须“在适当位置添加显著的提示标识”。但相关规定在现实执行中却举步维艰。记者发现，当前，不少平台对AI生成的信息要么没有提示，要么字体极小，有的审核机制滞后甚至“先发后审”，给谣言传播留下了较大空间。在技术层面，多个平台上线AI检测工具，尝试用AI打击AI谣言。如2025年初，腾讯发布AI检测工具“朱雀”AI大模型检测系统，尝试高效且精准地识别AI生成的文本与图像内容。但对于海量生产的UGC内容而言，AI测假的能力还没能跟上需求。而令人担忧的是，随着AI接受的基础素材“投喂”越来越多，其生成的信息就会越来越逼真，相应的识别和打击工作会更难。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陆洪磊在近期举行的一场论坛活动中表示，“AI谣言之所以传播力如此强大，本质上还是遵循了这样的传播链条：语境适宜+主体持续+情绪投射+治理困境”。陆洪磊研究发现，现在生产端有了“工业化造谣”这样的新现象，传播链上人们也遭遇到了“情感劫持”，加上AI谣言自我迭代的“进化危机”，三重危机的夹攻之下，传统辟谣手段在这种新形势下变得难以招架。AI谣言治理从来都是很难依靠单一力量来完成，它需要联动内外部建立谣言线索互通机制，和监管部门达成紧密的合作。

对此，陆洪磊提出，应对AI谣言带来的治理困境，需要构建一个“四位一体”的防御工事，即将“内容治理制度、内容审核、辟谣教育、内外联动”一并纳入AI谣言的识别及治理当中。首先，需要在解构AI谣言生产语境方面做一些建设，尤其是内容治理的制度性建设，包括搭建全题材谣言的知识库，对于新发的虚假谣言内容进行前置拦截。其次，是遏制造谣主体持续传播，不断加强机器识别能力的同时加强人工审核，收严对AI生成内容的审核力度。再次，是阻断谣言情绪传播过程中，要加强辟谣的教育，提升公众的“数字免疫力”。最后，是构筑一个协同治理的免疫系统。

来源：“广东省互联网举报中心”微信公众号、南方+（记者 张笛扬 徐勉 王诗堃）

奔赴延安——华侨青年王唯真画笔下的抗战

此次捐赠的一件珍贵文物，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从菲律宾归国赴延安，后长期在新华社担任译电工作和国际新闻编辑的华侨青年王唯真在延安的一个手绘抗战生活画本。

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前就读于菲律宾马尼拉南洋中学的王唯真。

“七七”事变爆发，王唯真14岁，就读于菲律宾马尼拉南洋中学。父亲王雨亭，为菲律宾《前驱日报》总编辑、共产党员，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王雨亭受廖承志和成仿吾委托，负责将华侨青年护送回国到延安以及筹集物资支援抗战的工作。在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和父亲的影响下，王唯真多次要求回国抗日。父亲以他体弱多病且尚未成年不允他同行，他坚定地说道：“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在他的坚持下，1939年5月，年仅15岁的王唯真在父亲的护送下，离开香港，踏上归国之途。临行前父亲为他写下一段离别赠言：“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历经三个月，王唯真随南洋华侨司机服务团车队，绕道越南回到祖国，辗转奔向延安，先后在安吴堡青训班、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学习和工作。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访延安。陈嘉庚与随行的李铁民、侯西反先生都与王唯真的父亲王雨亭是至交。当他们在延安见到老友的儿子时，更加坚定了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决心。1941年8月，多才多艺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唯真被组织调到清凉山，先后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从事战争形势插图绘制、英文译电和国际新闻编辑等工作，直至1947年春，跟随新华社的最后一批人员撤出延安，随中央东渡黄河。1949年王唯真与陪同陈嘉庚受邀前来北京参加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王雨亭相见，阔别10年，儿子已从一个青春少年成长为一名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父亲无限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唯真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总社国际部东方组组长，新华社河内分社首席记者、分社社长，兼任人民日报驻河内记者。六十年代，赴巴西里约热内卢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四年后回国，先后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新华社编委会编委，新华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等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为党的新闻事业和新华社的发展壮大，付出了毕生心血。可谓是少年立志，终身为国。这个小画本，可以说是王唯真归国回延安的自传体绘画本，描绘了父亲送子回国、途中经历，以及在延安的工作、学习等生动场景，简单的笔触和仅有的几种色彩真实描绘了战争环境下延安艰苦而快乐的生活。画本象征着他革命人生的青春年华，浓缩着他与父亲两代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所以，王唯真和他相濡以沫的夫人陈萍（延安时期先后在中央医院和新华社工作）无比珍视这个小画本，一直作为传家宝珍藏了70多年。

画一：1938年10月，父亲王雨亭护送王唯真从菲律宾出发回国。

画二：1939年5月王唯真在香港与父亲告别，踏上归国赴延安的征途：“胜利后再见”。

画三：冒雪上延。

画四：“为《解放日报》绘制军事地图”。

王唯真与妻子陈萍在延安（吴印咸摄）。

22年的等候 无声的期待——刘妮馆长的征宝故事

华侨会馆发起人、《世界华文媒体》编委王枫捐赠父亲的抗战画本，刘妮馆长接赠。

2003年3月负责筹建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刘妮赴京采访王唯真与陈萍两位老前辈，当她听老人亲自讲述了他少年归国参加抗战和这个小画本背后的故事后，她知道这是一次国宝级的探索发现。也看到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走过大半个世纪，这本画册珍藏了两人共同的青春记忆。越觉得珍贵，越发感到征集的想法难以启齿。所以她当时没有提出征集愿望，而是在征得两位老人同意后，将画本背后的6张空白页剪下来，后经复制了其中三幅作品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里。

画本上剪过的痕迹。

现延安新闻纪念馆展出的二十余年前的三幅复制画作。

之后刘妮馆长与两位老人和女儿王枫建立了深厚交往。每次赴京，她都抽空去看望老人。2006年，王唯真去世后，她仍然觉得小画本是陈萍老人与革命伴侣王唯真的情感念想，仍然不便提出请求，直至2023年7月陈萍老人去世。去世前，陈萍老人曾在病榻上给女儿王枫留下嘱咐：“感谢刘妮这么多年顾及我的感受，没有提出征集的要求，她是真心、细心呵护爸爸的画作的。小画集将来就交给刘妮，回延安去吧！”

捐赠会上，当王枫女士遵照母亲遗愿，将这一珍贵的画本交到刘妮馆长的手中时，她悲喜交加，泣不成声，向与会人员讲述了发生在她与两位老人身上的感人故事。王枫感慨道：“我的父亲母亲为了抗战到达延安，他们对延安的感情很深、很真挚、很淳朴，他们在延安相识相爱，最后相守一生，这本画册也可以说是他们情感的见证，是我们的传家宝。刘妮馆长守候这本画册有二十余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把这本画册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既是我母亲的意愿，也能充分表达归侨侨眷热爱祖国，不忘历史的愿望。相信延安革命纪念馆可以把它保护好传承好，在这里展出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同时在延安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下，可以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延安解放区的珍贵文献回延

