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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本无心

发布: 2017-7-09 09:14 |  作者: 温铁军 |   来源: 全球共生研究院 |  查看: 2204 次

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本无心

——序钱宏《共生经济学》

温铁军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从20世纪跟从激进发展主义追求工业文明到21世纪认同理性调整追求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变。在上世纪末遭遇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之际,中国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开始了应对性战略调整;到2002年执政党换届之际,则明确提出了全面小康为目标的“民生新政”,随之是一系列的新政出台,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两型经济”等。这些提法虽然遭遇各种强势精英群体所代表的资本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但应该看到中央政府在认识上已经提出性质上不同于过去“以资为本”的政策调整指导思想。再进一步,则是从2007年起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从提出到全面论述生态文明战略调整内容——到2013年,在中央层次上已经将生态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统筹为“五大建设”相融合,构建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调整格局,并且提出了“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发展目标。

    我们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就在于“多样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必须批判激进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改造作为其外包装的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社会科学,才能体现出多元包容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才能形成正确的政策思想。我们这个看法,与钱宏先生历来主张的“共生”思想体系不谋而合。在我看来,钱宏这本书强调的“共生”的前提是共,即多样化与包容性,落脚点是生,即发展目标。由此,钱宏把他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概括为八个字,叫“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不过,从当今世界和中国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发展潮流来看,似乎并没有遵守多样性的特征。以资本全球化为内涵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激进发展主义”,已经伴随金融资本全球化扩张而似乎已经成为全球所有人类都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大潮之中,我国是其中最“激进”的弄潮儿:在七十年代末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八十年代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后,这种在大多数政府不能“公司化”的国家至少不敢明说的原则、辅之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通过广泛传播,演化成中国人不仅耳熟能详、而且“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意识形态;到九十年代强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是个硬道理”,则派生了大多数政府不能“公司化”的国家至少不敢明做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至此已经构建出了过分亲资本的极化政策体系。在这种世界罕见的、排斥性很强的激进主流的推动下,似乎不谈以资为本的发展,不讲资本全球化,就等于是自我边缘化的异类。

    然而,我们忽视的问题是这种激进发展主义是不是适合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早年我写的《解构现代化》和近期写的《八次危机》都被海外学者翻译发表,指出的主要是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激进发展主义是建立在过去殖民掠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发展是通过大量掠夺外部资源和向外转嫁成本、用其他国家或种族的血与泪铺砌起来的发展经验。这种资本扩张方式不可能适合后起的、不能掠夺及对外转嫁成本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老实说,讲些应该如何的道理不难,真正难的主要是如何才能跳得出利益结构固化成为实现国家战略转变最大阻力的困境。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改革是被问题倒逼出来的。也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据此看21世纪的中国要贯彻生态文明,最大的障碍,恰哈是在21世纪工业文明阶段所形成的各种资本利益集团,维护这些占有资本收益同时把成本甩给弱势群体的利益集团的制度结构已经固化。这就是为什么执政党中央2007年十七大提出,我们现在的利益结构已经形成、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为正式地强调,利益结构固化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

    这种利益集团障碍改革和调整的体制结构是在激进发展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反思或者批判激进发展主义,就应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很可惜我们现在的学术界的整体氛围,还仍然是在发展主义大而化之的话语体系内。学术界所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仍然是按照发展主义的制度框架形成的。可见,想让符合资本利益集团需要的思想理论界、教育界做深刻自我反思,恐怕没有可行性。

    近年来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者,不乏其人;但能够站在当代中国创造性地提出解决问题方式方法者,却如凤毛麟角。钱宏先生这本即将出版的《共生经济学》,以及他此前出版的《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和《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起码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他是一以贯之地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目标,上下求索,奋斗不止。
相比之下,我们难以相信的“发展主义”竟然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世价值。诚然,对于相信所谓普世价值,如同对任何信仰一样,我们的态度一向是谨慎的尊重!因为,由于空间、历史差异的千变万化,很难有完全适应芸芸众生的普世价值。相对而言,不管是中央政府新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还是钱宏先生提倡的共生,都是人类对现代化大潮中的激进发展主义的一次深刻的反思。

    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文明形态,人类之自觉,在于认识到其本身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人类不自觉,或者说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超自觉地”误以为自己可以超然于自然界。那么,现在自以为还是人的社会群体,就都有必要强调回归到生态文明,要自觉地认为自己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更要在回归自然之中提升人成之为人的自觉性。

    我们早就指出,产业资本与地方公司化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紧密的;只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且成本难以转嫁甚至不得不发生硬着陆的压力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才可能暂时服从大局,接受宏观调控;遑论服从生态文明导向的共生战略调整!

    近年来随着资本积累而同步发生的风险累积而势必造成的经济危机,不仅正在迫近,而且很可能在2014-15年发生资产泡沫大幅度缩水诱发的债务链条断裂……倘若我们的预见不幸言中,那么,不幸之中的大幸,就是深陷于激进发展主义不能自拔的中国主流,也有了被动接受全面调整的基本条件!

    也由于这个被动接受的可能性正在迫近,任何希望有些自觉性的人,才应该参阅这本《共生经济学》。

    钱宏先生在书中提出的共生,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共生特征。的确,没有人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这也是马克思在给人类下定义时思考到的关于人的主要特征。钱宏先生近年来的思考与研究,都在不断地提醒人们,生的前提是共,体行共生才是最根本的行为准则。据我所知,在2012年7月在清华召开“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时就提出过“顺势而为,体行共生”的主题。意思就是,顺应生态化大势,搁置任何个人与组织优越性、先进性及其谋求特权的形而上学预设,在所有公民个人的体认行为中,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上,在政府体制制度上,实行共生,将公平正义进行到底。体,指体制、规模、整体、体量、制序、法则,如《典引》“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於圣心”。体行,《后汉书·班固传下》:“体行德本,正性也。”李贤注:“体行,犹躬行也。”据此,回到当前利益集团固化的问题讨论,我们已经发现了在利益集团独占社会收益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冲突事件,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倘若利益集团继续选择固化,那么只会有更多的冲突、更严重的不均、更严峻的环境。最终结局想必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惨状。

    如同我们在乡村研究中认识到村社理性(而非西方思想所强调的个体理性)才是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一样,钱宏先生的共生经济学一改以往任何经济学的思想桎梏,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基础是共生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也意识到当前激进发展主义面临着增长、对抗和施恶的极限。更为重要的、与我们以往提出的“成本转嫁论”完全一致的是,这本书也揭露出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成本转嫁的现象,如社会、家庭、环境、政府与企业的高额负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不断向社会、家庭转嫁成本的基础之上的,在光鲜的GDP数值后面还隐藏着巨额的五大负债。

    虽然当今世界的主流仍是发展主义,但是我们相信人类势必会进入多样性为基本内涵的生态文明历史阶段。但愿《共生经济学》的思考,有助于人们从激进的发展主义的泥淖中摆脱出来。遵循共生底线,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而不要陷入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live and let live,not evil and let evil)。

    最后谨以一句咏竹诗送给为人类多样性或共生而孜孜奋斗的人们: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本无心。
是为序。
2014年1月11日

第三届培田春耕节 暨 南山书院揭牌仪式
    2014年4月5-6日  福建·培田

        耕读并作  天人共生
   有山有水有人家,好耕好读好远亲
Live and let live(谋求自己过的好,也必须要别人过的好。——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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