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及民族融合问题：历史与现实

作者：梁英明

 

自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获得独立，中国侨民陆续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公民后，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选择了“落地生根”的道路。然而，所谓华人问题依然是现今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当前，所谓“华人融入印度尼西亚主流社会”的问题，就经常引起华人和其他族群的关注和争论，而华人与祖籍国（中国）的关系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大陆实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三十多年来，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终结后，华人的生存处境也逐步获得了改善。在这一新形势下，印度尼西亚华人日益显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籍国的亲近感。特别是，一些人在庆祝华人节日或举办婚礼等喜事时过分炫耀张扬，或以华社名义举办只邀请某些中国官员参加的盛大宴会等活动。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印尼官方及其他非华族人士的关注和不满。他们认为，华裔公民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和对祖籍国的过分亲近行为将不利于他们融入印度尼西亚社会，也不利于印尼国内各族群的团结。

针对这些现象，中国和印尼一些人士曾忧心忡忡地告诫华人应该“居安思危”，因为“反华的旧势力还存在”。关于印度尼西亚可能再次发生排华事件的担忧又成为华人社会议论的话题。 然而，这些忠告虽“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似乎并未引起华社广泛的共鸣。

实际上，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处境的改善，是否就意味着已经“居安”了呢？华人社会“思危”，是否只是防范“反华的旧势力”呢？是否还会出现“反华的新势力”呢？于是，有人进一步指出，华裔公民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融入印度尼西亚的“主流社会”。但是，何谓“主流社会”，华人怎样才能融入“主流社会”，怎样才算融入了“主流社会”，这些又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

华人能否真正融入印度尼西亚社会，不仅取决于华人自身的意愿，也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国家采取的政策。但就华人社会自身来说，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印尼华裔公民与祖籍国（中国）的关系，如何区分过去华侨爱国主义和当今华人民族主义的性质，可能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之一。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一问题入手，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印度尼西亚华侨向居住国华裔公民转变的过程中，华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特点及其演变。

历史的分析

印度尼西亚华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涨并非始自今日。仅就20世纪而言，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是印度尼西亚华侨民族主义精神高昂的时期。但是，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昔日中国侨民已转变为居住国华裔公民的现实，确实使当今印度尼西亚华人民族主义以及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多变而政治上又十分敏感的问题。

战后以来，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逐渐向华人社会转化的过程，已经历了60多年。即使从1955年4月中印（尼）两国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算起，也可以说，大体上已有整整四代华人（即大约20世纪初期出生的第一代、30年代后出生的第二代、60年代后出生的第三代和90年代后出生的第四代）经历了这一段充满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痛苦历史。

如今，尽管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年龄的华人中，对祖籍国可能抱着热爱、自豪、怀恋或淡漠甚至忌讳的不同态度，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对海外华侨国籍采取血统原则的影响，荷兰殖民者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带来的社会后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历届政府对华人实行的某些歧视政策，以及由于印尼各种族集团间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某些种族偏见，在上述几代华人的内心里，似乎无法完全抹掉祖籍国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回避他们与祖籍国的关系这一复杂问题。

关于荷兰殖民统治时期采取的种族隔离政策对印尼华人社会的影响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因素，在当今印度尼西亚许多非华族人士看来，大多数华裔公民依然是“外来人”，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想真正实现“印度尼西亚化”，也不会真正效忠于印度尼西亚国家。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看来，尽管他们已经为入籍的国家作出了很多贡献，却依然未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感受到某些歧视。因此，有些印度尼西亚华人仍然认为，只有祖籍国（中国）的强大，才能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才能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问题的外国学者则往往认为，华人是最难以被同化的民族，因为在他们心底里总是拥有牢固的“中国情结”，而将中国视为他们永远的祖国。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正是印度尼西亚不断发生针对华人的种族冲突事件的起因之一。