华侨会馆发起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会长朱宏佑捐赠《中国解放区卫生资料第一辑》，刘妮馆长接赠。

捐赠会上，华侨会馆发起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会长朱宏佑，代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会员王淑云（高良儿媳）及其亲属向延安革命纪念馆捐赠了原新四军三师独立旅卫生部长高良前辈精心保存的，1946年延安中央卫生部编印的《中国解放区卫生资料第一辑》。这本珍贵文献距今已有79年历史，曾伴随高良前辈经历过枪林弹雨，雨雪风霜，转战千山万水。在解放战争中，高良前辈的许多东西都丢掉了，但这份资料却始终带在身边。延安中央卫生部出版的首期中国解放区卫生资料，为我们研究延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档案记录。

北京市侨联缅甸归侨联谊会代理会长李芳捐赠书籍《缅甸华侨抗日战歌》，刘妮馆长接赠。

北京市侨联缅甸归侨联谊会代理会长李芳深情地讲述了父辈在缅甸的事迹。他的父亲在缅甸华侨抗战救国的号召下，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延安，先后参加安吴堡青训班及泽东干部学校。后受组织调派，回到缅甸以经商来掩护身份开展华侨工作，团结缅甸华侨跟着共产党，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妮馆长对三位文物捐赠者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她深情地讲到：“我守候这本画册整整22年，每次见到它，我都舍不得离开，都想再多看一眼。今天这本画册回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我真的是太激动了，这本画册是展示延安精神的生动载体。朱老师捐赠的卫生资料，为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延安时期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生动地讲好文物的故事，就是深刻阐释延安精神。”“华侨是革命之母”，她高度赞扬了华侨对抗战胜利的贡献，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华侨毁家纾难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以各种方式融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捐赠仪式结束后，双方就华侨抗战文物融入抗战主题展览进行了深入研讨。王枫表示在延安精神的感召下，将尽全力联络海内外华人华侨，征集文章、图片、文物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贡献力量。刘妮馆长指出，近年来延安革命纪念馆致力于抗战文物征集，将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同时运用数字技术活化革命文物，积极开发文创产品，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华侨侨眷们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同时应用好史料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讲好文物故事，讲好新时代的延安故事。

高良，原名高汉臣，1918年生，河北大名人。1936年参加中共直南特委领导的大名县抗日救国会。开办私人医疗诊所，义务为老百姓治病，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奉命组建八路军黄河支队后方医院，任院长，后编入第129师冀鲁豫支队三大队，任卫生队长。历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二旅六团卫生队长，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旅六团卫生队长；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二十四团卫生队长，苏北卫生学校教育长、代校长，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卫生部长。解放战争时期，进军东北任师和军卫生部长；抗美援朝时期任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等。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勋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62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来源：延安革命纪念馆 2025年2月26日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哪吒走进联合国”特别展映活动

联合国外交官外国媒体记者等近200人参加了展映影片得到大家一致好评

《哪吒2》大获赞誉

放映现场座无虚席

尽管特别增设临时座椅仍难满足观众热情

不少观众选择站立观看影片

外国观众看完后纷纷被吒儿圈粉现场用中文唱起“天雷滚滚我好怕怕”超级上头

联合国秘书处员工阿丽亚娜表示电影展现的中国传统美学以及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了她感人的故事情节也触动了她的内心

联合国总部员工扎卡里·丹兹称赞《哪吒2》非常精彩它不仅是一部能被西方人看懂的电影而且老少皆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总站北美总站负责人表示《哪吒2》在北美上映后

极大激发了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有力推动了中美跨文化交流

这与联合国倡导各国

文明互鉴的目标高度契合

《哪吒2》促进中国和各国人文交流

本次活动正值中国担任

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

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联合国欢迎一切形式积极的文化交流

包括《哪吒2》这类动画电影

“对这部中国动画片，期待已久！”

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表示

《哪吒2》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促进了中国和各国的人文交流

影片精良的制作水平也显示

中国动画技术的发展

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连续三周霸榜全球周末票房《哪吒2》创多个纪录

北美电影票房权威数据分析公司之一的

康姆斯科分析公司数据显示

《哪吒2》已经连续三周

登顶全球周末票房榜冠军

2月23日，《哪吒之魔童闹海》

全球电影票房（含预售及海外）突破135亿暂列全球票房榜第八位

此外，《哪吒2》已连续创造多项纪录

包括中国电影史上首部

全亚洲首部票房过百亿的影片

全球单一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纪录

来源：央视新闻 2025年2月23日

9天登顶中国影史票房冠军、11天成为全球单一市场票房冠军、16天达成百亿票房、20天进入全球影史票房榜前10、21天拿下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哪吒之魔童闹海》（下称《哪吒2》）的票房成绩陡直向上，成为现象级文化产品。

不断刷新的票房纪录，是以匠心制作树立品质标杆、以创新协作展示技术突破、以文化自信构筑美学新境的成功，势必激荡起影视文艺创作更强劲的动能。匠心制作树立品质标杆。《哪吒2》特效镜头近2000个、主创团队4000余人、20余家特效公司……对艺术品质的极致追求，让《哪吒2》在大银幕光芒四射。观众送给《哪吒2》的一张张电影票里，他们的心思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观众需要的是优质作品，也辨得出优质作品，更实打实支持优质作品，以臻于至善的态度雕琢精品，就能赢得观众。创新协作展示技术突破。《哪吒2》创作团队凭借自主研发攻克渲染技术、动作捕捉技术等，让中国动画实现从“技术输入”到“标准输出”。开创“核心创意+技术中台+协作”的新型制片模式，有力化解动画电影制作周期长、成本高的行业痛点。在《哪吒2》的一帧帧特效画面里，中国动漫的科技和产业实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动漫正在成为开拓者，正以创新协作的姿态引领新境界。

文化自信构筑美学新境。《哪吒2》里神秘的三星堆青铜器、玄妙的道教神仙体系、传统的东方建筑风格等让观众亲近熟悉，竞相“考古”。在《哪吒2》的一个个中国元素里，本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具有深厚底蕴和无限可能，创新表达空间广阔。《哪吒2》之后，期待国产动画电影从单一爆款的闪耀向高峰生态繁荣蜕变。从自身看，持续培育稳定输出高质量作品的创作环境。“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在动漫影视领域，构建高质量产品源源不断的机制和生态，需要高效稳定、持续产出的创作能力，也需要批量生产、把控周期的工业思维。从拓展商业版图，做大衍生品市场的角度看，我国动漫需学习拓展涵盖玩具服装、主题餐厅、互动游戏等多品类、多层次的商业布局，让电影不仅仅局限于电影，发挥其最大的商业价值。从外部看，加力突破海外发行渠道。目前《哪吒2》的本土票房占比较高，这提示我们潜力所在，需加强与海外发行商、电影节及文化机构等的合作，拓宽海外市场发行渠道和宣传路径，让国产动漫的出海之路更畅通、更便捷，让东方美学、东方文明真正成为世界语言。但到半途须努力，要登绝顶莫辞劳。导演饺子和其团队在无人问津时的坚韧，在无数挫折后的执着，特别是用热爱点燃的梦想、用奋斗积累的轨迹，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坚定有力。

