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中国和世界共同繁荣国际专题

“丝路精神”下的区域合作创新模式 ——战略构想、国际比较和具体落实途径

李建民

 

“丝绸之路经济带”:“四要”原则、五大支柱与具体措施


迄今为止,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和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讲话中,其亮点是中国对中亚政策的“四要原则”、“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大支柱”和上合组织开展务实合作的五大具体措施。

“四要原则”可概括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要坚持世代友好,做和谐和睦的好邻居;要坚定相互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大力加强务实合作,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要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五大支柱”为: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

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尽快签署并落实这一文件,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中国同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

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相应地,“五大具体措施”包括:开辟交通和物流大通道;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打破地区经济发展瓶径;推进金融领域合作;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粮食合作机制。

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至今还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构想,对于该经济带覆盖的地理范围、合作领域和合作机制安排、具体实施路径、实施阶段及目标等都需要尽快具体化。

国际上现存“丝绸之路”有关计划的比较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早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旨在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改善欧亚大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围绕“丝绸之路”问题举办众多活动,诸如科学考察、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文物展览会、“丝绸之路”旅游推介会等,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丝绸之路”的兴趣。

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丝绸之路复兴计划”。该计划由230个项目组成,执行期限为2008~2014年,投资总额430亿美元,目的是改善古丝绸之路等欧亚大陆通道的公路、铁路、港口、通关等软硬件条件,使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重现辉煌。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国等19国参加,拟建立6条运输走廊,包括中国至欧洲、俄罗斯至南亚,以及中东铁路和公路的建设体系等。

日本“丝绸之路外交”战略。2004年日本提出将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三国定为“丝绸之路地区”,并把该地区摆在日本新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根据“丝绸之路外交”的构想,日本将从地缘政治考虑着眼,谋求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这个世界战略要地站住脚跟;同时,日本还要从经济利益考虑出发,抢占这一储量不亚于中东的能源宝库,通过加强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来争取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的主导权。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的“新丝路”计划分智库和官方两个层面。从智库层面看,2005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财苑)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构想: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东南亚连接起来,促进各国以及几大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2011年,美国官方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以阿富汗为中心,意在美国等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后,由美国主导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希望阿富汗邻国投资、出力而维护美国继续在欧亚大陆腹地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实际是以美国为推手,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南亚,建立一个区域性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里要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用来围堵遏制中、俄和伊朗。

美国认为,“新丝绸之路”不是指一条路线,而是指形成广泛的地区交通和经济的联系网络。按照美国官方的解释,“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建设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软件建设是指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壁垒、完善管理制度、简化过境程序、加快通关速度、克服官僚作风、消除贪污腐败、改善投资环境等。硬件建设则是指修建连接中亚、阿富汗和南亚的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通过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建设,推动商品、服务、人员跨地区的自由流动。

俄罗斯的“新丝绸之路”。俄罗斯曾多次将正在建设中的、由中国经过中亚和俄罗斯直抵德国杜伊斯堡,并连通欧洲铁路网和港口的“中欧运输走廊”称为“新丝绸之路”,并表示俄罗斯将在“新丝绸之路”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伊朗的“铁路丝绸之路”。2011年,伊朗称开始启动将伊朗铁路线通过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同中国铁路线连通的计划。这条铁路线被外界称为“钢铁丝绸之路”,或“丝绸铁路”。

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项目。201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外国投资者理事会第25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开始实施“新丝绸之路”项目。提出哈萨克斯坦应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过境中心,欧洲和亚洲间独特的桥梁,在哈萨克斯坦主要的运输走廊上建立起统一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贸易物流、金融商务、工艺创新和旅游中心。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具体设计构想


可以看到,各国提出的丝路计划与中国最近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很大的区别。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来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中国的西进战略,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从国际视角看,如何发展中国特色大外交,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发展创造前提条件是首要的考量。近年来,随着全球和地区形势变化,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化,中国通过经济吸引力缓解周边国家疑虑的努力大打折扣。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重心东移,提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作安排。未来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周边安全环境的配合,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中国才能在有限而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并在发展中解决各种遗留问题。因此稳定周边,就是稳定中国自己,做好周边外交就是要营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来为国内的改革发展创造前提条件,中国需要设计自己的“再平衡”战略,主动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今年内,中国以打造“两廊两路”(中巴经济走廊、中孟缅印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为架构的周边外交战略已初见雏形。

