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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镜鉴的“一带一路”与中美关系的实质:

发布: 2017-5-13 10:01 |  作者: 钱 宏 |   来源: 全球共生研究院 |  查看: 2213 次

将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寓于生態政治的“全球共生”
钱 宏
(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编者按:真有“逆全球化”思潮吗?“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单兵突进,能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吗?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赢共享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特发《将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寓于生態政治的“全球共生”》,以飨读者。

    通俗地讲,“共生”,就是共襄生长、共同生活,是一种事物主体之间的基本关系形態。也就是说,共生关系是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基本关系,亦即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因而,共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也是人类基本生活保障的普惠约定。

    其实,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从两性相悦结婚生子,到社会分工合作,构成这个丰富多彩世界的基本面、生活面,本来就是共生的。共生就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只要相互点亮,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的格局,我们做什么题材,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好!

    现在大家热议的“一带一路”,无疑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社会企望值也持续升温,但目前,“一带一路”还是一个个片断,或者说停留在具体战术、策略层面,从方向、方法以及方案上看,却依旧停留在资本产能输出的资本主义逻辑框架之内,尽管不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有许多新的美丽的说词,可思维方式依旧停留在碎片化、补丁化、小圈子化的阶段,价值取向组织方式也依旧停留在一个个排他性的商业共同体范畴之内。

     这些问题,早在2014年7月香港《亚洲周刊》做的一期“高铁外交”(当时“一带一路”的名称还没有叫响,没有成为媒体的聚焦点)我成为这个专辑大陆唯一被专访的对象时,我就讲过,三年过去了,这种局面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一句话,习老庚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很好,实施很难。不是难在技术、资金和社会参与(甚至国际社会参与)的热情上。而是难在:由于其到目前为止,所有“一带一路”的各种论坛、演出、决议、规划(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恕我直言,有如一场争先恐后的表演(建设不是文艺演出!),都还远远没有上升到真正的战略高度——即超越资本主义逻辑和传统社会主义逻辑这些工商文明形態的范畴,从而上升到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时代相联系的战略高度——所以,真正的社会参与行动还远远没有成行,软硬投资的风险都非常大,机会成本高到“资不抵债”。

    说明一下,鉴于中国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收益往往存在大量无现金流的资产,因而并不构成资本对资产、资源的实际支配权,所以,这个“资不抵债”中的“资”,本质上是一种“权”;而相应地,这里的“债”,也取韦森、翁一“把货币的本质看成是一种可转让的债或可转让的信用,这是对货币本身最深层的理解。事实上,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债”之义。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而现在通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表达的记账货币,实际上是如雷伯(David Graeber)所著的《债:第一个5000年》的研究,是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说货币的“原始概念”,而并不是现代(权利)社会的一种产物。但同时,由于现代权利社会普遍采用记账货币指称一个企业、一家银行的资产,乃至依据这种“指称”的资产统计出来的一个国家的资产即GDP(国民生产总值),并以此作为衡量企业、政府、银行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和政治业绩,结果为企业、银行、政府全着伙玩“虚拟货币”“造假政绩”预留了可能的空间。

    中国政府公司主义条件下的各种所谓“泡沫经济”,就是这样炼成的。只是中国经济体量实在太大,有许多息肉“烂在锅里”,腾挪空间实在太太,刺破泡沫的那根针(也许需要一打针)还在推迟出场。但一旦走出国门,一旦出现“资不抵资”,往往血本无归(含个人、国家对法人的投资),如中国主权投资公司中投(CIC)多项对外投资(作为“主权投资”并不仅陷于“投资风险”,而且还有“政治风险”)。

    我们全球共生研究院除了做《共生之光》必定会关照到“一带一路”这个国家战略。同时,为了促进这一国家战略到位、健康、顺利实施,我们还在积极准备一项落地工作,这就是:我们将选择几所人文环境好的大学合作,开展一项“一带一路与全球共生人才计划”,形式可以是学历教育,也可以是连轴转动的“非学历教育”的培训班,培训对象为厅局级以上官员、企业董事长、CEO、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人士,包括编出自己的教材……。

    我们相信,“全球共生人才”不仅可以真正配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帮助“走出去”的企业控制风险,而且,将以他们富于“全球共生”的精神意识、思想力、文化力和行动力,成为所在沿线国家传播“魅力中国”的形象代表。
    
    目前,中国有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要退出“全球化”,并认为是中国的机会(这是2008年特别是2012年8月以来,对中美关系一连串误判,结果陷中国外交于被动状况的继续),这些人根本不去具体分析一下特朗普不喜欢“全球化”的原因,就开始自我膨胀,还羞羞答答地说什么既然老大往后退我老二就只好做世界的“领跑者”了。