去年以来，中国高阶智驾、新战机、DeepSeek等行行业业，都在书写“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传奇。这些创新者启示我们：超越源于对自身文化基因的深刻体认，源于对科技创新的不懈追求，源于极致的坚定、极致的奋进、极致的搏击、极致的自信。重置赛道、重构规则、重新定义未来，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路上必然胜景。

刊于 《瞭望》2025年第8期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恐怕只有恋爱可以跟这件事媲美了。

这是40多年前，一位年轻读者在寄给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信中写下的肺腑之言。

“这件事”，指的是一套丛书的出版。

1981年，一批“小白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称“汉译名著”）横空出世，像一簇簇蒲公英种子，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飘向大江南北。

到1982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建馆85周年纪念会时，丛书第一辑50种69册已全部出齐。

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在人类文明长河中闪耀独特华彩的经典著作，以最朴素的模样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图为“汉译名著”120年纪念版的“彩虹墙”。（商务印书馆供图）

素白封面一角印着烫金的蒲公英灯标志，橙、绿、黄、蓝、赭5种颜色的书脊，区分出不同学科的分类，也在书架上筑起一面面“彩虹墙”，成为几代中国学人记忆中共有的风景。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在发刊词中不无豪迈地写道：“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得大一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而这，也是一个出版传奇的开端。

蒲公英种子随风播撒，1996年“汉译名著”出齐300种，2011年500种，2017年700种，到2024年出版至1000种……

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人对世界从未停歇的求索，和一个古老民族在开放包容中重构精神坐标的努力。

2025年，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也极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汉译名著”正式迈向第二个“1000种”。

站在新起点上，人们难免要回顾过往，也难免好奇，当第1001颗种子启程，它还能否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土壤？

在信息爆炸、短视频主导注意力的时代，这套丛书还能找到它的读者吗？经典又还能否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前排起的购书长队。（商务印书馆供图）

前奏

尽管“汉译名著”正式推出于1981年，其出版渊源却能追溯到晚清。彼时，被后世誉为“中国出版第一人”的张元济，怀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热忱，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开始有计划地引介国外学术著作。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

1905年，严复译《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铅印本，到1921年，重印20次，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给睁眼看世界、求索救亡图存之道的国人带来巨大冲击。许多人甚至因此改名。有人改叫陈竞存，有人改叫杨天择，一个胡姓少年改名为“适”，字“适之”，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旗手。

20多年后，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留意到新学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于是“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在1929年推出颇具影响的西学译丛《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图为1929年开始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供图）

今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一丛书名便是由此沿袭而来，以示对先行者的继承与发扬。

这场跨越世纪的译事接力从未中断。

196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背着自己的铺盖住进北大“蹲点”。他密集走访了哲、经、政、法、史、中文、地理各系共21位学者，记录下40页笔记。

那些年，为探讨外国学术名著出版的选题、寻找合适的翻译人选，陈翰伯遍访各地学者。在他的主持下，从1958年到1966年，商务印书馆以惊人的魄力持续翻译出版了近400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储存下大量译稿，成为后来“汉译名著”的选题“水库”。

陈原曾回忆，在“汉译名著”推出前夕，1980年，他去医院探望住院的陈翰伯，两人多次商议“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将张元济、严复、林纾以及所有文化先驱的著译传播人间”。

这是百年译事背后的精神图谱。不同时代的出版人，以相似的热忱、担当和文化自觉，回应时代所需，搭建贯通古今东西的学术津梁。

正是因为有这些前奏，改革开放之初，当陈原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工作时，“汉译名著”方能如他形容得那般，“霹雳一声”“像变魔术一样”，亮相于读者眼前。

当第一辑“小白本”被送到商务印书馆琉璃厂门市部时，求知热情久经压抑的人群挤破了柜台。

那个将丛书出版与“恋爱”作比的读者不会料到，他信中的形容会成为时代精神的注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读者在选购阅读“汉译名著”。（商务印书馆供图）

传承

在纪念“汉译名著”出版至1000种之际，常有人提到这样一句话：“汉译名著”是一套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的丛书。

这句话有怎样的深意？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说：“这意味着它不是几个人一段时间的功绩，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集体的传承。”

少有丛书能持续出版几十年，但“汉译名著”最初便有此预期。其规模之巨、持续之久，决定了它不可能由几个人主持，也不可能由一代人完成。

在过去40余年里，这套丛书历经几代编者、学人之手，但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气质，其背后是一套严格又饱含匠心的程序与“道统”。

1984年冬，商务印书馆召开专家座谈会。102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汉译名著”的选书标准达成共识：“凡在世界学术史上有反响、有定评，是某一学科里程碑式的作品，即可视为名著。它们的作者应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积累了那个时代文明的精华。”

“汉译名著”没有主编和编委会，所收书目须经专家论证等做法也自此确立，延续至今。

读者们或许并不知晓，每本“汉译名著”的诞生都历经层层“严选”——

译著须先以单行本或其他译丛的形式出版，经数年时间考验，获得社会和学界好评，才有资格入选“汉译名著”的选题“水库”。

每隔几年，规划新一辑“汉译名著”时，编辑要进行书情调研，召开选题规划会，听取学术界的意见，从“水库”中筛出100种备选书目，随后，召开学术论证会，邀请各学科学者为这些书评级。最终，约半数书目可以入选新一辑丛书。

遴选的主要原则只有两个：一是备选著作是否符合“名著”的标准，二是其翻译质量是否过硬。

早在丛书第一辑发刊词中，陈原就郑重写道：“这套书的选录是严谨的，原著是有代表性的，译文是认真的（其中有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水平的）。”

这是“汉译名著”坚守至今的传统。

在坚守的一端，是几代学人一往情深、倾尽心血的付出。

左：李稼年译蒙森著《罗马史》手稿，右：何兆武译康德著《论优美感和崇高感》誊写稿（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摄）

“汉译名著”的译者多为相应领域学者，兼具专业学术背景和高水准的语言能力，其中不乏朱光潜、贺麟、费孝通、何兆武、厉以宁等学界名宿，还有更多学界之外少为人知的学者，怀揣同样的担当与赤诚，责无旁贷地投身于这项事业。

李霞曾为了解“汉译名著”的历史查阅资料、请教馆里的老编辑，听过许多动人往事。

1980年，83岁的美学家朱光潜决心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历时数年，译稿完成。1986年，在临终的前几天，老人神志稍有清醒，就挣扎着往楼上书房爬。被家人劝阻时，他嗫嚅着说，想赶在死前把译稿的注释部分做完。

历史学家戚国淦90多岁仍热心参与“汉译名著”的选题规划，帮忙审校译稿，撰写多篇序言，自言是这座“世界精神公园”忠诚的“义务灌园叟”。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旁听老一辈师长论史，谈及名著翻译，老师们感叹时不我与，嘱咐他多做一些，“这种期许，使我毕生难忘。”

