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南亚看中国文化软实力
梁英明
作者 梁英明
随着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已经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新兴的经济大国和对外贸易大国。在展望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前景时，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论也逐渐成为人们经常热议的话题。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它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各家的说法并不一致。大体而言，一个国家除了它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以外的国际影响力，都可以包括在所谓软实力的范畴内。按照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概括，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至少应该包括它奉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价值观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
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的软实力在国际上究竟在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呢？世界各国又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呢？由于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此外，由于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广泛，本文仅就中国文化价值对东南亚各国社会影响力的发展变化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而未涉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等方面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发展不等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在提到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这样几个因素：即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在漫长的历史上，彼此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比较多，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至今生活着两千多万中国移民的后裔，他们理应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天然体现者。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将通过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的发展而日益彰显其影响力。因此，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也自然应该是最强大的。
然而，这样的说法大多基于某种推论。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它的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必然同步增长，而一国文化软实力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力之大小，也并非必然与它在该国或地区移民的数量成正比。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和作用也可以从这一历史规律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众所周知，东南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长期并存的地区。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才形成了今天东南亚各国的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现代文化。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移民大批进入东南亚，自然使当地居民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并无可避免地受到它的某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分析的话，可以说，迄今为止，这些影响实际上只是反映在一些国家的某些生产技术、生活习俗，以及语言词汇等领域。例如，人们经常会提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原住民就是从中国移民那里学会制作豆腐、酱油以及酿酒等技术的，一些汉语词汇（特别是闽、粤方言）被吸收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原住民的语言中，等等。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很容易地举出更多的例子。尽管如此，东南亚各国原住民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仍是土生土长的，它是东南亚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移植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不应该过高估计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各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力。
我们也许可以从印度古代文化对东南亚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中得到某种启示。大约自公元5世纪起至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之前，东南亚地区曾受到印度古代文化，特别是印度教和佛教文化的明显影响，以致有些研究东南亚古代历史的学者曾经认为，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曾在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某些王国占有统治地位，因而将这一时期称为东南亚的“印度化时期”。然而，更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即使在古代某一时期内曾有大量印度商人定居在东南亚国家，有些人并与当地居民通婚，东南亚一些王国的王室成员还曾信奉印度教或佛教，但是，印度教-佛教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也只局限于上层统治者内部，而对广大下层民众生活的影响仍然是很少的，这些民众基本上仍然信奉本民族原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因此，欧洲的东南亚历史学家如保尔·穆斯（Paul Mus）、博什（Bosch）、马必达（Mabbett）等人，都认为不应夸大印度教-佛教文化对东南亚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力，甚至认为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印度化时期”。
但是，伊斯兰教从13世纪末期传入马来半岛以东的群岛地区后，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席卷这一地区，成为今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以及菲律宾南部和泰国南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出现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很值得更加深入研究的。也许相对于印度教的繁琐等级制度来，伊斯兰教宣扬的众生平等观念更适应当时沿海地区新兴的城市商人阶层的要求。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并不是阿拉伯帝国政治势力扩张的后果，而是来自南印度和中国的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历史学家考证，在印度尼西亚人崇敬的伊斯兰教九大贤人中，可以肯定包括多名华人在内。 到15 世纪初期郑和船队到达这些地区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已是一些伊斯兰教王国。而尽管郑和是一位穆斯林，他所肩负的是宣示中国大明王朝“国威”的使命，而不是为宣扬中国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为传播伊斯兰教。
在近代历史上，由于在东南亚各国的中国移民仍保留中国国籍（包括一些国家的华侨仍拥有双重国籍），中国历代政府都曾寄希望于这些侨民能够成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早期的中国移民人数比较少，而且分散同当地原住民杂居，因此往往在若干代以后，他们即逐渐淡忘原有的中华文化，而接受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数典忘祖。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使然，是无可奈何的结果。
东南亚地区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以后，由于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移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人数日渐增多，而且相对聚居于若干大城市，特别是由于欧洲殖民统治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才开始形成所谓华侨社会。与此同时，也使东南亚华侨社会与当地原住民社会形成相对隔绝的状态。东南亚老一代华侨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与原住民社会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也使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局限于本民族内部。我姑且将中华文化与社会环境隔离的状态称为一种“文化孤岛”现象。同时，由于过去中国的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国民既不可能实施政治上的保护，当然对所谓发挥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就更无从说起。
在现代东南亚各国，原有的中国移民后裔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居住国的公民。这些海外华人尽管还可能长期保留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但是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交流和相互交融过程中，他们同时也必然受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虽然老一代中国移民仍然怀抱“薪火相传”的愿望，但中华传统文化对东南亚新一代华人影响力的逐渐衰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现代东南亚各国华人的文化虽然源于祖籍国即中国的文化，但是它已不等同于原有的纯粹的中华文化，而已成为东南亚各国特有的华人文化。这是得到东南亚各国华人普遍认同的事实。更不用说，东南亚华人的文化影响力并不能代表其祖籍国即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大小。
