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同事王唯真

作者:王殊

王殊近影

我在新华社的老同事王唯真与癌症斗争二十多年后，终于在五月初走了，他八十三岁当然也属高龄了，但老同事们想到他一辈子对新闻事业的贡献仍感到很惋惜。王唯真一九六四年与其它八个中国人在巴西被军事政变当局逮捕、关押和审判，经过英勇斗争终于回到北京。这个当年震动国内外的事件，年纪大一些的人应还记得。

这个事件的背景是很清楚的，1964年4月巴西发生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府。巴西以古拉特总统为首的政府自1961年8月组成以来，对内采取了若干维护民族利益、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对外奉行了不干涉和自决的政策。当时中国和巴西虽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古拉特在担任副总统时就曾率经济代表团到我国访问，在担任总统后继续采取措施推动两国贸易经济关系的发展。可是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因此他们一直不断制造破坏和颠覆活动，内外勾结，接连发动军事政变，终于推翻了古拉特政府。为了破坏中国同巴西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政变发生后不几天，他们就逮捕和关押了中国在里约热内卢的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和翻译鞠庆东，以及从事贸易和展览的王耀庭、侯法曾、王治、马耀增、苏子平、宋贵宝、张宝生等九人，用毒刑拷打的手段和栽赃诬陷的办法，力图给我们的同志强加“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的罪名，而且还同台湾当局勾结，企图把被捕的九名中国人劫持到台湾去。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新华社和贸促会立即成立了营救小组。那时，我正好从古巴担任了三年记者后回到北京，申请去墨西哥的签证还没有消息。社内负责营救工作的外事部要我参加他们的工作，当然我是义不容辞的。在国内外强大的支持和声援下，王唯真他们挫败了反华势力企图强加给他们各种罪名的阴谋，经过一年零半个月的英勇斗争，终于回到了北京，受到了我国领导人和各界群众的欢迎。

我是1954年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后认识王唯真的，他在香港担任副总编辑五年后刚回来。他同我年龄差不多，但他却是延安来的老八路。他生于菲律宾爱国侨领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15岁时从菲律宾到延安参加革命，1941年到延安新华总社工作，从此在六十多年的岁月中，为新华社的事业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我同他在国际部共事了二十多年，但由于各自在国外工作，见面的机会很少。他历任驻越南、巴西记者，我在1962年随新闻代表团访问巴西时，他到里约热内卢工作还不久，没想到才两年多就遇到了政变的事件。

1962年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巴西，左起：中央廣播事業局刘习良，新华社国际部王殊、王唯真、人民日报谭文瑞在里约热内卢新闻界欢迎酒会上。

王唯真从巴西回来后，被任命为国际部副主任。还没有上班多久，文革就开始了。他在巴西的英勇斗争受到了赞誉，可没有料到在文革中历尽了艰辛和坎坷。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从1966年5月开始多次到新华社，煽动群众起来造反，向社编委开火，鼓吹社编委、党委不能领导运动，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新华社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8月初128人在总社大礼堂被揪斗，并在社内戴高帽子游街；从社长、各部主任到发稿助理大小领导纷纷被列为「审查对象」，并且打入劳改队，半天劳动半天检查。国家通讯社从此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在动荡的形势下，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决定由《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担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王唯真担任副社长，主管业务工作。没料到胡痴上任才几天便被当成反革命关押进卫戍区，王唯真随即被宣布为新华社第一副社长，负责新华社全面工作，后又被宣布代理社长。

当时，我已在劳改队同大家一起劳动，大家听说让王唯真负责全社的工作，都为他暗暗担心，还不仅因为他长期在国外做记者，没有担任行政领导的经验，更因为是在文革乱世，两派内战激化，机构都已瘫痪，工作难度大，要冒很大的风险。果然，还没有多久，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王唯真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他接受这个艰险的工作任务后，虽然上下的压力都很大，仍努力排除干扰，坚守工作岗位，维持了社内的工作秩序。他反对造反派揪斗和对老干部搞逼供信，要求老干部经受得起考验；拒绝造反派要求公开社内的人事和业务档案，禁止他们企图销毁国家领导干部的历史图片资料；电请各省军区协助恢复地方分社的工作，释放被拘捕的分社记者、编辑等，避免了运动给通讯社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些当然很快引起了造反派的极度不满和怀恨，他们造谣诬告他是“最大的保皇派和绊脚石”，挑动事端，制造混乱局势，加紧迫害老干部和打击不同意他们做法的人，甚至到社长室无理取闹滋事等。

王唯真感到力不从心，在五月起就屡次打报告要求对新华社实行军管，没有得到答复，又提出请辞，也没有照准。直到当年十二月四日半夜，造反派公然到他住处对他进行绑架，由于周围邻居的救助没有得逞。十二月六日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见到周总理，又提出社内局势混乱，希望立即实行军管，总理表示可以考虑。十二月二十一日，军管小组进驻新华社。

军管的一些人虽然声称要对两派一碗水端平，大力促进大联合，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泛滥下，思想上仍是支持他们认为的所谓“左”派。一些造反派竭力散布谣言，诬蔑王唯真“右倾保守”、“同走资派划不清界线”等，让王唯真这个代理社长靠边站了。到一九六九年，军管小组偏听偏信，诬陷了总社干部中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所谓“五·一六”分子五十多人，将其中一些人隔离审查，王唯真更是被诬陷为新华社“五·一六”的总后台。

为时不久，1970年陈伯达被中央点了名。由于中央任命王唯真担任副社长的决定，当初是由陈伯达等人到新华社传达的，一些人就偷换概念，把“传达人”演绎成“任命人”，以审查王唯真同陈伯达的关系为借口，来把他彻底打倒。王唯真遂被军管隔离审查，还被批斗和抄家，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折磨。当时在社内极“左”思潮横行，一些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肆影射攻击对社内工作很不满意的周恩来，有的人甚至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还给姚文元写信提名几个“左”派来接替已复职的社领导。

文革结束后，强加给王唯真的各种罪名被解除了，但在给他做的结论中仍认为他在担任代理社长期间执行宣传报道中有“错误”。很多老同事认为这种提法很不公平：当时面对上级的指示，无论谁在新华社的领导岗位，都不能不执行。他担任副社长、代理社长期间，在极“左”势力泰山压顶、身处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已做到了他可能做和能够做的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从来没有赶浪头、充“左”派，也没有拉关系搞投机，能做到这样是非常难得的。

可以告慰的是，新华社在王唯真逝世后的讣告中指出，曾任代理社长的王唯真把一生忠诚地献给了新华社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在“文革”中担任代理社长期间虽身处逆境，仍努力顶住压力，坚守岗位，稳定社内的正常秩序，保护干部队伍，保护国家机密和档案资料，避免了新华社事业在运动中遭受重大损失。很多的老领导和老同事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就是对他忠诚一生的最好证明。

作者简介：江苏常熟人，1924年出生，1948年起历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志愿军总分社记者，1956年5月起历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扎伊尔、古巴、联邦德国记者；1972年10月调外交部工作，历任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大使。1977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年任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1986年10月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98年离休。

2009年写于北京