事实是否如此呢？上述将印度尼西亚华人对祖籍国的亲近感归结为源于他们怀有深厚的“中国情结”的论断似乎言之有据，却未免失之于笼统或简单化，因而需要更加深入具体的分析。如果我们从战后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两国对印尼华人政策的演变，以及印尼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化的复杂过程来研究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对印尼华人心中的“中国情结”也许会有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实际的解读。

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之前，中国历代政府曾依据血统原则，将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一律视为当然的中国人，而不论他们当时可能已具有不同的国籍。同时，这些移民后裔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侨民。从历史上来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政府实际上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海外侨民，致使印度尼西亚华侨常有“海外孤儿”之感。因此，印度尼西亚华侨同所有海外华侨一样，心里始终都对祖国怀着一个“强国梦”。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终于成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广大华侨当然感到十分自豪和欢欣鼓舞，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随之大大增强。如果说，这就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中国情结”，那么，这一情结既是出于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感情，更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全面认同和热切期望。可以说，在他们的心目中，祖国是他们精神的全部寄托，是他们灵魂的唯一归宿。

但是，接着爆发的国共内战给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困惑。在广大华侨的心目中，祖国这个神圣的字眼开始有了不同的政治含义。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立场的分歧导致人们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化。到1949 年前后，由于对中国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的不满以至绝望，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华侨——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终于抛弃了旧的祖国（中华民国）观念，而接受了新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观念。

1950年4月13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尼西亚成为除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外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华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这一变化有力地推动了大批印度尼西亚华侨青年学生相继回到中国大陆升学的热潮。在同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也出现过华侨青年学生回到中国升学的现象，但回国的华侨学生人数以及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影响则远不如印度尼西亚华侨。

当然，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中，也还有一部分忠实的中国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比较富裕的华侨——依然认同并效忠于中华民国。华侨当中的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之间的这一分歧，导致形成“左派”与“右派”的两个阵营，使华侨社会出现了深刻的分化或分裂。当时，几乎所有的华侨社团、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都成为“左派”与“右派”为争夺华侨社会的领导权而激烈争斗的“战场”。“两派”在华文报刊上的笔战不断，华文学校的“进步学生”以罢课和出版墙报等方式驱逐“右派”教师和董事的运动接连发生，而某些华侨社团内的“两派”成员甚至为争夺体现华人社会领导权的社团公章、会所以及其他公有资产而大打出手。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华侨社会内，真正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相互攻击的人实际上是很少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是为了实现心中的“强国梦”，即认为只有自己拥护的中国政府才能够领导中国尽快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出现公开的分裂和争斗，但直到1955年中印（尼）两国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以前，广大印度尼西亚华侨对祖国（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他们心中，实际上依然保持着浓浓的“中国情结”，即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差别只在于“两派”各自效忠于不同的政权而已。他们当中的一方只是期待着何时能够“光复大陆”，而另一方则心中总是盼望看到早日“解放台湾”。这一现象也许可以同清朝末年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出现的“保皇党”与“革命党”之争相比，因为他们也都曾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出现的分化和分裂现象，无论从政治分歧的深刻和争斗的激烈程度来说，都显然远远超过了清末时期。

当然，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分裂和争斗现象，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只是由于政治环境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激烈程度而已。