中国政府于1955年放弃以血统主义决定海外移民国籍的原则，反对中国移民拥有双重国籍的政策，让东南亚国家的中国移民后裔自己选择其政治归属，这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变既符合在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后裔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半个多世纪以来，东南亚95% 以上的中国移民后裔陆续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就是这一政策符合时代要求的最好的证明。
从外国侨民变为所在国家的公民，给东南亚各国华人提供了合法的经济利益、参政权利和法律保障，尽管一些国家对待华裔公民还采取某些歧视政策，原住民和华裔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相互间也还存在某些偏见。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在任何国家的外来移民历史上，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不以东南亚华人为特例。因此，尽管老一代中国移民对这一国籍身份变化感到还不适应，但是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是赞同这一转变的。
总的来说，东南亚各国华人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已较半个多世纪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东南亚的华人和中国政府都乐于见到的。尽管我们也必须看到，如同任何民族的情况一样，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华人都是富商，有不少华人至今仍然属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实际上，东南亚华人总体情况的改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发展给当地华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二，正是由于东南亚绝大多数原有的华侨已转变为居住国的公民，从而为他们的工商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消除了诸多法律的障碍。
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作为中国移民的后裔，要继续忠于自己原来的祖国，要继续坚守自己的“文化孤岛”，就只能继续保留中国国籍。而作为外侨，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都将不可能享有居住国的国民待遇，而必然受到当地政府许多法令政策的限制。而如果他放弃自己原来的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他当然应该获得入籍国家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原有的华侨文化就将逐渐当地化，也就是要落地生根，演变成为所在国家多元文化中的一个族裔的文化。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尽管中国在东南亚拥有人数众多的移民后裔，也并不能因此代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中国文化的传播应避免政治意识形态化
中国在结束“文革”并实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在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基本上放弃了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而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这使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以说，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特别是支持它们的武装斗争的做法，至今仍然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中留下负面的影响。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国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充满了忧喜交加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对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进步感到钦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又不免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而有所担忧。同时，中国某些新闻媒体过分渲染、夸大中国国力的、充满豪言壮语的政治宣传口号，更加重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忧虑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在谈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时，人们自然就会将这种影响力同中国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甚至将这种文化软实力看作中国扩大其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影响力的一种工具。
关于中国究竟应该在国际上发挥什么样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研究。一般认为，中国可能发挥的文化软实力就是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近年来，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中国一些学者提出了振兴国学的口号。这里所说的国学，实际上就是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当前，针对盲目追随西方文化而忽视中国自身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倾向，提倡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但是，在中国国内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和在国际上如何推广中国文化，是有联系而又不相同的问题。为了在世界上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扩大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中国政府近年同某些外国政府或民间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地创办了多家孔子学院。这一努力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取得多少成果，还有待较长时间的观察。但是，就东南亚国家来说，通过创办孔子学院之类的机构来达到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目的，似乎并不是很有效的途径。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这一努力的动机存在着疑虑。在东南亚各国，儒家文化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人们当作一种宗教学说，他们甚至将儒、释、道合称为三教。因此，孔教会、孔庙以及它们所创建的文化教育机构，在东南亚各地并不罕见。在印度尼西亚，孔教是为政府所承认的合法宗教之一。倒是中国几十年来对儒家文化的评价标准的不断变换和大起大落，使东南亚国家的当权者、学者和社会公众（包括各国的华侨和华人在内）都感到迷惑不解，不知所从。
中国在“文革”当中，也许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对儒家文化的粗暴批判和彻底否定，使东南亚国家以及那里的华侨、华人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儒家文化。在他们看来，几十年来，中国对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评价及相应政策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而只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某种需要而已。因此，他们对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倡导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努力，自然存在许多疑问。印度尼西亚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A.达哈纳（A.Dahana）教授最近曾撰文认为，在“文革”时期，“中国的当权者甚至利用儒家学说的消极方面来攻击其对手以夺取权力”，而现在又“利用儒家学说的声誉来达到外交的目的”。 他的结论虽然失之偏颇，却引起了其他一些学者的共鸣。这一情况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因此，中国要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需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消除将文化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印象。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得到东南亚各国公众的认同，也才可能发挥它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曾赢得世人的热爱和敬仰。在古代时期，除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曾经使用汉字的国家以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发展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在东南亚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似乎在日渐削弱。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东南亚人民的眼中，中国传统文化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因而也就无法适应时代的脚步和满足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要求。
