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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对中国报业史研究的新突破
宁树藩教授
大约在11年以前，卓南生教授有关中国新闻史的几篇论文的日文
稿，由和我同处一校的张国良教授译成中文。我有幸在发表前先行拜
读。文中的精彩内容，使我深受启发。当第一篇稿子在《新闻传播》
刊出时，我曾撰一短文推荐。其时对卓教授虽已心仪，尚未结识。
1990年末，卓教授日文本的《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一
书问世，承蒙惠赠。惜我不谙日文，从张国良教授的简单介绍中，也
能得知本书的珍贵价值。随后知道这本书已译成中文，将在台湾付印
，我是非常高兴的。在和卓教授见面时和电话中，频频询问出版的佳
音。不久前，当我拿到盼望已久的中文版《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时，欣喜之情，自可想见。现在，我可以细细品味全书
了。
创立新说订正前人错误
本书写的是1815年至1874年的中国报业史。写作上无意作全面铺
陈，而是着力对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循环日报》60年间具有
代表性的报刊进行深入的评述，以揭示中文报业的产生、演变及初步
发展的复杂历程。有关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史的论著，可说数量是相当
多的，其中包括中国新闻史的奠基之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和权威性的白瑞华的《中国报刊》(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那末，卓南生教授这一著作的魅力究竟何在？
我为什么总是对它寄予特别的关注呢？
每个人的领会不会完全一样。在我看来，判断一本新书的价值，
其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它对我们社会的知识宝库增添了多少新的财富
。如果因循旧说，满纸陈言，即使是洋洋大作，那有什么意思呢？卓
教授这部书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可用“创新”二字来概括。本书在尊
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对未知知识领域的开发，新知新意，
随处可见。而且，这里所说的“新”并非标新立异之“新”，它是在
对大量第一手的、权威性的史料进行考察与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本书对中国早期中文报业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但是最为突出的是对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我们
知道，中国中文报纸的历史实际上是鸦片战争后从香港起步的。香港
这阶段报史，是一部中国新闻史的重要源头。历史学应该回答这样一
个问题，即“各种事物都是怎样而来的”（罗素）。早期历史之所以
受到关注，道理在此。可是，综观以往有关当时香港报史种种论著，
虽然也有不少成就，但留下了很多疑团，连一些基本情况也没弄清楚
。例如：非常重要的《香港船头货价纸》、《中外新闻七日报》，无
人提及，而香港从未出现的所谓《香港新闻》，却津津乐道。《香港
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是怎样办起来的，全不知情，而某些
无中生有的情节，则被反复流传。至于报刊的创办日期、主编人名、
报刊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错误更是常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回
答中国报业“是怎样而来的”问题，是很困难的。
上述混乱情况，前人著作中的具体表现，本书已作不少说明。这
里，拟再择要补充，以加强认识。
中国第一份系统记载早期中文报刊名录的材料，是美国传教士范
约翰（J. M. W. Farnham）在1890年写的《中文报刊目录》。这份被
认为作过广泛调查、具有权威性的“目录”，却未见有《香港新闻货
价纸》，将《中外新招》（香港）的创刊期错为1861年，对《华字日
报》创刊期的记载虽较符合实际，但也不尽准确，把1872年4月写成
1872年8月。中国第一部中国新闻史专著是汪英宾教授出版于1924年
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该著谈及香港早期出版的中文报纸时，只提及《中外新报》
，确认它是中国第一份中文日报（这在中国也许是第一次）。可是在
解释该报创办由来时却说，先是在伍廷芳的建议下，由一家英文报馆
（未作具体说明）将《剌报》和《德臣报》的英文稿译成中文，公
开发行，遂导致《中外新报》的创立，时在1852年。其时伍廷芳年仅
十岁，此说之不能成立是很明显的。关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的
混乱情况，卓教授的书已作详细的评述，不再重复。我要说的是，该
书所造成的混乱最多，由于居于权威地位，其影响也最深远。白瑞华
的《中国报刊》（1933）一书，沿袭了戈氏不少错误，如关于《香港
新闻》的认识，关于《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创办之由