一批译者年事渐高，新一批译者便向前接力，薪尽火传，像履行一个古老的密约。有些师门，上下几代都是“汉译名著”的译者。

李霞说，在稿费微薄、学术翻译不算学术成果的今天，仍有不少青年学者愿意参与名著翻译工作。“大家认为这是值得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互相高度认同。”

坚守的另一端，是丛书编辑们日复一日、严谨细致的劳作。

商务印书馆向来有给新编辑安排导师的传统。2002年，李霞取得北大人类学博士学位，来到馆里工作，被分配到哲学和政法学术背景的两位编审导师手下，他们手把手地带着她掌握编辑这门手艺。

“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导师，我们去问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我能感觉到老编辑身上有种责任感，想把自己知道的全部传给年轻人，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李霞说。

她至今清晰地记得，20多年前，导师徐奕春跟她一再叮嘱，编辑要始终想着读者、方便读者。为了索引按中文音序还是按外文音序排序更方便，他们在办公室里据理力争、互不相让，逗得路过的同事哈哈大笑。

后来，李霞自己也会跟年轻编辑们一遍遍强调，做编辑，心里必须时刻装着读者。

负责牵头“汉译名著”编辑工作的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主任李婷婷记得，编辑傅雷的译作《艺术哲学》时，因为年代久远，书中一些人名的译法有别于当下通用译法。

李霞带着编辑们反复探讨，决定在书后增加人名对应表，列出书中人物的外文原名、傅雷的译名和当代通行译名，既保留了傅雷译本的原汁原味，又便于读者阅读。

李婷婷回忆，书里人名众多，为这个表，编辑花了一两个月做笨功夫。“但从读者角度来权衡一件事情做不做、怎么做，这对我的编辑生涯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图为译者和编辑讨论译文时的往来信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摄）

“汉译名著”的编辑以专业性著称。学术编辑按人文社科的不同学科专业方向招聘。译稿到了馆里，会安排给相应专业出身的编辑负责。编辑自身必须有翻译能力，编校译稿要对照原文核对。

经过几十年积累，“汉译名著”从注释、文献等体例规范，到学术著作的翻译规范，形成了一套标准做法，如同标杆，推动了中国学术规范的确立。

编辑这套丛书，了解它的历史，一位资深编审深深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一股清流，都有一群人在埋头做事。”

站在“1000种”的里程碑前回望，所谓专业，所谓经典，所谓传奇，是一代代学者与编辑用各自的方式坚守接续，合力写就的一部集体传记。

图为“汉译名著”第一辑。（商务印书馆供图）

突围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敦和讲席教授孙周兴，是目前译著入选“汉译名著”最多的译者。在“汉译名著”（1000种）出版研讨会上，他抛出两个问题，激起与会者的共鸣：“这1000种怎么卖出去？后1000种怎么做？”

时代在变。人们如今获取信息的渠道如此多元，阅读习惯和需求也大异于前。出版者们并不讳言，“汉译名著”正面临不小的挑战。

李婷婷感觉，对“汉译名著”高度认同、感情最深的读者已是较为年长的群体。

李霞时常被问，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已经不读这些书了？

学术编辑中心的“90后”编辑龚李萱逛书店时发现，北京几家颇受文艺青年喜爱的人文社科书店里，竟然找不到一本“汉译名著”……

令编辑们尤为苦恼的是，当“汉译名著”以品质经典的形象深入人心，不知不觉间，也被贴上“学术专供，生人勿近”的标签，被局限在狭窄的圈层。

有年轻人觉得，我不做学术研究，这套书跟我无关。也有读者直言，看封面和书名，就觉得读不懂，买回去也不会看。

“这是我们特别想避免的情况，我们不希望它成为古董，让读者敬而远之。”李霞提起一份触动过她的美国高中生必读书目，其中几十本书都收录在“汉译名著”中。

“首先，要让读者知道，这些书是他们可以去读的。”在她看来，如果说张元济、王云五时期引介域外经典，是给进步知识分子提供思想火种；改革开放后的“汉译名著”，是推动学科建设的基石；那么，在人们眼界和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汉译名著”已经到了走出象牙塔的时候，其新的定位应当是“全社会的通识读本”。

“1000种里，至少100种能走出学术圈，扩展到通识教育领域。特别是学科分科成熟前的著作，普遍比较好读。蒙森的《罗马史》还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读者反映读不懂、读不出好在哪的著作，我们也在想办法做开发。”李霞正带队开展读者调查，了解广大读者对“汉译名著”有什么期待，阅读中的难点是什么，以及对出版社的建议。

为纪念“汉译名著”出版1000种，商务印书馆举办“一千朵蒲公英的绽放——‘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1000种主题展”。几个观众正在认真观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摄）

让她倍感欣慰的是，“汉译名著”的新老编辑们都在为让经典“破圈”而积极探索。学界和业界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从增加专家导读，推出针对青少年、职场人等不同群体的版本，到以AI技术开发学术翻译大模型、创办线上学校等。

李婷婷从办公室里翻出几样小物件：“汉译名著”的日程本、书签、新书书单……这些都是团队里的年轻编辑们自己设计、自费制作的，其中部分已经作为抽奖奖品送给读者。

“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绩效考核，完全是自发进行各种尝试。”李婷婷说，“编辑这些书籍、深入了解它们，会觉得这些书这么好，跟人的关系这么贴近，可就是送不到更多人群身边。这是让年轻编辑最沮丧也最迫切想改变的事。”

新书书单是龚李萱设计的。发现一些不错的书店里没有“汉译名著”后，去年起，她每个季度都制作这种书单，跑去送到书店。

因为MBTI人格测试这两年备受年轻人青睐，龚李萱还制作了一副“汉译名著”的MBTI卡牌。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的句子被印在“指挥官（ENTJ）”人格的卡面上。

所有尝试，都是为重新联结读者与经典。

李婷婷指出，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往往是因为回应了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跟每个人都切身相关”。

2024年末，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名著·经典五十种”，从1000种“汉译名著”中精选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5大学科各10种经典中的经典，做成分学科的小套装，邀请专家撰写名家导读，并附赠手提袋、护书袋等文创产品。

作为一次从内容到形式推陈出新的尝试，编辑们绞尽脑汁，试图想出一句口号向读者展示这套书的魅力。

最后，被印在文创产品上的是这样一句话：“每一页都是突围，每一页都是回归。”

经典不提供答案，却能提供抵御焦虑与虚无感的铠甲。李霞的期许是：“希望书中的思想和智慧能让人们有力量突破茧房，同时又回归自己真正的内心。”

年轻读者在“汉译名著”的“彩虹墙”前。 （商务印书馆供图）

新章

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表示：“汉译名著”已经向着2000种重新启航。做学术出版是为天下人做事，商务人不怕规模大、时间长、难度高，会投入更多力量，将这项传承数代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这个承诺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但它非常重要。”丛书译者、清华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汉译名著”要出版2000种的承诺背后，体现着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也检验着我们能否在时代流转中始终凝聚共识。

近年来，“汉译名著”顺应时代所需，将收录作品的时间下限从二战前延伸到20世纪末，以更好地展现当代重要学术成果；所涉学科领域也拓展到各细分学科、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选题上，更多非西方名著被引入，呈现文明互鉴的丰富图景。