在经济飞速发展和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社会弊病必然随之显现。在经济越加发达的西方社会中，这些弊病就表现得越加严重。在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东南亚国家中，诸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缺失，人际关系恶化等等问题，已引起了一些当权者和社会公众的担忧和反思。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和学者都曾试图从东方的古老文化中寻找治疗这些社会痼疾的良方。
1991年1月，新加坡国会曾通过政府提出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Singapore’s Shared Values）法案，作为新加坡公民应该遵循的社会行为准则。这一“共同价值观”包含了五条原则，即：（一）国家先于社区，社会先于自我（Nation before community and society before self）；（二）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Family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三）社区支持并尊重个人（Community support and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四）要共识而不要冲突（Consensus not conflict）；（五）种族和宗教和谐（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价值观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致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不断见于中国媒体有关新加坡及东南亚华商的报道和评论中。一些论者认为，正是由于遵循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新加坡及东南亚华商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或者说，它只是看到某些表面现象，而缺乏科学的论证。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东南亚不同国家里华商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完全不同（如泰国华商和缅甸华商之间），华商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里、在不同的制度下和受到不同政策影响下，华商的命运也完全不同（如越南经济改革前后的华商，以及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时期与苏哈托时期的华商等）。笔者已就这一问题撰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儒家文化并不是东南亚华人企业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当然并不意味着否认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影响。但是，正如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在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时，也不应忽视其中有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某些内容。在谈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时，我们有必要更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背诵已有的古训，而要研究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向人们提出的现实问题。随着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趋势，人们可以看到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以及美国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在增强，这固然与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强势地位有关，但也与其文化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分不开。如果我们注意到日本和韩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如日本的卡拉OK、动漫片和图书，以及韩国的影视文化即所谓韩流等），那么，我们对如何提升中国现代文化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问题应该更加具有紧迫感。
在中国移民后裔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加坡，它的经济发展成就足以令众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感到自豪。不少人曾经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成就即是中国儒家文化优越性的最好见证。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曾不断派遣各种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观摩”、“取经”。但是，这种学习似乎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事实证明，新加坡经济发展奇迹的奥秘并不是由于它实行什么儒家资本主义，而在于它坚持实施严格的法律制度和科学管理方法。而所有这些，正是借鉴了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当然，对任何一种制度只能根据本国国情，吸取其合理成分，而不应全盘照搬，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新加坡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它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里， 我们听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新加坡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关系所作的评论，或许可以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2001年，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中，在谈到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了，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就是必须放弃的内容之一。”李光耀还指出：“新加坡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
李光耀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得出的结论，反映了东南亚华人普遍的认识。他提出了儒家文化需要“改进”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现代化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及其带来的许多新的难题，新的矛盾，新的社会冲突，东南亚各国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简单地重复“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概念来解决现实问题，尽管这些原则也正是东南亚许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所公认的价值观念。
当然，中国要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在东南亚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也不是要同化于东南亚当地的原住民文化，而是在坚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同时，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迎接新的挑战，不断推陈出新，跟随现代化的步伐前进。
原载《亚太研究论丛》第六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作 者 简 介
梁英明，祖籍广东新会，1931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梭罗市。在梭罗中华学校小学毕业后，1945-1947年在梭罗华侨公学读初中，1947-1950年在雅加达巴城中学读高中。毕业后，留校任中文和历史教师。曾任雅加达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秘书，《学联月报》主编，《中学生月刊》主编及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秘书等。
1955年回国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60年毕业后留系任教，兼任系科研秘书及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等。1964年调入北京大学新建立的亚非研究所。1983年转入南亚东南亚研究所，1989年起任副所长。1990年晋升教授。1991年因机构合并，回到亚非研究所（后并入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授，1993年起获中国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离休。1983年10月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从事研究工作一年。
长期从事东盟(ASEAN)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华人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顾问等。业绩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名人录》、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出版的《名人录》和印度Rifacimento International 出版的《亚洲太平洋名人录》等。
主要著作：
《东南亚历史词典》（常务编委）；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副主编）；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副主编兼经济卷主编）；
《融合与发展》（作者）；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作者）；
《东南亚华人研究——新世纪新视野》（作者）；
《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人》；
《东南亚近现代史》（合著）；
《东南亚史》（作者）
《誉满羽坛功载史册——献身羽毛球事业的归侨陈福寿及其伙伴们》（作者）
《拼搏与奉献——印度尼西亚归侨林慧卿的乒乓球人生》（作者）
《中国羽坛一代名将陈玉娘》（作者）
《张国基诗文选》（主编）；
主要译著：
《近代亚洲史料选辑》（合译）；
《洪渊源自传》（译者）；
《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合作编译）；
《华侨与抗日战争》（编委兼英文审校）；
《日本集中营生活纪实》（译者）；
《巴城中华会馆四十周年纪念刊》（译者）；
以及学术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