华侨与华人：两难的选择

195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签订，使至少两代印度尼西亚华侨（即大约出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一代和出生于1930 年代的一代）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一方面，他们认识到，要在印度尼西亚长期生存和发展，最好加入当地国籍。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又还没有做好放弃中国侨民身份的思想准备。有些人甚至对中国政府放弃双重国籍政策感到失望、不解，乃至伤心落泪。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为此曾特别召集一些华侨社团领导人举行座谈会，详细解释中国政府采取单一国籍政策的重大意义。但是，经过反复的考虑之后，在条约规定的时间内，也只有少数华侨选择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 这样的结果固然与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内政局动荡以及政策的变化有关，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华侨仍然割舍不下内心的“中国情结”，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中国才是自己永远的祖国。那些不愿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而想保留中华民国国籍的华侨，虽因未获得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认而不能如愿，也宁可成为“无国籍居民”（stateless resident），而不愿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在大多数华侨中，即使存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对祖国（中国）的国家认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华侨工商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采取种种限制措施，直到1959年发布第10号总统法令，明确禁止华侨在省、县和州的首府以外地区经营零售商业。 针对这一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次采取保护侨民的措施。但是，从“外交交涉”、“强烈抗议”、乃至“派船撤侨”等行动，显然并未收到实际效果。60年代起，中国在国内外推行的日益“革命化”路线，特别是“文革”中对归侨、侨眷实行的种种歧视和排斥政策，更使海外华侨深感不满与失望。因此，从60年代后期起，选择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的华侨人数逐渐增多。尽管如此，由于入籍手续繁琐和费用昂贵，仍有许多华侨没有能够归化为印度尼西亚公民。据印度尼西亚官方统计数字及一些学者的分析结果，到1971年仍有近103万华人没有办理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的手续，到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46万人左右，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时，仍有大约30万名非印尼公民的华人。

1970 年代以后，苏哈托政府为利用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以加快经济增长，对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拥有的私营企业也实行某些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使华商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与此同时，苏哈托政府在文化上对华人实施强制同化政策，如禁止在公众场合使用华文华语、取缔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不许华人公开庆祝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活动，强制华人改用印度尼西亚文姓名等等。这样，在1960年后出生的华人中，已不可能在印度尼西亚接受正规华文学校教育。他们除个别人曾在新加坡或台湾上学，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某些不公开的华文补习班就读，或因受家庭习惯使用华语的影响以外，自然也不可能使用华文华语了。

然而，苏哈托政府几十年的强制同化政策并未能使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意识完全泯灭。在20世纪初期和1930年后出生的两代华人中，由于曾经有机会接受华文学校教育，自然保留着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也就是说，他们内心的“中国情结”并未消失。即使在苏哈托政府禁止使用华文华语的时期，这些老一代华人仍然通过各种途径，阅读港澳台地区出版的华文报刊书籍，在家中观看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影视作品，或欣赏华文歌曲。

此外，在1960年后出生的华人中，由于家庭教育的影响，大部分仍认同于自己的华人身份。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的话，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现象，即在他们使用印尼文的姓名时，也往往喜欢采用与自己原有的华人姓氏发音相近的名字。有些华商在印度尼西亚国内使用印尼文姓名，但在他们到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地经商时，又往往在名片上保留自己原有的华文姓名。这样做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商业活动的方便，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所折射出的他们认同自己华人身份的复杂心态。

如何诠释当前的华人民族主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对外经济关系日益密切。随着国际冷战的终结，中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也逐渐淡化，而趋向理性务实，从而大大改善了中国同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新的国际形势下，苏哈托政府对中国以及对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的政策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从1986年起，印度尼西亚开始通过香港，同中国恢复了贸易关系。1990年，两国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国内政策方面，苏哈托政府放宽对华人企业的管制，允许华商同中国开展贸易。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的历届印尼政府，又逐步放弃了对华人工商业和华人使用华文华语的限制措施。华文报刊、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新型的三语（印尼语、英语、华语）学校纷纷成立，华人社会可以公开庆祝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和举办民俗活动了。这样，印度尼西亚华人不仅获得了商业发展的新机遇，而且可以生活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

当前，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是，在许多华人的内心中，过去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旦获得了释放，就往往以自我炫耀的、张扬的形式表现出来。华人不再为自己的血统和身份而感到自卑和惧怕，不少人反而以此为光荣和自豪。上述事实说明，印度尼西亚华人民族主义精神的“复苏”或“反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一现象也必须以客观冷静和理性务实的精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与半个世纪以前的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

首先，在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193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受过系统的华文教育、曾被称为“爱国进步力量”的华侨大都年事已高，他们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力也已明显减弱。196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华人由于大多未曾接受过华文教育，已不谙华文华语，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认识自然比较肤浅。热爱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对他们显然已不可能发生作用。

