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德自潸然

作者：张明贵

张明贵在新华社河内分社楼前留影。王唯真摄

1958年我从越南人民军转业到河内，有幸认识了王唯真同志，得以进入新华社河内分社工作。1960年唯真同志离任回国,我们一起共事不到三年。当年许多往事随着岁月流逝早已淡忘，惟有两件事至今仍铭记心中，难以忘怀。

大约是在1959年的一天夜晚，唯真同志来到我的宿舍，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有急事要我跟他到越南通讯社去一趟。在路上他告诉我：“刚才总社来电话，要求核对一下‘越南劳动党’的英文译名。”我们找到越通社英语部的负责人说明来意后，这位同志告诉我们：越南党的英文译名确已变更,过去用的是“Labour Party”,考虑到英联邦国家的工党都是用“Labour Party”这个名称，为避免人们产生误解，越南党的英文译名改用了“Worker Party”，这是上边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

那时我刚到河内分社时间不长，唯真同志很注意帮我尽快熟悉新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在返回的路上，他就这件事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在新闻翻译工作中，要时刻注意字里行间即使是很细微的差异，像越南党英文译名的变更，虽是一字之差，却既有技术问题，又有政治问题。没有训练有素的新闻敏感和锐利的眼光，就不可能及时发现这些差异的深意。唯真同志借着这个话题，强调了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并注意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新闻敏感和政治敏感。唯真同志的这番话是我走上新闻翻译工作岗位以来的第一课，对我此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60年夏天，唯真同志到越北三省（谅山、高平、太原）进行采访，我作为翻译随行。过去我曾在越北生活多年，对当地各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在路上,我主动向唯真同志介绍了越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以及越北抗战时期的一些情况。他听了很高兴，并表示这些感性知识对此次采访很有好处。结束在谅山省的采访后，我们来到高平省，省委书记洪奇同志接待了我们。在了解了高平省各方面的情况后，我们较为详细地采访了洪奇同志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越边境一带的革命活动。让我印象最深刻、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三十年代末洪奇同志在一次与敌军的遭遇战中身负重伤，由多名战士护送越过边界，来到中国一侧，住在边民家里，得到了老乡的掩护和悉心照料，很快就康复并重返越南投入斗争。另一件是，四十年代初洪奇同志率领的游击队经常受到敌军的攻击，在难以脱身的危急情况下，他们急中生智，乔装成伪军，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列队行进，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哨所，转移到安全地带。

1991年12月张明贵随中国广电总局代表团访问越南，在河内独柱寺前留影。

在结束高平省的采访，前往太原省的路上，唯真对我说：洪奇同志不平凡的经历富有传奇性，生动地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深厚情谊。唯真同志在思考如何写作这篇通讯时，还谈到了怎样确定主题、掌握和运用素材等问题。

每次跟唯真同志外出采访，他都利用在路上的时间和我谈起新闻业务的种种问题，诸如新闻五要素、新闻写作技巧、采访时应注意的问题、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等等，使我边干边学，很快就熟悉并胜任了工作。

唯真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对在分社工作的华侨和越南工作人员也非常关心,我有什么心事很愿意向他倾诉。在唯真同志身边工作，与他朝夕相处，深感他为人率真、厚道,对我们华侨干部的处境，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唯真同志离任回国后，我在写给他的信中，曾借用唐朝诗人王勃的五律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唯真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愿再次以这首诗寄托我的哀思，告慰唯真同志的在天之灵：

别路余千里，
深恩重百年。
终知难再奉，
怀德自潸然。

作者简历： 原籍广东新会,1934年生于越南海防市。1950年1月参加工作。1953年6月参加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荣获三级战功勋章。1958年6月起任新华社河内分社翻译，1964年6月调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语部，先后担任播音、翻译、定稿等工作,1991年被评为译审，1996年退休，2005年被授予 “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2010年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