从第一本“小白本”到现在的1000种之后，“汉译名著”似乎在一圈圈描画越来越大的圆周，顺应时代潮流，又锚定精神坐标。

李霞注意到，“阅读原典、回到原典”的读书风尚正在许多学校兴起。从市场表现也能看出，“汉译名著”拥有一批忠实拥趸。《理想国》等书籍可观的销量，表明它们已经在走向大众。

经典始终显示着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有些事物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发光的。虽然书业面临很多挑战，我还是相信最终会迎来一种回归。毕竟，不管以什么形式，人总还是会渴望得到有营养的东西。”她思索片刻，“我们要做的，可能还是在形式上不断创新，用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把经典中的思想和智慧传达出去。”

新一辑“汉译名著”的编译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每一页都是突围，每一页都是回归。”只要人类文明的大地广袤无垠，蒲公英的种子总能乘风找到新的土壤，续写新的生命篇章。

今天（6月30日），突闻媒体人、资深调查记者杨海鹏于2022年6月29日突发疾病去世，享年55岁。英年早逝，令人心痛。重发当年他的一篇深度访谈，曾收录于《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发表于《青年记者》（2008年3月上），一起缅怀这位新闻人。

“观点摘要”

我能容忍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因为自身安全压力放弃我的稿件, 但不能容忍的是利用我的工作与内幕的相关方进行交易。

做记者, 支持系统很重要。一个是业务上的支持系统, 另一个就是专业知识、社交网络等支持系统, 还有采编系统的支持。如果支持系统被破坏, 肯定无所作为。

寻求“利己”与“利他”的平衡

张志安 (以下简称“张”) :有些人认为, 做调查报道的记者, 性格因素很重要, 比如勇气、执着, 是不是有这样的“先天禀赋”?

杨海鹏 (以下简称“杨”) :我们这个行当有太多的舶来称谓:“扒粪者”、“调查记者”、“新闻英雄”、“深度报道记者”等等。好像洋概念传入中国后, 都有些走样儿。像我知道的一个已经命赴黄泉的“黑社会”老大, 生前被他们的市委书记称为“台州的比尔·盖茨”。不少股市上的骗子, 也被人称为“中国的索罗斯”。

我想, 最好有个约定, 我们谈论的所谓调查记者, 特指“扒粪者”或者“丑闻揭露者”。而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化的产物, 新闻权利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新闻机构是站在社会立场, 为公众提供资讯的专业信息商, 在国外这种新闻机构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一直在想“我是谁”, 但坦率地说, 我们不是外来概念中的那种“调查记者”, 就是记者, 虽然我们与外国同行似乎从事着同样的工作。我总觉得与大家概念中的“标杆人物”有游离感。他们有的真是“新闻英雄”, 我不想沾光, 自知只是一个与“粪”打交道的“时传祥”。王克勤可以把我划进圈子, 但我知道我们间的区别。很多人甚至包括同行, 都把“标杆人物”的一些品质当作整个行当的品质, 把他们的性格当作行业的性格。

这存在一种危险:你一旦用这种品质和性格去要求所有同行时, 我们只有自惭形秽, 道德门槛那么高, 只好把饭碗上交。我们称医生为“白衣天使”, 把教师叫“灵魂工程师”, 但现在, 他们倒是成了最让人诟病的职业人群。“标杆人物”成了行业的象征, 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

张:你说的“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是什么含义?既然你承认人人有自利性, 如何解释这个行当存在“新闻英雄”?

杨:我觉得王克勤这样的“新闻英雄”, 他的新闻行为有很强的公益性, 对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来说, 也许是一种“越位”。我想这种“越位”, 外因主要是来自制度的缺陷, 迫使个人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我一直在寻求“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平衡。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做不到像他们那样, 放弃自己, 像王克勤与出租司机、喻尘与艾滋病人一样形成“命运共同体”。正如一位著名的“英雄记者”指责我的那样, 他用的词是“上海市侩”——我的确有这一面, 只是他用词有些过火。与他们相比, 我也许更接近理想的市场人, 合理利己, 不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失控, 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感, 也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要求, 但这也很难。

我相信人的自利理性, 也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悲悯精神。

我既希望自己通过工作获得高收入和职业声望, 也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迎合蒙受伤害的人对我的过高期待, 以致让自己陷于麻烦之中。我一直在矛盾的心情下作业, 感受可能深一点。

在我的职业作业中, 更多的时间考虑的是风险能否控制, 我的操作是否安全, 我的选择像是体操运动员为落地稳可能选择减少前面动作的难度。在操守方面, 我有个玩世不恭的口号:“争取模范遵守《小学生守则》”。现在的社会, 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是英雄了。我只是争取。我能容忍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因为自身安全压力放弃我的稿件, 但不能容忍的是利用我的工作与内幕的相关方进行交易。

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 就不简单了

张:当别人要求你的援助, 而你出于自利不能满足时, 是不是很痛苦?有没有一些调查, 你放弃了但事后又后悔了?

杨:是这样。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 只有那些抱有过高期望的人才遗憾。

张:学界不断在强调和倡导这些东西, 比如调查记者相对于常人的勇敢、执着、正义感, 放到现实中或许的确太理想化。你认为这些是“行业神话”?

杨: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堂吉诃德那种游侠的时代, 而是职业人的时代, 忠于职守, 甚至坚守底线, 我觉得就不简单了。比如李金华和钟南山引起的公众关注, 大家当时为他们担心, 但我觉得他们做的只是他们职业最基本的要求。那么, 如何解释他们获得了那么高的声誉?这说明, 他们所为和所处的环境反差大, 众人诺诺, 一士谔谔, 就显出来了。我们的环境有问题, 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

怎么理解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倾向?可以把这当作一个处在焦虑状态的人所做的一种求得心理平衡的体操。我见过许多手无缚鸡之力、柔弱异常、实际生活中也许经常多愁善感的女子, 一下子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高耀洁、刘姝威是不是这样?人人都有被认可的愿望, 处在高风险作业中的人, 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一些。风险投资商自我认可的标尺是金钱, 调查记者更多的是荣誉。当然, 有时甚至出现自我膨胀。“水门事件”两记者中, 其中一个在功成名就后, 就出现过这种状态。盛名如山, 心理上扛不住。我们也都是肉胎凡骨, 要控制自己的悲观, 又不能忘乎所以。

既自大又自卑, 既强大又弱小, 既有力又无力, 这些矛盾状态放在一个人身上, 你想是什么结果?在这个失序的年代, 身处一个失序的行业, 转轨时期, 内内外外, 工作生活, 让人焦虑的事情多, 一些习惯性的焦虑, 甚至偶尔的情绪失控, 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机会可能更大一些。套用何祚庥先生评论矿难的那句有名的话:活该我们在这个失序的世界里最没有秩序的暗角作业。

我们就像走钢丝, 比把握风向、绳索和平衡竿更难的, 是把握自己的心理平衡。也许我不是把握得很好的, 所以从钢丝上掉下来了。

够不着“事实真相”时, 写一个字都会怕

张:说说你自己的新闻操作方式吧。你在司法腐败调查方面, 更有心得吧?