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完全不同，即原有的中国侨民及其后裔已经陆续转变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他们现在应当效忠的祖国自然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而不再是中国。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争取和保障自身作为印度尼西亚公民应有的政治、经济等合法权利。

第三，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除极少数华人以外，上个世纪5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曾一度存在的“左”“右”两派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争斗已经基本消失。华人社会中的昔日政治对手的子女们，如今可能已成为携手合作的商业伙伴。

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诠释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民族主义精神的重新高涨现象呢？有人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印尼华人重新表现出“爱国”（指爱中国）精神的结果。表面看来，这一说法似乎很合理，其实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上文已经说明，半个多世纪前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的爱国思想和爱国活动，是他们作为中国公民对祖国的政治效忠，是他们对所拥护的祖国政府的认同，是他们直接参与祖国政治生活的实际行动。这一点，无论对被称为“亲北京”或“亲台湾”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如此。如果说，一定要将如今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称作“爱中国”或“中国情结”的话，那么，这里的“中国”已经具有全然不同的含义了。

为了理解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的“爱国”或“中国情结”问题的确切含义和症结所在，我们有必要对一些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对海外华人来说，“爱国”从来是一个比较宽泛和抽象的概念。在谈论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关系的问题上，人们似乎离不开“爱国”这个话题，而且往往将它作为划分华人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政治标准。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赋予它不同的含义。这与人们认同的“国家”概念的内涵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上文所指出，半个多世纪前印度尼西亚华侨心目中的“祖国”是中国这个政治实体，即State。State一词既指国家，也指治理和代表这个国家的政权。因此，当时印度尼西亚华侨称中国为“祖国”或“我国”，称中国政府为“祖国政府”或“我国政府”。中国政府则称他们为华侨、侨胞或中国侨民。这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当今的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认同的“祖国”已不再是中国，而是印度尼西亚。他们在政治上效忠的“祖国”自然也应该是印度尼西亚。因此，他们将印度尼西亚称为“我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似乎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在现今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有些人似乎依然为“爱国”的问题所困扰。因此，就出现了“我爱中国，也爱印尼”的说法。在他们看来，既然身为印度尼西亚公民，就应该爱印度尼西亚，但作为中国人的后裔，自然也应该爱中国。这似乎并不矛盾。然而，这一说法却往往招致印度尼西亚其他族群的不满，认为这些华裔公民其实并非真心效忠于印度尼西亚，而是心中依然念念不忘他们原来的“祖国”，即中国。

实际上，这些是带有成见或情绪化的说法。如果我们从印度尼西亚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历史来分析，当今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爱国”之情实际上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那种政治效忠，而是身为中华民族后裔对母体民族的亲情。因此，人们应该将这种亲情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感情，即Nationalism ，而不是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或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即不是Patriotism。

从“爱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化，实际上隐含着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的国家认同的转变。因此，不应该在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华裔公民）中提倡对祖籍国（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我爱中国，也爱印尼”这一含糊的说法，恰恰混淆了这一政治界限，它必然会导致人们的误读和错误的联想，因此是应该避免的。

