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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文化的“深圳青年”: 对话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王海鸿

发布: 2018-3-26 20:13 |  作者: 《文化福田》2017年冬至号 |   查看: 2415 次


专访人简介:王海鸿,深圳市人大常委,民进深圳市委副主委,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深圳女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福田区文化议事会文化议员。1988年,受邀来到深圳参与创办《深圳青年》杂志,亲历其从无到有,从艰难摸索中前行到扛起建设深圳文化、传播深圳精神大旗的全部历程。从2013年开始,参与主办深圳社区文学大赛“睦邻文学奖”,保育变革中的人文生态,是深圳城市文化积淀的又一次创新。同时,作为福田区文化议员,深入参与重大文化项目及决策的调研、论证和评估过程,是福田文化发展的重要“智囊”。


“很少人有他那样的才干,而成功后仍能保持本色的人就更少。”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写下的这句话,如今用于坐在我们对面的“深圳青年”王海鸿老师身上似乎正合适。博识,文敏,亲和,和他交谈就像在阳光很好的天气里,读一本自己喜爱的好书,轻松而惬意。

1988年8月8日,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不久的王海鸿跟随后来成为深圳青年杂志社第一任社长的王京生同志来到了深圳。走下火车,一路上鞭炮齐鸣,那是人们在庆祝这个有着吉祥数字的特别日子,却仿佛是整座城市在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一天,也成了深圳青年杂志社的建社日。

从一开始,《深圳青年》就打上了深刻的深圳烙印。在没有编制保障、人手和资金都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以高度的使命感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将这本杂志从无到有筹办了出来。它坚持积极向上的人文理念,强调“看重人的尊严,智慧与爱的力量”,忠实地记录了当代青年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状态,以饱满的激情和昂扬的精神激励青年奋进拼搏。经过几年的摸索和不断打磨,迅速成长为广受全国读者欢迎、具有强劲市场号召力的刊物,还多次荣获“广东省优秀期刊”称号,并连续两次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百种重点期刊”。

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在于它适应了市场的需求,更在于它血液里流动的开拓、创新的基因,就像深圳这座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一样。1993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深圳青年》开创性地向全国作家发出了“文稿竞价”的邀请,成为轰动中国文坛的大事件。作品价值由市场决定,在今天是一种常识,但在二十多年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是责难。历史自有公论,2008年,文稿竞价入选了“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件大事”候选名单,文化领域的改革者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观念不再构成阻力,深圳青年杂志社也像深圳这个城市一样,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对当代青年的情感抒发和心灵滋养上来。如何帮助都市青年更好地构筑幸福生活,如同通过文学甚或文化引导他们表达自我、理解社会,成为其重点所在。自2013年开始,深圳青年杂志社在深圳市和福田区的支持下,参与主办深圳社区文学大赛,在深圳读书月倡导“全民阅读”的基础上,推动“全民写作”,同样掀起了热烈反响。这似乎印证了,一个更加关注美好生活本身的新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文化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人心的凝聚,深圳文化的形成和闪耀,既有政府前瞻的规划和牵引,也有无数来深建设者的付出。从参与杂志创办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王海鸿老师与深圳青年杂志一起走过了近30年岁月,他不仅见证了杂志社的成长,也通过他对深圳城市精神的理解,浇灌了深圳这块文化绿洲。访谈结束时,王海鸿老师带我们到办公室外面一个特辟的小花园里观览,里面种着一些花草,还养了一箱蜜蜂。“在城市中,像这样一个简单、自然的角落,已日益难求。”他偶尔会停下脚步,透过高楼大厦的间隙,安静地眺望着远方。突然想起诗人米沃什的两行诗句:“真的,我们的族群和蜜蜂类似/收集智慧的蜜,运送,储藏于蜂巢。”愿他的蜂巢,在这个城市里,酿出更多、更芳香的蜜来。


文化建设是《深圳青年》的初心


您从深圳青年杂志社创立起就在这里工作,至今快30年,可以说您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里,献给了深圳。万绪千头,不妨从您与它的结缘开始说起吧。

王海鸿:从小我就热爱文学,后来进入大学,虽然读的是理工科,但我仍然坚持读书和写作,还自己创办校园杂志,在本校和其他学校都颇具人气。1988年,硕士毕业后,我在一家国企工作了3个月,但我逐渐感到那种生活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此时,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干部王京生同志联系我——他看过我办的《研究生通讯》——邀请我和他一起南下深圳,创办一本叫《深圳青年》的月刊杂志。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的介绍,并对这样一个正在迅速发展中的特区充满向往,所以我毫不犹豫抓住这个机会,来到了深圳,并且相伴至今。


《深圳青年》后来逐渐成为深圳的品牌期刊,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荣耀总是引人注目,但背后的艰难却不为人所见,可以讲述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吗?