    全球化是一种存在,哪是谁要谁不要的问题?特朗普什么时候说了不要全球化了?他只是说,过去二十多年的所谓“全球化”,由于克林顿-奥巴马在“政治正确”(或理想主义)理念的错误政策误导下,以WTO为框架的“全球化”,变成了中国“占便宜”还不领情而美国“吃亏”还无处说的全球化。这事说白了,就是他认为别人仗着美国人讲“政治正确”大剪美国羊毛。这些年当我们的“公知”和一些“将军大校教授”们妄议中国政府、误判中美对立“美衰中兴”时,特朗普却一反奥巴马式的沉默,疾呼美国被中国“剪羊毛”了。

    撇开是不是美国被中国剪羊毛了,换一个角度,从相互依存和各自政府的职责定位在“保就业”,而不是“保增长”,看中美关系的实质,也许会更加一目了然。如果说2015年中国进口1162亿美元,为年薪48320美元的美国人创造了260万个工作岗位,那么,美国进口中国4819亿美元,就为平均工资53615元人民币(汇率按6.8832现价计算)的中国创造了(4819/1162*260/53615*6.8832*48320)=6689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一旦中美贸易战开打,且不说中国出口美国的低端产品,随时可以被他人替代,而中国进口美国的许多高科技产品,除了美国公司,其他国家无人可以替代;单纯人民币汇率崩溃和近7千万人失业,就会把中国“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及其带血、带毒、带霾的GDP现代化,打回原形!

    这才是中美关系的实质。我必须说,这依旧是地缘政治时代全球化意义上的中美关系的实质。与中国利用WTO框架下的全球化赢得对美国“贸易顺差”属于地缘政治范畴一样,美国“打仗花钱”不也是“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吗?回避这一关系实质,纵使象马云先生如簧之舌说到天上去,也无济于事。

    所以,特朗普忧虑与反制,不是全球化好不好,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全球化的问题,也就是在什么样的政治框架下的全球化问题。
实事上,从当今国际社会世界秩序由“地缘政治进入生態政治”(参看钱宏《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载2010年3月24日《上海证券报》)的历史要求看,“全球化”概念,确实需要进一步讨论、规范、拓展,要上升到生態文明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灵魂的高度。
怎么办?我们认为,可以用“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的概念,注入“全球化”概念之中,甚至替换“全球化”概念,即将全球化置于全球共生观照下注入活力。因此,我们主张将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寓于生態政治的“全球共生”之中。
在一个狭小的“铁屋子”里,才需要一方对另一方说“咱们求同存异吧”,但这样,总有方会感到自己“被和谐”了,而当大家打开大门,走出屋子时,立马海阔天空,大家很容易发现,原来天地之广大,完全可以,也必须“存同求异”才是交流互鉴相互激励的共生之道,不是吗?

    所以说,把过往的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之路,统统纳入“全球共生”的范畴之中,既提升了全球化的精神内涵,而且拓展了全球化的思维空间,还可以开辟政治经济文化新边疆,消弥社会阶层冲突、国别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和文明的冲突。这样,也就顺便解决了“特朗普忧虑与反制”(必须承认其合理性),以及“中国特色”(必须承认其合情性)的问题。就是说,可以有美国立场的全球共生,也可以有中国立场的全球共生,大家通过确立“各自立场”“存同求异”这一最小公倍数的前提,求得“全球共生”“求同存异”的最大公约值之普惠意义。这样,才可望对今天的人类建构与全球互联的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相适应的世界秩序,具有重构当代认知阐释叙事想象的可行性价值。(参看《2018’中国拿什么与世界进行哲学对话》,见微信“全球共生公众号”IGS1218)。

    最后让中美两国都有机会在交流互鉴竞相激励中,更智慧、更慈悲、更有格局地用自己的方式集中力量,以“社会优先”(Socil Priority)为治理导向,来“重建社会”造福本国人民,并在这样的起点上确立全球共生(非G2)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顺便说一句,这里的“社会优先”和“重建社会”意思,也可以叫做“攘外必先安内”,特朗普说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主要内容,也同样是“攘外必先安内”。

    当然,美国已经有了快要明晰的针对过去二十年“WTO框架的政治理想主义”(或政治正确)的“Trump-style”,来将美国国家治理置于全球治理的背景之下,中国也必须要有一个针对“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或政府公司主义)的“Xi-style”,来将中国国家治理置于全球治理的背景之下。

    诚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做的“一带一路”,是“将中国国家治理置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的国家战略。但是,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在要不要急于全面实施它,而在于它为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镜鉴想像,即假设将在中国本国推行三十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中国模式”,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地的政府、企业、社会各阶层人民、自然资源……能接受或能承受得起吗?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且让我解释一下,前面我为什么说现行“一带一路”思路,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逻辑和传统社会主义逻辑这些工商文明范畴”?