杨:我司法腐败调查做得多, 自己也在政法部门工作过4年, 常年与法官、警察、律师、学者甚至各色犯罪人等打交道, 自觉与几个熟悉的做司法领域调查的记者差异很大。

采访是为获得真实情况, 你分寸拿捏得好, 说的是行内话, 相对容易获得内部人的信任, 他们预估出与你合作的风险, 你得到更多的合作。有一位知名的记者说, 他很多次把记者证拍到桌子上, 威胁警察。我做不到。再难, 我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如果对方没有问题, 你这是羞辱别人;一旦对方有问题, 一时情绪失控, 后果难料。

我的采访作业, 时间消耗比较长, 别人找一个证据, 我可能找三个证据证明同一个事实。而对此, 报社愿不愿意下本钱很重要。有的时候, 这种方式对那些“粪”的主人——腐败的官员有一定欺骗性。我见他也许是最后一道程序, 我给他错觉, 让他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搞不清楚, 留给他找关系干预的时间。

所谓高风险作业, 就是你做得再好, 总有些风险你没有办法预见。对司法调查, 我风险控制得很好, 因为知己知彼。在搞一些著名产品的商业欺诈调查时, 心态就没有前者放松。因为我拖时间, 报社的编辑有时忍不住骂:“你小子也是一条好汉, 怎么那么没有胆量!”

我碰到不少《南方周末》的FANS, 是希望办类似报纸的晚辈, 令我惊惧的是, 不仅《南方周末》, 甚至我们这些人, 也被“视觉还原”成一群游侠。

在他们面前我一直大声说自己胆小。因为这是一个职业, 是一个技术活儿, 我认为自己的本事够不着有效的所谓“事实真相”时, 写一个字都会怕。

张:法院工作的经历和知识结构, 是不是对你帮助很大?尤其是做调查。

杨:对我个人的性格, 十多年前离开法院时, 一个大姐评价说:“你很早熟, 也很不成熟。看问题时, 有的时候像是80岁;但你说出来, 就只有18岁。”另一位很亲近的领导为我好, 对我说:“小杨, 你什么都好, 但在我们机关工作, 管不好自己的嘴, 要闯大祸的。”没有几年, 他倒是闯祸了, 经济犯罪。

我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机关。我仰慕古代的史家, 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的那种。自司马迁被阉以后, 好像有这种“知识者的天真”的史家不很多。从少年时代开始, 我一直喜欢历史和考古, 到现在还看这方面的书和专业杂志。在法院工作4年, 使我获得法律和社会的知识, 同时也对政法机关的生态、运作, 有了较深的体验。它们与新闻调查都是在做“真相还原”的工作, 而且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可说是一种经验科学。从这种经历学到的东西, 被我用到以后的新闻调查中。

张:入行的老师很重要吧?

杨:我做调查类新闻的第一个老师, 是现在已经离开新闻界的嵇晓雄。

我最早服务于上海的《青年报》, 他在中新社, 在我们那里兼职。他弄了一些西方的调查新闻文本, 与我们一起研究探讨, 让我们开眼, 觉得做这种记者才叫牛。他编辑一个调查版面, 自己也做操作示范, 他是学社会学的, 用的方法可能是“田野调查法”。数据、事例, 包括亲身经历, 文本上现在看来很烦琐。比如, 调查上海的生活垃圾构成, 他自己跑到不同的社区, 翻人家的垃圾取样。我记得他当时最令人激动的发现是, 住着很多名作家的文艺大楼, 写了字的废纸的构成, 比工人区还要低。

当时股市第一次暴跌, 很多人自杀, 上海人把自杀叫“跳黄浦”,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 翻了四十年来的档案, 与几代水上警察交谈, 又找自杀获救的人, 写了几万字的稿子。新闻标题是《谁在跳黄浦——四十年来黄浦江自杀事件调查分析》, 想分多次刊登, 第一期出来后, 卖得很火, 上面就喊停了。

当时的新闻圈是“一流记者炒股票, 二流记者拉广告, 三流记者写外稿, 四流记者写本报, 实习生写头条”。我们这些“傻冒记者”, 练起了“调查报道”。师傅搞社会问题调查, 我就搞司法调查和维权报道。

我想我是一个狙击手, 考虑更多的是确定目标, 防止误伤, 精确打击, 安全撤退。在我们的行当, 仅仅有说出事实的能力远远不够, 你还要防备“后遗症”, 比如对方的纠缠。你必须在调查过程中准备这个后手, 否则, 被纠缠个一年半载, 你就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我的新闻作业习惯, 都在那时形成。一是不怕烦, 采访像嵇师傅一样耐心;二是怕死, 安全上稿, 上了不要领导给你揩屁股。

张:你曾经说, 做记者需要有个支持系统, 是不是也包括家人的这种支持?

杨:调查记者这个行当, 作业风险事先很难预估。虽然没有矿工那样的伤亡率, 但有时没有准备就介入一个调查, 心理上会感觉不安, 与钻进一个缺少安全设施的小煤窑一样。所以, 各种支持系统很重要, 就像矿上的安全系统。

一个是业务上的支持系统, 报社编辑部对你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就是你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社交网络等支持系统。它们可以成为你掘进时的“承重墙”。当然, 这里也应该包括家人, 应该让他们对你的职业的风险性有个客观的认识, 而不应该只让他们看到这个职业的那一点点“荣光”。这方面, 我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 一直力求职业与生活角色之间的平衡。

你改变不了现状, 但必须考虑能否持续下去, 生活上是否不受大的影响。如果支持系统匮乏, 肯定无所作为。我在职业生涯第四年的时候, 也放弃过, 去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写那种很软的特稿, 也干得很开心。人家说你这个“头牌武生”怎么唱起“花旦”了。但我觉得唱“花旦”也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娱乐记者, 别的我都有尝试一下的想法。谁都不喜欢恐惧和绝望, 但做调查记者要时时面对。

现在的调查记者, 来自新闻单位内部的系统风险, 比十几年前大了很多。在资本进入后, “上面的指导”也在增强, 没有减弱的迹象。编辑部很难抗拒资本的力量, 我们也缺乏抗拒这种力量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 没有一个强大的行业传统和知识传统支持这种抗拒。对报社的系统风险控制也一样, 要有效防范自己的调查记者借此谋利。

做一线调查越久, 越不敢轻易发言

张: 总体上讲, 你觉得调查记者面临的大环境怎么样?