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得到了新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华人显然感觉到，中国在有关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事务和经济发展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面对中国力量的崛起，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们看到，大量廉价的中国商品进入了印度尼西亚市场，一方面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冲击着印度尼西亚一些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加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使一些小企业甚至被迫倒闭。根据印度尼西亚纺织业工会和皮革业工会的统计，到2009年，已有271家纺织品企业宣布倒闭，其中约100家在西爪哇。 因此，面对2010年开始实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在印度尼西亚一些政党、工会和国会中都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印度尼西亚企业界要求政府推迟降低228种商品进口关税的措施。为此，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一再说明，总的来看，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印度尼西亚是有利的，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将会增加，已经签署的国际协定也不可能重新谈判。 东盟秘书处也作出澄清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然而，这些解释并未能完全消除人们的忧虑不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等轻工企业中，有不少正是由华商所经营，而企业的绝大多数职工则并非华人。因此，工厂倒闭不仅使华商蒙受损失，工人失业问题更是增加了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矛盾。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许多已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许多代的华裔，与祖籍国（中国）的关系已渐渐疏离，但对中华文化仍充满着热爱与崇敬之情。他们早已认同印度尼西亚为自己的祖国，但仍然受到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的熏陶或影响，许多人依然尊奉中国的传统习俗和饮食文化。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日益密切，出于各种目的而学习华文的印度尼西亚华裔青年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在苏哈托政权长期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禁止华人使用华文华语，禁止华人举行传统节日活动等几十年之后，中华传统文化终于有机会恢复它在印度尼西亚应有的合法地位，因而印度尼西亚华人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热情，是完全合乎情理的。2010年的中国农历元宵节期间，在雅加达、万隆、泗水、三宝垄、棉兰、坤甸、山口洋以及各地中小城市的华人聚居区内，都举办了大规模的群众狂欢活动，而且吸引了大批非华族群众参与。它使人们不禁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欢庆元宵节的盛况。更值得一提的是，3月3日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副总统夫妇和多名内阁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包括中国大使在内的部分外国使领馆官员，还应邀一起参加了雅加达华人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有5000多人参加的庆祝元宵节晚会。

在印度尼西亚，某些当权者及知识界中都有人担心新一代华裔青年会因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而出现“重新中国化”现象，即重新认同于中国而不是认同于他们已经宣誓入籍的印度尼西亚。实际上，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在世界各国，外来移民后裔对祖籍国的语言、文化怀有感情是普遍的、自然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同样要正确理解“国家”一词的复杂内涵。可以说，这些华裔心中热爱的“中国”是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而不是政治认同，不是国家认同。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中国”，是代表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华人中出现的“华文热”或“中华文化热”就是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的体现，它决不会导致半个多世纪前那种华侨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再现。

还有一些华人的“中国情结”，实际上是对自己或祖辈家乡的怀念，也就是一种乡土情结。历史的机遇或命运早已决定他们将在印度尼西亚世代生活下去，但他们同时也不会忘记自己家族的“根”。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各国移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中华民族作为具有强烈的家族或宗族观念的民族来说，也许更是如此。这些华裔心中的“中国”，只是他们的故乡或“老家”（hometown ，homeland，native place）。我认为，可以用Country 一词来表述这里所说的“国家”概念，而不是公民所归属的、法律概念中的“国家” （State）。Country 一词既有“国家”的含义，同时也具有“乡土”、“家乡”的含义，因而更能准确地表达这些华裔心中的实际感受。

诚然，上文只是从理论上对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所作的简要概括和分析，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当然没有如此简单。就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来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仰，国家政权的认同，民族感情的维系，文化价值的传承，宗教信仰的影响，语言礼俗的习惯，以及对祖先故土的眷恋等等，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正是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尽管如此，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根源、实质、历史和发展变化作出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对正确理解当今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问题”，还是必要而有益的。

印度尼西亚民族融合与民族建设

现在回到印度尼西亚华人融入“主流社会”问题。有人认为，“印度尼西亚华人早就融入主流社会”。因此，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华人的歧视，是违反“建国五项原则”（Pancasila）的。也有人认为，印度尼西亚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流社会”，因此也不存在所谓“融入”的问题。这些说法反映了人们对“主流社会”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民族融合”这一概念说起。

昔日的中国侨民在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后，即从外侨转变为印度尼西亚公民，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一部分。然而，民族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融合不是消灭各个种族集团的文化，不是以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同化，不是以某个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的“胜利”。融合是不同种族集团的文化在长期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和交融的结果。

