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言特定称谓之缘由
发布:2017-8-16 04:32 | 作者:殷宗毅 | 来源:本站 | 查看: 2325 次 | 字号:


浅言特定称谓之缘由 

                      ——殷宗毅

翻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画卷,每当面对外国强敌侵略而处于亡国亡种的危机下,总能看到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凝聚民众的力量,高举着“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的旗帜,大声疾呼“黎民百姓”们觉醒和行动起来,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蚕食和抵御外国侵略。我的父母亲也就是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在刚走进中学的校门没多久,就抛弃了富足的生活而弃笔从戎,投身于了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洪流之中。为此,每次看到或听到这些词的时候,都会在内心有一种异常振奋地感受,禁不住让我很想探究一下这些词的缘由。

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比较中实际发现,自古以来受气候条件的制约,以我国的秦岭一直到淮河一线为分水岭,以北的地区主要以种植“麦、稷(即黄小米)、黍(即糜子)、高粱、菽(即大豆)”为代表的旱作作物,故称之为“北方旱作作物种植区”,简称“北方地区”。以南的地区因雨水充沛,河流纵横利于灌溉,非常适宜于种植“稻、粳稻”为代表的农作物,因而被称之为“南方水稻作物种植区”,简称“南方地区”。

华夏民族

神农氏部落原先是生活在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帝鸿氏部落原先生活在大西北半草原半荒漠的游牧民族。但因遇到小冰河时期极寒冷气候的逼迫,使两个氏族部落先后进入到了相对暖和的陕西关中平原。为了适应中原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生活环境和方式,人们在强烈地以强势首领为中心的群体团队意识下,不知不觉形成了以“村落环绕城郭分布”的群居形式。而蚩尤为首的“九黎”和“百姓”氏族部落则生活于水稻作物种植区,因受“山多水多土地少”的环境制约,人们大多以“大部落小分散”的见缝插针式散居形式,导致南方人的生活和性格普遍要比北方人细腻些,对自由度需求和民主意识也比北方人要强烈的多……这些南、北方人的差异,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各种考古出土文物实物的精巧程度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隐隐感觉到:在远古时期我国现在版图的历史上,北方中部的冀、豫、陕、晋大部分地区,是由先过度到原始公有制农耕社会的神农氏族部落所统治。冀、豫、陕、晋的西部地区,由草原民族刚过度到原始公有制农耕社会的帝鸿氏族所占据。而兴起于今冀、鲁、豫交界地区的九黎氏族部落常常与百姓部落联合,由东向西和向北不断地扩张和发展。待“神农氏炎帝”、“帝鸿氏黄帝”和“太昊氏蚩尤”三人分别成为各自部落的首领后,为了争夺和扩大生存空间的相互间战争达到了白热化。当蚩尤率领九黎氏族部落和百姓氏族部落的联军,在争夺神农氏族部落位于黄河下游一块肥沃的土地时,将神农氏族部落打败而落荒而逃。在快退到了河北逐鹿附近的时候,及时得到了生活在山西、陕西和河南西部的盟军“黄帝”的氏族部落的救援。于是黄帝率领着神农氏和帝鸿氏两大部落联军,与“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和百姓部落联军在河北逐鹿进行了一场殊死之战,结果因蚩尤的战死而九黎部落和百姓部落联军落败。不多久,黄帝率部落又通过“阪泉之战”打了炎帝部落,于是“炎、黄”两大氏族部落结合起来成为了“华夏民族”,共同开发和创造了古代黄河流域文明光辉灿烂的历史,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两大 “人文先祖”。而九黎部落则南退,慢慢地融入江浙和湘赣一带的南方百姓氏族部落中,战神“蚩尤”则成为了今天南方众多少数民族共同的“人文先祖”。

中华民族

上古所谓“中国”,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的黄河流域一带,只相当于今陕西大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因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左传·定公十年>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其意因中国是礼仪之邦,“夏”为高雅之意思,“华”为服饰很美之意思,故作“华夏”。久而久之“中华”便成了“中国、华夏”等意词。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曾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于1899年所撰《东籍月旦》中曰“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深受西方影响,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炎黄子孙

《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四岳(夏、商、姬、姜四族)国,皆黄、炎之后也”《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以后“炎黄”一词在的历史中长期处于隐晦状态,只是以后的《县志》和《家谱》为区别姓氏渊源而使用。一直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由于民族主义从国外传入,再加上西方列强的侵华行径的加剧,使中华民族民族处在十分危机的时刻,长期蛰伏不显的“黄帝子孙、炎黄子孙”等类似的称谓,似井喷般地涌现出来。改良派认为“中国皆黄帝子孙”,革命派却认为“炎黄之裔,厥惟汉族”。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诗云:“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除鞑虏”,“炎黄子孙”亦由汉人的同义语转变为中国人的代名词。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于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时,毛泽东同志亲撰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陈子怡先生在《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一文中指出:“非黄帝子孙者,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而无论何姓,皆黄帝子孙矣”;“所以后世之人,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钱穆先生在《黄帝》一书中认为,“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很有道理的。”

此后,“炎黄子孙”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海内外华人也纷纷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只有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炎黄子孙”称谓就会继续使用下去。

黎民百姓

“逐鹿之战”不久,炎黄的神农部落被“黄帝”为首的轩辕氏部落所打败,“炎、黄”两大氏族部落结合起来成为“华夏民族”。然后,华夏民族用武力不断地向周边扩张,将俘虏中的贵族降为平民,俘虏的平民则奖励给本部落有功之人做为劳役的奴隶,这些人一般都只能自称谓“百姓”。而对南方九黎部落的俘虏,就直接称之为“黎民”。所以,从秦朝实行封建体制开始后,获得自由的奴隶们一般都只能自称谓“黎民或百姓”,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资格或很少有机会获取社会地位。

“庶民”是专指有资格获取社会地位的平民,但还未获取社会地位前只能自称谓:“庶民、平民”。而古代称谓:“下九流”的平民,只能自称谓:“黎民、百姓或草民”。特别是唐朝著名诗人李白,虽为李氏皇族之后,但因是没有得到朝廷批准而自行回故土之人的后代(即“未准归流之后”),又因20岁左右出家入道家之门,故而就没有资格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虽后来被唐玄宗李隆基赐于“供奉翰林”的官位,但其俸禄远比翰林院正式翰林要低得多,在皇帝和官宦面前也只能自称谓:“黎民或百姓”而不能僭越。民国以后,“黎民、百姓、草民或平民”等,泛指未获取社会地位的所有普通人。有社会地位的“达官显贵”闲赋在家后,一般都自称谓:“庶民或平民”,而不会自称谓:“黎民、百姓”。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庶民”与“黎民、百姓、草民或平民”通用而无区别,但一般人大多习惯于自谦谓:“平民百姓或老百姓”,也有含蓄地自称谓:“群众或跑腿的”。 

                                                                                         ——写于20178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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