杨: 改革开放迄今, 许多领域, 经济权力几乎无孔不入, 而政府权力仍旧是“法力无边”。这种困难不止是来自舆论管理控制, 还来自调查真相的人们自身, 分析工具分析手段匮乏, 知识界与利益集团之间关系暧昧, 也提供不了有力有用的智力支援。各个利益集团诉求不一, 新闻人很难有个独立的立场。

做一线调查越久, 越不敢轻易发言。张口就错, 不如多走多看。

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人类所有时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处在一个共时的空间里, 里面还有彼此冲突产生的问题。你身边就可能有人穿着西装, 说着现代语言, 但思想停留在青铜器时代。至少, 我的身边有许多“穿西装背着笔记本电脑的海瑞”。

中国调查新闻的“自然资源”量多质好, 但保护得更好。对调查记者而言, 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掘进的安全保障, 滥采滥伐也比较普遍。多数记者, “是农民工还是国企员工”的身份还没有解决, 义务是国企员工的, 保障是农民工的。

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做出一个合格的调查, 比西方同行难度大?

杨:我们是一个低信用社会, 有限的数据信息来自政府, 不完整, 也不准确, 其他的信息就更不用说。所以, 做新闻调查, 在信息相对公开的高信用社会, 难度稍小;而对我们来说, 是荆棘遍布。

如果比作盖房子, 人家有砖, 质量可以信赖, 砖的地位相当于非决定性的证据, 但它们的整体, 对你描述整个事件有用, 在“高信用社会”这些砖很容易得到, 比如公司的纳税资料等。但我们要一块块地去找砖, 同时这些砖很可能表面很好, 但实际是一些烂砖。这种情况下要盖同样的房子, 时间精力的耗费比前者大得多。

摆脱阻挠、还原真相, 是最基本的技术

张:调查记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除了一些权力部门的控制、商业机构的阻挠之外, 跟消息源本身的模糊或被遮蔽也很有关系, 尤其是那些本来就不真实的消息来源。

杨:你拿到的信息肯定经过筛选了, 不完整, 甚至伪装。到你这里举报的人, 也肯定有他的立场, 有他对事实认识的局限, 有时报料人甚至想控制你。报料人, 可能是弱势的上访者, 可能是机构、政府官员, 如果你以报料人的立场为立场, 以他提供的事实为事实, 你的工作恐怕没有价值,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与刑事侦查、考古一样, 大家都有一种逼近真相的技术。刑事侦查的结果, 要过法庭抗辩这一关;考古结论要经过学术辩论的考验。新闻调查的结果也一样, 要经过证实或证伪。坦率地说, 现在我们的新闻调查还缺少一种严格的技术规范, 舆论权也没有健全的司法保障, 而这是技术规范形成的一个前提。

我们处在一个失范的社会, 新闻业也是一个失范的行业。如果存在技术规范的话, 也不统一。像《财经》和《南方周末》体现出来的规范, 相对严格一些。即便如此, 面临诉讼、司法制度局限或缺陷时, 即便按最苛刻的标准通过的严谨报道, 都很有可能败诉。尤其在你伤及地方实力人物或相关利益方的时候, 败诉几率非常高。有些地方部门对司法的影响力很大, 我在法院工作多年, 很清楚, 现在的情形比十年前更严重。

摆脱阻挠、还原真相, 是技术问题, 也是调查者最基本的技术。我觉得很难的是摆脱“信源”或者“报料人”的控制和纠缠。我的基本原则是:一、对报料欢迎;二、希望告诉我你知道的全部;三、做不做由报社决定;四、怎么做是我的事。当然, 我绝对不会收取利益。我喜欢很单纯的关系, 这样使我很放松。

我更倾向于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少做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 以微见著、个案优先。我很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突破采访技术条件的限制, 最多的就是自己加大采访量, 同样一个事实, 别人采访两个人, 我采访四个人、五个人。我认为自己像练体操的, 不是动作难度最大的, 但是落地最稳的之一, 追求的是很好的控制力。

张:写报道的时候, 你想把已经挖掘得比较充分的事件, 编织到一个更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背景当中去。

杨:有远景, 有近景, 能够整体看事情, 又非常好读。相对来说, 上世纪90年代的人看宏观的东西有问题, 80年代的人好一些, 但他们的局限是只有宏观、没有微观, 他们都是理论家出身、报告文学家出身。像钱钢做的留美幼童的报道, 我认为流传时间可能更长些, 没有他那代人的宏大叙事、大特写、大写意, 只有像苏州“闺门绣”那样细密的针法, 这种返璞归真的东西很耐读。

研究一个地方总先研究县志

张:我听说, 你采访一个人物, 很重视他所处地域的文化背景。是不是文化有助于你更多地去理解他?

杨:对, 人是环境的产物嘛, 这个肯定要去研究。我研究一个地方总是要先研究这个地方的县志。如果到浙江采访, 就得了解浙江的整体情况。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 浙江的县长、县委书记很多都是山东人, 南下的干部;后来的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后代。80年代, 省委常委开会, 甚至还是说山东话。他们的状态不一样, 北京对他们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联络图和关系网。但是, 浙江土生土长的老板就觉得北京很远, 有文化隔离感, 他们身上有非常区域化的色彩。这是社会的真相, 大家或者都不知道, 或者不去谈。

张:新闻调查的过程就是逼近真相的过程, 根据你自己的遭遇, 调查中最难的是被调查对象的抗拒吗?

杨:这个倒没有。最大的困难是做一些案子的报道, 举报方和被举报方都有问题, 形成彼此的利益链, 变成官员和官员之间的对抗。碰到这种情况, 记者很容易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 对我们来说关键是搞清楚事实真相。

我采访时一般很平稳, 与调查对象有说有笑。不明白的人, 会误认为我和他们是熟人。我不希望与采访对象间有一种很强的对抗的感觉。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证实的渠道很多。有时我会很耐心地听他们说谎。而在我的文章中, 他们会为自己的不诚实付出代价。

张:你以前做的不少报道都涉及司法腐败的东西, 遇到线索你判断要不要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杨:新闻故事比较生动, 案件性质比较严重, 另外, 要有很强的书证, 一个证据链可以证明这个东西。做此类新闻的查证, 证据要求苛刻, 基本上与法院审判差不多, 虽然记者本身并没有强制性的调查权。

有强制调查权还查不出来, 何况是我们?所以, 要求这个线索“煤矿”本身是个浅层的“煤矿”, 便于开挖, 而且本身是优质煤, 烧得彤彤亮, 大家很来劲, 有温度。我对这类新闻的预见能力可能比别人强一点, 毕竟在法院研究室工作过那么长时间。

张:外界评价说, 按你的年龄、经历等情况, 已经到了没法用以前那种状态做记者的时候了, 再不转型就晚了。

杨:我倒是没这种想法。我觉得现在我才是一个“及格的记者”, 而且状态很好。可惜, 我们这个行业, 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 竞争越来越残酷, 报纸越来越厚, 做记者, 填版面, 脚力和肌肉显得比经验和头脑更具备优势。在低成本和短周期下的操作, 我没有能力。

杨海鹏遗孀梅晓阳发布的讣告

《令人震惊：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警察近距离射击记者》

SHOCKING: Trudeau’s officers shoot journalist point blank

加拿大独立媒体《反叛新闻》资深记者亚历克莎·拉瓦伊（Alexa lavoie）被首都渥太华警察的催泪弹罐近距离击中，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