    首先,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产能输出逻辑,大家不难理解,对吧?那就省些篇幅不讲。那么好,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源”集团官本位推动的所谓“渐进式改革”模式,三十年下来,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是在如中国模式论者(含中国特色经济学论者)津津乐道取得世界经济老二、外汇储备第一成就的同时,中国模式论者(含中国特色经济学论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大面积积累至今未计入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远非“记账货币”可以涵盖的天量成本,包括社会交易成本、边际效益成本、毁灭性掘取自然成本、家庭及公民身心灵健康成本、国际关系恶化成本、整体生態成本。而且,用马克思的话说得更直白一点,中国模式论者津津乐道的成就,大部分被“上层建筑”消耗着,而中国模式论者视而不见的成本,却全部由“经济基础”背负着。最后,形成了今日中国空前紧张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矛盾”,以及“高价值承诺的意识形态与低普惠实施的政策实践”造成的“两面人”“两张皮现象”(Two skin phenomenon)。

    我们在搞“一带一路”战略时,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就是由于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形成的“政府与企业(国企、民企、外企)合谋利益(利润)最大化”中国模式,在本国取得巨大成功,因而囿闭于这种成功的路径依赖和利益羁绊,自然而然地直接运用到沿带、沿路国家。我之所以有担忧,就是推行这种“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势必遭受沿带、沿路国家(文化综合体)的政府、企业与人民(文化、民族)本来就存在的阶段性(如选举任期)、区域性利益冲突,将直接以“开发项目”方式呈现的“带路”危机。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不敢为“开发商”背书,如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拆迁事件(出现“滚回华盛顿,滚回中国”式政府与人民对峙)。要么有的是理由出尔反尔,如墨西哥单方撕毁与中国铁建的路标合约。要么由于跟中国签单而被迫下台,如泰国英拉政府。要么因利益偏袒内讧而无限期搁置,如缅甸。要么反对派上台,如斯里兰卡,要么教宗冲突,如吉尔吉斯坦……漫说铁公基项目实施都有不短的工期,必然会受到当时“选举周期”的冲击,即便很快建成能通火车、停船泊,如果当地人民实在是不爽,又用什么保证不出现“铁道游击队”、“索马里海盗”(一个海域护航也许不难,全线护航就不简单)?那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成本呢?所以,一带一路可以搞,但最好按照这样的顺序搞,即:先处理好本国的内部事务,以“人民中心,重建社会”的大无畏气概,将本国带血、带泪、带侮、带霾、带毒、带污的GDP整理清洁了,成为全体人民、公民、国民受益并且能愉快接受的成果,做出好的具有“全球共生”意义的示范,再行处理外部事务,沿带、沿路区域文化综合体国家的人民、公民、国民,会自然而然地欢迎他们的政府、企业接纳我们!搞国家大战略,一定要在与之相应的大智慧、大格局、大慈航思维方式与价值观规范下进行,正如自由及自由人的联合,需要与之相应的约束机制。

    所谓“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矛盾”,通俗地讲,就是中国“官多为患”以至“官满为患”的情况,导致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税收和收费)增长率,长期高于GDP增长率一倍以上,而国民收入增长率却远远低于GDP增长率这一世界奇观。无庸讳言,这一世界奇观的背后,就是国民生产、生活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的不堪负荷!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不果断“瘦身去瘤,培元固本”,明确“人民中心,重建社会”,阙立“生態统领,共生为魂”的基本国策,并坚决实施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如果急于全面推开“一带一路”战略,虽然我们不会再搞前苏联式的革命输出、政体输出,但怎能保障伴随资本、产能的输出,不会同时输出作为中国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具有“包揽官职准儒家党”性质的官员一同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最后招惹没完没了的麻烦呢?
    是的,远追孙中山“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今观习近平“权为民所赋”和“以人民为中心”,俯仰之间,世事沧桑变幻,但百年来中国命运的主题流变,却始终不曾逾越出“人民”这一带有鲜活历史感、现实感的范畴。近百年来,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丰富而发展,但随着中国进入全球治理时代,其思想同样需要更大的丰富与创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创新,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思路与举措,可以概括为“习近平精神”(Xi-style)。这一精神承接了中华民族百年不渝的主题流变,显现为“人民中心,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三大法宝,而其文化自觉意识则可以归纳为“全球视野、生態情怀、善待他者、相约共生”或“交流互鉴、东方神韵、一视为仨、和恊共生”十六字箴言。支撑“习近平精神”的哲学,是一种富有东方神韵的,与生態文明新时代应运而生的共生史观,由此形成的“共生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可能成为中国与世界社会一切发展主义硬道理导航的新思潮。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的“一带一路”目前的思路,“没有超越资本主义逻辑和传统社会主义逻辑这些工商文明范畴”,没有上升到“习近平精神”(Xi-style)境界的原因。
    当然,在这里,应当把输出革命、输出政体的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替换为“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或“政府公司主义”(参看《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顺便说一句,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前者之所以可以叫作“政府公司主义”,是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定型的、垂死的、病入膏肓的体制,而后者并非定型的、不可救治的因而有改进修复生机可能的机体。

    但是,我还必须象《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里埃(尽管巴黎公社并没有真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那样“团结起来到明天”)那样指出:

    这是最后的机会,中国执政党真的要在未来三五年内将“Xi-style”进行到底!

2017年3月31日于复旦大学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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