从国内视角看,“西进”有利于改善国内发展的不平衡。虽然早在2000年就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依然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全局的最大短板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人民币升值导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发展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萎缩,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引起的连锁反应给中国带来了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新形势下,要改变以往过于依赖美日韩及东盟市场的被动局面,中国急需完善沿海开放与向西开放、沿边开放与向西开放相适应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东西部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新模式。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绵延7000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以上合组织为例,组织内的6个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5个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3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土耳其、斯里兰卡)绝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从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的发展进程看,在安全反恐等领域取得了较多进展,在经济合作领域也有推进,但目前还不令人满意。目前各国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开展合作顾虑很多,落实多边项目受到资金的制约,需要探索一条各方都能受益的合作方式。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合作与交流,把地缘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的成果,“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和有效途径。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当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作出更多的贡献,在扩大本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实现与地区国家包括区内其他大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对接,进而打造一个幅员辽阔的亚欧经济合作带,实现互利共赢。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跨国经济带,远景目标是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区域合作是通过建立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安排,确立统一的关税政策,然后建立超国家的机构来实现深入的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设立高端目标,近期主要是贸易、交通、投资领域的合作,未来不会设定关税同盟。“经济带”不是“紧密型一体化合作组织”,不会打破现有的区域制度安排,更多的是一种务实灵活的经济合作安排。目前在丝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已存在不少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各国也很重视已经与区域外国家建立的传统经济联系。因此,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具有发展前景的国际机制,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潜力,使之成为“经济带”建设的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应与区域内已有的制度安排共同发挥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必须贯彻务实灵活的合作方针,多种合作形式并举,“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积极稳妥、循序渐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先导,有助于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区域内国家的经济交往。经济带是经济地理学范畴。经济带发展需要依托一定的交通运输干线,并以其为发展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一个和几个大城市作为核心,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点状密集、面状辐射、线状延伸的生产、贸易、流通一体化的带状经济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推进经济合作,就要尊重现实差异,创新合作理念,解决最现实的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多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与交通基础设施不发达、缺少出海口,同时也与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落后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涵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包括承接产业转移。近期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带动沿线产业布局等,这是促进和帮助区域内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未来实现大区域合作的先导和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要与周边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开放型合作带,欢迎区域外国家参与。该经济带不是“核心和边缘”的剥削型经济关系,也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不平等经济关系,而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型”新型经济关系,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要提倡新的义利观,多予少取,这与霸权国家所力推的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深层目的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中已明确表示,“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中国必须向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充分阐释这一观点,争取周边国家的更多信任和支持,避免“新殖民论”或者“势力范围论”的反弹。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不排斥其他大国,不排除与美欧大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与相关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通过硬环境建设打通各国之间的物理通道,而且需要从软环境角度入手增进交流互信。人文交流与商贸交流并进,是古丝绸之路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加强人文交流,可为各领域经济合作夯实民意基础、提供民意支持。因此,应将人文交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积极推动。丝绸之路国家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现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外建设重点在中亚。中亚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是我国西北边疆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本地区国家既具备利用经济互补优势实现共同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外部势力渗透干涉以及“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共同挑战,都希望加强双边及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团结合作,营造和平、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向欧亚内陆开放的新的战略方向,目标是着力建立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积极实施全方位外交。

在该地区,中国要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俄罗斯而言,独联体事务特别是中亚事务是俄内政中的外交,外交中的内政,不容别人进入这一地区。在上合组织内部,任何大的多边经济合作的倡议(如成立上合开发银行、上合组织自贸区等)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很难得到响应和推进。上合组织是中俄战略协作在地区层面的扩展,中俄关系越好,上合发展越顺利,反过来上合发展得越好对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也有推动力。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中亚的发展也牵动中国的核心利益。

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内部需要顶层设计,统一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首先为解决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案,也给进一步深化升级西部地区的开放水平提供了一个战略思路,西部各省份面临极大的发展机遇。从西部开发大战略考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加强统一规划,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做出统一规划和政策安排。顶层设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省一级的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不同城市功能、产业、物流等定位;另一个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包括产业布局、跨省的交通规划和政策支持等。因此需要尽快充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具体内容,提出指导意见,避免各地区为争资源、争政策而一哄而上。只有发挥沿线城市间各自的优势,加强彼此合作,才能打造出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经济带的建设才能从构想变为现实。

【作者简介】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研究方向:俄罗斯财政税收与金融、国际经济。
主要著作:《新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东欧中亚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