王海鸿:三十年来《深圳青年》确实经历过不少困难和挑战,而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1993年承办全国优秀文稿竞价——许多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物在以前却是离经叛道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突破无形的思想枷锁。活动的初衷本是利用市场机会给作家创造一个盈利的机会,结果却遭到了作家群体的非议。因为在那之前,作家都是按照官本位的原则划分等级,不同级别对应不同收入标准乃至发表渠道。而我们突破了这套规则,主张市场竞价,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甚至上纲上线。同时,我们也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这是由于该活动在运作模式上并无先例可循,缺乏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当时我只有三十岁,面临这么大的挑战,无疑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洗礼。


多次荣获“广东省优秀期刊”,并连续两次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百种重点期刊”,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深圳青年》的殊荣?

王海鸿:曾经,我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我是大地的儿子,崇尚清贫与火炬。”清贫就是一种淡漠(《文子•上仁》云:“非淡漠无以明德”)的生活态度,火炬就是思想。深圳青年杂志社从建立第一天起就始终以文化建设为己任,时刻坚守自己的价值,从第一任社长王京生同志到我(第三任社长),不谦虚地说,我们都做到了不忘初心。无论外界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哪怕整个行业走向衰败,我们心中的“火炬”不会灭,将一直燃烧和传递下去。《深圳青年》获得的诸多荣誉,是广大读者、社会以及政府对我们所作出的努力的肯定和勉励。


据悉,您还是深圳女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代社会,人们对女性的情感及诉求日益关注和重视,《女报》为此作出了哪些努力?

王海鸿:同时担任两家不同类型的杂志社的社长,这在全国都少见,应是特区先锋精神的一种体现。《深圳青年》由共青团系统主办,《女报》隶属于妇联系统,两者分属分明,但深圳在十年前就进行改革,把原来归属各个系统、各个群众团体主管的杂志统筹到国资系统进行管理。2015年,我被任命为女报杂志社社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众所周知,深圳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而深圳的女性人口比例一直很高,因此我们的责任是要在深圳办出一个关注女性、表达女性、受到女性认可的文化载体。深圳已经发展得非常繁荣了,那么如何让这个城市体现更多的柔情,更多的爱,正是《女报》一直努力的目标。


用文化浇灌出深圳绿洲


以前,深圳曾被批评是“文化沙漠”,你觉得这个评价客观吗,您对当时的文化环境是否还有印象?

王海鸿:有句哲学名言是,存在即合理,所以当时出现这种批评肯定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深圳的首要使命是在经济上尽快趟出一条路来,那么在其他某些方面,可能就顾及不暇了。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观,在我来到这里时,深圳已经作出不少文化规划,大力投资修建图书馆、音乐厅等文化设施,积极举办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开始不断地拿到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奖——“五个一工程奖”。


对于深圳现在的文化发展情况,您会如何评价? 

王海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的发展非常惊人,由此还产生了一个词叫“深圳速度”,不只在经济上,在文化建设上亦不例外,而且可以说是后来居上。现在,如果说深圳是一片“文化绿洲”,我觉得绝不夸张。以辖区福田区为例,在接近8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从任何一个点出发,数百米内一定可以找到文化设施,同时,全年之中每一周都有丰富的文化活动,实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全覆盖。去年10月底,福田区还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是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行政区。因此,我想说,一个城市的文化环境,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要我们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并从各自的角度付出努力,一代又一代,最后就能把沙漠改造成绿洲。


杂志社社长和总编辑,市人大常委,区文化议事会文化议员,您怎么看待自己这些不同的身份?

