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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成长,决定大国转型的成败

发布: 2017-8-02 03:53 |  作者: 钱 宏 |   来源: 全球共生研究院 |  查看: 2229 次

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成长,决定大国转型的成败

文/钱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中国的问题,不回到97年前中华民族创建共和制民族国家,这个核心价值目标取向的名符其实上,一切都只不过是修修补补,且必然会颠来倒去,反复无常!

    丧失集体理想的价值目标,而主要以高危状態的利益关系联结起来的所谓中国“官方”早不再是铁板一块。“党管干部”亦即“官阶大一统”原则,事实上也在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势力或帮派的暗箱操纵、博弈之挑战,致使“中央权威”“当国者权威”也同样面临空前挑战。那么,“官方”内部帮派分化、无序角逐,势所必然。

    就像有人认为,过去的九十年已经充分说明,用左反不了右,到最后人心都到右那边去了。同样,用右也反不了左,最后左派又都重新集结起来了,这就是当今现实。最能将左和右的极端制住制服的不二法门只有一个,建立其体制上的左、右竞争机制。让全党来选择,让人民来选择。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将有可能破局,开始试验,如此,亦能避免了全局震荡。”
我不大同意停留在“左右之争”的层面上解决问题,所谓左右之争,不过是对西方工商文明“选择复制之争”,完全不足以解释中国已经参与其中的世界文明新格局——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背景下从工商文明到生態文明的新格局。中国各路精英必须拓展自己的历史思维空间,超越“左右之争”、“阶级之斗”、“东西之辩”的历史窠臼。

    不管人们把当下中国政治势力如何划分,是两股还是三股,是左还是右,无论是谁胜出,一旦上台,都不可能按照推出他的那股势力一厢情愿,去领导中国。总体上看,可能影响中国大局的几股政治势力,当下的比赛较劲,没有什么不好。起码,它们为打破中国当下政治僵局与改革僵局,提供了机会,且大大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思维想象创造空间。而且,当中国各政治势力争相向国民示好之时,正是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之日。

    作为一种改变的理论,需要现实的力量,而现实的力量无非两种,一是自下而上,说白了就革命、造反;一是自上而下,说白了就是改良、改变。我还是希望争取后者成为现实,不是寄望救世主,是希望当权者意识到不采取这种方式,结局即可能就是前者。而采取后一种方式,他既帮助中国完成了社会转型,自己也可以名垂青史。

    “官方”内部出现两股以上势力的政治博弈,这是政治道路成长中的烦恼,都应当有勇气面对和有能力适应。如此,中国的现实政治,就必然会循着这样五个步骤或层面走:

    第一个层面,是权力或实力资源的比拼。权力、实力资源雄厚者取胜,这是最简单的,也是目前人们最看重的。

    第二层面,是谋略、权谋、计谋比拼。即如果双方权力、实力资源旗鼓相当,那么,就看谁的谋略更胜一筹,有谋略者(包括调动贴己的高级智囊班底),肯定胜过没有谋略只会硬拼权力、实力资源者。

    第三层面,是思想理论。即如果双方实力相当,谋略运用发挥也旗鼓相当,那么,就进入到看谁拥有思想理论上的号召力、感召力层面。到了这个时候,双方都不得不去寻找了,否则,等于把胜利拱手让给对手。他们都没有那么傻,我说过中国当官的多为“人精”。如果现在“官方”稍微有点儿远见和眼光,还能对“总纲总论之类”思想理论也能象对“具体政策规则方法概念”一样稍稍宽容,凡事留一线,在后好相见。在需要思想理论时,不至于“临时抱佛脚”甚至抓瞎,那能够找到具有国民感染力,乃至国际感染力的新思想新理论的一方,必能整合更多实力、人力资源而获胜。

    第四层面是德性。即在双方都拥有实力、谋略,也找到思想理论武器后,还有个是真诚相信,还是把思想理论仅仅当作策略手段的分殊。真诚相信者为有德性,即口言善身亦行善者(这需要国民人心说了算,所谓“听其言,观其行”),那么肯定是有德性者取胜。
    
    最后,是大势所趋,也就是在实力、谋略、理论、德性方面占综合优势者“得天下”。如果几方综合优势也在伯仲之间,那么中国有福了,谁取胜都会是好事。且暂时失利的一方,会反省自己,愈益看重下次机会,而取胜的一方,则会更加审慎而非“扬眉吐气”,愈益使自己做得更好。这也是前些时候我们讨论过的“时势倒逼原理”。形成“受益的总是人民”而非相反“倒楣的永远是百姓”的政治局面,于是,中国政坛也随之进入台上台下和恊共生——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相得益彰的历史阶段。

    当然,再往后,中国就应当进入了共和制民族国家的成年期,进入一个讲究现代政治游戏规则的阶段。到那时,一般思想理论,“总纲总论之类”,就可以淡出庙堂,回归江湖了。

    可是当下,中国真的不需要具有国民感染力思想理论,乃至国际感染力的思想理论了吗?恰恰相反,不是“不需要”或“官方能不能容忍”,而是太需要了!中国目前当真可谓什么都不缺,世界上有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都找得到,唯一稀缺的就是思想理论——具有创新性的,具有感染力的思想理论!

    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靠的不只是实力(中国经济GDP世界第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少数核俱乐部成员),也不只是谋略(中国人足够聪明,哪方面的专家都不缺),而是理论,是灵魂,是对内外事务,当下尤其是内部事务,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格、国格、文格魅力。这才是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期待“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题中应有、必有之义。

    我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进入这种理论研究状態,一是我的生活经历、阅历使然,二是基于我读科学史得到的一个启示。1980年看科学史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旧的东西无论多么“不象样儿”,只要新的东西没有诞生和成长起来,“破字当头”,“立”未必在“其中”,因为历史不能留下空白。

     比如医疗领域的血液理论,到了培根的医生哈维前时代,受教会(请注意:不是天主教,而是加尔文新教)官方肯定推崇的“血液潮汐理论”,在临床实践和理论上受到严重挑战,甚至有人提出过对立的“血液循环思想”。但百余年间,教会官方认为不需要也不能容忍新的血液理论,甚至烧死了好几位怀疑、批判“血液潮汐理论”的医生,而在当时临床实践上应用的,还只能是错误百出的“潮汐理论”。只有当哈维经过默默实验,系统建构起“血液循环理论”的“总纲总论”,并公诸于众后,教会才从此对血液理论再也没有声音了,当然与血液理论相关的医疗事故也就随之大为减少。

    这里又昭示着另一个真理,即作为个人的价值定位,选择“在一块木板上最硬的地方钻孔”(爱因斯坦语,指的是搞系统建构)的人,自己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还不够,还要把个人在现实中经济、名声等得失放得下。
这就是我基于中国现状的观察后,提出“共生,还是革命,这是一个问题”的现实依据,也是我要表达的核心观念: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成长,决定大国转型的成败。

写于201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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