来等，但也有两处错误被纠正，一是不同意伍廷芳是第一份中文报纸
的创办人的说法，二是正确指出《香港华字日报》创办于1872年（而
不是戈所说的1864年或1865年），前一看法是从伍的年龄分析出来的
，伍生于1842年，他还太年轻，不大可能参与最早中文报纸的创办；
后一判断，大致可以认为是来源于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白瑞
华是参考过范氏“目录”的）。就是说，白氏在研究方面、史料方面
尚无多大突破。林语堂出版于1936年的《中国报刊和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一书，关于
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简略介绍，完全依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其错误可想而知。令人费解的是，戈公振由于一时疏忽，将出版《香
港中外新报》英文报纸《剌报》的名字，误写成为“China Mail”
。白瑞华予以改正，写明为“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实名为
《德臣报》名），报名是什么，白字黑字摆着的，本没有什么好辩论
。可是林语堂却起而声称不同意白瑞华的意见，他站在戈公振的一边
。他之信任戈公振，已经到了盲从的程度了。大致可以说，1927年以
后，中国有关香港早期报史的论著，多以《中国报学史》为范本，连
香港报史专家廖苹、麦思源、林友兰等的有关文章，也未能摆脱该书
错误的影响，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中国新闻史学者，情况也不例外
。
发掘原件为报史正本清源
1970年，留学东京的卓先生起步研究中国新闻史时，面对他的首
先就是这些迷漫于香港报史研究上空的层层浓雾。对于一位富有探索
精神的学子来说，研究领域的难题疑点，正是激发他在科学大道上迈
进的动力。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沿海城市（主要是香港）出版
的中文报刊传入日本，但翻刻时都经删削，改变了版式，有的报名全
改了，和原件已面目全非。卓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蕴藏在这些迷离莫
测现象的背后，会是一条通向知识宝库的入口处。这就使他“产生了
极力探求中文原件予以印证，以便正本清源的动机”（见本书《自序
》）。可是在日本，既无中文原件，也乏相互切磋的同行。小野秀雄
先生的论著和指教，给他以很大启发，但由于研究领域不同，也不能
对所要探索的种种难题，作出现成的答案。卓先生知难而进，遇折不
回，奋然踏上中国新闻史研究之路。
历史研究，史料为先，他首先开展了一场搜寻史料的苦斗。在日
本不用说了，他十数年来，走访了英国、美国、港台等地的很多图书
馆、大学、藏书家和旧书坊，历尽艰辛，终于查阅到久所渴求的一批
中文报刊原件和其他重要材料。特别是《香港船头货价纸》（87份）
和《中外新闻七日报》之发现，更使人惊喜万分。前者虽知其名，但
从未谋面；后者已沉睡百年，还没有人提起过它的名字。这种新闻史
料调查苦与乐，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领会的。
史料之转化为一种科学论断，一种对历史运动之规律性认识，则
是一场更为艰巨的思想劳动。对于这些众多而纷杂的各类材料，卓南
生教授谨慎而耐心地，一一加以考订、辨析、比较、梳理，由表及里
，去伪存真，揭其底蕴，明其意旨，以展现其巨大科学力量。在这里
，不容有无根之谈和主观臆测，一切裁断必依事实。凡属存疑记述，
不论来自权威，出自众口，或为当事者所写（如《香港华字日报》自
述其创办由来），或明白刊印在自己的报纸上（如《香港中外新报》
曾在1912年将该报的创刊日期印于报头），都须将其置于事实前面一
一加以检验。孤证不立，证据力求充分。为了证实《香港华字日报》
的创刊期，不是1864年（流行说法）而是1872年，本书运用的证明材
料达七八处之多，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卓南生教授所表现出的严
谨治学态度和执着的求是精神，读来令人深深敬佩。
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占一个又一个疑难阵地，澄清了中
国早期新闻史研究上述种种混乱状况，拨开迷雾，现露真容。中国的
中文报纸、中文日报究竟是“怎样而来的”？现在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卓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新闻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功
不可没。
引起中国学界强烈反响
卓教授研究成果在中国大陆发表，引起中国新闻史学界强烈反响
，新问世的论著有关部分，开始按新的结论进行了改写。这些成果，
在《新闻学词典》（1988）、《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1992
）和《新闻学大辞典》（1993）诸书我所执笔的有关内容中，也都得
到相应的反映，并在上述《词典》、《大辞典》中，增设了以往全不
知名的《香港船头货价纸》专条。遗憾的是，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一卷第300页上，我仍然保留了香港出有《香港新闻》这一错误