王海鸿:虽然身兼多职,但它们都是我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每项工作都全身心地投入,尽管辛苦也甘之如饴。杂志社社长和总编辑是我的本职,这毋庸多言,而市人大常委、福田区文化议员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职责。在市人大常委会,我们要对法律法规进行立、改、废、释,要对政府的重大投入以及重要官员任命进行审议等等,有点类似于香港的立法会。但是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他们有70人,而我们是48位,他们都是全职,而我们都是兼职。是否兼职就意味着可以应付了事?绝不是。像我们有些人大常委特别关心食品安全问题,他们真付出了大量心血,甚至还自费去调研。

而我的职责主要是关注文化产业,虽然不敢说做得像别人那样好,但也未曾懈怠过,例如努力促成《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顺利通过。
再说说文化议员(我认为这个词用得非常潇洒,严肃的“议员”前面加上“文化”,整个气氛瞬间就变得轻松了)。福田区文化议事会是福田区的创新,是全国首个区级文化议事会,我觉得它可以作为我们创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经验,向外进行推广。福田区对文化的投入非常大,而文化议员对保障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阳光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重大文化项目及决策都要经过事先调查研究、民意舆情预判、咨询论证和跟踪评估等,不是由领导个人“拍脑袋”决定。可以说,文化议事会是一条文化制度和文化治理改革的新路子,让文化建设从以前单一的政府行为转向现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运作,意义非常重大。

总的来说,这些工作都环环相扣,共同为文化事业服务,办杂志是扎根于基层,参与审议是来到“庙堂之高”,这样的巨细兼顾,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也更清楚和深刻。


写好社区就能写好世界


说到文化,不能不提及文学,因为文学是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和表现形式之一。而我们知道,您从小就非常热爱文学,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文学的看法吗?文学对一座城市又有怎样的意义?
 
王海鸿:文学有着对人性的深刻描写,它使人类的历史记录具有了强烈的情感价值。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而他自身素有“书迷”之称,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在他列出书单里有许多文学著作,如《诗经》《宋词选》《战争与和平》《九三年》等等。我很骄傲和总书记读过同样的书。

西哲有云,伟大的城市需要大量的文字包裹,像纽约、巴黎,每个时期都有大量以它为背景的优秀文学作品记载和留存下来,有小说,有诗歌,也有散文等等。尽管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开始推崇“读图”,但是我觉得图片也需要通过文字来解读,而且文字的美也是图片代替不了的。因此,一个城市要有巨大体量的文字储存来匹配,才能成为值得尊敬的伟大的城市。

深圳对文学的发展也十分重视,就在前不久,深圳全民写作计划和社区文学大赛的重要级奖项——第五届“睦邻文学奖”隆重颁发,而深圳青年杂志社正是主办方之一,请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大赛创立的背景和发展情况吧。

王海鸿:因为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推动全民阅读,深圳于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在此基础上,我们觉得有义务向世界证明,深圳还有巨大的写作热情。因为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惊讶地发现深圳文学界有两个“一百万”:在不到2000万人口中,有强烈写作愿望的人不少于100万,他们组织了很多文学社团,纯粹因为一种爱好在认真地写作;第二个“一百万”是深圳已有许多人通过写作一年赚到一百万元的收入。而我们比较关注第一个“一百万”——有强烈写作愿望的一百万文学爱好者,他们可能由于表达水平还不够专业,不过更多地可能是因为文学体制遗留的问题,而被这个城市所忽略。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写的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的独特记载,很有价值,所以从文化责任上来讲,我们不能听凭这些优秀作品只在小范围内传播,有必要为它们创造更好的发表平台,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设立“睦邻文学奖”,把全民阅读推向全民写作。而这个项目既得到了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的支持,又得到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如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曾获“深圳读书月重点项目”“深港生活大奖•年度艺文奖”等多项荣誉,网络平台“邻家社区网”还被文化部推荐入选2016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深圳的文学发展之繁荣,而福田文学人才的积淀更是全市之冠,“首善之区”名副其实。


大赛以“文学+社区”的方式推动全民写作,这对于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又起到哪些积极作用?

王海鸿:未来的城市,社区都将是其根本,相当于人体的细胞,只要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那么这个城市就是生机盎然、充满活力的。托尔斯泰说:“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社区就是城市的村庄,人间百态,不同的思想观念在此展开交流和碰撞,把这些情感样本书写下来,文化的根基就会夯得坚实。我想这就是“文学+社区”模式最重要的意义。


最后,请您为年轻朋友们推荐一份书单吧。

王海鸿: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中国十大古典小说之一;雪克的《战斗的青春》,一部如实反映抗战的小说,让你真实地了解那段岁月;雨果的《九三年》,这也是习主席推荐书单里的一本书,对法国大革命有非常深刻的认知;还有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以及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

原载《文化福田》2017年冬至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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