就当前来说，我只想强调以下几点基本的认识。

第一，印度尼西亚华人从“落地生根”到实现民族融合，成为现代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一员，还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从历史上来看，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和获得独立以前，确实早已存在着不同的种族集团，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中国移民的后裔就是这些不同种族集团中的一员。他们和其他种族世代和睦生活在一起，共同遭受过殖民主义的压迫，也曾共同为争取国家独立而浴血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裔族群自然应该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一部分。2006年，印度尼西亚新国籍法取消“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差别，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仍然面临着民族融合和民族建设的历史任务。这里所说的民族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的建设。它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独立、国家统一、文化多元的现代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Nation）。这是印度尼西亚各个族群共同的历史任务。华裔公民应该与其他各种族集团共同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努力。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华裔才能与其他各族群实现进一步的融合。值得庆幸的是，印度尼西亚国家领导人和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接受这一点，他们正在抛弃苏哈托时期对华人实施的强制同化政策，逐步撤消歧视华人的法令条例，而承认印度尼西亚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事实。历史证明，只有多元文化社会才是实现国家繁荣和民族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二，印度尼西亚华人既然已成为国家的合法公民，理应享有他们应该获得的各项权利，同时也要承担公民应尽的义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世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和前途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应该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善待。如果只以某一种族集团为“主流社会”，而仍将华人当作“外来者”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显然是种族主义的偏见，是不利于印度尼西亚民族融合和民族建设的。而所谓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可能再次出现上个世纪50年代那种对中国的“爱国主义”行动或“重新中国化”，则是忽视了时代的区别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因而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判断。

第三，应该着重指出，印度尼西亚华人既然已成为国家的合法公民，所谓“华人问题”自然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华裔公民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和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个别华人的违法行为也必须依据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法律来处理。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华人问题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国家关系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不应该将它们混淆为一个问题，当然也不应该以所谓“华人问题”作为处理两国外交关系的政治筹码。

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更加密切，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当然，在两国的经济、政治交往中，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而产生某些分歧或矛盾，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协商而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往往以此类事件为借口，煽动对当地华裔的不满情绪。例如，印度尼西亚某些新闻传媒曾宣称中国救济2005年苏门答腊地震受害群众的食品为“过期产品”（实际上是误将生产日期当作失效日期），另一方面却不愿如实报道中国对印尼兴建泗水-马都拉大桥提供的贷款援助等等。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了某些人所担心的其实是报道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这些援助行动可能增强印尼华人对祖籍国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第四，中国作为海外华人的祖籍国，在对外籍华人的政策和宣传方针方面，也有应该反思的地方。中国政府已一再说明，中国将坚决实行和平、友好、睦邻的外交路线，严格区分中国对待华侨与华人的政策，决不会利用海外华人干涉别国内政等等。这一政策受到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华人聚居国家的欢迎。然而遗憾的是，个别部门和新闻传媒似乎未能细心体察和冷静分析印尼广大华人的处境和心态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而常常将华侨和华人混为一谈。例如，一些新闻传媒至今习惯将海外华人笼统称为“旅××华侨华人”，将他们的团体称为“旅××同乡会”等等，即认为海外华人只是在某国的旅居者，即所谓“Sojourners”（这正是过去许多西方殖民者和学者经常用来称呼华侨的用语），而不是该国的主人。同时，也很少报道外国华裔公民作为一个族群在该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的作用，而只着重赞扬他们的“一颗中国心”和“爱国爱乡”的精神，等等。

印度尼西亚原有的华侨在成为该国的华裔公民后，他们同祖籍国（中国）已不存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从属关系，但必然还会有经济、文化的交往，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还有对祖籍国的感情。同样，作为祖籍国政府和人民，也必然要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于正确认识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区别。祖籍国同海外华人的关系是基于民族感情和相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必须以亲情、乡情和友情为纽带，而不再是基于政治和法律的从属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海外华人对祖籍国（中国）承担原来的海外侨民应该承担的政治义务，不能要求海外华人参与祖籍国（中国）的国内政治事务。以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海外华人和社团的标准，实际上是过去对海外侨民实行的统战政策的延续，是不符合当今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方针和政策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做法既不利于海外华人“落地生根”，也不符合中国和平发展和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的长远利益。

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