。其实在该书出版时我已经知道了实际情况，也许因为该段文字写作
较早，出版时由于一时疏忽未及改写所致。现借此机会改正，并向读
者致歉。
中国新闻史学者，为什么长期因袭那些错误而不觉察？原因非止
一端，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关新闻史料的缺乏。说实话，本书所
研讨的几乎所有中文报刊，除北京存有《六合丛谈》和九期《东西洋
考每月统记传》外，国内全无收藏。上海原存有《遐迩贯珍》的合订
本，约在1956年，由报界前辈汪英宾教授借走（当时我陪同在场，后
汪病逝新疆，该刊至今下落不明。复旦大学新闻系（现新闻学院）还
是在80年代初起，才开始从大英图书馆等境外收藏单位购得一部分这
些报刊的缩微胶卷和复印件。我本人也是在80年初才在一本英文书上
见到《香港船头货价纸》这一中文报名，只知是由英文剌报馆出版
于1857-1860年间，其他不详。
严谨辨析各报异同与特征
翻阅全书，差不多每一章节，都会得到新的知识和启迪。因篇幅
所限，对其他部分，下面只能简略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鸦片战争前在东南亚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外国传教士
所办中文报刊，学界研究渐多。进展也大，但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特别对这些报刊外部情况的认识，笼统迷糊之说，时有所见。本书过
人之处，就是以大量材料，对报刊的出版背景，创办由来，社会联系
，曲折历程以及报人经历等等方面的事实，作了切实细致的解说，令
人耳目一新，人们对报刊的性质、主旨及其历史使命等要害问题，因
而得到更为深刻清晰的理解。对于这一报刊群体的考察，本书则注重
辨较异同，揭示其前后相承的发展轨迹，颇多新意。其中对《特选撮
要每月纪传》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关系之解述，尤为详尽，为前
人所不及。史料既丰且新，有的更是首见，例如米怜（W. Milne）主
编的《印度支那汇刊》（Indo-Chinese Gleaner），同行学者多知其
名，但像本书那样引用它所刊文稿，还是我所见第一次。
鸦片战争后出版的《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是本书所称宗
教月刊时期殿阵的代表作，受到重视。作者最为关注的是《遐尔贯珍
》。该刊于1853年创刊于为英国殖民者所据的香港。和战前在东南亚
出版的同类报刊相比，客观条件大异。中文报刊中，它是这种时空大
转化影响最早的体现者。本书说它“有其特殊存在的意义”，是有道
理的。作者以较大篇幅，阐明《遐迩贯珍》之创办，“是为了继承马
礼逊的遗志”（本书第82页）。同时又从该刊的实际表现中，指明它
的办刊宗旨和宣传立场，处处体现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原则，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这点是很重要的，它表明在时空大变化中，该刊的性质
和总的任务，仍和它的先行者一脉相承，没有改变。不过，写作重点
还在表现刊物的新现象。特别重视新闻比重的增加，认为这是“最令
人注目的动向之一”（本书第245页）。对广告的出现，也给予很高
的评价，说这是“异入以广告收入开展近代化报刊经营的概念之征兆
”（本书第98页），书中还介绍了该刊首创中文报刊新闻分类、读者
之声等方面的编辑业务改革，并对该刊一改以往同类报刊木板雕印。
第一次使用铅活字和白色洋纸印刷大加称赞。从这些新表现中，看出
了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即《遐迩贯珍》已开始突破战前这类报刊的传
统，“向近代化报纸的方向发展”（本书第98页）。这一判断，从报
史写作方面看也是很有意义的，表明作者不仅注重报刊的政治思想倾
向表现，同时也著意从报刊自身的成长变化来考察报史了，而这点常
常为报史作者所忽视。
对于《六合丛谈》，作者是把它作为《遐迩贯珍》的上海版来看
待的。这样，本书对该刊的研究，侧重在和《遐迩贯珍》进行异同的
比较，注意力又放在相同点上。作者十分细致地，从该刊的编辑方针
、主办的宗教团体、内容结构、封面设计、发行渠道、赞助人士以及
中文刊名等等方面考察，确认二刊彼此相同或十分近似（这里我作一
点补充：即《六合丛谈》的英文名字为“Shanghai Serial”，和《
遐迩贯珍》的英文名字“Chinese Serial”更为相似），认为《六合
丛谈》“可以说是以《遐迩贯珍》为模式而编辑的”（本书第105页
）。对于两刊的密切关系，前人还是有所了解的，不过，像本书那样
经过如此周详的研讨，作出如此鲜明判断，我还是首次看到。对于两
刊的不同点，本书也作了认真的探索，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对新闻的
处理问题。《遐迩贯珍》将新闻置于重要地位，数量多，篇幅至少占
全刊三分之一；每期必有，主要刊登中国新闻，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
活动的报道。而《六合丛谈》则不同，起初新闻也不少，但着重刊登
欧洲新闻，关于中国新闻，前五期共登八条，第六期起完全绝迹，成
为没有当地新闻的当地报刊。总体来说，新闻也逐渐减少，到了目前
所见最后一期，已不见踪影。
本书对两刊异同点的辨识，价值甚高，就相同点而言，可以看出
，《六合丛谈》之紧接着《遐迩贯珍》停刊而在上海出现，表明后者
停办之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在当时基督教报刊的出版基地开始作一