《反叛新闻》创始人埃兹拉·黎凡特（Ezra Levant）说，“我刚刚与遭警察袭击的勇敢记者亚历克莎·拉瓦伊说过话，她告诉我，一个警察用棍棒打了她三次，然后近距离向她发射了一个催泪弹罐。”

“…. 亚历克莎说一个警察看到她的相机后，她就成了他的目标。她说他走到她面前打她，把她推倒在地，他试图打掉她手里的手机，以阻止她拍摄。”

这起针对独立媒体工作记者的恶毒攻击令人感到震惊，但并不让人意外。就在昨天，渥太华警方（现在主要为渥太华之外的警力组成）公开威胁记者，甚至逮捕了YouTuberZOT，仅仅只是因为他做了自己的工作并拍摄了针对和平抗议者的持续暴行。

“所有前往该区域的媒体，为了您的安全，请保持距离，远离警察的行动。任何在执行执法措施区域内被发现的人都有可能会被逮捕。今天晚些时候，在474 号埃金街将会为媒体提供信息”。渥太华警方昨天在一条推特上写道。

就像虐待配偶一样，渥太华警方为他们的暴行而指责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说他们事先得到了警告，所有发生的一切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从2月18日的打击行动中骑警踩踏一名骑着电动代步车的老年妇女行为来看，似乎所有人都无法摆脱暴力。

为了证明这一可耻行为的合法性，警官们声称有人向他们扔了一辆自行车（谁在雪地里骑自行车？），那些图片证明了这是一个公然的谎言。她是一个只能使用电动代步车的老妇，特鲁多的暴徒践踏了她。

这是加拿大黑暗的一天，看来特鲁多政权不会屈服于此。儿童和狗都受到了威胁，而记者、抗议者，甚至是老太太也受到了直接的袭击。

英文原文链接：SHOCKING：Trudeau’s officers shoot journalist point blank

新闻背景：加拿大“自由车队”卡车司机抗议联邦跨境旅行的疫苗强制措施行动

据媒体报道：“自由车队”一开始是卡车司机抗议联邦跨境旅行的疫苗强制措施行动，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加拿大人开始加入或表示支持结束各种疫苗强制之后，变成了一场更大的运动。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继续拒绝与1月28日至29日抵达渥太华的卡车车队的组织者会面。

2月19日，加拿大退休军官汤姆·马拉佐（Tom Marazzo）在渥太华市中心Lord Elgin Hotel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说，许多卡车司机认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最好的行动方案是撤离以避免进一步的伤害。

“作为一项运动，我们选择和平撤离渥太华街头。被警察粗暴对待没有任何好处，”马拉佐说。

警方于2月18日开始升级为对渥太华抗议者的行动，并于2月20日上午宣布，迄今为止，他们已逮捕191人，并拖走57辆汽车。骑警和警官步行向示威者推进，一些抗议者被马匹撞倒。当天在渥太华市中心仍有少部分抗议者。

2月20日，在渥太华警方连续二天升级行动后，反对疫苗强制政策的卡车司机和平撤出渥太华。

《纽约时报》在2月11日的署名文章《关于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你需要了解的几个问题》称，1月22日，卡车司机车队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发，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抗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政府对从美国来的卡车司机实施的强制接种疫苗措施。

特鲁多最初将抗议者视为“少数边缘群体”——大多数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支持减缓新冠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但抗议者人数虽少，却产生了巨大影响。

卡车司机先是在渥太华阻塞了交通，随后在多伦多、魁北克市和卡尔加里等其他城市以及通往汽车工业重镇底特律的命脉——大使桥，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

在渥太华，抗议者们停留在原地。现在那里有帐篷营地，桌子上放着热咖啡和手套。

就连特鲁多的一些盟友也表示，抗议者的总体目标——疫情限制措施——是值得研究的。

来自魁北克省的自由党议员乔伊·莱特邦德说，担心政府政策的人有“合理的担忧”， 特鲁多不应该把担心限制的人“妖魔化”。

另法新社2月20日消息， 在加拿大警方执行大规模清场、终结反COVID-19防疫规范抗议者的围城行动后，最后一批大卡车今天被拖离首都渥太华。在将近一个月纷扰后，市区街道首度恢复宁静。

少数抗议民众留到昨天（19日）入夜，高唱1980年代示威歌曲，并在国会周围仓促搭起的4公尺高维安栅栏外施放烟火。

但随着严寒气温笼罩这座城市，这场由抗议转变为街头派对的行动宣告失败。

今天清晨，在市中心约200公顷大小的区域四周，警方在检查站设置人员限制进入。而一支规模相当大的警力仍处于待命状态，以保卫从卡车司机手中夺回的土地。

渥太华警方发出提醒，除当地居民和工作者外，核心区域仍禁止进入，并建议剩下的抗议民众离开，否则恐遭逮捕。

渥太华代理警长贝尔（Steve Bell）表示，在安全区域内已有4人被捕。自加拿大警方18日进驻以来，共计191人被捕，包括抗议领袖。

贝尔还说，有79台车辆被拖离市中心。渥太华从1月29日开始遭瘫痪，当时有数以百计卡车、露营车和其他车辆停驻市区抗议。

工作人员拆除示威者搭建的最后一些帐棚、小吃摊和其他临时结构物，并移除街道上的积雪，准备让当地店家恢复营业。

尽管加拿大鉴于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Omicron变异病毒株病例增势趋缓，已放宽防疫规范，不过抗议民众持续呼吁政府全面取消一度堪称全球最严苛的限制措施。

据当地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2月14日）上午宣布启动《紧急状态法》。特鲁多表示，该法案将用于保护边境和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不受封锁，《紧急状态法》启动后，会创造一些目前尚不存在的，有时限的权力，包括银行有权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暂停或冻结封锁支持者的账户，并迫使众筹平台和加密货币遵守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律。

副总理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宣布了一些措施来减少对抗议活动的资助。其中包括将反洗钱措施扩大到众筹平台和加密货币。银行还将能够冻结参与抗议活动的实体的账户。

方慧兰还表示，凡是公司的卡车被用于抗议和封锁，公司账户将被冻结，他们的保险将被暂停。在加拿大历史上，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颁布《紧急状态法》，为了应对正在进行的卡车司机“自由车队”对强制疫苗的抗议。

据路透社消息2月14日消息：1988年的《紧急状态法》允许联邦政府凌驾于各省之上，授权采取特别临时措施，以确保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该法之前在和平时期只动用过一次，特鲁多的父亲、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在1970年动用过该法。

周一早些时候，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四位省长表示，他们反对动用该法的计划，认为这没有必要。

加拿大媒体CBC 2月22日消息：加拿大国会众议院2月21日晚就联邦自由党动用《紧急状态法》结束渥太华和多个边境口岸反政府封锁的决议进行投票，结果以185票支持，151票反对或通过。国会参议院还必须就该法案的使用进行投票，将从周二上午9点到晚上9点进行辩论。

紧急状态法的实施期限是30天，但是政府可以寻求延期。

《世界华文媒体》编译中心

来源：https://www.thecountersignal.com

Keean Bexte

2022年2月19日

SHOCKING：Trudeau’s officers shoot journalist point blank

RFI：警方完成清场 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行动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