次新的转移，即由香港向上海的转移。后来的历史发展，加强了这一
认识。就相异点而论，《六合丛谈》对新闻的处理，离报纸的模式更
远了，由《遐迩贯珍》显示出来的向近代报纸方向发展趋势顿然消失
。而这时商业中文报纸应时而起，本书所说的宗教月刊时期遂告终结
，《六合丛谈》就成为这个时期最后一个宗教报刊的代表。
解开《循环日报》诸多谜底
《循环日报》是本书所论述的最后一份报纸，也是被誉为“中国
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本书是从60年来中文报业发展的进程
来给该报作历史定位的，把它作为打破外国中文报刊的全面垄断，使
报史进入中国人开始办报新阶段的范例。这样着重揭示的是中国人自
办报纸在当时所显示出的特征，而不改良主义思想宣传所作出的贡献
。这一新的思路，和本书所述另一研究思想是密切联系的。《绪论》
称：“有关《循环日报》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与其说是着重于研究
这份报纸本身，不如说是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角度，对该报创办人王
韬及其思想、文学以及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浓厚
兴趣”，即主张从报业自身发展来研究报史。在这新的思路引导下，
对《循环日报》的论述，环绕“中国人自办报纸”这一中心点层层展
开。
首先列出专题，讲述《循环日报》一再强调的该报“所有资本及
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纵，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而其他中文报
馆“主笔之士虽是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西土”。着意表明一个事
实，即《循环日报》是香港唯一一份“华人资本、华人操纵”的中文
报纸。其对该报主编王韬办报哲学，谈到的方面是很多的，不过着重
阐释的是，这些办报思想，实为针对当时华人社会流传一种“中国人
谈中国事，未免位卑言高，似非所宜”的论调而发，旨在“纠正华人
读者的偏见”，宣传中国人办中国报的重要意义。对于该报评论的评
析，则突出该报的中国人立场问题。通过将《循环日报》的评论，与
《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的评论详加比较，给人以明白
的启示，即只有由中国人自办的报纸，才能成为保障中国人利益的论
坛。而读者“从上述三家报纸立论的差异与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出传
媒控制权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本书第249页）。本书就是这样
，从报纸的所有权、办报思想和宣传实践等方面，揭示了《循环日报
》作为中国报纸所呈现的品格，表达了该报的一片中国心。
此外，对报名“循环”二字的辨释，对该报实创刊于1874年2月4
日之订正，对第一份中文报纸号外系1874年5月4日《循环日报》所发
这一史实的认定等等，也提到不少弥足珍贵的报史知识，受到重视。
每次翻阅这本书，每次都得到一些新的感受，也许由于我所钟情
的专业驱动，我总爱让它常陪伴在我的身边。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如早期中文宗教报刊是否是“以中国统治
阶层或上层社会人士为对象”，如何认定这类报刊内容方面“基本上
是以传教目的为主”等等，实际情况较为复杂，似需作进一步探讨。
至于曾由王韬主编，出版19年之久的香港《近事编录》，由于原件全
失，本书没有像对其他中文报纸那样专作评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不
过它那较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仍是客观存在。当对香港中文报纸进行
综合考察时，仍须将它纳入视野加以必要的评介，不能是香港“三报
”，而应是“四报”。本书对此似尚注意不足，深盼中国新闻史学界
联手共进，在对《近事编录》的史料发掘和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作者宁树藩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新闻
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合著）、《
新闻学基础》（合著）、《新闻学辞典》（合编）、《新闻学大辞典
》（副主编）。
《联合早报》1999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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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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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4-08-30 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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